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病倒了。突然之间。脑溢血。
　　出了急救室。我坐在他的病床前。他闭着眼，昏迷不醒。但他的手仍在动，似乎只有手是“清醒”的。我握住他的手，叫了声“爸爸……”。他的手明显回握了我一下。我再叫一声，他又回握了一下。
　　我低头看着我手中的他的手。毕竟是父子，他的手和我的手差不多。
　　那不是典型的男人的手：手掌不宽、不厚，手指不粗，手背没有老人斑，青色的血管在又白又薄的皮肤下显得十分清晰。整只手暖暖的、软软的。
　　我看着、攥着、抚摸着。我忽然察觉，我还是第一次接触父亲的手——自懂事以来的半个世纪里，我居然从未接触过父亲的手！我感到惊愕。事情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因是父子，见面或分别固然不至于握手，但此外就没有接触的机会吗？没有，没有，是没有。我疏远了父亲的手。想到这里，我心疼地把父亲的一只手捧在怀里，注视着、摩挲着，眼睛随之模糊起来……
　　尽管生活、工作在乡下，但父亲的这双手几乎没做过农活儿，更没做过家务，也不会，甚至连侍弄房前屋后的小菜园都不太会。但我必须承认父亲是个很聪明也很努力的人。父亲解放初期只念到初一就工作了，由乡供销社到县供销总社，后来转到人民公社即现今的镇政府。
　　同样是这双手，却打得一手好算盘，写得一手好钢笔字和毛笔字，写得一手好文章，下得一手好象棋。别说十里八村，即便在整个县当时都是有些名气的。
　　可惜他脾气不好。同样一句话。从他口中说出来往往多了棱角。尤其让领导听起来不大舒坦。所谓手巧不如口巧。也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一辈子都没升上去。
　　我继续搜寻记忆。搜寻父亲的手在父子感情之间留下的痕迹。记得大学三年级那年初夏，我得了急性黄疸型肝炎，住在长春偏离市中心的传染病医院里。“文革”尚未结束，物资奇缺，连白糖都凭票供应，平时喝口糖水都不容易。而对肝炎患者来说，糖是最基本的营养品。
　　一天中午，我在医院病床上怅怅地躺着。几个病友都睡了，我睡不着，想自己的病情，想耽误的课，想入党申请能否通过。正想着，门轻轻地开了。进来的竟是父亲。依旧那身半旧的蓝布衣裤，依旧那个塑料提包，依旧那副清瘦的面容。
　　我爬起身，父亲在床沿坐下。父亲平时就沉默寡言，这时也没多说什么，只是简单问了问病情，然后一只手拉开提包，另一只手从中掏出一包用黄纸包的白糖。又一个一个小心地摸出二十个煮鸡蛋，最后从怀里摸出二十元钱放在我眼前的褥单上。
　　父亲一个月工资四十七元五角，母亲没工作。八口之家，两地分居。作为长子，我当然知道这二十元钱意味着什么。我说钱我不要。父亲没作声，一只手把钱按在褥单上。而后打量了一下病房，又往窗外树上看了片刻，说：“我得走了，你好好养病。”说着，拎起完全空了的塑料提包。我望着他走出门的单薄的身影。鼻子有些发酸。
　　我的家在长春东边，他工作所在的公社在长春北边，相距一百里——父亲是从百里外的家赶来。又赶去百里外的公社的。他在那里做公社党委宣传委员。
　　我更紧地握着自己从不曾握过的父亲的手。我知道，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这双手再不会为我做什么了。
　　是的，父亲是个不善于用话语表达自己正面感情尤其是对子女感情的人，这双手也就给了我更多的回忆。
　　时间迅速向后推移，也就在一年半以前，父母在我所在的青岛生活了两年。两人的身体都还好，我就在市区较为热闹的地段租了房子给他们单住，每星期去看望一两次。
　　客厅有个不很长的长沙发，父亲总是坐在沙发一头看电视、看报。我去的时候也坐在长沙发上，有时坐在另一头，有时坐在稍离开他的中间位置。一次无意之间。我发现原本父亲靠着的靠垫正一点儿一点儿往我这头移动。细看，原来他用一只手悄悄推着靠垫。我佯装未见，任凭靠垫移到我的身旁。显然，父亲是让我靠这靠垫。但他没有说，也没有直接递给我，而是用手慢慢移动，生怕我察觉……
　　如今，父亲的手永远地去了，去了三四个月了。化为青烟，化为灰烬，留在了一千多公里外的故乡的一座荒山坡上。那里已经飘雪了，风越来越冷。
　　世界上还会有一双男性的手为我从塑料提包里一个一个摸出煮鸡蛋、一点儿一点儿往我身旁推靠垫吗？
　　（選自《朗读者II·2》，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1月版，有改动）
　　【导读】
　　本文文字质朴。通过细腻、生动的细节传达出深沉的父子之情，读来催人泪下。请你概括文中的父亲是一个怎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