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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钱币博物馆作为一座从事钱币收藏、研究和展示的专题性国家级博物馆，收藏有古今中外钱币及相关文物30余万件，并按古钱币、金银币、纸币、少数民族钱币、外国钱币、钱范及与钱币有关的文物等几大类别整理和保管。藏品来源主要有三类，一是建馆之初，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库存的历代金银货币；二是自1992年建馆之后从社会各界陆续征集来的钱币；三是接收团体和个人捐赠的钱币。在浩如烟海的藏品中，有不少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珍贵文物，尤其是在白银货币方面的收藏更是丰富，独具特色。笔者今从馆藏的白银货币中挑选了数件极具文物价值和艺术价值的藏品，与同好共赏。
中国古代货币体系一直是以青铜铸币为基础，金、银等贵金属货币主要用于赏赐和大额贸易，至迟在春秋战国时期就产生了具有一定形状的白银货币。在以后的历史发展阶段，其因为形状和种类不同被分成银两和银元两种。
银两属称量货币，因形制和时代的不同，有不同的称谓。隋、唐以前称饼、笏、铤(扁平或棒形)，宋称银锭，元又称银锭为元宝，明清称银锭或元宝。银元起源于15世纪，始铸于欧洲，俗称“洋钱”“花边钱”或“大洋”，为银质铸币的通称，是世界上银本位制国家的主要流通货币，约在明末清初流入我国。清道光年间，在漳州及台湾一带曾铸“漳州军饷”和“寿星银饼”等早期银元，开创民间和地方政府仿制之始，但仅限在当地流通。清末，银两制极其混乱，因西方银元质量形式划一，使用方便，大受百姓欢迎，也造成了西方列强用银元套购白银的现象。于是，清政府顺应时势自铸银元。光绪十三年(1887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在广东设局铸造“光绪元宝”(俗称“龙洋”)，随后各省仿制。宣统二年(1910年)，清廷颁布《币制则例》，规定银元为本位币。1914年，民国政府公布新《国币条例》，规定仍以“元”为单位，铸造袁世凯头像银元。i927年北伐胜利后，改铸孙中山像银元。从此，外国银元逐渐退出中国市场，“袁头”和“孙像”两种银元广为流通。新中国成立后，人民银行按照一定比例收兑银元，白银货币正式停止流通。
战国中山王墓银贝
战国中山王墓位于河北平山县城北的灵山下，出土随葬品达1.9万余件，包括5枚银贝。
众所周知，货币的产生和发展，是随着人类交换的发展而发展的。在我国社会的早期阶段，龟、贝、珠玉、布匹、牲畜等实物都曾取得货币职能。海贝产于南海地区，相对内陆居民来讲非常珍贵。由于其坚固耐用和便于携带等特点，久而久之，人们便把商品交换的媒介和价值尺度固定在海贝上。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海贝的使用量大增，远不能满足人们商品交换的需求，于是，出现了蚌、木、石、玉、骨等材料的仿贝。
《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战国时期的中山人“仰机利而食”，还记述了当时中原的温(今河南温县西南)、轵(河南济源县南部)二城邑都曾“北贾赵、中山”。 中山墓群遗址出土大量燕、齐和赵国的金属铸币，金贝、银贝可证当时具有一定形态的金、银已进入货币领域，在中山国上层统治者中使用。
钱币博物馆收藏有一枚银贝，重10.5克，长33.9毫米、宽22.6毫米，厚8.3毫米。形制完全仿照海贝式样，背磨平，正面微鼓，中有一凹槽，凹槽两边有规则的齿纹。战国时期金、银等贵金属虽然具有货币的某些职能，但并非民间流通货币，主要作为统治者之间相互馈赠、赏赐之用。中山王墓金贝、银贝的发现，在国内尚属首次，数量极少，弥足珍贵。
扶沟银质空首布
舂秋战国时期，主要流通青铜铸币，分刀币、布币、圆钱、蚁鼻钱四种。布币产生于春秋早中期，盛行于战国，是由农具“钱”演变而来。钱是古代一种农具的名称，形状类似今天的铲，铲状工具曾是民间交易的主要媒介，故最早出现的金属货币铸造成铲状。布本为麻布之意，麻布在古代也曾作为交换媒介。
布币依形制可分为空首布和平首布。空首布的基本特征是形体较大，保留着装柄的銎，早期无文字，中晚期有一至四字记地名。空首布是春秋至战国初期周王室及晋、卫、郑、宋等国的铸币，今所见绝大多数都为青铜质地，银质空首布鲜有面世。
