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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学术界对《荀子》的成书或真伪问题存有争论，而《宥坐》以后五篇更是问题的焦点所在。在这五篇中，《尧问》篇更是最具代表性的一篇，其末章历来受到研究者的关注。该篇末章含有对荀子的评价，与《荀子》成书及真伪问题联系密切，并历来受学术界的关注。在新的学术背景之下，我们通过重新审视这些问题，可以发现《荀子》材料可靠，渊源有自。由此，荀子其人作为“儒家别宗”的特殊身份也值得重新认识。
【关键词】荀子；尧问；真伪
【中图号】I207【文献标示码】A【文章编号】1005-1074(2008)10-0264-01
《尧问》是《荀子》后五篇中很有代表性的一篇，虽然历代很少有学者对其进行过专门研究，然而，由于该篇末章保存了荀子弟子对荀子的辩护和评价，历来受到《荀子》研究者的重视。从材料和内容上来看，《尧问》篇与荀子有密切的关系。只是《尧问》篇末章有关于“孙卿不及孔子”的反驳，这成为学者们怀疑《尧问》篇真伪的主要依据之一，历代有不少学者对末章有所留意，末章作者问题由此成为了解《尧问》篇材料来源的主要症结所在。该章首句为：为说者曰：“孙卿不及孔子。”是不然。类似的表达方式也出现在《荀子·正论》篇的各章首句，其句式多为：世俗之为说者曰：“……。”是不然……此后，才是对“为说者”所提出的问题展开的反驳。杨柳桥认为《尧问》末章“乃后徒仿《正论》篇言，以论荀子者”。这里提出的“为说者”一词，为探讨其写作年限提供了一个切入点。“为说者”与《荀子?正论》篇“世俗之为说者”中的“为说者”应该是同一类人。我们知道，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一大批著书立说、相互辩难的思想家，这种百家争鸣的局面至秦统一天下、焚书坑儒方告终结。而“为说者”这一称谓，是比较符合百家争鸣的时代的。加之《荀子·正论》篇大多以“世俗之为说者”开头，而学术界对《正论》为荀子所作一般没有异议，因此《尧问》末章的作者不仅应是对《荀子》非常熟悉之人，而且还应为深刻理解百家学术之人。从这种角度来说，《尧问》末章为荀子弟子所作应该是可信的。下面让我们来简要分析一下此章的主体内容。荀子弟子首先从荀子所出生的时代进行论述。认为荀子生于乱世，迫于严刑，“上无贤主，下遇暴秦，礼义不行，教化不成，仁者绌约，天下冥冥，行全刺之，诸侯大倾。”在这样的时代，使得有智慧的人不能谋划政事，有能力的人不能参与治理，贤人不能得到任用。这段记载是基本符合当时的历史现实的。据司马迁《史记》中的记载：春申君死而荀卿废，因家兰陵。李斯尝为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而营於巫祝，信禨祥，鄙儒小拘，如庄周等又猾稽乱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因葬兰陵。由此段可知，荀子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与《尧问》篇中所说的“迫于乱世”、“上无贤主”是十分契合的。而且《史记》将“李斯尝为弟子，以而相秦”记载于荀子去世前，这就是说，司马迁认为荀子去世前，李斯便已就任秦的相国。《盐铁论》中有李斯相秦，荀子“为之不食”的记载，这与《尧问》篇中所说的“下遇暴秦”也并不矛盾。另外此章作者很有可能也目睹了秦统一天下的过程及其后的暴政，否则不会明说“下遇暴秦”。郭志坤认为，学术界关于荀子生卒时间的论述不尽相同，但是在荀子长寿、荀子生于战国、荀子经历了秦统一这三点上是一致的。秦始皇统一六国是在公元前221年，焚书坑儒分别发生于公元前213年和公元前211年，从荀子去世到焚书坑儒相距并不久远。诚然，秦朝的严刑峻法确是暴政，但对于读书人，尤其是当时的儒生而言，焚书坑儒却是最大的暴政，正如司马迁所说：“陈涉起匹夫，驱瓦合適戍，旬月以王楚，不满半岁竟灭亡，其事至微浅，然而缙绅先生之徒负孔子礼器往委质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业，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因此“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史记·儒林列传》），叔孙通以及孔子后裔孔鲋等便是此间代表。既然，荀子卒年已在秦统一六国前夕，从时间上看，作为见证了秦朝暴政的《尧问》末章作者为荀子弟子也是可能的。
