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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6月10日，北京电影学院“电影眼睛”放映活动展映了耿军的两部作品——剧情片《青年》和纪录片《诗与病的旅程》。两部作品虽然体裁不同，但是都取材于耿军身边的真实故事，都透露了人生自饮食男女始，至生死大事终的生命旅程，和始终充满了黑色幽默的悲喜人生。
耿军，1976年出生于黑龙江鹤岗。1996年中专毕业后进京，先后从事过速冻饺子推销员、宾馆客房服务生、台球厅老板、杂志社编辑、广告业务员等诸多职业，2002年开始独立制作DV电影，作品曾入围法国南特电影节新电影单元、荷兰鹿特丹电影节未来电影单元及印度喀拉拉邦电影节。
《青年》和《诗与病的旅程》
《青年》讲的是三个东北青年不同的人生际遇。
出租车司机金财找了一个女朋友，女友的父母希望金财能供女孩儿读卫校，金财父母坚决不同意。双方谈判破裂，金财跑到女友家里，当着女友全家的面服毒自尽。我在放映前和耿军聊天时，听他说金财的遗言是“我还什么都没有干呢！”但在影片中我没有看到这句话，已经剪掉了。
待业青年国庆和小广，想通过互相吹捧混出个人样来，两人请一帮朋友吃饭，想壮大名声，但效果不好。国庆送同学沈勇富回部队，在酒席上喝高了。第二天一早国庆接到小广电话，得知小广要为了一个女人和当地的一地痞“谈判”，国庆去找小广，却中了地痞的埋伏，被人用扳手敲中脑袋，打成了植物人。国庆在床上瘫了半年多，死了。国庆父亲因为儿子去世受了刺激，也上吊自杀了。
相比热血的国庆和殉情的金财，胆小怕事的矿工铁英更值得同情。铁英有点蠢蠢的，说话不会看场合，在矿上想讨好工头却激怒了工头，想给女友小娟买瓶可乐也找不到大瓶装的。矿上发生了矿难，小娟妈妈觉得当矿工不安全，铁英只好去当建筑工人，却从二楼摔下来，成了植物人。等铁英康复后却发现，心爱的女友已经有了新的男友。
《诗与病的旅程》讲的是曾在清华美院就读的诗人张稀稀，在北京由于生活压力，得了抑郁症，后又转化成了精神分裂症，不得不回家养病，养病期间他在不停地创作诗歌，他希望通过诗歌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冬去春来他在康复的旅程中生活并创作着……这是一部访谈式的纪录片，但导演的手法娴熟，以至于整部片子的风格更像是朋友之间唠嗑儿（耿军语，东北方言，聊天的意思），并不枯燥。
记录的意义
耿军说：“不但纪录片《诗与病的旅程》是真实的，连剧情片《青年》也是真实的故事，而且就发生在我的身边。我每次回家乡黑龙江鹤岗都会见很多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们，他们的变化在不经意间自然而然，我有时会翻看每一家的影集，看到他们的幼年，少年，青年和现在的壮年，也有我们父母的青年、中年和现在的老年。爸爸曾跟我说：‘我从30来岁到现在好像没什么记忆，突然就快老了。’我听了这话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那时我31岁，我有了初步记录身边朋友的想法，这些影像会很有意义，把我们的生活中的奋斗，乏味，无力，挣扎和人性中的美好和微弱的凶恶都记录下来，把这个变化的时代带给我们的机遇和阻碍，把适者生存和不适者的无奈隐忍都一股脑地用影像呈现出来。”
起点：饮食男女
