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泽东1960年代的诗作中，《七律・吊罗荣桓同志》一诗可入上乘。然而它被国内绝大多数毛泽东诗词研究者误解误读了。其诗云：
　　
　　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
　　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
　　斥鷃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
　　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
　　
　　【毛泽东会在此时挑剔林彪吗】
　　该诗在《毛泽东诗词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首次发表时，编注者这样介绍说：罗荣桓“1963年12月16日在北京逝世”，毛泽东“知道罗逝世的消息以后悲痛逾常，这首悼诗就是在悲痛的激情中写成的。由于罗曾长期同林彪共事，所以诗内提到林的事”。对于该诗，编注者将句中的“每相违”释为“常有不同意见的争执”，将“长征”一句释为长征路上解决林彪反对中央军委领导的问题“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将“战锦”释为攻打锦州时“罗荣桓同志是主张执行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的战略决策的”，林彪则“一再反对”。笔者早在1989年就指出这是一种误注。然而，在1996年版《毛泽东诗词集》中其注释一仍其旧。依据这样的题解和注释，可将该诗意译如下：
　　记得当年红军初创的游击战争年代，你我与林彪总是发生意见争执。
　　长征路上解决林彪反对我及军委领导的问题无甚困难，在攻打锦州的战略大问题上，林彪一再反对，你却支持了我。
　　每每闻知那鷃雀林彪欺负你这大鹏，那昆鸡耻笑你这老鹰……
　　这完全是在写林彪的大字报，哪里是在吊罗荣桓同志。任何读者这样来读诗，恐怕都会有味同嚼蜡之感。按照这种思路，这首诗恐怕连蹩脚的诗都称不上，而是在平铺直叙地记述罗荣桓及自己与林彪的关系史。显然，这里的注释已错位得离谱了，其问题在于没有把诗与文（及史）区别开来，没有把握诗尤其是毛泽东的诗的特质。毛泽东素认为“诗言志”，“诗以情胜”，“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诗“不能不用”“比、兴两法”。
　　理解该诗要先看标题——这是吊诗而不是诛文。它悲意甚浓，在悼念罗荣桓时绝无数罪林彪之意。同时还要理解诗中贯穿的背景意识是“反修”，它与林彪风马牛不相及。把林彪强扯于诗中既与诗的意境不合，更与毛泽东赋诗填词时所显现的轩昂气宇和豁然大度不合，亦与其背景史实不合。
　　在对自己的《沁园春・雪》这首“反对封建主义、批判二千年来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的词的说明中，毛泽东曾说，“文采、风骚、大雕，只能如此，须知这是写诗啊！难道可以咒骂这一些人吗？”在艺术处理中，毛泽东对秦皇汉武这些封建帝王尚“只能如此”，难道对林彪会更苛刻吗——如果该诗真的是在批判林彪的话。
　　实际情况是，1959年取代彭德怀出任国防部部长的林彪，在1963年极受毛泽东器重和厚爱。因此，即使不是在赋诗，毛泽东也断然不会此时挑剔和非过林彪。1960年代，“反帝反修”尤其是“反修”构成了毛泽东赋诗时思想乐章的主旋律，仅从《卜算子・咏梅》（1961年12月）、《七律・冬云》（1962年12月26日）、《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1963年1月9日）以及手书并能背诵的叶剑英在大连棒棰岛所赋主题为反“苏修”的《七律・远望》（1965年）等诗词中，便可直接看到这一时期毛泽东的中心意识是如何反修防修，使中国不改变颜色。1963年罗荣桓病逝，毛泽东为悼念老战友，悲切地写就这首吊诗，使吊哀意识与“反修”的忧患政治意识融为一体。在毛泽东笔下，罗荣桓是一位可信赖的兢兢业业的治国之才，对于他的不幸早逝，毛泽东十分悲伤。
　　在对该诗产生的大背景、相关史实及毛诗的独特风格作了大致了解后，便可对该诗作出全新的诠释。诗中“每相违”的意思应是每每难见面（违者，离开、避去之谓，此处不能释为违背、违反等义）。“长征”用以象征艰难卓绝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因为长征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最为困难最为危险的时期——即使对“长征”二字穿凿附会，长征路上红军内部险些置毛泽东于死地的也是张国焘，而作为曾是手下爱将的红一军团团长林彪，当时在毛的眼里还只是个“娃娃”。“战锦”二字是理解此诗的关键点，决不能由“战锦”无谓地推出林彪反对毛泽东的决策。林彪作为辽沈战场前线的最高指挥官，有权根据敌情变化配置和使用兵力，安排实施各个战役，尽管他要请示中央军委。而中央军委与前线指挥官在军事决策上出现差异或反复属正常现象，毛泽东也决不致因此而耿耿于怀。
