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 《四库全书总目》中《程氏经说》《六经图》《五经说》《六经正误》和《七经小传》五篇提要在书名、版本、卷数、作者、材料引用等方面均有漏误。本文攀爬资料、核实文献，对其进行纠正和说明。
关键词： 程氏经说 六经图 五经说 六经正误 七经小传
《四库总目》卷帙浩繁，补订虽多，不免有所疏漏。今撰补正三篇，求教于方家。
一、《程氏经说》
（一）此书不著编辑者姓名。《论语说》后附有按语称：“按时氏本，伊川先生作《论语解》止此，然以《大全集》校之，合本详略不同。后人又自‘子绝四’以下至‘尧曰’纂集《遗书》《外书》之有解者以附益之，今因重出，故从合本云”①，与《经义考·程子论语说》②所载康绍宗语相同。康绍宗所编《二程全书》在弘治十一年（1498）刊刻，为65卷，称为弘治本，其《孟子解》《中庸解》与《论语说》均有按语，认为《孟子解》是纂辑《遗书》《外书》而成，故删去原文，仅存其目，《中庸解》是伪书，乃“朱子所辨蓝田吕氏讲堂之初本改本”，为八卷③。此本无《孟子解》《中庸解》，应是按其康绍宗所言删去，分《诗说》为二卷，是为还七卷本之旧。故此本虽删定者不详，然源于弘治本则无疑。
（二）《总目》：“皆伊川程子解经语。改定《大学》兼载明道之本，或以兄弟之说，互相参考欤？”
伊川长子端中为《伊川先生文集》作《序》（政和二年壬辰七月作）称：“先生有《易传》六卷，《系辞说》《书说》《诗说》《春秋传》《改正大学》《论孟说》各一卷，别行。”④可知《经说》中各本最早均为单行。后朱熹汇总刻印，编入明道《改定大学》。《朱文公集别集》卷六“林择之”书四云：“《经说》依后书所定，甚善。但止谓之‘经说’，不用同诸字尤好。又‘春秋传序’四字不须别出，但序文次行，不须放低，则自然可见。《论语说》下不须注‘孟子附’字。又欲移《礼记》作第七卷，而第一行下着‘二先生’三字，其后却题‘眀道先生改正大学’‘伊川先生改正大学’，其小序则仍旧附于第六卷尾《论孟说》后。盖此六巻乃其本书，而后一卷今所附者，使不相乱乃佳也。”⑤这是朱熹干道六年⑥刻印《程氏遗书》《文集》《经说》后，与相关人员讨论刻印问题的信。这是首次将程颢、程颐《改定大学》编入，定为七卷本。朱熹编《经说》等书，意在保存二程著作，明道著作传世者唯独改定《大学》，《提要》所谓以兄弟之说互相参考是臆断。
（三）《总目》：“《书录解题》谓之《河南经说》，称《系辞》一，《书》一，《诗》二，《春秋》一，《论语》一，《改定大学》一。又称程氏之学，《易传》为全书，余經具此。其门目卷帙，与此本皆合，则犹宋人旧本也。”
如上所言，此本为还宋本之旧，删改弘治八卷本。且按朱熹与林择之信，“《论语说》下不须注‘孟子附’字……其小序则仍旧附于第六卷尾《论孟说》后”，宋本《论语说》后应附有论说“孟子”的内容。所以非宋人旧本。
（四）《总目》：“至《系辞说》一卷，《文献通考》并于《易传》，共为十卷。《宋志》则于《易说》九卷之外，别著录一卷。然程子《易传》实无《系辞》，故吕祖谦集十四家之说，为《系辞精义》以补之。此卷疑或后人掇拾成帙，以补其缺也。”
按程端中《序》，《系辞说》为程颐之书无疑，非“后人掇拾成帙”。
（五）《总目》：“明徐必达编《二程全书》，并《诗解》二卷为一卷，而别增《孟子解》一卷，《中庸解》一卷，共为八卷。”
弘治本《序》称：“天顺间，国子监丞洛阳阎君子与求得四书（《遗书》《外书》《经说》《文集》）及临川谭元所搜辑遗文遗事合为一书，太师南阳李文达公题曰‘二程全书’而为之序，后学士泌阳焦君为编修时，尝为校正，南阳知府阳曲段君可久实刊行之，今参议康君孝隆重为编辑，佥事彭君性仁复从而校正。”⑦八卷《经说》早在天顺间已存，后由段可久刊行，弘治时康绍宗重编，附按语，删去《孟子解》仅存其目。徐必达《二程全书》为万历三十四年（1606）编，故八卷本《经说》不始自徐必达。
