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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集中到城镇了，人气、商机也就有了。”当初，亲耳聆听了成都市领导的这番说辞，白衣村的徐火全心动了，他自愿把自家宅院交给政府做“土地整理”，从而拿到一笔补贴金(约1．3万元)到镇上来参加集体盖楼。
政府免费提供地皮，统一提供建房图纸，徐火全自己出资建造。他口气很大，一下子要了两个铺面的地皮，上下3层一共500平方米。
徐火全的生活发生了变化，而变化的背景就是成都“城乡一体化”政策框架的实施：按照规划，政府要打造1个特大城市、8个中等城市、30个小城市、60个小城镇和600个新型农村社区。其中一条“农民向集中居住区集中”，在政府提供的诸多方案中，农民们基本上选择了新型农村社区和小城镇的集体盖房运动。前者，农民只需花3万元上下，一般人家的选项；后者则要花10万元以上，富裕人家的选项。
现在，成都的大城小镇无数个繁忙的工地都在盖“新居工程”、“安置楼”。这场“城乡一体化”的城市化运动还为成都“衔来一枚橄榄叶”——第三个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花落成都，媒体冠以“新特区”之名。
真假城市化
2005年徐火全的房子修好了，徐家4口人便搬到镇上来生活，小孩进了镇中心小学念书，残疾的母亲就医也方便了，但在享受城市文明之际新问题亦接踵而至。
新家距离老家4公里路，回去种地不方便了，以前在农村都是自己种菜吃，吃的粮食及烧的柴基本不用花钱买，现在“一顿不买菜就要饿肚子”，生活成本迅速增加，可持续生计问题成了徐家的“当务之急”。修房子后，徐火全不仅花掉了全部积蓄，还跟亲戚朋友借了4万元，跟银行贷了2万元。
夫妇俩到镇上后一下子变成了待业者，在羊安这个“先城市化后工业化”的城镇，原有工商业根本不足以支撑迅速增加的成千上万人口，待业的日子一日日拉长，望不见尽头。镇政府的人曾上门取走他老婆的身份证，说是进行就业培训登记，可至今未被叫去参加任何培训。
一份由成都市政协实施的《成都市城乡一体化田野调查》中，对1200户新城镇居民的问卷调查表明，2002年到2004年间通过政府组织的职业培训获得技能的居民仅占全体农民的6.73％，“大部分农民仍然依靠自身努力获得技能”。
这一点，成都市市委书记李春诚也注意到了：“如果不能够有效地解决他的就业问题，不能够很好地解决他的基本保障问题，而把富余人口都集中到城市来，只能是添乱，这是假城市化。”
“城市化不能超速，超速会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诸如就业不足、贫困人口增加、社会治安恶化等。”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三农问题专家陈武元说，这不是危言耸听，城市化必须量力而行，否则会搞成“城市不像城市，农村不像农村”。
这一套做法并非成都首创，英国人早就实践了半个多世纪，叫中心居民点政策，内核都一样，就是政府集中投资建设中心居民点，鼓励人口的流入，“拆村并点”。这样，既可以节约土地，又可以节约政府对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的投资和管理成本。
然而，实践下来，英国中心居民点政策饱受批评，特别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考量，此一政策失分较多。比如说，非中心居民点的小乡村居民点因而丧失了改善基础设施的机会，那里的居民必须乘公交车或开车去中心居民点获得社会服务，如果他们或穷或老或小，没有车，公交车也因为亏本而停运，那么，他们的生活标准反倒下降了。
英国人的教训还说明，中心居民点的承载力毕竟有限，后来者涌入毕竟使土地紧张、房价上涨，远远超出小居民点“边缘人群”的支付范围，真正可以移居的家庭不多，而富人却可以继续涌入，造成社会分化。
值得一提的是，英国人还有一个大教训——完全拆除非中心乡村居民点是十分昂贵和具有社会风险的。1970年，英国人在一个县拆除了8个乡村居民点之后便悬崖勒马，他们并不愿意担毁坏乡村历史风貌和激化社会矛盾的罪名。
这个风险，成都执政者似乎已经体认到。羊安镇仁和新型社区民福院便是应对之策。这个投资70余万元于2006年落成的民福院，目标是把所有散居的鳏寡孤独残老人，以及社区中的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进行集中供养救助。