在两部影片中，关于吃饭喝酒的镜头占了很大比重。《青年》中，金财和女友吴丽在咖啡厅中浪漫地吃蛋糕；金财葬礼上，弟弟金宝和朋友们喝完酒去找吴丽家的麻烦；为沈国富送别的酒席上，国庆拍着胸脯要混出个样子来；小娟家，老实巴交的铁英规规矩矩地吃着醋溜土豆丝……《诗与病的旅程》中，患上精神分裂症的诗人张稀稀一直唠唠叨叨地庆幸自己花两元多钱就买到了小半块儿松仁小肚。如此多的吃喝镜头，是其他导演的影片中非常少见的。有些关于吃喝的镜头带有象征意义，有些是前后情节的过渡，有些则完全是导演无意识的表达。
而在我和耿军导演的接触中，关于“吃”的话题也令我记忆犹新。在影片放映前，耿军导演不止一次提醒我——放映的时间有点长，最好准备些吃的东西。由此可见，关于“吃”的话题不只体现在他的创作中，亦融合在他的生活中。
之所以出现如此多的吃喝镜头，与耿军的成长经历不无关系。耿军出生于黑龙江省鹤岗市郊区，家中从事养殖业，颇为殷实，但身边的邻居街坊中，有很多人下岗、失业。用耿军自己的话说就是：“我身边有很多朋友，为挣钱，把命都搭进去了。”耿军中专毕业之后，在家中学了一年剧本创作，之后辗转来北京。在北京，他先后做过速冻饺子推销员、宾馆服务生、与朋友开过台球厅，囊中羞涩的日子里，更广泛地接触了中国当代文学。此后，广告公司、杂志社、电视台……他的人生阅历很丰富，但目光始终关注着最底层的人。因此他明白“有吃的，才能活下去”的道理。
爱情是耿军作品中另一个重要的主题。《青年》中金财殉情而死，国庆间接因女人而死，铁英为了让女友妈妈放心才去当建筑工人……《诗与病的旅程》中张稀稀没有爱情，但导演一直在追问张稀稀是否曾经有过喜欢的人。和饮食问题一样，在耿军的作品中，爱情也同样现实得让人心碎。金财能找到女朋友，是因为家里有出租车这个赚钱的工具，丢掉爱情是因为拿不出2万元钱的彩礼；小广能找到女朋友是因为他吹牛让女孩儿认为他是个“道上大哥”；铁英更是如此，没有钱就没有勇气去见心爱的姑娘。
可以说，在耿军的作品中，故事的开启永远是饮食男女。关于这一点，耿军说：“饮食维持我们的生命，男女延续我们的血脉，有了饮食男女，人类才会繁衍下去，这是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条件。而电影把握住了饮食男女，就把握住了人生的根，就会厚重起来。”
终点：生死大事
如果把饮食男女看作耿军思考起点的话，生死大事无疑是思考的终点。在两部影片中，每一个关于死亡的命题背后，都紧跟着一个关于生存的思考。
金财为情而死，让弟弟金宝认识到“人死了，就什么都没了”。所以金宝的性情大变，从一个飞扬、不计后果的少年，变成了一个规规矩矩经营熟食店，和老婆吵吵闹闹过日子的青年。
铁英和小广吃包子的时候，铁英告诉小广——国庆死了，小广沉默了良久说：“快吃吧，一会儿凉了。”
铁英之所以去当建筑工人，是因为听说矿上死了十几号人，但当建筑工人仍然不安全，从二楼摔下来差点死掉，康复后的铁英看着物是人非的小镇，似有所悟……
《诗与病的旅程》中生死是一个隐含的对照，片中没有死者，但主人公张稀稀一直在絮絮叨叨地说：“我看不起顾城，我看不起海明威，他们都是自杀而死的，他们都是弱者。”
由此可见，在生死的命题中，耿军更看重的是生——只有活着，顽强地活着，人生才是有意义的。
过程：“穷欢乐”的悲喜人生
