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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叙事似乎都离不开一座桥，如美英盟军“市场-花园”行动中那座《遥远的桥》——莱茵河雷马根大桥，日军强迫英美战俘修筑的泰缅铁路《桂河大桥》，南斯拉夫游击队炸毁的塔拉河大峡谷之《桥》，更不用说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泸定桥、卢沟桥、鸭绿江桥、清川江桥、长津湖水门桥……
道理说来也很简单，现代战争离不开交通线。道路中断，也许还有绕行的可能;失去一座桥，就可能遭遇军事术语中所说的“绝对障碍”。因此，对一座桥的争夺，往往决定着战争的胜败。
基于这一特点，战争题材的写作者会发现：原本在广阔战场上展开的“散文化”叙事，会因为关键战事忽然聚焦于一座桥，竟然有了舞台剧——话剧、歌剧或舞剧的色彩。桥，浓缩了战事进程，也为写作者提供了一个浑然天成的文本结构。
惠通桥，正是如此意义上的一座战争历史“舞台”。它具备了在全世界“著名”的全部要素，所缺的可能只是一个比较出色的叙事文本。我现在做了这样一个尝试，而这个心愿已经在心里埋藏十多年。
2004年秋天，当我第一次走近滇西抗日战场，并开始“滇西抗战三部曲”的写作时，就被惠通桥吸引住了。后来，我逐渐认识到：这是一场“围绕一条路（滇缅公路）而展开的战争”，而惠通桥是这条路上的枢纽部，也就成了战事胜败的关键点。整个滇缅战场自1942年至1945年四年头全部的战事，多少都能与这座桥发生联系，只是或远或近、直接与间接的关系而已。
第一次去滇西，我是坐着武警部队司机开的面包车，沿着滇缅公路的老路，从怒江东岸的大山头走近惠通桥的。我知道，悬挂在山腰间临江的那两公里，正是昔日被日军火炮封锁的所谓“钵卷路”，一旦行车不慎就将滚落到八百米下的怒江。后来，有了杭（州）瑞（丽）高速新路，就再也不敢冒险走那条老路了，宁可先从保山赶到龙陵，再走回头路抵达怒江西岸的松山。但每次都要从松山绕着“之”字形的公路，再下到惠通桥边去看一看，这个高度落差有一千五百米，下行过速时耳膜会有飞机着陆时的感觉。
虽然怒江及其支流龙川江上有十数座各式桥梁，有的甚至是南方丝绸之路——“蜀身毒道”上的老桥，但唯有惠通桥最为牵动人心。最初的几年，因为战后新建的红旗桥替代了惠通桥的通行功能，后者一度被拆去了木板桥面，成为一座纯粹的历史景观，游人只能在怒江东岸或西岸的桥头驻足观察;后来，随着滇西抗战旅游热的兴起，怒江两岸的龙陵县和施甸县终于达成了共识，重新为惠通桥铺上了桐油浸泡过的栗木桥面，游人终于可以从桥上跨越怒江，走到对岸去体验新的观察视角。而当年驻滇西的美军照相部队，就曾从所有角度拍摄过这座桥梁。惠通桥，也许真的是中国历史上不很出名，却留下了最早、最多照片的桥梁。
罗兰·巴特在构建其“符号王国”时，曾谈到“凝视”所产生的魔力。按符号学学者的诠释，“凝视将客体抽离出现实，将之推上具有符号学外观的语境，以及启发人静穆思索的层面……凝视成了一种努力逼近美学的行为”。现在回忆，我初次“凝视”惠通桥时，脑海里并没有储备多少关于它的历史背景——那都是后来一点点积累起来的;但是，“凝视”的冲动似乎并不依赖于信息的储备，它来自耳畔一个悄然却清晰的提醒——“看，惠通桥！”这是谁在召唤，我说不清楚;我想也许是远征军英灵在冥冥之中给我以启迪和引领，否则很难解释我何以会如此执着而长久地凝视它——
