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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日美同盟是美苏冷战的产物，经过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进一步加强，其军事同盟的性质更加明显。两极格局结束后，日美同盟并未因苏联的解体而宣告解散，它在新时期的亚太地区发挥着重大影响。基于此，文章对日美同盟环境下中国处理台湾问题的利弊进行探索性分析，以期为妥善处理台湾问题提供参考。
【关键词】日美同盟 中国战略 台湾问题 利弊分析
日美同盟是美苏冷战的产物，开始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初，特别是随着50年代末期到60年代初期一系列条约的签署，日美同盟逐步形成，经过70年代中期的进一步加强，其军事同盟的性质更加明显。两极格局结束后，日美同盟并未因苏联的解体而宣告解散，相反地，这个同盟在新时期的亚太地区发挥着重大影响。在冷战后的台海局势中，日美同盟长期以来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日美同盟形成轨迹概述
美国一直希望利用台湾问题牵制中国以达到遏制中国发展的目的。另一方面，美国也意图通过台湾问题来施加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也存在着两个影响因素。其一，由于地缘政治的关系，日本的国家利益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国的影响，所以日本对台湾问题的政策与美国保持着相当的一致性，美国对台政策的改变将很大程度上影响日本的态度。其二，日本对台湾的侵略历史形成了日本的“台湾情结”。从中日甲午战争到二战结束，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长达50年之久，日本的政治、文化等对台湾地区的影响至今没有消散。这样的历史背景一方面让日本希望台湾问题向复杂化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台湾地区中“台独”力量的难以根除。
综上考虑，从政治经济角度分析，冷战后日美同盟下的台湾问题复杂程度越来越高，无论从地区本身的重要性还是三方所涉及的国家利益，台湾问题都是新时代、新情况下的博弈焦点。
中国在日美同盟环境下解决台湾问题的阻碍
台湾地区与日美两国的“准同盟”机制是主要障碍。自新中国成立后，美国便与台湾当局保持着一种军事同盟的状态。在中美正式建交前，这种同盟状态一直是十分明显的。在中美关系正常化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美交往密切的时期，这样的一种同盟关系不便再如此明显地存在。当时，美国和台湾地区的同盟关系虽然从条约上已经废除，但仍然以一种较为隐蔽的方式维系着。而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苏联的解体，日美同盟将战略遏制目标转向中国，美台隐蔽的同盟关系又得到了美国的重视并随着90年代日美同盟的重新定义而得以死灰复燃。不过，鉴于中国的强烈反应，日本和美国与台湾军事同盟的协调、沟通关系仍然是一种隐蔽和半公开的状态。这也是为什么将这样一种关系称为“准同盟”。
这样的“准同盟”关系有着各个方面的体现。首先，日美两国的对台政策越来越清晰、公开，这些政策也为这样一种关系提供了法理依据。除了较早之前的《美台关系法》，在2005年华盛顿举行的日美安全磋商委员会会后共同声明中则明确表示“台湾问题”属于日美同盟所关注的“周边事态”。这成为1969年“佐藤—尼克松声明”以来，首次将台湾问题明确列入日美关切范围。其次，在台部署战区导弹防御计划、日益密切完善的军事情报联络以及日美两国参与度越来越大的台湾联合军演在技术上、机制上和实战中强化着“准同盟”的关系。此外，在日本和美国的“台湾帮”、岛内的“台独”势力，也为这样一种“准同盟”关系制造宣传舆论压力。这样的一群人，也成为了维系“准同盟”关系的人脉基础。
日美同盟与台湾的“准同盟”关系对台湾问题处理的负面影响。一是“台独”势力狐假虎威，举动更加冒险。如上文所述，日美同盟的种种表现势必会对中国处理台湾问题造成不可避免的影响。其中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使台湾地区“台独”势力逐渐抬头。可以说，日美同盟直接增强了“台独”势力的顽固性和冒险性。“台独”势力的顽固性和冒险性的内在动因关键在于他们依仗日美、挟洋自重。这些人形成了一种“期盼”，他们希望甚至要求日美为其“台独”行为买单，在陈水扁执政时期希望借助日美两国巩固政权以抗衡大陆，为了保障自己的政权稳定并能够更加强化这样的一种“准同盟”关系，不断购买美国武器并敢当马前卒。所以，可以看出“台独”势力的基本战略在于利用中美日三国的矛盾为缺口实行自己的“台独”路线。而且随着“准同盟”关系的日益公开化，“台独”势力的行为愈发猖獗。虽然，由于近年国民党重掌台湾政权，他们的行动有所放缓，但一旦泛绿重新控制台湾，很难预料台湾问题是否会遇到更大的波折。