烦恼人生的起点是饮食男女，终点是生死大事，中间则是人生百年。在耿军的人生观中，活着不容易，所以要过得充实，要有意思，要学会于苦难的人生中找到生活的乐趣。也就是他常说的穷欢乐。在耿军的作品中，虽然人物的命运是悲惨的，但语言往往充满了黑色幽默。这种风格的建立，也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源自社会底层的自我解压。耿军说：“清华、北大毕业的学生不大可能去宾馆当服务员，也更容易得抑郁症，稍有不如意他们会自闭，觉得天生我才没有用。而我在不好的环境里有个优势，就是把自己放得很低，做什么都行、给个饭吃就行，所以心态上会更平静些。譬如吃到什么没吃过的东西会高兴好几天啥的……当我做不了什么、或者达不到什么的时候，‘穷欢乐’就会很重要，要撑下去就要有些阿Q的感觉、需要自我解压。”
第二个原因是对“笑中带泪”表达方式的偏爱。耿军说：“我特喜欢笑中带泪、泪中带笑的效果。我喜欢库斯图里卡的东西，里面有巨大的悲哀，《地下》就是个巨大的悲哀，但他偏偏用了非常荒诞的表现方式。还有《美丽人生》，非常温暖的一个故事，但是非常悲哀。我还挺喜欢类似这样的文学作品，把小人物的尴尬，用一种非常幽默的方式来呈现。这也是‘穷欢乐’——在苦事里面去寻找欢乐。我喜欢这种方式，而不大喜欢艺术上的极端，也因为我自己没有那种能力去表现。”
第三个原因是和地域文化有关。中国的地域文化中，南方温暖，农作物一年三季，人们整日劳作，十分艰辛，往往是回家就倒在床上睡觉。东北是苦寒之地，耕作收获周期很短，一年中倒有半年的时间是围在炭火炉过日子，老少爷们喝酒、打牌、侃大山，讲种种轶事野闻。日久天长，年复一年，代代相袭，语言被他们反复锤炼得既诙谐精辟又合乎生活逻辑，让人捧腹，让人回味。这种地域文化特征与耿军所认知的故乡融合在一起，也就变成了一种带着眼泪的贫，化于耿军的人生观中，就是苦中作乐式的诙谐。
符号：电话费•可乐•车上的马
耿军作品的表达细节有一个很显著的特色，就是非常善用象征符号。很复杂的情绪、很深邃的主旨，他可能用一两个有象征意义的符号就能完全表达出来，这的确是耿军的本事。例如在《青年》中，就有电话费、可乐和车上的马等众多象征符号。
整部影片中的开头和结尾都是关于电话费的问题——在影片的开头，镜头指向面包车脏兮兮的前车窗，画外音说“您的当前余额为31元”；在影片的结尾，画外音则提示“您的余额不足，请及时充值”。对于这样的处理，耿军说：“我们这个信息时代充满了电子的声音，这种电子声音同时也代表了经济压力。一个人为什么老是查余额？是因为话费贵、打起电话来是在乎钱的。”
关于生活的窘迫，《青年》中还有一个符号。铁英每次去女友小娟家，都会带一瓶可乐。杂货店老板问铁英要大瓶的还是特大瓶的，铁英说大瓶的就成，说特大瓶的没有冰镇的了。耿军说：“我刚到北京的生活，可乐一块钱一瓶，我那时候很喜欢喝。在我家乡，请人吃饭摆上可乐是很有面子的事儿，年轻人都开始喜欢这东西，能增加‘面子’，让人觉得这家很‘讲究’。可乐在影片中代表了铁英的卑微，没什么可拿但又不能空手去。带瓶可乐过去“啪”一声打开，倒下去汽儿“滋儿”地上来，看起来很痛快其实是一种悲哀。”
影片中还有一个镜头——轮椅上的铁英坐在路边、前面是一辆载了马的卡车。关于这一点，耿军解释说：“我有个朋友，也就是纪录片《诗与病的旅程》的主人公张稀稀，他写了首诗叫《被卡车拉走的马》，写得很好。城市化越来越严重，以前牛马在田里耕地，在战场上驰骋的马越来越少了，现在大街上卡车上装的马大部分都被买卖屠杀，限制自由，马应该是驰骋的，马跟青年是一样的，青年应该是人生里面最壮烈也是最有用的一段时光，马被卡车拉走，人在轮椅上，没有用武之地，这是一个象征符号。”