土地饥渴症
现在的徐火全比起农民时代的徐火全生活压力更大，但徐火全说，他的幸福在于未来，一个由父母官们描绘的未来——随着更多工业项目落户羊安，到2010年将有3万外来人口涌入羊安，他们不仅带来人气，更是财富。徐火全期待生意兴隆的那一天。
在中国，执政者近乎疯狂地追求土地，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有人形象地说，地方政府患了“土地饥渴症”。但中国再没有一个城市像成都这样特殊，中国极其宝贵的两片黑土地一块便是肥沃的成都平原，“四郊均系高产农田，城市用地紧凑”，成都每一次城市扩张都不可避免地侵占黑土良田。
1949年之前的成都城市特征是“大城市小郊区”，城市面积仅为29．9平方公里。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成都第一次扩张，市辖区扩大到280平方公里。“文革”结束后，国家开始实施市管县体制，先后14个县划归成都市管理，市辖区一下子变为12390平方公里，成都形成了“大城市带大农村”的特点。
如今，中心城区已经扩张450平方公里，面积约为1949年以前的15倍。膨胀的城市，消逝的良田，这是近30年中国高速工业化的一个共病，并非成都独有。面对急剧减少的耕地，国家不得不设置土地高压线，“誓保18亿亩耕地”。
后发制人的成都，现在誓做整个中西部的“火车头”，GDP和财政收入均把武汉、郑州、长沙和西安等省会城市抛在后面。国务院将成都定位为“三中心两枢纽”，既是西部商贸、科技、金融中心，也是西部交通与资讯枢纽。
迈向“三中心两枢纽”的成都，中心城区新一轮的扩张正在进行。但是，土地高压线使成都的城市扩张处在一个尴尬的困境之中。“土地从哪里来?”成为成都执政者最尴尬的问题。
聪明的成都执政者看到了“大城市带大农村”背后的土地资源，基本耕地动不得，但散居田间的宅基地是一块“待开发资源”，在农村，宅基地占去18％～20％的土地面积。执政者抓住成都成为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编修试点城市的契机，对农民宅基地进行“土地整理”。
这是一场温和的“圈地运动”，农民如果自愿把宅基地交给政府“整理成耕地”，就可拿一笔补贴金到政府新划定的居住区集体盖房，政府负责为集中居住区提供城市化的公共基础设施，共同实现“农村变城市，农民变城市人”的蜕变。
每整理一亩土地，政府投入1．8万元，5000元作为补贴金发给居民，5000元给施工队，8000元交给所在地政府作为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据悉，2年来成都市为此投入了 15亿元，对于一年财政收入不过200亿元的成都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小数字。
“钱从哪里来?”这是近年来成都执政者的一句口头禅。15亿元从“级差地租”中来——在成都市市长葛红林的一份讲话稿中，记者发现了这个“秘密”，成都通过“占一补一”实现土地置换，然后高价拍卖城区土地，从中取出部分收益支持“城乡一体化发展”。
此举可谓一石数鸟，既解决了城区扩张的土地需求，又解决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来源，还让成都市政府的腰包鼓起来。以中心城区为例，在政府的精心策划和运作之下，扩张中的东部新区的土地价格节节翻升，2003年9YJ是每亩不过70万元，2005年11月便升到每亩220万元。“政府一定要对土地采取市场化配置的办法，争取拿到最大的收益。”成都市市委书记李春诚说。
1．8万，220万元，2005年出现的这两个相关的数字让陈武元怒不可遏，他激烈地批判执政者廉价地骗走农民的宅基地，“把农民赶出来，把青年人赶到城市”，此举实现了土地资源向土地资本转变，但是收益却依然向城市倾斜。坊间更有批评说这是倒卖土地行为。
尽管面对非难，但土地饥渴症总要治疗的，成都的设想是——“成都能向国务院承包全市的耕地645万亩，保证总面积不少，这里的耕地用于开发，在另外的地方填补。”
