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中西新闻事业史，不难发现，中国与西方的新闻传播活动在动力机制上有很明显的区别：中国新闻传播主要以政治为本位，而西方新闻传播主要以经济为本位。“政治本位”，即新闻传播主要以为政治服务为目的，媒体承担的压力主要来自政府，评价一个媒体的质量好坏是以政治价值为标准；“经济本位”，即新闻传播主要是为了实现经济价值，媒体的压力主要来自市场竞争，评价一个媒体质量好坏的标准是经济营利的多少。中西新闻传播动力机制的不同特点不是某个历史阶段的产物，而是贯穿于中西新闻传播活动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
　　
　　中国新闻传播以政治为本位的史实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出现报纸的国家之一，在唐朝开元年间就出现了朝廷官报。从唐朝开元年间到19世纪20年代，是中国古代报纸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出现了三种类型的报纸：朝廷官报、非法民报(小报)和合法民报(京报)。三种报纸中，朝廷官报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朝廷官报是由封建中央集权的政府编发的，目的是要为封建统治者宣达皇命，统一思想，为维护封建中央集权统治服务。从本质上来分析，合法民报《京报》也是一种朝廷官报。最早的民间报房是从发行官报的提塘官抄报房中分化出来的，而且没有自己采写的新闻和发布的言论，它的内容基本上是官报的翻版。
　　中国近代新闻事业是伴随着西方列强的侵华而开始的。中国最早的一批近代中文报刊是西方传教士创办起来的。这些传教士的办报活动是帝国主义侵华政策和殖民活动的一部分。这些属于宗教性质的报刊并不是为了营利，而是为了宣传西方殖民主义的文化，为侵华活动服务。
　　随后，中国出现了两次国人办报的高潮，维新派报纸和革命派报纸。维新变法中起着擎旗鼓荡作用的梁启超把报纸的性质概括为“耳目喉舌”，在实践中真正把报刊当作政治活动的武器。到了孙中山那里，政党报纸的理论成为真正的办报指导原则，资产阶级革命派直接利用报刊为资产阶级夺权进行政治鼓动。两次高潮中，都是政治家办报，他们办报的目的也是为了直接宣传自己的政治思想。随后，认识到辛亥革命失败原因的资产阶级创办起启蒙报刊，在全国兴起思想启蒙运动。
　　在国共两党对峙时期，我国的报刊也走上了两极政党报刊对抗时期。两党都试图创办报刊，控制媒体，使其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中国共产党夺得政权之后，确立了党管新闻的原则，媒体都属于国有资产，媒体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行使着“喉舌”的功能。
　　
　　西方新闻传播以经济为本位的史实
　　
　　古罗马时代出现的新闻信就已经确定了西方民间办报的传统。当时的罗马城是欧洲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远离首都的王公大臣、军事长官、富人商贾都想探知罗马城的各种消息，于是有人抄录了政府公报，分送各地，领取酬金。由于新闻信在当时的社会中处于合法地位，没有政治上的干预，所以新闻信在民间极为流行。这些以撰写新闻信为业的人，都以营利为目的。可见，古罗马时代的新闻信已经具备了商品性。新闻信的流行产生了世界上第一批职业新闻工作者，新闻信也成为世界上第一批新闻产品。
　　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孵化了西方近代报纸。15世纪时，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开始在威尼斯萌芽，造船、纺织等行业相当发达，手工工场增多，手工业主、商人、航海界人士十分关心商品的价格、来往的船期、各地的物价，于是出现了专门的人打听这些消息，抄写后出售。小报不定期，沿街兜售，每份一个铜元(一说粘贴在公共场所，凡人内阅读须一个铜元)。这就是手抄小报。手抄小报是顺应早期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需要而产生的。
　　西方近代史是以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开篇的。西方近代报刊在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主要起着政治宣传作用，因此这一时期的报刊被称为“政论报刊”。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资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西方报刊又进人了“政党报刊”时期。“政论报刊”和“政党报刊”都是以政治为本位的，目的都是为了宣传政治主张，经济上基本靠政府或政党补贴。然而，以1833年本杰明·戴创办《太阳报》为标志，西方报业进入了商业报刊阶段。商业报刊面向广大普通受众，经济上独立，政治上摆脱了政党的控制，成为以市场为导向的报纸。
　　工业革命结束之后，以1883年普利策创办《世界报》为标志，西方报业进人大众化时代。大众化报刊是商业报刊的更为成熟的一种形式，它的受众面更广、商业性更强，实现了大批量发行。大众化报刊的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成为西方报业的主流。自由竞争之下，西方报纸进入了垄断报团阶段，变成一种营利性的知识产业，报纸本身已从上层社会的精神特权变成以普通民众为对象的特殊商品。