1974年8月，在河南扶沟县古城西门出土18枚银质空首布。这些银质空首布的出土，证实春秋时期银质货币的使用，从而将我国银币历史提前了几百年。出土的银质布币是我国目前已知最早的银币形式。
河南扶沟县出土的银质空首布，为较原始的长方铲形状，有銎，銎部为长方、中空，其形制源白中原周、晋、郑等国铸行的空首弧足布。重89.4克，长77.7毫米，宽57.7毫米，厚2.6毫米。表面有一层氧化锈，背面锈层有剥落。首部不太完整，右足微残。考察形制，其应为平肩、平足，惜肩部已磨损。
唐代“杨国忠进”银铤
银两因系称量货币，因此铸成何形状并不影响使用。银两的形制、铭文、铸造、规格随时代和地域不同也有所区别。透过银两的外形、文字及具体使用情况，我们可以了解到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形制。职官制度、历史地理、历史人物，以及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唐代白银货币主要用于租税、赏赐、进奉、贿赂、军费、官俸等，以前三项为最，形制以银饼和银铤为主，出土发现银铤居多。许慎注《淮南子》说：“铤者，金银铜等未成器铸作片，名日铤。”可见，铤是一种经过冶炼还没有形成器物之前的金属坯料，且具有一定形状，大致为长条形。唐代银铤主要有长条版状和船形两种形式。
按照面值和重量大小，唐代银铤分50两、40两、20两、10两、5两五等，每两约合42克。银铤正面大多錾有铭文，通常七八十字，内容以进奉为主，表示下级官吏向上级官吏进奉或上级向皇上进奉，有的还注明铸造时间和重量。
唐代“杨国忠进”银铤重2046.3克，长316毫米、宽74毫米、厚11.4毫米。该银铤为长方船形版状，系浇铸而成。表面锤槌平整，略显锤痕，正背面均有因使用时验明成色而留下的凿痕。正面刻有“鄱阳郡采银丁课银壹铤伍十两”“专知官乐平县尉卢枳典程晟匠张洽”字样，背刻“专知诸道铸钱使司空兼右相杨国忠进”字样。这枚银铤的形制完全符合唐代铸造的錾刻形式，首起三字“鄱阳郡”錾明是地名，“采银丁课银”代表了铸造此银铤的来源。唐代铸造银铤的白银主要来自各项税收，因为实行“租庸调制”，政府对各种税收租庸均有严格规定，据学者研究，庸、调原与正租一样，计丁课收，是正税。唐朝的税收中有些是由朝廷直接派“专知官”负责的，在铭文中就特别加以强调，专知官是唐代派某一官吏专任或者兼任主持管理某项工作时的称谓，专知官因职务大小不同而有等级之分，晟高的专知官带有“使”的名义，代表 唐代朝廷，“专知诸道铸钱使杨国忠”，就代表朝廷专管铸钱事。
这枚银铤的品相完好，从铭文考释看，承载的信息量多且有内涵。其铭文标明“五十两”，实际重量为2046.3克，非常标准，表明铸造规范(唐代伍拾两银铤重量在1950～2115克之间)。铭文表示为“杨国忠进”的银铤，在全国少见，它是研究唐金银铸币及其铸作铭文的珍贵资料，是唐代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实物见证。
金代承安宝货银锭
金章宗时期，政府军费与日俱增，财政人不敷出。据《金史·食货志三》所载，为了消除财政危机，解决交钞日益贬值、铜钱匮乏等矛盾，承安二年(1197年)将“旧例银每铤五十两”改铸为便于流通的“承安宝货”银锭，自一两至十两，分为五等，每两折钱二贯。这是中国历史上自汉武帝以来，官方第一次正式以白银为法定货币。
承安宝货在铸行初期，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但流通不久，民间私铸蜂起，为降低成本，人们多杂以铜锡，造成银锭成色降低，劣币充斥市场，致使“京师闭肆，寝不能行”，导致商民拒用，商肆倒闭。面对如此局面，政府束手无策，不得不于承安五年(1200年)被迫停铸。承安宝货从始铸到停铸，只有短短的三年时间，且铸量少、流通地域狭窄，罕有实物流传。加之史书无明确记载，故人们一直对其形制不甚明了。
从1981年起，分别在黑龙江、辽宁、内蒙古等地陆续发现8枚承安宝货银锭，长期困扰在中国货币史上有关承安宝货的谜团方迎刃而解。
由于取代了旧例银，承安宝货的实际用途相当广泛，除赋税、军费、俸禄之外，还用于商业流通。史书上明确记载金章宗时期曾用白银作为供给官兵薪俸和边务军需，奖励南粮北运等。