从北京飞往遥远的滇西，通常要在昆明长水机场转乘支线飞机，然后在芒市机场或腾冲机场降落。这段不到一个小时的空中航程，接近于当年陈纳德“飞虎队”从昆明巫家坝机场起飞，前往滇西空袭日军的空中体验。飞来飞去的次数多了，我便发现了一个规律：飞机总是会从松山附近的上空飞过，有时航线偏北，有时航线偏南;而在空中锁定惠通桥的方法，就是要先迅速捕捉到怒江在这一段那个特殊的“ㄈ”形状拐弯，为此要提前向乘务员做一点咨询，然后挪到左面或右面的舷窗准备好相机。居然，我一次次都拍到了理想的空中俯瞰照片。这是在惠通桥上空八千米的凝视。后来，与央视军事频道合作拍摄纪录片，又曾怂恿摄影师操纵无人机从惠通桥下穿过，几乎是掠着怒江江面再拉升起来，所拍摄的镜头带来的视觉震撼，绝对是前人未曾体验过的。此为惠通桥下十米的凝视。
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可见。
福楼拜说：“要使一个事物变得有趣，只需长久地凝视它。”
弘一法师云：“世界是个回音谷，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你大声喊唱，山谷雷鸣，音传千里，一叠一叠，一浪一浪，彼岸世界都收到了。凡事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因它在传递你心间的声音，绵绵不绝，遂相印于心。”
我自然期待着那个“彼岸世界”能收到，然后在暗中助我将这“心间的声音”，凝结为一份虔诚的供奉和祭奠;而我自己，只需在漫长的研究和写作过程中体味那份“有趣”，就足以心骛八极、神游万仞了。
尽管在诠释自己的心结时，我选择了一个美学的角度，但“写诗”却从来不是我的兴趣和所长。我所写的仍然是一部“微观战史”，较之此前聚焦于松山、腾冲、龙陵这些地名，惠通桥显然是更为微观的具象。
本书的叙事线索极为简单清晰：为了抗战先是修了一条路，路上最重要的是这座惠通桥，远征军跨过这座桥开赴缅甸打仗，第一次打败了又循着原路开回来，并主动炸了这座桥，因此粉碎了日军“见机而作”一气打到昆明的野心，于是，这座桥被赋予了历史/命运“转折点”的意义。但我对作论文讨论意义毫无兴趣，我还是喜欢讲故事，而这个故事的核心，只是1942年5月一个月所发生的战事，因此其中的每一个细节，都获得了最高“像素”的呈现。其高潮部则是惊心动魄的爆破惠通桥，但越是这样的时刻越是难以清晰准确地还原，于是成了一段无限逼近于真相的历史“罗生门”。
本书的故事开始于修路、架桥，却落笔于炸桥、破路，难免令人有意犹未盡的沮丧感。于是，我在“正本”之外的跋文中，以两年后反攻/开路互动的线索，浓缩地叙述了滇缅公路的“升级版”——中印公路的诞生，而这条路最后成为“通向东京”的胜利先导。如此，是否能在修筑怒江惠通桥与东京湾“密苏里号”受降之间，连缀起一条隐约可见的红线？也许有点牵强，但历史巧合无处不在：1942年5月5日惠通桥爆破后，在怒江东岸松山脚下被日军追及屠杀的难民中，确有一位幸存者几年后前往东京，站在东京国际审判法庭上指证日军当日的罪行——研究历史如果没有遭遇过这样的因果体验，其“有趣”感真的会大打折扣。
怒江以西的滇西半壁山河，伴随着惠通桥的爆破而沦陷了。我曾粗略地计算过这片沦陷国土的面积，约为二点三四万平方公里，介乎北京市（一点六八万平方公里）与海南省（三点四万平方公里）之间。虽然我只是在脑海中假设了一下，但也实在难以想象今天去滇西旅游，竟然没有了德宏州、泸水县、腾冲和龙陵县的情景！
如今，它们都“硬硬地还在”——你尽可以去看瑞丽姐勒大金塔，游芒市勐巴娜珍奇园，在龙陵的邦腊掌泡温泉，住腾冲的和顺古镇、看火山湿地，或是自驾车从泸水出发，沿着滇藏新公路巡游怒江，一气开到“人神共居”的丙中洛。