二、六经图
（一）此书《总目》为六卷，文渊阁、文溯阁、文津阁书前提要为十卷
《天禄琳琅书目》载宋版《六经图》六册不分卷，分别为“大易象数钩深图”、“尚书轨范撮要图”、“毛诗正变指南图”、“周礼文物大全图”、“礼记制度示掌图”、“春秋笔削发微图”。按其题跋所称，此本宋时即入中秘，又入明文渊阁，后散落民间为吴继仕购得。吴继仕依此本摹刻⑧。《后编》亦载一宋版，册数名称与前书相同，题跋记载卷数，为三百零九卷⑨。《浙江采辑遗书总录》载：“《六经图》六卷，刊本。右宋杨甲撰。顾元起曰，干道初，知抚州陈森属教授毛邦纶等补而刻之，为图三百有九。今本为新都吴氏购得宋椠重为摹刻者。”⑩吴刻六卷，共三百二十一图，增补二十二图。吴氏后增《仪礼图》为《七经图》，其序云：“得旧本摹校，旧图三百有九，今加校正为三百二十有一。又增《仪礼图》二百二十有七，共为图五百四十有八。所谓旧本卽毛邦翰之书。”{11}
所录十卷本，为明南京户部刊本，时户部郎中方应明见吴继仕所得宋本，即与同僚刻于本部官署，共三二二图，校吴氏三二一少一图{12}。提要均称：“此本惟《易》《书》二经图与《馆阁书目》数相合，《诗》则四十有五，《礼记》则四十有一，皆较原数少二。《周礼》则六十有八，较原数多三。《春秋》则四十有三，较原数多十四。不知何人所更定。”合其图数位三二二，故书前提要编订所依据的版本为十卷本，更定者即为户部郎中方应明。《总目》著录六卷，是依《浙江采辑遗书总录》记载的吴继仕重刻本，然提要内容直接录用书前提要。
（二）《总目》：“甲字鼎卿，昌州人。干道二年进士。《成都文类》载其数诗，而不详其仕履。邦翰不知何许人，尝官抚州教授。”
《六经图》作者杨甲，字鼎卿，昌州（今四川大足）人，约生活在两宋之交，未入仕。另有杨甲数人：一人字嗣清，遂宁人，《宋史杨辅传》所载杨辅之兄，孝宗干道二年进士，历官国子录，曾任知县，《成都文类》载有《修学记》及诗集《棣华馆小集》，《仪顾堂书目》所载即是；一人生平不详，淳熙间人，游于范成大之门，作《縻枣堰记》{13}。《提要》称“干道二年进士”以及“《成都文类》载其数诗”，是根据《宋荟要》选举二之二〇以及雍正《四川通志》卷九上，非《六经图》作者杨甲。毛邦翰，生卒不详，《浙江通志》卷一百二十五《选举三》列有绍兴二十七进士毛邦翰，称“江山人，判官”，或即为此人，终转运判官。 （三）《总目》：“考《书录解题》载有东嘉叶仲堪字思文，重编毛氏之书，定为《易》图一百三十，《书》图六十三，《周礼》图六十一，《礼记》图六十三，《春秋》图七十二，惟《诗》图无所增损。其卷则增为七，亦与此本不符。然则亦非仲堪书。”
《玉海·艺文志》录《绍兴六经图》{14}及苗昌言《序》，所述经图数与《书录解题》合。然《总目》与各库书提要引《直斋书录解题》{15}均有误，今核对原文为：“《易》七十，今百三十；《书》五十五，今六十三；《诗》四十七，今同；《周礼》六十五，今六十一；《礼记》四十三，今六十二；《春秋》二十九今七十二。”《总目》载叶仲堪重编《礼记》图数为六十二，少一。文渊阁、文津阁《提要》载叶仲堪所编图数则为：“《易》图六十三，《周礼》图六十一，《礼记》图六十三，《春秋》图七十二，惟《诗》图无所增损。”《易》图数误，《书》图数缺。
三、五经说
（一）此书文渊、文溯、文津三阁书前提要题“经说”，《总目》题“五经说”。