二是中美、中日关系变得更加紧张。“准同盟”关系对中国处理台湾问题的第二个影响在于这种关系加剧了中美、中日关系的脆弱性，严重损害了中美、中日双边关系的正常发展。美国、中国、日本现在是世界GDP总量排在前三位的国家，中美日三方关系时刻关系到当今的国际环境。而在中美、中日关系中，台湾问题的处理都是双方不可回避的话题。现如今这种“准同盟”的日益公开化、机制化，正朝着不利于中方的方向发展，这势必会影响中美、中日双边关系的正常发展。
当前的国际环境是处于全球经济危机的余波之中，欧洲面临主权债务危机，日美两国也在经济上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从长远发展的角度上分析是不利于任何一方的。因此，如何重新调整这种“准同盟”关系，建立一套协调机制，有效处理日美同盟对台湾地区的影响将对中美、中日双边关系的改善起到重要影响。
三是中国国家统一的周边环境受到影响。除了以上两点，美日台三方的“准同盟”对于中国国家统一的整体国际环境产生了诸多负面的影响。在固有的机制外，“台独”势力依靠这两个国家狐假虎威，开始拓展自己的“国际盟友”，为自己创造更大的活动空间。这些活动无疑对中国创造国家统一的良好国际环境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首先被这种拓展“国际生存空间”活动所影响的便是中国的周边国家，以韩国、澳大利亚为代表。这两个国家地缘上是美国力图对中国进行太平洋岛链包围的重要国家，是美国遏制中国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既然由美国人出面，那么“台独”势力拉拢这两个国家便更加容易。美国前副国务卿阿米蒂奇就曾经声称，美国期待与澳大利亚并肩作战，一旦台海地区爆发冲突，澳有义务出兵。在韩国，美国则一直酝酿重新定位驻韩美军的调度部署。2006年1月19日，美韩达成了驻韩美军新地位协定，并发表声明，称驻韩美军“战略灵活性”与五角大楼全球战略一致。 另外一个受到日美同盟影响的地区便是欧盟。在日本和美国的压力下，欧盟内部对于台湾问题一直有激烈的讨论，争议十分强烈。特别是在2005年7月，欧洲议会通过了《欧盟、中国和台湾关系以及远东安全》决议案，反对中国的《反分裂国家法》，触动了中国的政策底线。此外，日美两国阻止欧盟对华武器禁运，致使欧盟内部解除对华武器禁运的步伐放缓，对中欧关系的正常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日本也斡旋于瑞典、西班牙、英国和法国之间，强烈反对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售。
日美同盟环境下中国有效解决台湾问题的契机
日美同盟的大环境下，中国在解决台湾问题中存在种种阻碍与困难。但是，在当前格局下中国在处理台海事务中仍然有不少有利的方面。抓住这些契机，不仅可以克服“准同盟”关系所带来的困难，还可以加快推动台湾问题的有效解决。
中美日三国经济交往的日益密切抑制了“台独”势力的壮大。这些年国际经济形势处于金融海啸后的恢复期，但是经济一体化、区域集团化的趋势并没有改变。在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后的缓慢恢复过程中，中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对全球经济的拉动作用愈发明显。中美日三国的经济往来在近两三年更加密切。正因如此，美日两国不会因为台湾问题而彻底破坏与中国建立的良好关系。所以在与台湾构建“准同盟”的过程中，这两个国家都力图遏制中国，延缓中国崛起的进程。
日美同盟并不支持台湾“独立”或者改变台海现状。虽然日美同盟下，岛内的“台独”势力得以抬头并鼓噪舆论，但是他们期盼通过日美同盟或者美日台“准同盟”关系来寻求政治独立、成功摆脱大陆是不可能的。台湾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日美两国深知一旦触及中国的核心利益必将招致中国不满并引发强烈的反应。目前，在日本看来，日本政府是比较明确地反对台湾独立及台湾扩充军备的。特别是目前的经济衰退对日本社会的影响比较深远，日本更加不会冒着与中国这个邻国一战的风险来支持台湾“独立”。即便台湾在没有任何大国的支持下单方面“独立”，日本也不会卷入台海冲突中来。对于日本来说，避免台海局势的紧张不仅是保证台湾海峡这个日本“海上生命线”以及日本本土安全的需要，也是保障日本在华经济利益的驱动。
结语