行笔至此，我似乎隐约抵达了多年来倾情于历史的心结所在：一个人的生命是如此短暂，而神游于历史能获得一种生命被延展加厚的幻觉，特别是当那些历史的道具和现场你仍然能够触手可及，这样当你在抚摸着惠通桥的桥柱和钢索时，会忍不住向朋友们喃喃谵语：“爆破的那一瞬间，我就在这里……然后，一直活到了现在！”
道理说来也很简单，现代战争离不开交通线。道路中断，也许还有绕行的可能;失去一座桥，就可能遭遇军事术语中所说的“绝对障碍”。因此，对一座桥的争夺，往往决定着战争的胜败。
基于这一特点，战争题材的写作者会发现：原本在广阔战场上展开的“散文化”叙事，会因为关键战事忽然聚焦于一座桥，竟然有了舞台剧——话剧、歌剧或舞剧的色彩。桥，浓缩了战事进程，也为写作者提供了一个浑然天成的文本结构。
惠通桥，正是如此意义上的一座战争历史“舞台”。它具备了在全世界“著名”的全部要素，所缺的可能只是一个比较出色的叙事文本。我现在做了这样一个尝试，而这个心愿已经在心里埋藏十多年。
2004年秋天，当我第一次走近滇西抗日战场，并开始“滇西抗战三部曲”的写作时，就被惠通桥吸引住了。后来，我逐渐认识到：这是一场“围绕一条路（滇缅公路）而展开的战争”，而惠通桥是这条路上的枢纽部，也就成了战事胜败的关键点。整个滇缅战场自1942年至1945年四年头全部的战事，多少都能与这座桥发生联系，只是或远或近、直接与间接的关系而已。
第一次去滇西，我是坐着武警部队司机开的面包车，沿着滇缅公路的老路，从怒江东岸的大山头走近惠通桥的。我知道，悬挂在山腰间临江的那两公里，正是昔日被日军火炮封锁的所谓“钵卷路”，一旦行车不慎就将滚落到八百米下的怒江。后来，有了杭（州）瑞（丽）高速新路，就再也不敢冒险走那条老路了，宁可先从保山赶到龙陵，再走回头路抵达怒江西岸的松山。但每次都要从松山绕着“之”字形的公路，再下到惠通桥边去看一看，这个高度落差有一千五百米，下行过速时耳膜会有飞机着陆时的感觉。
虽然怒江及其支流龙川江上有十数座各式桥梁，有的甚至是南方丝绸之路——“蜀身毒道”上的老桥，但唯有惠通桥最为牵动人心。最初的几年，因为战后新建的红旗桥替代了惠通桥的通行功能，后者一度被拆去了木板桥面，成为一座纯粹的历史景观，游人只能在怒江东岸或西岸的桥头驻足观察;后来，随着滇西抗战旅游热的兴起，怒江两岸的龙陵县和施甸县终于达成了共识，重新为惠通桥铺上了桐油浸泡过的栗木桥面，游人终于可以从桥上跨越怒江，走到对岸去体验新的观察视角。而当年驻滇西的美军照相部队，就曾从所有角度拍摄过这座桥梁。惠通桥，也许真的是中国历史上不很出名，却留下了最早、最多照片的桥梁。
罗兰·巴特在构建其“符号王国”时，曾谈到“凝视”所产生的魔力。按符号学学者的诠释，“凝视将客体抽离出现实，将之推上具有符号学外观的语境，以及启发人静穆思索的层面……凝视成了一种努力逼近美学的行为”。现在回忆，我初次“凝视”惠通桥时，脑海里并没有储备多少关于它的历史背景——那都是后来一点点积累起来的;但是，“凝视”的冲动似乎并不依赖于信息的储备，它来自耳畔一个悄然却清晰的提醒——“看，惠通桥！”这是谁在召唤，我说不清楚;我想也许是远征军英灵在冥冥之中给我以启迪和引领，否则很难解释我何以会如此执着而长久地凝视它——
从北京飞往遥远的滇西，通常要在昆明长水机场转乘支线飞机，然后在芒市机场或腾冲机场降落。这段不到一个小时的空中航程，接近于当年陈纳德“飞虎队”从昆明巫家坝机场起飞，前往滇西空袭日军的空中体验。飞来飞去的次数多了，我便发现了一个规律：飞机总是会从松山附近的上空飞过，有时航线偏北，有时航线偏南;而在空中锁定惠通桥的方法，就是要先迅速捕捉到怒江在这一段那个特殊的“ㄈ”形状拐弯，为此要提前向乘务员做一点咨询，然后挪到左面或右面的舷窗准备好相机。居然，我一次次都拍到了理想的空中俯瞰照片。这是在惠通桥上空八千米的凝视。后来，与央视军事频道合作拍摄纪录片，又曾怂恿摄影师操纵无人机从惠通桥下穿过，几乎是掠着怒江江面再拉升起来，所拍摄的镜头带来的视觉震撼，绝对是前人未曾体验过的。此为惠通桥下十米的凝视。