好在执政者有所克制和自律。“我们现在推进城乡一体化(城乡一体、统筹推进的城市化)不具备遍地开花的条件。”成都市市委书记李春诚2005年时曾坦率地说，“现在还不敢把基本确定的规划提交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以法律的形式把它固定下来。”
[资料链接]
2003年起，成都城市化率每年以2．8％的速度增长，5年间约150万人摘掉农民帽子，近郊失地农民和远郊放弃宅基地的农民集体进城进镇进小区，“蜕变”成市民。按照成都的规划，到2010年1060万人口的成都城镇化率达到65％以上，未来3年还会有近百万人被摘掉农民帽子。
2004年，成都市全面推行一元化户籍管理制度，逐步取消农业和非农业户口性质的划分，统称为“居民户口”。尽管依附在城市居民户口上的一些特殊待遇尚未落实到摘掉帽子的农民头上，但是农村变城市，农民变城市人，转变的速度惊人。
古中医：危墙下的复兴
策划人语
中医作为面对疾病的临床知识系统，它只为临床使用而生，很多时候它所引发的争论与它的核心价值无关。一切医学必须面对的根本性质问只有一个：是否有效?而与生效机制是否“科学”无关。
医学领域天然倾向于实用主义哲学，疗效是一切问题的核心。当一种医学面临消失或被取缔的时候，除非你能确证它的无效，否则很难应对人道主义的诘问：当一个健康人忽然转换角色被迫接受疾病的折磨，他很容易就会发现，每种医疗手段的消失，都是对人类健康权的一次剥夺
不是每个人都能像胡适那样，被中医治好了病却为了民族“进步”的大计而依然鼓吹废弃中医。只有曾经遭遇“失灵”之苦的人所喊出的“废除”之声，才是医学内部必须回应的批评。
所谓“复兴古中医”，就是回到有疗效的中医，也只有这样的中医才有复兴的可能。出于文化多元主义与民族主义立场的声援，挽救不了中医中医并非因为它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而拥有被保护的理由；也不因为它“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
所谓“复兴古中医”，只有内批学艺不精的不肖之徒，才能在西医的竞争压力下外拓发展空间。否则即使外界的掣肘转为扶持，中医依然将在医疗市场上最终被患者淘汰。
遗憾的是，无论是国家医药政策的制定，中医知识的教育模式，还是作为法律、法规的中国药典、传染病法，似乎都不鼓励产生有疗效的中医师，也无助于培育一个自由开放的医疗市场。因此民间的努力，尽管发于危墙之下，却令人有所期待。或许，它将给你我的生命多一个选择。
——本刊编辑部
政府免费提供地皮，统一提供建房图纸，徐火全自己出资建造。他口气很大，一下子要了两个铺面的地皮，上下3层一共500平方米。
徐火全的生活发生了变化，而变化的背景就是成都“城乡一体化”政策框架的实施：按照规划，政府要打造1个特大城市、8个中等城市、30个小城市、60个小城镇和600个新型农村社区。其中一条“农民向集中居住区集中”，在政府提供的诸多方案中，农民们基本上选择了新型农村社区和小城镇的集体盖房运动。前者，农民只需花3万元上下，一般人家的选项；后者则要花10万元以上，富裕人家的选项。
现在，成都的大城小镇无数个繁忙的工地都在盖“新居工程”、“安置楼”。这场“城乡一体化”的城市化运动还为成都“衔来一枚橄榄叶”——第三个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花落成都，媒体冠以“新特区”之名。
真假城市化
2005年徐火全的房子修好了，徐家4口人便搬到镇上来生活，小孩进了镇中心小学念书，残疾的母亲就医也方便了，但在享受城市文明之际新问题亦接踵而至。
新家距离老家4公里路，回去种地不方便了，以前在农村都是自己种菜吃，吃的粮食及烧的柴基本不用花钱买，现在“一顿不买菜就要饿肚子”，生活成本迅速增加，可持续生计问题成了徐家的“当务之急”。修房子后，徐火全不仅花掉了全部积蓄，还跟亲戚朋友借了4万元，跟银行贷了2万元。
夫妇俩到镇上后一下子变成了待业者，在羊安这个“先城市化后工业化”的城镇，原有工商业根本不足以支撑迅速增加的成千上万人口，待业的日子一日日拉长，望不见尽头。镇政府的人曾上门取走他老婆的身份证，说是进行就业培训登记，可至今未被叫去参加任何培训。
一份由成都市政协实施的《成都市城乡一体化田野调查》中，对1200户新城镇居民的问卷调查表明，2002年到2004年间通过政府组织的职业培训获得技能的居民仅占全体农民的6.73％，“大部分农民仍然依靠自身努力获得技能”。
这一点，成都市市委书记李春诚也注意到了：“如果不能够有效地解决他的就业问题，不能够很好地解决他的基本保障问题，而把富余人口都集中到城市来，只能是添乱，这是假城市化。”