耿军说：“我希望让大家看到更广阔的时空，我所拍摄的只是广阔时空中的一个片段。”由此可以看出，耿军对自己的影像世界，其实有着很大的“野心”。
耿军，1976年出生于黑龙江鹤岗。1996年中专毕业后进京，先后从事过速冻饺子推销员、宾馆客房服务生、台球厅老板、杂志社编辑、广告业务员等诸多职业，2002年开始独立制作DV电影，作品曾入围法国南特电影节新电影单元、荷兰鹿特丹电影节未来电影单元及印度喀拉拉邦电影节。
《青年》和《诗与病的旅程》
《青年》讲的是三个东北青年不同的人生际遇。
出租车司机金财找了一个女朋友，女友的父母希望金财能供女孩儿读卫校，金财父母坚决不同意。双方谈判破裂，金财跑到女友家里，当着女友全家的面服毒自尽。我在放映前和耿军聊天时，听他说金财的遗言是“我还什么都没有干呢！”但在影片中我没有看到这句话，已经剪掉了。
待业青年国庆和小广，想通过互相吹捧混出个人样来，两人请一帮朋友吃饭，想壮大名声，但效果不好。国庆送同学沈勇富回部队，在酒席上喝高了。第二天一早国庆接到小广电话，得知小广要为了一个女人和当地的一地痞“谈判”，国庆去找小广，却中了地痞的埋伏，被人用扳手敲中脑袋，打成了植物人。国庆在床上瘫了半年多，死了。国庆父亲因为儿子去世受了刺激，也上吊自杀了。
相比热血的国庆和殉情的金财，胆小怕事的矿工铁英更值得同情。铁英有点蠢蠢的，说话不会看场合，在矿上想讨好工头却激怒了工头，想给女友小娟买瓶可乐也找不到大瓶装的。矿上发生了矿难，小娟妈妈觉得当矿工不安全，铁英只好去当建筑工人，却从二楼摔下来，成了植物人。等铁英康复后却发现，心爱的女友已经有了新的男友。
《诗与病的旅程》讲的是曾在清华美院就读的诗人张稀稀，在北京由于生活压力，得了抑郁症，后又转化成了精神分裂症，不得不回家养病，养病期间他在不停地创作诗歌，他希望通过诗歌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冬去春来他在康复的旅程中生活并创作着……这是一部访谈式的纪录片，但导演的手法娴熟，以至于整部片子的风格更像是朋友之间唠嗑儿（耿军语，东北方言，聊天的意思），并不枯燥。
记录的意义
耿军说：“不但纪录片《诗与病的旅程》是真实的，连剧情片《青年》也是真实的故事，而且就发生在我的身边。我每次回家乡黑龙江鹤岗都会见很多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们，他们的变化在不经意间自然而然，我有时会翻看每一家的影集，看到他们的幼年，少年，青年和现在的壮年，也有我们父母的青年、中年和现在的老年。爸爸曾跟我说：‘我从30来岁到现在好像没什么记忆，突然就快老了。’我听了这话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那时我31岁，我有了初步记录身边朋友的想法，这些影像会很有意义，把我们的生活中的奋斗，乏味，无力，挣扎和人性中的美好和微弱的凶恶都记录下来，把这个变化的时代带给我们的机遇和阻碍，把适者生存和不适者的无奈隐忍都一股脑地用影像呈现出来。”
起点：饮食男女
在两部影片中，关于吃饭喝酒的镜头占了很大比重。《青年》中，金财和女友吴丽在咖啡厅中浪漫地吃蛋糕；金财葬礼上，弟弟金宝和朋友们喝完酒去找吴丽家的麻烦；为沈国富送别的酒席上，国庆拍着胸脯要混出个样子来；小娟家，老实巴交的铁英规规矩矩地吃着醋溜土豆丝……《诗与病的旅程》中，患上精神分裂症的诗人张稀稀一直唠唠叨叨地庆幸自己花两元多钱就买到了小半块儿松仁小肚。如此多的吃喝镜头，是其他导演的影片中非常少见的。有些关于吃喝的镜头带有象征意义，有些是前后情节的过渡，有些则完全是导演无意识的表达。