《元史》称熊朋来有“家集三十卷”{16}，明焦竑《国史经籍志》载《熊豫章集》三十卷{17}。今国图有明刻本《豫章熊先生家集》两册七卷，四周双边，黑对鱼尾，中题页数，页十一行，行二十六字左右，卷首题“豫章熊先生家集卷之某数”，次行题篇名。卷次与今四库本相同：卷一《经说易》，卷二《经说诗》，卷三《经说书》，卷四《经说春秋》，卷五《经说仪礼周礼礼记》，卷六《经说大小戴记》，卷七《杂说》。书前有序，称“家集三十卷”，可知此书实为熊朋来《家集》前七卷，析出后单行。崔富章《补正》认为此书涉《易》《书》《诗》《春秋》《仪礼》《周礼》《大小戴记》等七经，称“五经说”名不副实，应作“经说”。案其《家集》中篇名，似称“经说”更妥。造成崔富章《补正》认为，《总目》题“五经说七卷”著录自《江苏采集遗书目录》。查《江苏采集遗书目录》，称：“辩说五经疑义，共六卷”，可知崔说不确。吴慰祖《四库采进书目》所收《遗书目录》作七卷，盖崔书以吴慰祖《书目》为本，以至误作论断。
（二）提要称：“朋来字与可，南昌人，登宋咸淳十年进士，仕元，为福清县判官，事迹具《元史·儒林传》。”福清县，《元史》、《江西通志》作“福清州”。案《元史·地理志》载：“福清州：唐析长乐八乡置万安县，叉改福唐，又改福清。元元贞元年（1295）升为州。”元代福清为州，不为县，应作“福清州”为是。《元史·儒林传》，殿本《总目》为“元史儒学传”，案《元史》作“儒学传”，应以殿本为是。
四、六经正误
（一）《总目》：“杨万里为作序，述其始末甚详。”
今四库本前序为魏了翁作，未见杨万里序。魏序所言成书经过与《提要》相同，提要盖以其为据。落款乃理宗宝庆元年（1225年）冬十二月，居正应朝廷刊正经籍在嘉定十六年（1223年），则魏了翁作序或在《正误》刊行之时。
（二）《总目》：“陈振孙《书录解题》谓其唯讲偏旁之疑似。今观是书，校勘异同，订正讹谬，殊有补于经学。”
《直斋书录解题》称居正所校勘“大抵多偏傍之疑似者也”。按，居正书中论及的问题，一些确实很有价值，而《书录解题》所言也是确论。张富祥《宋代文献学研究》{18}论及此书，认为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没有区分清楚校勘学与文字学的范围。校勘的重点在纠正文本的错误，而此书则把重点放在了规范字型上，如“恒”字缺末笔，“笑”字下部作“犬”，“休”字右邊作“术”皆属误写之类。当然，旧时文字学一直依附于经学，学者并没有区分的意识，所以今天也不能因此而过分指责居正。
五、七经小传
（一）此书《宋史》刘敞传不载，《宋史·艺文志》记载为五卷，《郡斋读书志》《中兴馆阁书目》同。欧阳修《集贤院学士刘公墓志铭》称有“《七经小传》五卷，今盛行于学者”{19}。欧阳修墓志铭作于敞去世后一年，按当时的传播条件，五卷本《七经小传》要“盛行于学者”，应在刘敞生前已刊行。三卷本见于《直斋书录解题》，但篇目似乎与《四库》本不同。《解题》称：“惟《春秋》既有成书，而《诗》《书》《三礼》《论语》见之《小传》，又《公羊》《左氏》《国语》三则附焉，故曰‘七经’”。其所谓“七经”是指《诗》《书》《三礼》《论语》《公羊》《左氏》《国语》。《郡斋读书志》卷五《七经小传提要》称：“其所谓‘七经’者，《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公羊传》、《论语》也”，《中兴馆阁书目》作：“《诗》、《书》、《春秋》、《周礼》《仪礼》、《礼记》、《论语》”。《四库》同《郡斋读书志》，《馆阁书目》将“公羊传”作“春秋”，应该是其中同时有《公羊》与《左传》的内容。《书录解题》称：“《公羊》《左氏》《国语》三则附焉”，内容与《四库》本《公羊》卷相同，可以推断，陈振孙所见三卷本内容与今一致，只是对“七经”的理解有异，容易让人产生误解。