“城市化不能超速，超速会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诸如就业不足、贫困人口增加、社会治安恶化等。”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三农问题专家陈武元说，这不是危言耸听，城市化必须量力而行，否则会搞成“城市不像城市，农村不像农村”。
这一套做法并非成都首创，英国人早就实践了半个多世纪，叫中心居民点政策，内核都一样，就是政府集中投资建设中心居民点，鼓励人口的流入，“拆村并点”。这样，既可以节约土地，又可以节约政府对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的投资和管理成本。
然而，实践下来，英国中心居民点政策饱受批评，特别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考量，此一政策失分较多。比如说，非中心居民点的小乡村居民点因而丧失了改善基础设施的机会，那里的居民必须乘公交车或开车去中心居民点获得社会服务，如果他们或穷或老或小，没有车，公交车也因为亏本而停运，那么，他们的生活标准反倒下降了。
英国人的教训还说明，中心居民点的承载力毕竟有限，后来者涌入毕竟使土地紧张、房价上涨，远远超出小居民点“边缘人群”的支付范围，真正可以移居的家庭不多，而富人却可以继续涌入，造成社会分化。
值得一提的是，英国人还有一个大教训——完全拆除非中心乡村居民点是十分昂贵和具有社会风险的。1970年，英国人在一个县拆除了8个乡村居民点之后便悬崖勒马，他们并不愿意担毁坏乡村历史风貌和激化社会矛盾的罪名。
这个风险，成都执政者似乎已经体认到。羊安镇仁和新型社区民福院便是应对之策。这个投资70余万元于2006年落成的民福院，目标是把所有散居的鳏寡孤独残老人，以及社区中的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进行集中供养救助。
土地饥渴症
现在的徐火全比起农民时代的徐火全生活压力更大，但徐火全说，他的幸福在于未来，一个由父母官们描绘的未来——随着更多工业项目落户羊安，到2010年将有3万外来人口涌入羊安，他们不仅带来人气，更是财富。徐火全期待生意兴隆的那一天。
在中国，执政者近乎疯狂地追求土地，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有人形象地说，地方政府患了“土地饥渴症”。但中国再没有一个城市像成都这样特殊，中国极其宝贵的两片黑土地一块便是肥沃的成都平原，“四郊均系高产农田，城市用地紧凑”，成都每一次城市扩张都不可避免地侵占黑土良田。
1949年之前的成都城市特征是“大城市小郊区”，城市面积仅为29．9平方公里。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成都第一次扩张，市辖区扩大到280平方公里。“文革”结束后，国家开始实施市管县体制，先后14个县划归成都市管理，市辖区一下子变为12390平方公里，成都形成了“大城市带大农村”的特点。
如今，中心城区已经扩张450平方公里，面积约为1949年以前的15倍。膨胀的城市，消逝的良田，这是近30年中国高速工业化的一个共病，并非成都独有。面对急剧减少的耕地，国家不得不设置土地高压线，“誓保18亿亩耕地”。
后发制人的成都，现在誓做整个中西部的“火车头”，GDP和财政收入均把武汉、郑州、长沙和西安等省会城市抛在后面。国务院将成都定位为“三中心两枢纽”，既是西部商贸、科技、金融中心，也是西部交通与资讯枢纽。
迈向“三中心两枢纽”的成都，中心城区新一轮的扩张正在进行。但是，土地高压线使成都的城市扩张处在一个尴尬的困境之中。“土地从哪里来?”成为成都执政者最尴尬的问题。
聪明的成都执政者看到了“大城市带大农村”背后的土地资源，基本耕地动不得，但散居田间的宅基地是一块“待开发资源”，在农村，宅基地占去18％～20％的土地面积。执政者抓住成都成为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编修试点城市的契机，对农民宅基地进行“土地整理”。
这是一场温和的“圈地运动”，农民如果自愿把宅基地交给政府“整理成耕地”，就可拿一笔补贴金到政府新划定的居住区集体盖房，政府负责为集中居住区提供城市化的公共基础设施，共同实现“农村变城市，农民变城市人”的蜕变。