　　而且，若“战锦”真的是指辽沈战役中的攻打锦州之战的话，亦与“长征”不对仗。长征是名词，战锦是动宾结构；长征是举世瞩目的伟大历史事件，是军事史上的奇迹，而“战锦”只不过是解放战争时期三大战役之一辽沈战役中的一个较重要的战役。若把“战锦”理解为靠武装斗争得来的锦绣½¬山，那就完全与“长征”对仗了，并且还是胜对。古时用锦类织物奖赏沙场有功将士，有大功者朝廷还赐予锦衣、锦带等，加官封侯。古诗亦有云：“越王勾践破吴归，战士还家尽锦衣。”因此，也可视毛泽东诗中的“战锦方为大问题”是在用典，提醒全党防止革命胜利后骄傲、享乐情绪的产生，避免党走上“修正主义的道路”。
　　接下来，斥鷃、昆鸡贬指“苏修”，大鸟、老鹰则褒比中国“反修”战士。“欺大鸟”和“常笑老鹰非”暗指苏联及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犯了许多错误，比如与之有直接关联的王明路线的几次错误，反对中共进行解放战争，以及1950年代苏联丢“刀子”时说中国人“教条主义”，1960年代中国“三年困难时期”苏联加入世界反华大合唱。
　　
　　【“连高岗都说，罗荣桓是党内的圣人”】
　　在作了这样的理解后，全诗可意译为：
　　记得当年红军初创的游击战争年代，你我同在军中却常常不能见面。
　　艰难卓绝的长征现在看来已算不了什么，而保证红色江¬山不变颜色遂成时代主题。
　　
　　那鷃雀欺戏我大鹏屡为世闻，它非难中国完全是昆鸡嘲笑老鹰。
　　此时此刻你却不幸辞世，今后国家大事的商讨可问计于谁¬？
　　笔者以为，只有这样理解《七律・吊罗荣桓同志》才是确切的。该诗的第一联是毛泽东追思旧谊，中间两联明写“反修”，但含蓄地表达了毛泽东赞赏罗荣桓在“反修”等国家大政问题上的立场。罗帅的不幸病逝使毛泽东在国是问题上存在无ˬ可问的怅失感，因而诗的最后一联直抒悲情，对罗的评价看似着墨过重，但这正好突出了诗的“吊”意。
　　当然，诗无达诂。根据解释学，对任何文本的理解总是与误解结合在一起。要判别ˬ能正确理解原¬作，并非易事。但对一件作品的理解若文化差距太大，明眼人是完全可以看出来的。值得注意的是，对《七律・吊罗荣桓同志》的这种误注误读已在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尤其是在中共党史学界中。
　　在毛泽东的全部诗作中，凭吊战友的仅此一首（此外还有早年追悼同学的《五古・挽易昌陶》和追思亡妻及友人、具有浪漫色彩的《蝶恋花・答李淑一》），这是因为罗荣桓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占有重要地位。1963年12月16日下午罗荣桓逝世，毛泽东当晚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会议听取聂荣臻等汇报“十年科学规划”，会前毛泽东提议全体起立为罗荣桓默哀。默哀毕，毛泽东说道：“罗荣桓同志是1902年生的，这个同志有一个优点，很有原则性，对敌人狠，对同志有意见，背后少说，当面多说，不背地议论人，一生始终如一。一个人几十年如一日不容易，原则性强，对党忠诚，对党的团结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其他场合，毛泽东对罗荣桓也有很高评价。1929年的古田会议上，毛泽东曾说：“罗荣桓是个人才，对这个同志我们发现晚了。”1961年和1962年，毛泽东曾两次与人谈话提及罗荣桓的品格，用10句话概括：无私利，不专断，抓大事，敢用人，提得起，看得破，算得到，做得完，撇得开，放得下。他还说：同我一辈子共事的人，只有罗荣桓。罗荣桓最守纪律，连高岗都说，罗荣桓是党内的圣人，不敢去找罗荣桓乱说。（《罗荣桓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
　　罗荣桓确如毛泽东所言，是最守纪律、不计名利的圣人。1955年授军衔，罗荣桓得知中央拟定元帅名单中有自己的名字，主动提出自己应授大将，但毛泽东还是坚持原¬议。在全军十大元帅中，有六位在毛泽东之前去世，毛泽东参加葬礼的只有罗荣桓和陈毅两位。罗荣桓逝世后的几天里，毛泽东一直沉浸在悲痛中，他用颤抖的手写下《七律・吊罗荣桓同志》一诗后，曾对人说：“这只是我个人对于罗荣桓同志寄托的战友的哀思，不要当作以往的作品看待。”由此也可见，这首吊诗确实与林彪无甚关系。
　　
　　（作者系文史学者、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原载于《同舟共进》200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