（二）《文渊阁提要》及《总目》称：“盖敞本欲作七经传，惟《春秋》先成，凡所札记，已编入《春秋传》《意林》《权衡》《文权》《说例》五书中。此三条一校衍字，一论都城百雉，一论禘郊祖宗报，于经文无所附丽，故其文仍在此书中。”这句话源于陈振孙《书录解题》：“惟《春秋》既有成书，而《诗》《书》《三礼》《论语》见之《小传》，又《公羊》《左氏》《国语》三则附焉，故曰‘七经’。”
两句话有两处差异：一是馆臣认为刘敞关于《春秋》的著作本是“七经传”的一部分，后化身为五部书。二是陈振孙认为刘敞《春秋》成书早于《七经小传》，而馆臣所谓“《春秋》先成”是“七经传”中本应作为《七经小传》内容的“春秋”，所指不同。陈氏与馆臣的推断或有所本，今材料不足，难以做出评价，但馆臣所谓“凡所札记，已编入《春秋传》《意林》《权衡》《文权》《说例》五书中”可以确定为臆断。刘敞“春秋五书”内容及体例迥异，陈振孙《解题》云：“始为《权衡》以平三家之得失，然后集众说断以己意而为之《传》，《传》所不尽者见之《意林》”。《春秋权衡》是分析传、注之得失；《春秋传》是自己的解说；《春秋说例》研究《春秋》凡例；《春秋意林》结合时势，以古讽今；《春秋文权》则不存，难以知其面目。比较看来，只有《春秋权衡》与之写法相似，但没有确凿材料证明二书有某种关系。因此“春秋五书”是在不同时间阶段形成的不同种类的书。《七经小传》应是刘敞读书札记的合集。其弟刘攽《故朝散大夫给事中集贤院学士权判南京留司御史台刘公行状》称，“其十七岁所著撰，至今存者尚多”，《七经小传》中应存有不少早年的文字。朱熹曾见过初成之本，并认为是少时作，应当可信。
注释：
①文渊阁四库全书[C].台湾：商务印书馆，1984：183-136.
②同①：679-778.
③[明]康绍宗，彭纲编.《二程全书》[M].国家图书馆藏明弘治十一年陈宣刻.
④[宋]程颢，程颐著.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24.
⑤朱杰人等主编.晦庵先生朱文公别集[A].朱子全书[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4941.
⑥束景南著.朱熹年谱长编[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4：441.
⑦同③.
⑧清人书目题跋丛刊：第十册[C].北京：中华书局，1994：18.
⑨同⑧：267.
⑩《四库全书》提要稿辑存：第一册[C].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306.
{11}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一五〇[C].济南：齐鲁书社，1997：348.
{12}张富详著.宋代文献学研究[M].上海：上海出版社，2006：509.
{13}李更.杨甲生平及著作考辨[A].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集刊第一辑[M].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
{14}武秀成，赵庶洋.玉海艺文校正[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392.
{15}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83.
{16}宋濂等.元史：卷一百九十[M]，北京：中华书局，1976：4334.
{17}焦竑.国史经籍志[A].丛书集成初编[C].上海：商务印书馆.