关于《尧问》篇的作者问题，我们认为，除最后一段为荀子弟子所加之外，其余当为荀子引述的材料。余嘉锡先生指出，“诸子之书，百家之说，因文见意，随物赋形，或引古以证其言，或设喻以宣其奥。”《尧问》篇正是如此。从整体上来说，该篇是在讲举贤的问题，该篇提到尧、舜、周公、孔子，而从《荀子》一书中可以看出荀子对他们都非常推崇，故而荀子完全有可能“引古以证其言”，利用原已存在的古史資料，经过筛选，罗列成篇。明其成书，则知其真伪。然而，学术界对《荀子》的相关问题争议很多，尤其是《宥坐》等《荀子》后五篇由于与其他文献有相同的记载遂成为问题的焦点所在。而作为后五篇中的代表，《尧问》在这方面又能给我们什么样启示呢？首先，《尧问》篇中的记载与其他文献有相似之处，并不能够说明《尧问》篇的真伪问题。清代学者章学诚指出先秦时期，“语言文字，未尝私其所出也，”而“先民旧章，存录而不为识别者，”更是多有存在。而且，先秦时期的文献“辑其言行，不必尽其身所论述者，管仲之述其身后死事，韩非之载其李斯《驳议》是也。”（《文史通义·言公上》）余嘉锡先生也指出，“古书之中记有古事、古言者，此或其人平日所诵说，弟子熟闻而笔记之，或是读书时之札记，后人录之以为书。”《荀子·宥坐》以后五篇便是这样。自文体而言，这五篇与其他篇章确有很大不同，很可能是荀子所引述的材料，经过整理而成书。先秦时期并没有产生今天所谓“著作权”的观念，所以，先秦诸子存录有“先民旧章”更是很寻常的文献学现象。西汉刘向曾对《荀子》做过整理，他在《孙卿书书录》中说：“所校雠中孙卿书凡三百二十二篇，以相校除复重二百九十篇。”即刘向对《荀子》一书只是用“相校除复重”的方法进行了校订和整理，不可能对其中的材料进行大量的修改。刘向在《晏子书录》中说：其书六篇，皆忠谏其君，文章可观，义理可法，皆合六经之义。又有复重，文辞颇异，不敢遗失，复列以为一篇。又有颇不合经术，似非晏子之言，疑后世辩士所为者，亦不敢失，复以为一篇，凡八篇。由此可见，刘向在校定秘府藏书的过程中，对于一些篇章材料的处理是非常谨慎的。联系荀子“序列著数万言而卒”（《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的历史记载，我们可以初步断定，在刘向校定《荀子》之前，荀子弟子很有可能已经对荀子的著作进行过初步整理，并已在民间流传开来。因此，《尧问》篇为代表的《荀子》后五篇作为荀子引述过的材料，被荀子弟子编入书中是顺理成章的。其次，关于材料的真实性问题。荀子弟子在对《荀子》进行初步整理的过程中，把曾经闻之于其师的古文献编入其中，应该怀有与子思一样的审慎：穆公谓子思曰：“子之书所记夫子之言，或者以谓子之辞。”子思曰：“臣所记臣祖之言，或亲闻之者，有闻之於人者，虽非正其辞，然犹不失其意焉。”（《孔丛子·公仪》）荀子弟子对荀子著作的整理自然也是如此。通过《尧问》末章所表现出来荀子弟子对荀子的深厚感情，可以想见，荀子弟子在致力于整理其师著作时，一定也是力求保持原貌，或至少不会违背荀子本意。有人认为《尧问》篇末章荀子弟子对荀子的评价反映了对孔子的不敬，从而“把荀子放到与孔子对立的地位”。荀子弟子自然是对荀子非常敬仰的，但是对荀子的敬仰并没有建立在贬低孔子的基础之上。从《尧问》末章中，荀子弟子把荀子看作是和尧、舜、孔子一样的圣贤，认为荀子“怀将圣之心，蒙佯狂之色，视天下以愚”，真正做到了“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这里提到“怀将圣之心”与《论语·子罕》篇中子贡对孔子的评价很相似：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在子贡看来，孔子是天命的圣人，因此与天相比，孔子也仅是“将圣”，并非能够超越天的圣人；而《尧问》篇末章，荀子弟子把荀子与孔子并提，也认为荀子是“怀将圣之心”，这与子贡将孔子与天并列的表达是异曲同工的。但是荀子弟子只是针对“为说者”对荀子的误解而维护和赞美荀子，其论述的重点并非贬低孔子。从行文来看，荀子弟子认为荀子跟孔子一样都是贤人、圣人，都没有遇到好的时代，这里丝毫没有尊隆荀子而贬低孔子的意思，相反却是把对荀子的尊隆建立在宗师孔子的基础上，可见荀子弟子此举并不违反儒家的师道，而是深得荀子“宗师仲尼”的本意的。由这样深得老师真传的弟子来整理老师的著作，《荀子》也必定能保持荀子的思想本色。当然，荀子的儒家学派属性由此也可略见一斑，而某些学者将《尧问》末章作为荀子并非真正的儒家的依据是有失偏颇的，所以对于荀子的“儒家别宗”身份以及对其思想的认识问题还需要我们深入发掘《荀子》内涵，审慎反思。
参考文献
1金德建．古籍丛考之八《荀子大略篇作于汉人考》[M]．北京：中华书局,1941．
