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9月，湖南文艺出版社成立前夕，已内定为第一副主编的弘征请时任我国“头号大社”人民出版社总编辑、社长的老出版家严秀（曾彦修）和《红旗》杂志的文教部主任牧惠到长沙商量出版“当代杂文选粹”丛书。他们提出还应包括台湾作家的作品，首先考虑的便是柏杨和龙应台。弘征承认，当时对此二人也是只知有其人而未得读其书。
　　此时《丑陋的中国人》台湾版在广东等沿海地区已开始悄悄流传，牧惠趁去广州开会的机会设法弄到一本。牧惠回忆说，打开一读他就感到这本书的内容相当尖锐精彩。回京后他马上找严秀商量如何出版。1986年9月，牧惠将此书寄与弘征。弘征一读，也感“果然犀利异常，不同凡响，对促进国人正视自己民族的某些弱点确为良药，但要在当时的气氛下出版必然会引起轩然大波。”于是立即决定出版。为尽量降低风险，他们对某些当时认为“不宜”部分做了删节，同时还决定由严秀起草，三人共同署名写一篇《编后记》做必要的说明，“先做点预防准备”。弘征回忆说：“其时社长黄启衰同志因长期患病不能视事，社里实际由我主持工作，向省出版局申报选题的报告亦由我一人署名，以省却将来一旦出事不免要连累他的后顾之忧。”
　　弘征回忆说：“排印过程中，在一次《红旗》编辑部的编委、室主任会议上，传达了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一段话。大意是：台湾有位柏杨，写了一本《丑陋的中国人》，主要讲中国人的国民性实在丑。他的说法，有人赞成，有人反对。可是，用这些东西来激发我们的斗志，我看也有点好处。听了这番传达后，我心里高兴，但对出书之事默不作声。我知道，随便在这里透漏这类事情，未必会有好结果。”
　　弘征深知此事风险颇大，为了赶时间以防生变，他便守在工厂里一边校对一边改样，不到一个月就出了书，很快就风靡了全国。各地书店的订单、催书电报如雪片飞来，加印的书还来不及送仓库，就从车间里打包直接送火车站，到年底已经累计印了90万册！
　　但是好景不长，1987年初胡耀邦被迫辞职，《丑陋的中国人》作为“自由化”的典型遭到严厉的批判。“1987年初，《丑陋的中国人》忽然变成一本被讨伐的坏书。先是在一个范围不大的会议上，好几位文化界的老人对此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在一次全国出版工作会议上，一位既非在执法部门也非在出版部门负责的人竟然宣布，谁敢卖《丑陋的中国人》，我就派人去封他的书店！与会者被吓得出了一身冷汗。转载了《编后记》的《书刊导报》编辑部赶紧给订户发出一封信，承认他们这期刊登的文章、消息‘犯了严重错误’，‘为了尽量缩小不良影响’，请读者尽快将该期报纸退回。‘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式，使人感到事态的严重，预告着一个什么‘伟大’的政治运动又要来了。作者、出版者、编辑者则变成了只待判决的罪人，湖南出版界的空气更加紧张。”（《八十年代两起大批判小案》）此书立即被禁。
　　但半年后，此书忽又开禁。原来，1987年6月初在海口开全国文艺出版社总编辑会议期间，弘征向主持会议的新闻出版署副署长刘杲申述，对禁书表示不满，刘杲对此表示理解和同情，但又说此事非他个人可予答复，如果以社的名义向署里写报告又不能越级，便商议要弘征以个人的名义先向他写一封信详述理由以供他和其他署领导研究。
　　事有凑巧，1987年6月27日，胡乔木在参观一个新闻出版署举办的“非法出版物”内部预展时，看到《丑陋的中国人》也赫然在列，他却表示：“柏杨说台湾批他的书，大陆也批他的书。‘其实我不是不爱国，只是想要中国人争口气。’对于这类事不要大肆宣传为好。不然，台湾和大陆就一个样了。《丑陋的中国人》这样的书不能说是反动的，但这本书很偏激，我们要注意区别各种情况。”“本来，柏杨和他的书如何如何，完全是一个可以平等讨论的属于百家争鸣的问题，如果有地方发表，我们很容易写出一篇有力的驳斥文章。”显然，以胡乔木的身份说这番话，又是在把《丑陋的中国人》列为非法出版物的展览室参观时说的，其分量自然很不一般。这番话一出，《丑陋的中國人》被解禁了。
　　1987年8月22日下午，湖南文艺出版社忽然接到新闻出版署图书司的电话正式通知：“你社弘征同志给刘杲同志的信收到后，经研究，同意你们在信中的意见，《丑陋的中国人》可以陆续发出。请你们再正式写一报告，经省新闻出版局签署意见报来。”此书开禁，库存的十几万册书随即上市。
　　但事情并未结束，1989年的“风波”之后，《丑陋的中国人》又被作为宣扬“民族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的典型再次被批被禁。不过近些年来，此书又不止一次重新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