{18}同{12}：132.
{19}同①：1102-282.
{20}同①：1096-339.
{21}同①：1145-146.
关键词： 程氏经说 六经图 五经说 六经正误 七经小传
《四库总目》卷帙浩繁，补订虽多，不免有所疏漏。今撰补正三篇，求教于方家。
一、《程氏经说》
（一）此书不著编辑者姓名。《论语说》后附有按语称：“按时氏本，伊川先生作《论语解》止此，然以《大全集》校之，合本详略不同。后人又自‘子绝四’以下至‘尧曰’纂集《遗书》《外书》之有解者以附益之，今因重出，故从合本云”①，与《经义考·程子论语说》②所载康绍宗语相同。康绍宗所编《二程全书》在弘治十一年（1498）刊刻，为65卷，称为弘治本，其《孟子解》《中庸解》与《论语说》均有按语，认为《孟子解》是纂辑《遗书》《外书》而成，故删去原文，仅存其目，《中庸解》是伪书，乃“朱子所辨蓝田吕氏讲堂之初本改本”，为八卷③。此本无《孟子解》《中庸解》，应是按其康绍宗所言删去，分《诗说》为二卷，是为还七卷本之旧。故此本虽删定者不详，然源于弘治本则无疑。
（二）《总目》：“皆伊川程子解经语。改定《大学》兼载明道之本，或以兄弟之说，互相参考欤？”
伊川长子端中为《伊川先生文集》作《序》（政和二年壬辰七月作）称：“先生有《易传》六卷，《系辞说》《书说》《诗说》《春秋传》《改正大学》《论孟说》各一卷，别行。”④可知《经说》中各本最早均为单行。后朱熹汇总刻印，编入明道《改定大学》。《朱文公集别集》卷六“林择之”书四云：“《经说》依后书所定，甚善。但止谓之‘经说’，不用同诸字尤好。又‘春秋传序’四字不须别出，但序文次行，不须放低，则自然可见。《论语说》下不须注‘孟子附’字。又欲移《礼记》作第七卷，而第一行下着‘二先生’三字，其后却题‘眀道先生改正大学’‘伊川先生改正大学’，其小序则仍旧附于第六卷尾《论孟说》后。盖此六巻乃其本书，而后一卷今所附者，使不相乱乃佳也。”⑤这是朱熹干道六年⑥刻印《程氏遗书》《文集》《经说》后，与相关人员讨论刻印问题的信。这是首次将程颢、程颐《改定大学》编入，定为七卷本。朱熹编《经说》等书，意在保存二程著作，明道著作传世者唯独改定《大学》，《提要》所谓以兄弟之说互相参考是臆断。
（三）《总目》：“《书录解题》谓之《河南经说》，称《系辞》一，《书》一，《诗》二，《春秋》一，《论语》一，《改定大学》一。又称程氏之学，《易传》为全书，余經具此。其门目卷帙，与此本皆合，则犹宋人旧本也。”
如上所言，此本为还宋本之旧，删改弘治八卷本。且按朱熹与林择之信，“《论语说》下不须注‘孟子附’字……其小序则仍旧附于第六卷尾《论孟说》后”，宋本《论语说》后应附有论说“孟子”的内容。所以非宋人旧本。
（四）《总目》：“至《系辞说》一卷，《文献通考》并于《易传》，共为十卷。《宋志》则于《易说》九卷之外，别著录一卷。然程子《易传》实无《系辞》，故吕祖谦集十四家之说，为《系辞精义》以补之。此卷疑或后人掇拾成帙，以补其缺也。”
按程端中《序》，《系辞说》为程颐之书无疑，非“后人掇拾成帙”。
（五）《总目》：“明徐必达编《二程全书》，并《诗解》二卷为一卷，而别增《孟子解》一卷，《中庸解》一卷，共为八卷。”
弘治本《序》称：“天顺间，国子监丞洛阳阎君子与求得四书（《遗书》《外书》《经说》《文集》）及临川谭元所搜辑遗文遗事合为一书，太师南阳李文达公题曰‘二程全书’而为之序，后学士泌阳焦君为编修时，尝为校正，南阳知府阳曲段君可久实刊行之，今参议康君孝隆重为编辑，佥事彭君性仁复从而校正。”⑦八卷《经说》早在天顺间已存，后由段可久刊行，弘治时康绍宗重编，附按语，删去《孟子解》仅存其目。徐必达《二程全书》为万历三十四年（1606）编，故八卷本《经说》不始自徐必达。
二、六经图
