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承认，《人大常委会监督法》的通过是法制建设的一个进步。这部法律从起草到颁布历时20年，常言道：“亡羊补牢，犹未为晚”，但是监督的大好时机已经错失了。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开始走向正轨，经济活动日渐活跃。但由于处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双轨运行阶段，一些体制上的弊端凸现，例如 “官倒”现象和权力腐败等，当时党和政府十分警惕这些不良的苗头，希望通过健全民主监督和法制加以遏制，出台一部《监督法》是当时的共识。但由于80年代末发生了重大的历史事件，使《监督法》的制定走走停停，长期未能成文。
　　90年代以来，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进展缓慢，经济却高速增长，腐败现象也日趋严重，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两个轮子不同步，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引起领导高度重视，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措施，例如最近颁布的《人大常委会监督法》和《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等。
　　对于《人大常委会监督法》的出台，我们关注的不是它的象征意义，而是可操作性。以往的经验证明，出台难以执行的政策法规，受损害的是党和政府的威信。例如1995年中共中央下发的《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后来实际上成了官样文章。《审计法》1994年颁布，人们对“审计”寄予厚望，但时至今日，不少部门仍阳奉阴违，公众则陷入“审计疲劳”。政策、法令出了中南海或人民大会堂，往往就走样。要使《人大常委会监督法》不再出现有法不依的情况，关键要有体制保证。
　　这部法律将监督限于各级人大常委会，将监督范围限于“一府两院”，马上有人提出权限、范围太小，还有人提出“谁来监督人大代表”的问题。这关系到人大代表和常委的产生方式和构成，代表名单、特别是常委名单是内定的，很多代表是党政官员，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还有些忙碌的明星代表，对于政事并无兴趣，却硬要勉人所难。代表当然是越广泛越好，但人数多却不专职也不专业，就难免表决机器之嫌。
　　在人大监督缺位的背景下，一些重大事件和案件往往是通过新闻媒体和互联网才得以披露的。近来还出现一种有趣现象：某些垄断部门要出台新规定，往往先利用媒体放空气试探，如果公众反弹强烈，就赶快收回，宣布这消息是谣言。
　　针对这种情况，《人大常委会监督法》出台是一个进步。但公民监督、媒体监督还需要与人大监督相互结合，特别是在人大监督目前还没有真正硬起来的时候，配套的监督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