目前，中国在经济危机之后的重要地位为中国在国内外事务上赢得了更多的话语权；台湾当局现在也由倾向合作的国民党执掌，两岸交流日益密切；日美两国在自身利益上需要中国。这些良好的条件可以说为中美日三国建立一个安全协调框架打下了基础。中国应利用现有的条件积极构建中美日三方的安全协调框架，这样的框架结构如果使三方减少障碍、沟通顺畅，那么可以很好地遏制“台独”，甚至是台湾问题边缘化也并非不可能。一个良好的协调机制有利于矛盾的有效处理，以免“台独”分子以此为借口重新将台湾问题复杂化，不仅如此，也利于亚太地区长期的和平稳定。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关键词】日美同盟 中国战略 台湾问题 利弊分析
日美同盟是美苏冷战的产物，开始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初，特别是随着50年代末期到60年代初期一系列条约的签署，日美同盟逐步形成，经过70年代中期的进一步加强，其军事同盟的性质更加明显。两极格局结束后，日美同盟并未因苏联的解体而宣告解散，相反地，这个同盟在新时期的亚太地区发挥着重大影响。在冷战后的台海局势中，日美同盟长期以来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日美同盟形成轨迹概述
美国一直希望利用台湾问题牵制中国以达到遏制中国发展的目的。另一方面，美国也意图通过台湾问题来施加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也存在着两个影响因素。其一，由于地缘政治的关系，日本的国家利益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国的影响，所以日本对台湾问题的政策与美国保持着相当的一致性，美国对台政策的改变将很大程度上影响日本的态度。其二，日本对台湾的侵略历史形成了日本的“台湾情结”。从中日甲午战争到二战结束，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长达50年之久，日本的政治、文化等对台湾地区的影响至今没有消散。这样的历史背景一方面让日本希望台湾问题向复杂化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台湾地区中“台独”力量的难以根除。
综上考虑，从政治经济角度分析，冷战后日美同盟下的台湾问题复杂程度越来越高，无论从地区本身的重要性还是三方所涉及的国家利益，台湾问题都是新时代、新情况下的博弈焦点。
中国在日美同盟环境下解决台湾问题的阻碍
台湾地区与日美两国的“准同盟”机制是主要障碍。自新中国成立后，美国便与台湾当局保持着一种军事同盟的状态。在中美正式建交前，这种同盟状态一直是十分明显的。在中美关系正常化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美交往密切的时期，这样的一种同盟关系不便再如此明显地存在。当时，美国和台湾地区的同盟关系虽然从条约上已经废除，但仍然以一种较为隐蔽的方式维系着。而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苏联的解体，日美同盟将战略遏制目标转向中国，美台隐蔽的同盟关系又得到了美国的重视并随着90年代日美同盟的重新定义而得以死灰复燃。不过，鉴于中国的强烈反应，日本和美国与台湾军事同盟的协调、沟通关系仍然是一种隐蔽和半公开的状态。这也是为什么将这样一种关系称为“准同盟”。
这样的“准同盟”关系有着各个方面的体现。首先，日美两国的对台政策越来越清晰、公开，这些政策也为这样一种关系提供了法理依据。除了较早之前的《美台关系法》，在2005年华盛顿举行的日美安全磋商委员会会后共同声明中则明确表示“台湾问题”属于日美同盟所关注的“周边事态”。这成为1969年“佐藤—尼克松声明”以来，首次将台湾问题明确列入日美关切范围。其次，在台部署战区导弹防御计划、日益密切完善的军事情报联络以及日美两国参与度越来越大的台湾联合军演在技术上、机制上和实战中强化着“准同盟”的关系。此外，在日本和美国的“台湾帮”、岛内的“台独”势力，也为这样一种“准同盟”关系制造宣传舆论压力。这样的一群人，也成为了维系“准同盟”关系的人脉基础。
日美同盟与台湾的“准同盟”关系对台湾问题处理的负面影响。一是“台独”势力狐假虎威，举动更加冒险。如上文所述，日美同盟的种种表现势必会对中国处理台湾问题造成不可避免的影响。其中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使台湾地区“台独”势力逐渐抬头。可以说，日美同盟直接增强了“台独”势力的顽固性和冒险性。“台独”势力的顽固性和冒险性的内在动因关键在于他们依仗日美、挟洋自重。这些人形成了一种“期盼”，他们希望甚至要求日美为其“台独”行为买单，在陈水扁执政时期希望借助日美两国巩固政权以抗衡大陆，为了保障自己的政权稳定并能够更加强化这样的一种“准同盟”关系，不断购买美国武器并敢当马前卒。所以，可以看出“台独”势力的基本战略在于利用中美日三国的矛盾为缺口实行自己的“台独”路线。而且随着“准同盟”关系的日益公开化，“台独”势力的行为愈发猖獗。虽然，由于近年国民党重掌台湾政权，他们的行动有所放缓，但一旦泛绿重新控制台湾，很难预料台湾问题是否会遇到更大的波折。