（一）此书《总目》为六卷，文渊阁、文溯阁、文津阁书前提要为十卷
《天禄琳琅书目》载宋版《六经图》六册不分卷，分别为“大易象数钩深图”、“尚书轨范撮要图”、“毛诗正变指南图”、“周礼文物大全图”、“礼记制度示掌图”、“春秋笔削发微图”。按其题跋所称，此本宋时即入中秘，又入明文渊阁，后散落民间为吴继仕购得。吴继仕依此本摹刻⑧。《后编》亦载一宋版，册数名称与前书相同，题跋记载卷数，为三百零九卷⑨。《浙江采辑遗书总录》载：“《六经图》六卷，刊本。右宋杨甲撰。顾元起曰，干道初，知抚州陈森属教授毛邦纶等补而刻之，为图三百有九。今本为新都吴氏购得宋椠重为摹刻者。”⑩吴刻六卷，共三百二十一图，增补二十二图。吴氏后增《仪礼图》为《七经图》，其序云：“得旧本摹校，旧图三百有九，今加校正为三百二十有一。又增《仪礼图》二百二十有七，共为图五百四十有八。所谓旧本卽毛邦翰之书。”{11}
所录十卷本，为明南京户部刊本，时户部郎中方应明见吴继仕所得宋本，即与同僚刻于本部官署，共三二二图，校吴氏三二一少一图{12}。提要均称：“此本惟《易》《书》二经图与《馆阁书目》数相合，《诗》则四十有五，《礼记》则四十有一，皆较原数少二。《周礼》则六十有八，较原数多三。《春秋》则四十有三，较原数多十四。不知何人所更定。”合其图数位三二二，故书前提要编订所依据的版本为十卷本，更定者即为户部郎中方应明。《总目》著录六卷，是依《浙江采辑遗书总录》记载的吴继仕重刻本，然提要内容直接录用书前提要。
（二）《总目》：“甲字鼎卿，昌州人。干道二年进士。《成都文类》载其数诗，而不详其仕履。邦翰不知何许人，尝官抚州教授。”
《六经图》作者杨甲，字鼎卿，昌州（今四川大足）人，约生活在两宋之交，未入仕。另有杨甲数人：一人字嗣清，遂宁人，《宋史杨辅传》所载杨辅之兄，孝宗干道二年进士，历官国子录，曾任知县，《成都文类》载有《修学记》及诗集《棣华馆小集》，《仪顾堂书目》所载即是；一人生平不详，淳熙间人，游于范成大之门，作《縻枣堰记》{13}。《提要》称“干道二年进士”以及“《成都文类》载其数诗”，是根据《宋荟要》选举二之二〇以及雍正《四川通志》卷九上，非《六经图》作者杨甲。毛邦翰，生卒不详，《浙江通志》卷一百二十五《选举三》列有绍兴二十七进士毛邦翰，称“江山人，判官”，或即为此人，终转运判官。 （三）《总目》：“考《书录解题》载有东嘉叶仲堪字思文，重编毛氏之书，定为《易》图一百三十，《书》图六十三，《周礼》图六十一，《礼记》图六十三，《春秋》图七十二，惟《诗》图无所增损。其卷则增为七，亦与此本不符。然则亦非仲堪书。”
《玉海·艺文志》录《绍兴六经图》{14}及苗昌言《序》，所述经图数与《书录解题》合。然《总目》与各库书提要引《直斋书录解题》{15}均有误，今核对原文为：“《易》七十，今百三十；《书》五十五，今六十三；《诗》四十七，今同；《周礼》六十五，今六十一；《礼记》四十三，今六十二；《春秋》二十九今七十二。”《总目》载叶仲堪重编《礼记》图数为六十二，少一。文渊阁、文津阁《提要》载叶仲堪所编图数则为：“《易》图六十三，《周礼》图六十一，《礼记》图六十三，《春秋》图七十二，惟《诗》图无所增损。”《易》图数误，《书》图数缺。
三、五经说
（一）此书文渊、文溯、文津三阁书前提要题“经说”，《总目》题“五经说”。