每整理一亩土地，政府投入1．8万元，5000元作为补贴金发给居民，5000元给施工队，8000元交给所在地政府作为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据悉，2年来成都市为此投入了 15亿元，对于一年财政收入不过200亿元的成都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小数字。
“钱从哪里来?”这是近年来成都执政者的一句口头禅。15亿元从“级差地租”中来——在成都市市长葛红林的一份讲话稿中，记者发现了这个“秘密”，成都通过“占一补一”实现土地置换，然后高价拍卖城区土地，从中取出部分收益支持“城乡一体化发展”。
此举可谓一石数鸟，既解决了城区扩张的土地需求，又解决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来源，还让成都市政府的腰包鼓起来。以中心城区为例，在政府的精心策划和运作之下，扩张中的东部新区的土地价格节节翻升，2003年9YJ是每亩不过70万元，2005年11月便升到每亩220万元。“政府一定要对土地采取市场化配置的办法，争取拿到最大的收益。”成都市市委书记李春诚说。
1．8万，220万元，2005年出现的这两个相关的数字让陈武元怒不可遏，他激烈地批判执政者廉价地骗走农民的宅基地，“把农民赶出来，把青年人赶到城市”，此举实现了土地资源向土地资本转变，但是收益却依然向城市倾斜。坊间更有批评说这是倒卖土地行为。
尽管面对非难，但土地饥渴症总要治疗的，成都的设想是——“成都能向国务院承包全市的耕地645万亩，保证总面积不少，这里的耕地用于开发，在另外的地方填补。”
好在执政者有所克制和自律。“我们现在推进城乡一体化(城乡一体、统筹推进的城市化)不具备遍地开花的条件。”成都市市委书记李春诚2005年时曾坦率地说，“现在还不敢把基本确定的规划提交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以法律的形式把它固定下来。”
[资料链接]
2003年起，成都城市化率每年以2．8％的速度增长，5年间约150万人摘掉农民帽子，近郊失地农民和远郊放弃宅基地的农民集体进城进镇进小区，“蜕变”成市民。按照成都的规划，到2010年1060万人口的成都城镇化率达到65％以上，未来3年还会有近百万人被摘掉农民帽子。
2004年，成都市全面推行一元化户籍管理制度，逐步取消农业和非农业户口性质的划分，统称为“居民户口”。尽管依附在城市居民户口上的一些特殊待遇尚未落实到摘掉帽子的农民头上，但是农村变城市，农民变城市人，转变的速度惊人。
古中医：危墙下的复兴
策划人语
中医作为面对疾病的临床知识系统，它只为临床使用而生，很多时候它所引发的争论与它的核心价值无关。一切医学必须面对的根本性质问只有一个：是否有效?而与生效机制是否“科学”无关。
医学领域天然倾向于实用主义哲学，疗效是一切问题的核心。当一种医学面临消失或被取缔的时候，除非你能确证它的无效，否则很难应对人道主义的诘问：当一个健康人忽然转换角色被迫接受疾病的折磨，他很容易就会发现，每种医疗手段的消失，都是对人类健康权的一次剥夺
不是每个人都能像胡适那样，被中医治好了病却为了民族“进步”的大计而依然鼓吹废弃中医。只有曾经遭遇“失灵”之苦的人所喊出的“废除”之声，才是医学内部必须回应的批评。
所谓“复兴古中医”，就是回到有疗效的中医，也只有这样的中医才有复兴的可能。出于文化多元主义与民族主义立场的声援，挽救不了中医中医并非因为它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而拥有被保护的理由；也不因为它“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
所谓“复兴古中医”，只有内批学艺不精的不肖之徒，才能在西医的竞争压力下外拓发展空间。否则即使外界的掣肘转为扶持，中医依然将在医疗市场上最终被患者淘汰。
遗憾的是，无论是国家医药政策的制定，中医知识的教育模式，还是作为法律、法规的中国药典、传染病法，似乎都不鼓励产生有疗效的中医师，也无助于培育一个自由开放的医疗市场。因此民间的努力，尽管发于危墙之下，却令人有所期待。或许，它将给你我的生命多一个选择。
——本刊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