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左右摇摆者、一个随时准备向消费主义缴械的缺氧者，这个人欠着大可一笔债务，内心时常不安。去年末，大可兄将沉甸甸的书稿《香蒲草的记忆》递给我，身体里的单薄顿时无处逃遁。我果真被韩愈点到了穴位——“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不禁暗暗嘀咕，这个穿中华立领双耳招风的“瘦”诗人真能写呀！你看，他捧出近乎宗教般的虔敬把写作的心脏植入有着六百余年的寺庄村，笔下大大小小的脉管奔走四周苦苦挽留渐行渐远的背影，他不厌其烦拂去人、物、事久积的尘埃，他落入时光的深处难以自拔。大可似乎想对铁道边的寺庄村以及村里在或不在的乡亲们说出一个字：爱！张口的刹那，眼珠与喉咙忽然阻止了话语。后来得知，作者为了这本书付出了八九年的辛劳，搜罗，考证，书写，时而振奋时而疑虑，“记得刚开始时，爱人问我：（写这本书）有用吗？我无言以对。”（本书《后记》）。凯尔泰斯·伊雷姆如此揭示世间写作者的忧患与前方：“一个作家头上的天空，毕竟是浓云压低了的；要干这个成本不高的行当，只要有纸张笔墨就足够了。”大可没有固定的工作，原单位每年只是象征性地给三百元，爱人在一家私立医院烧饭每月报酬不足千元，女儿读书，儿子结婚后面临购房的踌躇。他承受人生的种种压力，“兴之所至，信笔写去”，用他自己的话说“心里咋想就咋写”，忠实地记录记忆中的寺庄村。一方面，熟谙乡村生活的人执笔抒写自身心灵的原乡，另一方面，我们也目睹了一个作家在逐利如潮的环境下如何坚持精神的操练。
　　一个村庄就是中国农村的缩影。《中国在梁庄》获得《人民文学》年度非虚构作品奖。主编李敬泽评价道：“不曾认识梁庄，我们或许就不曾认识农村，不曾认识农村，何以认识中国？”梁鸿以爱之忧之的目光审视当下的故乡，强烈的在场感震撼读者；大可则以不少篇幅回溯到故乡的源头，在故纸堆或在碑、疏、帛字等遗存中探寻一切与先人相关的历史信息，娓娓描述，古时寺庄村的概况在纸上基本呈现。他清楚村里尚存的碑文、疏折、族谱甚至前辈的遗稿实际是村史的骨骼，任由湮没或消失，无法向后人交代。还有，今天的中国正加速进入市场经济时代，具有工业和商业双重脾性的城市对乡村充满了食欲，反过来，村庄里的年轻人亦对城里的灯红酒绿产生占有欲，村庄要么慢慢萎缩，要么人去楼空老人多。作为村落见证的历史遗存有可能一个个被工业现代化建设的洪流冲刷而去，大可的心绪不免焦虑，他一笔一划地记录着抢救到这本书稿中，留给日后的寺庄村，这些努力体现了大可文化身份的自觉和担当。“城南第一院”位于村中间，建于1935年，屋主是邢善言的儿子，飞檐高挑，雕梁画栋，“如今，正对大门的照壁不复存在，花仪门也成了我的想象，场院和过道厅，以及和过道厅、花仪门相连接的房屋，也成“镜中月、水中花”，历史就这么吝啬，连一片让人想象的废墟都没留下。至于正厅西面的仓库房和厨房，还有场院那块地，已成为别人家的“新娘”。剩下五间正厅及耳房，还有东西各五间配房，因无人管理，破烂不堪。”（《建筑：城南第一院》）还有一处大宅，屋主邢子述在阎锡山手下任职，“邢子述大门顶上，曾挂着阎锡山给他题写的一块匾，上书四个大字：学善奥义（取其音）。”“如今，六套院落不复存在，大门也成了村里老年人的回忆。”（《邢子述：阎锡山的“秘书”》）那些颇具审美价值的建筑沦落到“破烂不堪”、“不复存在”的地步，作者在此表达了忧思和叹惜。
　　大可兄生于耕读世家，生命本色中保有农民的素朴和真诚，他是一个对乡情、亲情格外眷顾之人，《水井：故乡的象征》、《民居：凝固的历史》、《衣着：流动的时间》、《村民的生命之源：粮食》、《祖父：读书为上品自高》、《父亲：一位大写的人》等文是其乡情、亲情的集中体现。初次翻阅《香蒲草的记忆》，内容既像繁花五彩斑斓又如老槐树枝繁叶茂，村谱掌故、民情风俗、人物轶闻、故园景物和碑刻遗稿直至谚语禁忌，字里行间无不散发浓郁的黄土地气息。抽空细读，我才逐渐梳理出“记忆”这个关键词和四条贯穿全书的创作主线：村史、传统、乡情、亲情，与此同时我还看见一种受到中国北方乡村精神滋养的赤子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