而在我和耿军导演的接触中，关于“吃”的话题也令我记忆犹新。在影片放映前，耿军导演不止一次提醒我——放映的时间有点长，最好准备些吃的东西。由此可见，关于“吃”的话题不只体现在他的创作中，亦融合在他的生活中。
之所以出现如此多的吃喝镜头，与耿军的成长经历不无关系。耿军出生于黑龙江省鹤岗市郊区，家中从事养殖业，颇为殷实，但身边的邻居街坊中，有很多人下岗、失业。用耿军自己的话说就是：“我身边有很多朋友，为挣钱，把命都搭进去了。”耿军中专毕业之后，在家中学了一年剧本创作，之后辗转来北京。在北京，他先后做过速冻饺子推销员、宾馆服务生、与朋友开过台球厅，囊中羞涩的日子里，更广泛地接触了中国当代文学。此后，广告公司、杂志社、电视台……他的人生阅历很丰富，但目光始终关注着最底层的人。因此他明白“有吃的，才能活下去”的道理。
爱情是耿军作品中另一个重要的主题。《青年》中金财殉情而死，国庆间接因女人而死，铁英为了让女友妈妈放心才去当建筑工人……《诗与病的旅程》中张稀稀没有爱情，但导演一直在追问张稀稀是否曾经有过喜欢的人。和饮食问题一样，在耿军的作品中，爱情也同样现实得让人心碎。金财能找到女朋友，是因为家里有出租车这个赚钱的工具，丢掉爱情是因为拿不出2万元钱的彩礼；小广能找到女朋友是因为他吹牛让女孩儿认为他是个“道上大哥”；铁英更是如此，没有钱就没有勇气去见心爱的姑娘。
可以说，在耿军的作品中，故事的开启永远是饮食男女。关于这一点，耿军说：“饮食维持我们的生命，男女延续我们的血脉，有了饮食男女，人类才会繁衍下去，这是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条件。而电影把握住了饮食男女，就把握住了人生的根，就会厚重起来。”
终点：生死大事
如果把饮食男女看作耿军思考起点的话，生死大事无疑是思考的终点。在两部影片中，每一个关于死亡的命题背后，都紧跟着一个关于生存的思考。
金财为情而死，让弟弟金宝认识到“人死了，就什么都没了”。所以金宝的性情大变，从一个飞扬、不计后果的少年，变成了一个规规矩矩经营熟食店，和老婆吵吵闹闹过日子的青年。
铁英和小广吃包子的时候，铁英告诉小广——国庆死了，小广沉默了良久说：“快吃吧，一会儿凉了。”
铁英之所以去当建筑工人，是因为听说矿上死了十几号人，但当建筑工人仍然不安全，从二楼摔下来差点死掉，康复后的铁英看着物是人非的小镇，似有所悟……
《诗与病的旅程》中生死是一个隐含的对照，片中没有死者，但主人公张稀稀一直在絮絮叨叨地说：“我看不起顾城，我看不起海明威，他们都是自杀而死的，他们都是弱者。”
由此可见，在生死的命题中，耿军更看重的是生——只有活着，顽强地活着，人生才是有意义的。
过程：“穷欢乐”的悲喜人生
烦恼人生的起点是饮食男女，终点是生死大事，中间则是人生百年。在耿军的人生观中，活着不容易，所以要过得充实，要有意思，要学会于苦难的人生中找到生活的乐趣。也就是他常说的穷欢乐。在耿军的作品中，虽然人物的命运是悲惨的，但语言往往充满了黑色幽默。这种风格的建立，也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源自社会底层的自我解压。耿军说：“清华、北大毕业的学生不大可能去宾馆当服务员，也更容易得抑郁症，稍有不如意他们会自闭，觉得天生我才没有用。而我在不好的环境里有个优势，就是把自己放得很低，做什么都行、给个饭吃就行，所以心态上会更平静些。譬如吃到什么没吃过的东西会高兴好几天啥的……当我做不了什么、或者达不到什么的时候，‘穷欢乐’就会很重要，要撑下去就要有些阿Q的感觉、需要自我解压。”