二是中美、中日关系变得更加紧张。“准同盟”关系对中国处理台湾问题的第二个影响在于这种关系加剧了中美、中日关系的脆弱性，严重损害了中美、中日双边关系的正常发展。美国、中国、日本现在是世界GDP总量排在前三位的国家，中美日三方关系时刻关系到当今的国际环境。而在中美、中日关系中，台湾问题的处理都是双方不可回避的话题。现如今这种“准同盟”的日益公开化、机制化，正朝着不利于中方的方向发展，这势必会影响中美、中日双边关系的正常发展。
当前的国际环境是处于全球经济危机的余波之中，欧洲面临主权债务危机，日美两国也在经济上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从长远发展的角度上分析是不利于任何一方的。因此，如何重新调整这种“准同盟”关系，建立一套协调机制，有效处理日美同盟对台湾地区的影响将对中美、中日双边关系的改善起到重要影响。
三是中国国家统一的周边环境受到影响。除了以上两点，美日台三方的“准同盟”对于中国国家统一的整体国际环境产生了诸多负面的影响。在固有的机制外，“台独”势力依靠这两个国家狐假虎威，开始拓展自己的“国际盟友”，为自己创造更大的活动空间。这些活动无疑对中国创造国家统一的良好国际环境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首先被这种拓展“国际生存空间”活动所影响的便是中国的周边国家，以韩国、澳大利亚为代表。这两个国家地缘上是美国力图对中国进行太平洋岛链包围的重要国家，是美国遏制中国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既然由美国人出面，那么“台独”势力拉拢这两个国家便更加容易。美国前副国务卿阿米蒂奇就曾经声称，美国期待与澳大利亚并肩作战，一旦台海地区爆发冲突，澳有义务出兵。在韩国，美国则一直酝酿重新定位驻韩美军的调度部署。2006年1月19日，美韩达成了驻韩美军新地位协定，并发表声明，称驻韩美军“战略灵活性”与五角大楼全球战略一致。 另外一个受到日美同盟影响的地区便是欧盟。在日本和美国的压力下，欧盟内部对于台湾问题一直有激烈的讨论，争议十分强烈。特别是在2005年7月，欧洲议会通过了《欧盟、中国和台湾关系以及远东安全》决议案，反对中国的《反分裂国家法》，触动了中国的政策底线。此外，日美两国阻止欧盟对华武器禁运，致使欧盟内部解除对华武器禁运的步伐放缓，对中欧关系的正常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日本也斡旋于瑞典、西班牙、英国和法国之间，强烈反对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售。
日美同盟环境下中国有效解决台湾问题的契机
日美同盟的大环境下，中国在解决台湾问题中存在种种阻碍与困难。但是，在当前格局下中国在处理台海事务中仍然有不少有利的方面。抓住这些契机，不仅可以克服“准同盟”关系所带来的困难，还可以加快推动台湾问题的有效解决。
中美日三国经济交往的日益密切抑制了“台独”势力的壮大。这些年国际经济形势处于金融海啸后的恢复期，但是经济一体化、区域集团化的趋势并没有改变。在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后的缓慢恢复过程中，中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对全球经济的拉动作用愈发明显。中美日三国的经济往来在近两三年更加密切。正因如此，美日两国不会因为台湾问题而彻底破坏与中国建立的良好关系。所以在与台湾构建“准同盟”的过程中，这两个国家都力图遏制中国，延缓中国崛起的进程。
日美同盟并不支持台湾“独立”或者改变台海现状。虽然日美同盟下，岛内的“台独”势力得以抬头并鼓噪舆论，但是他们期盼通过日美同盟或者美日台“准同盟”关系来寻求政治独立、成功摆脱大陆是不可能的。台湾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日美两国深知一旦触及中国的核心利益必将招致中国不满并引发强烈的反应。目前，在日本看来，日本政府是比较明确地反对台湾独立及台湾扩充军备的。特别是目前的经济衰退对日本社会的影响比较深远，日本更加不会冒着与中国这个邻国一战的风险来支持台湾“独立”。即便台湾在没有任何大国的支持下单方面“独立”，日本也不会卷入台海冲突中来。对于日本来说，避免台海局势的紧张不仅是保证台湾海峡这个日本“海上生命线”以及日本本土安全的需要，也是保障日本在华经济利益的驱动。
结语
目前，中国在经济危机之后的重要地位为中国在国内外事务上赢得了更多的话语权；台湾当局现在也由倾向合作的国民党执掌，两岸交流日益密切；日美两国在自身利益上需要中国。这些良好的条件可以说为中美日三国建立一个安全协调框架打下了基础。中国应利用现有的条件积极构建中美日三方的安全协调框架，这样的框架结构如果使三方减少障碍、沟通顺畅，那么可以很好地遏制“台独”，甚至是台湾问题边缘化也并非不可能。一个良好的协调机制有利于矛盾的有效处理，以免“台独”分子以此为借口重新将台湾问题复杂化，不仅如此，也利于亚太地区长期的和平稳定。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