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可见。
福楼拜说：“要使一个事物变得有趣，只需长久地凝视它。”
弘一法师云：“世界是个回音谷，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你大声喊唱，山谷雷鸣，音传千里，一叠一叠，一浪一浪，彼岸世界都收到了。凡事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因它在传递你心间的声音，绵绵不绝，遂相印于心。”
我自然期待着那个“彼岸世界”能收到，然后在暗中助我将这“心间的声音”，凝结为一份虔诚的供奉和祭奠;而我自己，只需在漫长的研究和写作过程中体味那份“有趣”，就足以心骛八极、神游万仞了。
尽管在诠释自己的心结时，我选择了一个美学的角度，但“写诗”却从来不是我的兴趣和所长。我所写的仍然是一部“微观战史”，较之此前聚焦于松山、腾冲、龙陵这些地名，惠通桥显然是更为微观的具象。
本书的叙事线索极为简单清晰：为了抗战先是修了一条路，路上最重要的是这座惠通桥，远征军跨过这座桥开赴缅甸打仗，第一次打败了又循着原路开回来，并主动炸了这座桥，因此粉碎了日军“见机而作”一气打到昆明的野心，于是，这座桥被赋予了历史/命运“转折点”的意义。但我对作论文讨论意义毫无兴趣，我还是喜欢讲故事，而这个故事的核心，只是1942年5月一个月所发生的战事，因此其中的每一个细节，都获得了最高“像素”的呈现。其高潮部则是惊心动魄的爆破惠通桥，但越是这样的时刻越是难以清晰准确地还原，于是成了一段无限逼近于真相的历史“罗生门”。
本书的故事开始于修路、架桥，却落笔于炸桥、破路，难免令人有意犹未盡的沮丧感。于是，我在“正本”之外的跋文中，以两年后反攻/开路互动的线索，浓缩地叙述了滇缅公路的“升级版”——中印公路的诞生，而这条路最后成为“通向东京”的胜利先导。如此，是否能在修筑怒江惠通桥与东京湾“密苏里号”受降之间，连缀起一条隐约可见的红线？也许有点牵强，但历史巧合无处不在：1942年5月5日惠通桥爆破后，在怒江东岸松山脚下被日军追及屠杀的难民中，确有一位幸存者几年后前往东京，站在东京国际审判法庭上指证日军当日的罪行——研究历史如果没有遭遇过这样的因果体验，其“有趣”感真的会大打折扣。
怒江以西的滇西半壁山河，伴随着惠通桥的爆破而沦陷了。我曾粗略地计算过这片沦陷国土的面积，约为二点三四万平方公里，介乎北京市（一点六八万平方公里）与海南省（三点四万平方公里）之间。虽然我只是在脑海中假设了一下，但也实在难以想象今天去滇西旅游，竟然没有了德宏州、泸水县、腾冲和龙陵县的情景！
如今，它们都“硬硬地还在”——你尽可以去看瑞丽姐勒大金塔，游芒市勐巴娜珍奇园，在龙陵的邦腊掌泡温泉，住腾冲的和顺古镇、看火山湿地，或是自驾车从泸水出发，沿着滇藏新公路巡游怒江，一气开到“人神共居”的丙中洛。
行笔至此，我似乎隐约抵达了多年来倾情于历史的心结所在：一个人的生命是如此短暂，而神游于历史能获得一种生命被延展加厚的幻觉，特别是当那些历史的道具和现场你仍然能够触手可及，这样当你在抚摸着惠通桥的桥柱和钢索时，会忍不住向朋友们喃喃谵语：“爆破的那一瞬间，我就在这里……然后，一直活到了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