料峭寒冬，街上些许有些冷清，但在中关村生物医药园的实验室里，却是一派繁忙景象，身着白大褂的工作人员正在忙着做实验。虽然他们同处一个实验室，但他们却来自不同的生物医药企业。这就是中关村生物医药园为中小生物医药企业搭建的孵化器平台：各家企业依托医药园的实验设备搞自己的科研。依托医药园，一批生物技术领域的高端人才在实现自己的理想，也为中国的生物医药产业带来更多希望。
　　
　　崛起的中关村生物医药园
　　
　　中关村生物医药园是目前国内唯一一家以生物医药专业孵化器模式运转的生物技术园区，成立于2004年。企业孵化平台涵盖了条件平台、咨询平台、资本平台等多个方面，园区的条件平台总投入5000多万元，配备了100类360台套价值1900万元的仪器设备，建设了生物工程实验室、分析测试中心等开放实验室、生物制品中试和医疗器械的生产转化平台。在此基础上，医药园通过与科研院所、创新企业的合作，整合了多个生物工程的技术平台，以仪器设备租赁、实验室共享、人员培训、技术项目风险开发、委托试验和中试研究等方式为生物医药企业提供服务。在我国首先推出了天使投资和企业孵化平台相结合促进创业、风险投资和产业投资对接促进发展的全新的企业孵化模式。
　　目前中关村生物医药园在3万平方米的建筑内集聚了40余家生物医药创新企业，园区的企业已经有3个国家一类治疗用生物制品完成了临床前研究，正式申报了临床。
　　众所周知，医药研发是一项长期的工程，经常是十几年都完不成一个新药的研发。但为何仅仅在3年时间内，园区的企业就已经初见成效？进驻园区的几位企业家道出了其中的真谛！
　　
　　李秉 我们的基因药物针对黄种人
　　
　　北京奥源和力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源和力）的总裁李秉珅博士是位地地道道的海归。1992年，他远赴瑞典卡罗琳斯卡皇家医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其导师是诺贝尔医学奖评委之一。1996年，李秉珅顺利取得了博士学位，并赴英国伦敦作博士后研究。1998年，李秉珅参与了几位英国学者在伦敦创办的一家生物制药公司，“创业时公司只有几个人，到2004年公司已经发展壮大到约60人。”在英期间，李秉珅还曾担任全英中国生物科学学会理事长，而学会的第一任理事长就是饶子和院士，现任南开大学校长。
　　英国的成功创业和名誉地位并没有阻挡李秉珅的归国之路。这期间，李秉珅多次回国，“2004年底,我就完全从英国回来，之前的几次往返也是为最终的回来做准备。然后我们创办了奥源和力，做抗肿瘤基因药物的开发生产。”
　　李博士介绍说，公司在园区有自己的独立实验室，也有很多研发项目利用租赁园区的实验平台来做，现在有一个国家一类新药正在申请临床试验的批文，准备做临床试验的药品就是在园区的中试车间做出来的。
　　国外研究一个新药大约需要12年，耗资5亿-8亿美元；而国内则耗时较短，耗资少。李博士以自己为例介绍说，“我的这个新药预计需要7年，时间主要节省在临床阶段，因为国内患者较多，比较容易找到愿意接受新药临床试验的患者。但临床前的研发阶段并不比国外短。耗资约为1亿元人民币，比国外节省几十倍的资金。”
　　“制药业的发展从植物药物、植物提取到蛋白药物，又发展到生物药物，即基因药物。蛋白药物仅仅有40年的发展史，而基因药物则是最近15年发展起来的。我国目前在生物医药的基础研究领域与国外相差不多，但在生产工艺上至少有20年的差距。在和国外的公司交流、合作时，人家首先问你‘你与国外有什么不同’，我们的不同就是我们开发的基因治疗载体主要针对黄种人，基于不同病毒载体开发的基因药物效用，对不同的人种是有区别的。”访谈快要结束时，我们问他对今后有哪些打算时，李博士不愿意多说。看得出，他在等待着他那金子般的收获。
　　
　　黎志良 中国企业如何在全球生物医药产业链中分得一杯羹
　　
　　上世纪80年代，黎志良在中国疾病控制中心攻读硕士学位，师从侯云德院士。1990年，黎志良赴美，先后在南加州大学做艾滋病（HIV）研究，在罗氏制药（一家瑞士跨国公司）做病毒诊断，而后在密歇根大学读了MBA。2002年，黎志良回到硅谷创业，创办了一家管理咨询公司，做有关生物医药的咨询。拥有这样的教育和工作经历，黎志良对生物医药产业的思考有着更广阔的背景。
　　“IT技术和生物技术大约都起步于上世纪70年代，但IT技术发展迅猛。于是，搞IT的就嘲笑搞生物技术的：‘你看，你们研究艾滋病这么多年也没研究出个有效的药物来’！生物技术被认为是当今科技领域最前沿的技术，搞生物技术的人又怎肯罢休？于是，搞生物的回答搞IT的：‘IT是人工的密码，而生物技术是上帝的密码’。”黎志良对此没有多加评论，但他既然选择了生物医药，可见他对后者的钟爱。