钱币博物馆藏有壹两银锭2枚，一枚银锭重40.2克，长43.2毫米，束腰宽20毫米；另一枚重42.1克，长43毫米，束腰宽19.3毫米。另减有壹两半银锭一枚，重60.2克，长47.4毫米，束腰宽20.3毫米。上述3枚承安宝货银锭，形制均为马鞍形，上下宽，两端圆弧，四周铸二三道水波纹；面文、押记相同，表面中部均錾刻“承安宝货”“一两半”“库口”“部口”及金人特有的押记符号，并非十分规范。
迄今为止，承安宝货只发现一两和一两半两种，成色95％以上。按照承安宝货每两折铜钱两贯推算，其五等面值应该是一两、一两半、二两半、五两和十两。可惜，后三种一直没有面世。承安宝货流通的时间只有短短的一年半，但其在中国货币史上却有着重要的作用，它的铸造和流通是对白银货币的第一次改革。外加存量极罕，亦成为钱币学者和收藏鉴赏家珍视的对象。
台湾银饼
台湾地区在清朝之前使用的主要货币多是大陆流通的各种铜钱。明末清初，随着中外贸易往来的日益频繁，外国银元流人我国，先在南方沿海地区流通，再逐渐流入内地。这些银元主要是西班牙“双柱”币和墨西哥“鹰洋”币。此外，大陆铸造的“漳州军饷”银饼亦流入台湾。
道光、咸丰年间，台湾曾铸造寿星银饼、如意银饼、剑秤银饼。连横先生在《台湾通史》中告诉我们，台湾较早自铸银元分为寿星银饼、花蓝银饼和剑称银饼三种。寿星银饼的始铸年代，连横记载有误，非咸丰三年，而是道光十八年。
寿星银饼又称“老公银饼”，重26.8克，直径41毫米。银饼正面图案为一位老寿星像，长须，拄着拐杖，左侧铸篆书“道光年铸”，右侧铸隶书“足纹银饼”字样，下方铸楷书“库平柒贰”；背面以双耳三足鼎为主图案，并铸满文对读“台湾府造”字样，梵文“万”字纹边。
咸丰年间，适逢太平天国之乱，内地无法运送军饷到台湾。台湾当局不得已将台南府库所存纹银提出，召银匠改铸68银元(六钱八分银元)，所铸银元分别为花篮银饼和剑坪银饼，借以支付军饷。花蓝银饼又称“如意银饼”，重25.3克，直径42毫米。银饼正面铸一聚宝盆，内盛珊瑚等财宝，聚宝盆上铸“宝”字和回纹，左右分铸“府库”、“军饷”字样。背面有交叉的如意和束带，左右铸“足纹…‘通行”，边饰连续小矩形和圆形阴文边齿。剑称银饼又称“笔宝银饼”，银饼正面铸一聚宝盆，左右分铸“军”“饷”二字，下面为“足纹通行”。背面中央铸如意、元宝、双笔和束带，上边为“府”“库”二字，下边铸“足重六八”字样。边饰连续小矩形和圆形阴文边齿。
通过观察正、背面纹饰，可以看出台湾早期自铸的三种银饼都深受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如银讲中老寿星、宝鼎、银宝、如意、毛笔等图案分别代表福禄寿喜、财源广进、读书致仕、吉祥如意等寓意。同时，又深受“漳州军饷”银饼形制的影响，铸有“军饷”、“足纹通行”、“足重”等字样。这些银饼完全是用当地纯手工方法打制出来，因是用纹银改铸而成，含银成色高达98％。上述三枚银饼虽只限流通闽台，但在中国近代银元发展史上却起到了先导作用。因当时铸量有限，大陆一直未见这些银饼的踪迹，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台湾光复后，才由钱币商人携若干枚至上海，属中国早期银币中的珍品。
户部丙午“中”字大清银币
清末币制紊乱，政府在全国整顿金融秩序和币制，将铸币权收归中央，借以保证铜元、银元整齐划一。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三月，户部奏派军机大臣徐世昌及陈壁、张允言等为提调主其事，在天津勘定地势，筹设户部造币总厂，最初定名“铸造银钱总局”。该厂引进美国、日本、德国等最新机器设备，堪称国内规模最大、设备最精良、技术最先进的造币厂，也是全国金属铸币的制造中心。因该厂直属户部管辖，故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更名“户部造币总厂”。初创时，拟铸金、银、铜三种货币，称为“大清金币”“大清银币”“大清铜币”，通行天下，以归一律。
大清银币设计新颖，因正面中央有阴刻“中”字，又系丙午年铸造，故泉界称此为户部丙午“中”字大清银币。该套银币有面值一两、五钱、二钱、一钱四等，系户部设计铸造的清代标准银币之一。因当时币制未定，朝野上下“元两之争”仍在激辩，由于库平一两银币在实际流通中与通行的壹圆流通币(重库平七钱二分)兑换不方便，所有没有能够正式推广行用。试铸“壹两”银币时，委托日本太阪造币局雕刻磨具，为防止新旧混淆、避免声音混浊容易作伪的考虑，重壹两银币的直径比重库平七钱二分加大一成。