《元史》称熊朋来有“家集三十卷”{16}，明焦竑《国史经籍志》载《熊豫章集》三十卷{17}。今国图有明刻本《豫章熊先生家集》两册七卷，四周双边，黑对鱼尾，中题页数，页十一行，行二十六字左右，卷首题“豫章熊先生家集卷之某数”，次行题篇名。卷次与今四库本相同：卷一《经说易》，卷二《经说诗》，卷三《经说书》，卷四《经说春秋》，卷五《经说仪礼周礼礼记》，卷六《经说大小戴记》，卷七《杂说》。书前有序，称“家集三十卷”，可知此书实为熊朋来《家集》前七卷，析出后单行。崔富章《补正》认为此书涉《易》《书》《诗》《春秋》《仪礼》《周礼》《大小戴记》等七经，称“五经说”名不副实，应作“经说”。案其《家集》中篇名，似称“经说”更妥。造成崔富章《补正》认为，《总目》题“五经说七卷”著录自《江苏采集遗书目录》。查《江苏采集遗书目录》，称：“辩说五经疑义，共六卷”，可知崔说不确。吴慰祖《四库采进书目》所收《遗书目录》作七卷，盖崔书以吴慰祖《书目》为本，以至误作论断。
（二）提要称：“朋来字与可，南昌人，登宋咸淳十年进士，仕元，为福清县判官，事迹具《元史·儒林传》。”福清县，《元史》、《江西通志》作“福清州”。案《元史·地理志》载：“福清州：唐析长乐八乡置万安县，叉改福唐，又改福清。元元贞元年（1295）升为州。”元代福清为州，不为县，应作“福清州”为是。《元史·儒林传》，殿本《总目》为“元史儒学传”，案《元史》作“儒学传”，应以殿本为是。
四、六经正误
（一）《总目》：“杨万里为作序，述其始末甚详。”
今四库本前序为魏了翁作，未见杨万里序。魏序所言成书经过与《提要》相同，提要盖以其为据。落款乃理宗宝庆元年（1225年）冬十二月，居正应朝廷刊正经籍在嘉定十六年（1223年），则魏了翁作序或在《正误》刊行之时。
（二）《总目》：“陈振孙《书录解题》谓其唯讲偏旁之疑似。今观是书，校勘异同，订正讹谬，殊有补于经学。”
《直斋书录解题》称居正所校勘“大抵多偏傍之疑似者也”。按，居正书中论及的问题，一些确实很有价值，而《书录解题》所言也是确论。张富祥《宋代文献学研究》{18}论及此书，认为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没有区分清楚校勘学与文字学的范围。校勘的重点在纠正文本的错误，而此书则把重点放在了规范字型上，如“恒”字缺末笔，“笑”字下部作“犬”，“休”字右邊作“术”皆属误写之类。当然，旧时文字学一直依附于经学，学者并没有区分的意识，所以今天也不能因此而过分指责居正。
五、七经小传
（一）此书《宋史》刘敞传不载，《宋史·艺文志》记载为五卷，《郡斋读书志》《中兴馆阁书目》同。欧阳修《集贤院学士刘公墓志铭》称有“《七经小传》五卷，今盛行于学者”{19}。欧阳修墓志铭作于敞去世后一年，按当时的传播条件，五卷本《七经小传》要“盛行于学者”，应在刘敞生前已刊行。三卷本见于《直斋书录解题》，但篇目似乎与《四库》本不同。《解题》称：“惟《春秋》既有成书，而《诗》《书》《三礼》《论语》见之《小传》，又《公羊》《左氏》《国语》三则附焉，故曰‘七经’”。其所谓“七经”是指《诗》《书》《三礼》《论语》《公羊》《左氏》《国语》。《郡斋读书志》卷五《七经小传提要》称：“其所谓‘七经’者，《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公羊传》、《论语》也”，《中兴馆阁书目》作：“《诗》、《书》、《春秋》、《周礼》《仪礼》、《礼记》、《论语》”。《四库》同《郡斋读书志》，《馆阁书目》将“公羊传”作“春秋”，应该是其中同时有《公羊》与《左传》的内容。《书录解题》称：“《公羊》《左氏》《国语》三则附焉”，内容与《四库》本《公羊》卷相同，可以推断，陈振孙所见三卷本内容与今一致，只是对“七经”的理解有异，容易让人产生误解。
（二）《文渊阁提要》及《总目》称：“盖敞本欲作七经传，惟《春秋》先成，凡所札记，已编入《春秋传》《意林》《权衡》《文权》《说例》五书中。此三条一校衍字，一论都城百雉，一论禘郊祖宗报，于经文无所附丽，故其文仍在此书中。”这句话源于陈振孙《书录解题》：“惟《春秋》既有成书，而《诗》《书》《三礼》《论语》见之《小传》，又《公羊》《左氏》《国语》三则附焉，故曰‘七经’。”