　　全球领先的生物医药研发企业大都集中在美国，而全球生物医药产业每年的总产值约1000亿美元，中国如何参与全球生物医药的产业链条？黎志良说：“中国在生物技术领域拥有自己的优势——人，每年都有大批中国留学生到美国学习生物技术，而且比例相当高，国家需要的就是把这些人都吸引回来。”
　　2003年，黎志良回国创建了中美奥达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美奥达）。黎志良的目标就是要强势打入国际生物医药产业，让中国企业在全球生物医药产业链中占有一席之地，为后续自主创新大发展打下良好基础。中美奥达的经营模式就是CMO（Contract Manufacturing Organization），合同生产组织，即承担研发企业新药的临床前和临床用药的生产过程。“这是产业的发展趋势，一个企业把原料药、制剂、动物试验、临床试验，甚至研发都外包给专业公司来做，自己只做好品牌、销售等。此外还有的企业只做研发，成功之后把专利技术转让。我们所做的就是按照研发企业的标准生产出应用于临床的批量制物，药品成功与否的风险由研发企业来承担。
　　这种模式可以简单地称为生物医药的外包，相对制造业外包、IT外包，生物医药外包的专业技术要求更高。“生物医药的外包要求我们既有符合国际标准的生产、试验设备，又要拥有先进的生物研究技术。在中关村生物医药园，我们不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购买所需的所有设备，我们在这里发展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许松山 国际合作推动研发脚步
　　
　　北京诺思兰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诺思兰德）成立于2004年，董事长兼总经理许松山是位医学硕士。在基因治疗、融合蛋白和生物信息3个技术平台基础上，以肿瘤和心血管疾病为主攻方向，目前公司正在开发5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基因工程新药。对于这3年的创业路，许松山感慨颇多！
　　


　　许松山强调中关村生物医药园对生物新药研发企业的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他说：“最初在大连筹备公司的时候，我们得知北京正在建设一个生物医药园，我们马上改变最初的选择，来到北京。如果没有政府建设的这样的平台，我们自己就要投入很多资金建设研究基地和购买设备。在医药园，我们只建立自己的核心实验室，进行新药研发的基础工作，而中试放大、测试、临床试验用药品生产等工作可利用医药园提供的公用实验室及其设备，为创业性企业提供了非常友好的环境和条件。”
　　诺思兰德从成立之初就一直重视国际技术合作。许松山还说：“2004年7月，诺思兰德与韩国ViroMed公司签订了两个项目的合作开发协议，使双方开发的项目都是由一个产品变成两个产品，双方的研究水平都上了一个新台阶，并加快了研发进度，达到了优势互补、互惠互利的双赢目的。”目前，诺思兰德还与日本的两家公司开展国际合作。
　　许松山说，开发新药周期长，风险大，还得耐得住寂寞，新药开发投入大，研发阶段只有投入没有收益。因此，我们积极开展对国外的技术转让，已有2个项目成功地转让给外国企业。通过在研项目的专利授权，公司已获得2000万人民币的前期研究补偿费，以补充研发和经营所需的经费。目前，公司同时开发了5种新药，其中，“重组人白细胞介素Ⅱ”正在进行Ⅱ期临床试验，预计2009年可以推向市场，“重组人肝细胞生长因子裸质粒”准备进行临床研究，其他3种新药正在或基本完成临床前研究。由于这些在研项目基于自己的核心技术平台，利用同一技术平台同时开发技术上相关的几种新药，不但降低了研发成本，而且减少了研发风险。
　　对于公司未来的发展，许松山董事长充满了信心，“待第一个新药获得新药证书后，我们在国内建设自己的生产基地，并将产品推向国内市场；对于国外，通过专利授权或技术转让方式，与国外合作伙伴一起，共同开拓国际市场。”
　　走访完几家生物医药企业，负责医药园管理的中关村上地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杨雅洁经理说：“这种高度集中的生物医药软硬件环境为中小企业的创业、发展提供了机会，是真正意义上的孵化器。企业在完成初始的发展之后，就可以从园区毕业，开设自己的工厂。”
　　据杨雅洁说，园区内半数的从业人员有海外留学经历。医药园在短时间内就取得一定成果，正是得益于园区的孵化器作用，更得益于高端的生物医药人才的引进。正是这些以海外留学归国人员为代表的高端人才在引领中国生物医药产业的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