第二个原因是对“笑中带泪”表达方式的偏爱。耿军说：“我特喜欢笑中带泪、泪中带笑的效果。我喜欢库斯图里卡的东西，里面有巨大的悲哀，《地下》就是个巨大的悲哀，但他偏偏用了非常荒诞的表现方式。还有《美丽人生》，非常温暖的一个故事，但是非常悲哀。我还挺喜欢类似这样的文学作品，把小人物的尴尬，用一种非常幽默的方式来呈现。这也是‘穷欢乐’——在苦事里面去寻找欢乐。我喜欢这种方式，而不大喜欢艺术上的极端，也因为我自己没有那种能力去表现。”
第三个原因是和地域文化有关。中国的地域文化中，南方温暖，农作物一年三季，人们整日劳作，十分艰辛，往往是回家就倒在床上睡觉。东北是苦寒之地，耕作收获周期很短，一年中倒有半年的时间是围在炭火炉过日子，老少爷们喝酒、打牌、侃大山，讲种种轶事野闻。日久天长，年复一年，代代相袭，语言被他们反复锤炼得既诙谐精辟又合乎生活逻辑，让人捧腹，让人回味。这种地域文化特征与耿军所认知的故乡融合在一起，也就变成了一种带着眼泪的贫，化于耿军的人生观中，就是苦中作乐式的诙谐。
符号：电话费•可乐•车上的马
耿军作品的表达细节有一个很显著的特色，就是非常善用象征符号。很复杂的情绪、很深邃的主旨，他可能用一两个有象征意义的符号就能完全表达出来，这的确是耿军的本事。例如在《青年》中，就有电话费、可乐和车上的马等众多象征符号。
整部影片中的开头和结尾都是关于电话费的问题——在影片的开头，镜头指向面包车脏兮兮的前车窗，画外音说“您的当前余额为31元”；在影片的结尾，画外音则提示“您的余额不足，请及时充值”。对于这样的处理，耿军说：“我们这个信息时代充满了电子的声音，这种电子声音同时也代表了经济压力。一个人为什么老是查余额？是因为话费贵、打起电话来是在乎钱的。”
关于生活的窘迫，《青年》中还有一个符号。铁英每次去女友小娟家，都会带一瓶可乐。杂货店老板问铁英要大瓶的还是特大瓶的，铁英说大瓶的就成，说特大瓶的没有冰镇的了。耿军说：“我刚到北京的生活，可乐一块钱一瓶，我那时候很喜欢喝。在我家乡，请人吃饭摆上可乐是很有面子的事儿，年轻人都开始喜欢这东西，能增加‘面子’，让人觉得这家很‘讲究’。可乐在影片中代表了铁英的卑微，没什么可拿但又不能空手去。带瓶可乐过去“啪”一声打开，倒下去汽儿“滋儿”地上来，看起来很痛快其实是一种悲哀。”
影片中还有一个镜头——轮椅上的铁英坐在路边、前面是一辆载了马的卡车。关于这一点，耿军解释说：“我有个朋友，也就是纪录片《诗与病的旅程》的主人公张稀稀，他写了首诗叫《被卡车拉走的马》，写得很好。城市化越来越严重，以前牛马在田里耕地，在战场上驰骋的马越来越少了，现在大街上卡车上装的马大部分都被买卖屠杀，限制自由，马应该是驰骋的，马跟青年是一样的，青年应该是人生里面最壮烈也是最有用的一段时光，马被卡车拉走，人在轮椅上，没有用武之地，这是一个象征符号。”
耿军说：“我希望让大家看到更广阔的时空，我所拍摄的只是广阔时空中的一个片段。”由此可以看出，耿军对自己的影像世界，其实有着很大的“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