2杨倞．荀子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298．
3王天海．荀子校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1179．
【关键词】荀子；尧问；真伪
【中图号】I207【文献标示码】A【文章编号】1005-1074(2008)10-0264-01
《尧问》是《荀子》后五篇中很有代表性的一篇，虽然历代很少有学者对其进行过专门研究，然而，由于该篇末章保存了荀子弟子对荀子的辩护和评价，历来受到《荀子》研究者的重视。从材料和内容上来看，《尧问》篇与荀子有密切的关系。只是《尧问》篇末章有关于“孙卿不及孔子”的反驳，这成为学者们怀疑《尧问》篇真伪的主要依据之一，历代有不少学者对末章有所留意，末章作者问题由此成为了解《尧问》篇材料来源的主要症结所在。该章首句为：为说者曰：“孙卿不及孔子。”是不然。类似的表达方式也出现在《荀子·正论》篇的各章首句，其句式多为：世俗之为说者曰：“……。”是不然……此后，才是对“为说者”所提出的问题展开的反驳。杨柳桥认为《尧问》末章“乃后徒仿《正论》篇言，以论荀子者”。这里提出的“为说者”一词，为探讨其写作年限提供了一个切入点。“为说者”与《荀子?正论》篇“世俗之为说者”中的“为说者”应该是同一类人。我们知道，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一大批著书立说、相互辩难的思想家，这种百家争鸣的局面至秦统一天下、焚书坑儒方告终结。而“为说者”这一称谓，是比较符合百家争鸣的时代的。加之《荀子·正论》篇大多以“世俗之为说者”开头，而学术界对《正论》为荀子所作一般没有异议，因此《尧问》末章的作者不仅应是对《荀子》非常熟悉之人，而且还应为深刻理解百家学术之人。从这种角度来说，《尧问》末章为荀子弟子所作应该是可信的。下面让我们来简要分析一下此章的主体内容。荀子弟子首先从荀子所出生的时代进行论述。认为荀子生于乱世，迫于严刑，“上无贤主，下遇暴秦，礼义不行，教化不成，仁者绌约，天下冥冥，行全刺之，诸侯大倾。”在这样的时代，使得有智慧的人不能谋划政事，有能力的人不能参与治理，贤人不能得到任用。这段记载是基本符合当时的历史现实的。据司马迁《史记》中的记载：春申君死而荀卿废，因家兰陵。李斯尝为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而营於巫祝，信禨祥，鄙儒小拘，如庄周等又猾稽乱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因葬兰陵。由此段可知，荀子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与《尧问》篇中所说的“迫于乱世”、“上无贤主”是十分契合的。而且《史记》将“李斯尝为弟子，以而相秦”记载于荀子去世前，这就是说，司马迁认为荀子去世前，李斯便已就任秦的相国。《盐铁论》中有李斯相秦，荀子“为之不食”的记载，这与《尧问》篇中所说的“下遇暴秦”也并不矛盾。另外此章作者很有可能也目睹了秦统一天下的过程及其后的暴政，否则不会明说“下遇暴秦”。郭志坤认为，学术界关于荀子生卒时间的论述不尽相同，但是在荀子长寿、荀子生于战国、荀子经历了秦统一这三点上是一致的。秦始皇统一六国是在公元前221年，焚书坑儒分别发生于公元前213年和公元前211年，从荀子去世到焚书坑儒相距并不久远。诚然，秦朝的严刑峻法确是暴政，但对于读书人，尤其是当时的儒生而言，焚书坑儒却是最大的暴政，正如司马迁所说：“陈涉起匹夫，驱瓦合適戍，旬月以王楚，不满半岁竟灭亡，其事至微浅，然而缙绅先生之徒负孔子礼器往委质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业，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因此“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史记·儒林列传》），叔孙通以及孔子后裔孔鲋等便是此间代表。既然，荀子卒年已在秦统一六国前夕，从时间上看，作为见证了秦朝暴政的《尧问》末章作者为荀子弟子也是可能的。