　　从中西新闻传播活动的发展过程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出，中西方新闻传播活动一直在沿着不同的道路前进，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进程的加快，这种动力机制上的不同则越来越突现出来。
　　
　　中西新闻传播动力机制差异化原因
　　
　　传统文化的影响。从秦统一六国到清朝灭亡，中国封建社会经历了2100年，而西方许多国家的封建主权都不过二三百年的历史。从时间长度上来看，集全国一切权力于一人的封建集权统治对中国的影响要比对西方国家的影响大得多。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中央集权统治下，人们的言论与思想都高度统一，报纸都是作为封建政府的统治工具而存在的。尽管封建统治早已结束，但2000多年的封建文化却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政治宣传为目的的报纸也成为中国近代以后的报业模型。而西方许多国家受封建中央集权文化的影响时间要短得多，因此，近代以后的报业就更容易挣脱以政治为归宿的封建报纸模型的束缚。
　　欧洲封建王权是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萌芽和发展过程中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成为欧洲王权的经济基础，重视工商成为西方许多国家的立国之本。而且，从社会阶层划分来看，商人在西方社会中的地位之高古已有之。罗马共和国时期的社会阶级划分为四等：贵族、骑士、平民和奴隶。其中的贵族阶层的社会地位相当于中国古代社会中的官僚阶层，即“士”阶层。起初的骑士阶层是由“那些收入足以使他们能够凭自费在骑兵中服役的公民组成的”，但是后来，骑士阶层演变成了拥有巨大财富的人，其中就包括银行家和富有的商人等。由此可见，罗马共和国时期，商人就获得了骑士的社会地位，成为仅次于贵族的第二个阶层。而在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中，重农抑商政策成为各个王朝的立国之本和传统国策。“罗马商人骑士在欧洲的出现，证：实了欧洲各国文化在经济形态上转向商品经济的可能性，是远远超过了中国文化进行商品经济形态转型的”。
　　从中西传统文化对商业的重视程度和商人的社会地位的差异来看，西方办报以经济为本位，而中国办报以政治为本位 就不足为奇了。
　　办报主体的差异。中国有政治家办报的传统。在中国，政治家办报是我们今天提倡的办报理念，是党报思想中的重要内容。在我国，“政治家办报”是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的。我国最早的报纸雏形“邸报”是封建朝廷办的，属于政治家直接办报。到了近代，社会动荡不安，报纸更是主要承担了各种政治集团和各类政治人物发表自己政治见解的利器。林则徐、魏源通过译报“师夷长技以制夷”；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等既是进步的政治活动家，又是著名的报人。康有为亲自创办过7种以上的报刊，受他控制和指挥的报刊则达数十种。梁启超亲手创办和积极支持的报刊有17种，他亲自撰写的报刊文字达1400万言；资产阶级革命领导人孙中山的“舆论之母”思想更是直接利用报纸为政治服务的典型。至于国共两党的办报人，更是一批职业政治家，他们的办报活动是他们整个政治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报刊是他们宣传政治主张、组织政治运动的工具。政治家办报自然是以政治为本位，主要为实现政治目的。
　　在西方，办报主体多为企业家或商人，有企业家办报的传统。西方社会重工商业的发展，最初的职业报人就是因为意识到收集与传播信息可以获利才产生的。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信息需求的增加，企业家和商人开始投资于报业，以报纸作为赚钱的工具。他们的报业经营是一种纯粹的商业活动，以市场为导向，尽力满足受众需求。
　　
　　结　语
　　
　　中西新闻传播有着不同的动力机制，中国主要以政治为本位，而西方主要以经济为本位。但是这种差异并不是绝对的，只是一个相对概念，因为西方新闻事业中也存在以政治为本位的阶段，如资产阶级革命期间的“政论报刊”阶段和夺权以后的“政党报刊”阶段，中国的新闻事业发展过程中也不乏以经济为本位的商业报纸。这里所说的只是哪个方面占主流的问题。
　　尽管有差异，但是我们不能片面武断地判断孰好孰坏。中国新闻传播以政治为本位的传统，是与中国报人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意识离不开的。以政治为本位，新闻媒体会自觉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有利于营造和谐的社会环境。而过度强调政治目的，则会导致报纸经济意识和受众意识的缺乏，从而使报纸丧失群众基础，政治宣传掩盖了报纸的信息传播功能。以经济为本位，可以让媒体重视读者需求，可以为媒体赚取在市场竞争中独立经营的经济资本，从而保证新闻与言论的客观性。但是，如果过分强调经济利益，则会导致媒体过度商业化，为了满足读者的低级需求而一再降低自身的品位，忽略本身所承载的监督社会、引导社会的功能。
　　因此，比较理想化的新闻传播事业的模式是对两者的综合，寻求政治本位与经济本位的最佳结合点，既具备政治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同时又尽力以读者需求为导向，寻求经济上的收益。
　　
　　(作者单位：长江大学文学院)
　　
　　编　校：杨彩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