钱币博物馆藏有完整的一套户部丙午“中”字大清银币。壹两银币重37.2克，直径40.8毫米；伍钱银币重18.7克，直径34.7毫米；贰钱银币重7.5克，直径25.3毫米；壹钱银币重3.8克，直径21.7毫米。银币正面中央珠圈内镌“大清银币”四字，四字中间的空心圆圈内镌一个“中”字。珠圈外上镌满文“大清银币”四字，满文两侧分镌“丙午”二字。珠 圈外左右两侧分镌“户部”二字。下镌面额二字(壹两、伍钱、贰钱或壹钱)。银币正面的边缘镌精美的水波纹饰，非常别致。银币背面中央珠圈内镌盘龙图，珠圈外上镌“光绪年造”四个汉字，周围环镌英文“TAICHING TI KUO SILVER COIN”，中文意思为“大清帝国银币”，最后一个英文词“COIN”后面铸一圆点。
上海壹两银币
上海壹两银币由上海工部局发行。同治六年(1867年)上海租界工部局为争取在华货币发行权，特委托香港造币厂代铸银币，借以代替当时广为流通的墨西哥和西班牙两国的银元。
为使银币图案易于清政府认可和接受，正面采用象征中国古代帝王的龙形图案。同时，因上海是重要新兴港口城市，开埠较早，为扩大银币的销量，遂将银币名称定为“上海壹两”。港人认为上海通用的规元含银九八，于是将上海壹两银币的成色定为含银982；重量为566格令(合36.67克)，系与漕平一两相同。背面有英文“SHANG HAl ONE TAEL”“HONG KONG”，另有“1867”纪年文字、代表成色的“982”和英国衡制格令数“G566”，配以英国王室及嘉德勋章图案(Royal Arms andGarter)。由于该币图案设计西洋风气过浓，遭到清政府反对而未被采用，存世仅为试铸样币，极其稀少。上海壹两银币样币铸工极为精美，堪称中国近代机制币代表之作。
钱币博物馆藏有一枚上海壹两银币，重36.7克，直径38.8毫米，保存完好，品相极佳。另据学者考证，现英国皇家造币厂博物馆藏有“上海壹两”样币的币模及设计图。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川陕省造壹元银币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川陕省造壹元银币”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红色政权发行的货币。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于1932年12月中旬人川，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至1935年4月撤离。1933年2月中旬，川陕省工农民主政府成立，并决定设立工农银行。川陕革命根据地发行的货币，多就地取材，有银、铜、布和纸四种。银币铸造于1934年，名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川陕省造壹元银币”，版别极其复杂。若以银币图案中的五角星来区分，有实星、空星、线星三大类。空星又可分为大星、小星、花星三种。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川陕省造壹元银币，直径38—39.5毫米，厚度为2.5毫米左右，成色在75％—88％之间，重26-26.7克。币边有齿纹，所有银币的主体图案基本相同。银币正面分为中心和外环两部分。中心内环内直排书“壹圆”面额数字，中心与外环以连珠或散珠圆圈分隔。外环左右中部稍下对称分布五角星一个，五角星上面从右至左弧形排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8个字，五角星以下从右至左弧形排列“川陕省造币厂造”七字。背面也分为中心环和外环两部分。中心环为地球图案，上有中国地图，地图上有镰刀、斧头的党徽图案、外环左右中部偏下对称分布小四瓣星各一，向上从右至左排列“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11个字，星下从右至左为“一九三四年”的造币时间。
在川陕省革命根据地流通的四种币材的货币中，银元数量不大，铜元有限，只有布币和纸币大量行用。流通银元不多的主要原因：一是银元集中供应军需；二是造币厂的银料来源有限，有钱人逃离时窖藏和带出苏区的银元数量很大；三是造币厂生产能力有限，同时要用有限的银料大量仿造白区银币。
1936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此银币虽已停铸，但有相当数量带到陕北，在边区继续流通，直至解放战争时期。今民间已很少见到，大部分存于人民银行和博物馆内。