两句话有两处差异：一是馆臣认为刘敞关于《春秋》的著作本是“七经传”的一部分，后化身为五部书。二是陈振孙认为刘敞《春秋》成书早于《七经小传》，而馆臣所谓“《春秋》先成”是“七经传”中本应作为《七经小传》内容的“春秋”，所指不同。陈氏与馆臣的推断或有所本，今材料不足，难以做出评价，但馆臣所谓“凡所札记，已编入《春秋传》《意林》《权衡》《文权》《说例》五书中”可以确定为臆断。刘敞“春秋五书”内容及体例迥异，陈振孙《解题》云：“始为《权衡》以平三家之得失，然后集众说断以己意而为之《传》，《传》所不尽者见之《意林》”。《春秋权衡》是分析传、注之得失；《春秋传》是自己的解说；《春秋说例》研究《春秋》凡例；《春秋意林》结合时势，以古讽今；《春秋文权》则不存，难以知其面目。比较看来，只有《春秋权衡》与之写法相似，但没有确凿材料证明二书有某种关系。因此“春秋五书”是在不同时间阶段形成的不同种类的书。《七经小传》应是刘敞读书札记的合集。其弟刘攽《故朝散大夫给事中集贤院学士权判南京留司御史台刘公行状》称，“其十七岁所著撰，至今存者尚多”，《七经小传》中应存有不少早年的文字。朱熹曾见过初成之本，并认为是少时作，应当可信。
注释：
①文渊阁四库全书[C].台湾：商务印书馆，1984：183-136.
②同①：679-778.
③[明]康绍宗，彭纲编.《二程全书》[M].国家图书馆藏明弘治十一年陈宣刻.
④[宋]程颢，程颐著.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24.
⑤朱杰人等主编.晦庵先生朱文公别集[A].朱子全书[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4941.
⑥束景南著.朱熹年谱长编[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4：441.
⑦同③.
⑧清人书目题跋丛刊：第十册[C].北京：中华书局，1994：18.
⑨同⑧：267.
⑩《四库全书》提要稿辑存：第一册[C].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306.
{11}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一五〇[C].济南：齐鲁书社，1997：348.
{12}张富详著.宋代文献学研究[M].上海：上海出版社，2006：509.
{13}李更.杨甲生平及著作考辨[A].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集刊第一辑[M].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
{14}武秀成，赵庶洋.玉海艺文校正[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392.
{15}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83.
{16}宋濂等.元史：卷一百九十[M]，北京：中华书局，1976：4334.
{17}焦竑.国史经籍志[A].丛书集成初编[C].上海：商务印书馆.
{18}同{12}：132.
{19}同①：1102-282.
{20}同①：1096-339.
{21}同①：1145-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