关于《尧问》篇的作者问题，我们认为，除最后一段为荀子弟子所加之外，其余当为荀子引述的材料。余嘉锡先生指出，“诸子之书，百家之说，因文见意，随物赋形，或引古以证其言，或设喻以宣其奥。”《尧问》篇正是如此。从整体上来说，该篇是在讲举贤的问题，该篇提到尧、舜、周公、孔子，而从《荀子》一书中可以看出荀子对他们都非常推崇，故而荀子完全有可能“引古以证其言”，利用原已存在的古史資料，经过筛选，罗列成篇。明其成书，则知其真伪。然而，学术界对《荀子》的相关问题争议很多，尤其是《宥坐》等《荀子》后五篇由于与其他文献有相同的记载遂成为问题的焦点所在。而作为后五篇中的代表，《尧问》在这方面又能给我们什么样启示呢？首先，《尧问》篇中的记载与其他文献有相似之处，并不能够说明《尧问》篇的真伪问题。清代学者章学诚指出先秦时期，“语言文字，未尝私其所出也，”而“先民旧章，存录而不为识别者，”更是多有存在。而且，先秦时期的文献“辑其言行，不必尽其身所论述者，管仲之述其身后死事，韩非之载其李斯《驳议》是也。”（《文史通义·言公上》）余嘉锡先生也指出，“古书之中记有古事、古言者，此或其人平日所诵说，弟子熟闻而笔记之，或是读书时之札记，后人录之以为书。”《荀子·宥坐》以后五篇便是这样。自文体而言，这五篇与其他篇章确有很大不同，很可能是荀子所引述的材料，经过整理而成书。先秦时期并没有产生今天所谓“著作权”的观念，所以，先秦诸子存录有“先民旧章”更是很寻常的文献学现象。西汉刘向曾对《荀子》做过整理，他在《孙卿书书录》中说：“所校雠中孙卿书凡三百二十二篇，以相校除复重二百九十篇。”即刘向对《荀子》一书只是用“相校除复重”的方法进行了校订和整理，不可能对其中的材料进行大量的修改。刘向在《晏子书录》中说：其书六篇，皆忠谏其君，文章可观，义理可法，皆合六经之义。又有复重，文辞颇异，不敢遗失，复列以为一篇。又有颇不合经术，似非晏子之言，疑后世辩士所为者，亦不敢失，复以为一篇，凡八篇。由此可见，刘向在校定秘府藏书的过程中，对于一些篇章材料的处理是非常谨慎的。联系荀子“序列著数万言而卒”（《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的历史记载，我们可以初步断定，在刘向校定《荀子》之前，荀子弟子很有可能已经对荀子的著作进行过初步整理，并已在民间流传开来。因此，《尧问》篇为代表的《荀子》后五篇作为荀子引述过的材料，被荀子弟子编入书中是顺理成章的。其次，关于材料的真实性问题。荀子弟子在对《荀子》进行初步整理的过程中，把曾经闻之于其师的古文献编入其中，应该怀有与子思一样的审慎：穆公谓子思曰：“子之书所记夫子之言，或者以谓子之辞。”子思曰：“臣所记臣祖之言，或亲闻之者，有闻之於人者，虽非正其辞，然犹不失其意焉。”（《孔丛子·公仪》）荀子弟子对荀子著作的整理自然也是如此。通过《尧问》末章所表现出来荀子弟子对荀子的深厚感情，可以想见，荀子弟子在致力于整理其师著作时，一定也是力求保持原貌，或至少不会违背荀子本意。有人认为《尧问》篇末章荀子弟子对荀子的评价反映了对孔子的不敬，从而“把荀子放到与孔子对立的地位”。荀子弟子自然是对荀子非常敬仰的，但是对荀子的敬仰并没有建立在贬低孔子的基础之上。从《尧问》末章中，荀子弟子把荀子看作是和尧、舜、孔子一样的圣贤，认为荀子“怀将圣之心，蒙佯狂之色，视天下以愚”，真正做到了“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这里提到“怀将圣之心”与《论语·子罕》篇中子贡对孔子的评价很相似：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在子贡看来，孔子是天命的圣人，因此与天相比，孔子也仅是“将圣”，并非能够超越天的圣人；而《尧问》篇末章，荀子弟子把荀子与孔子并提，也认为荀子是“怀将圣之心”，这与子贡将孔子与天并列的表达是异曲同工的。但是荀子弟子只是针对“为说者”对荀子的误解而维护和赞美荀子，其论述的重点并非贬低孔子。从行文来看，荀子弟子认为荀子跟孔子一样都是贤人、圣人，都没有遇到好的时代，这里丝毫没有尊隆荀子而贬低孔子的意思，相反却是把对荀子的尊隆建立在宗师孔子的基础上，可见荀子弟子此举并不违反儒家的师道，而是深得荀子“宗师仲尼”的本意的。由这样深得老师真传的弟子来整理老师的著作，《荀子》也必定能保持荀子的思想本色。当然，荀子的儒家学派属性由此也可略见一斑，而某些学者将《尧问》末章作为荀子并非真正的儒家的依据是有失偏颇的，所以对于荀子的“儒家别宗”身份以及对其思想的认识问题还需要我们深入发掘《荀子》内涵，审慎反思。
参考文献
1金德建．古籍丛考之八《荀子大略篇作于汉人考》[M]．北京：中华书局,1941．
2杨倞．荀子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298．
3王天海．荀子校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11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