孙中山陵墓银币
孙中山先生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病逝，停枢于西郊香山碧云寺。孙中山生前留下遗愿：归葬南京紫金山。北伐时期，南京政府决定筹建中山陵。1927年6月1日，全国举行了隆重的国葬典礼。同年，南京国民政府为纪念建造中山陵，铸造了一批陵墓纪念银币和纪念铜牌。据传，该币铸480枚，分赠党政要员和护送灵柩人员。
孙中山陵墓银币重26.8克，直径38.9毫米。此币为意大利造币公司雕刻，正面为孙中山正面像，面容刚毅目光深邃，珠圈内镌“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八字；背面中央为“壹圆”字样，下书“十六年造”，左为旭日青松图，右为中山陵寝殿，整幅图案寓意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信念像松柏一样长青、永驻，像太阳一样永放光辉。
北伐战争胜利后，南京造币厂先取原模，重铸孙中山像开国纪念银币，后又改动银币背面的英文和花边(六角星)，铸成新版，批量发行，俗称“孙小头”。此后四年，孙中山像开国纪念币铸量不下数十亿枚，与“袁大头”一起成为旧中国的主要流通货币。在众多的孙中山像银币中，以孙中山陵墓银币最为珍贵。
中国古代货币体系一直是以青铜铸币为基础，金、银等贵金属货币主要用于赏赐和大额贸易，至迟在春秋战国时期就产生了具有一定形状的白银货币。在以后的历史发展阶段，其因为形状和种类不同被分成银两和银元两种。
银两属称量货币，因形制和时代的不同，有不同的称谓。隋、唐以前称饼、笏、铤(扁平或棒形)，宋称银锭，元又称银锭为元宝，明清称银锭或元宝。银元起源于15世纪，始铸于欧洲，俗称“洋钱”“花边钱”或“大洋”，为银质铸币的通称，是世界上银本位制国家的主要流通货币，约在明末清初流入我国。清道光年间，在漳州及台湾一带曾铸“漳州军饷”和“寿星银饼”等早期银元，开创民间和地方政府仿制之始，但仅限在当地流通。清末，银两制极其混乱，因西方银元质量形式划一，使用方便，大受百姓欢迎，也造成了西方列强用银元套购白银的现象。于是，清政府顺应时势自铸银元。光绪十三年(1887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在广东设局铸造“光绪元宝”(俗称“龙洋”)，随后各省仿制。宣统二年(1910年)，清廷颁布《币制则例》，规定银元为本位币。1914年，民国政府公布新《国币条例》，规定仍以“元”为单位，铸造袁世凯头像银元。i927年北伐胜利后，改铸孙中山像银元。从此，外国银元逐渐退出中国市场，“袁头”和“孙像”两种银元广为流通。新中国成立后，人民银行按照一定比例收兑银元，白银货币正式停止流通。
战国中山王墓银贝
战国中山王墓位于河北平山县城北的灵山下，出土随葬品达1.9万余件，包括5枚银贝。
众所周知，货币的产生和发展，是随着人类交换的发展而发展的。在我国社会的早期阶段，龟、贝、珠玉、布匹、牲畜等实物都曾取得货币职能。海贝产于南海地区，相对内陆居民来讲非常珍贵。由于其坚固耐用和便于携带等特点，久而久之，人们便把商品交换的媒介和价值尺度固定在海贝上。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海贝的使用量大增，远不能满足人们商品交换的需求，于是，出现了蚌、木、石、玉、骨等材料的仿贝。
《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战国时期的中山人“仰机利而食”，还记述了当时中原的温(今河南温县西南)、轵(河南济源县南部)二城邑都曾“北贾赵、中山”。 中山墓群遗址出土大量燕、齐和赵国的金属铸币，金贝、银贝可证当时具有一定形态的金、银已进入货币领域，在中山国上层统治者中使用。
钱币博物馆收藏有一枚银贝，重10.5克，长33.9毫米、宽22.6毫米，厚8.3毫米。形制完全仿照海贝式样，背磨平，正面微鼓，中有一凹槽，凹槽两边有规则的齿纹。战国时期金、银等贵金属虽然具有货币的某些职能，但并非民间流通货币，主要作为统治者之间相互馈赠、赏赐之用。中山王墓金贝、银贝的发现，在国内尚属首次，数量极少，弥足珍贵。
扶沟银质空首布
舂秋战国时期，主要流通青铜铸币，分刀币、布币、圆钱、蚁鼻钱四种。布币产生于春秋早中期，盛行于战国，是由农具“钱”演变而来。钱是古代一种农具的名称，形状类似今天的铲，铲状工具曾是民间交易的主要媒介，故最早出现的金属货币铸造成铲状。布本为麻布之意，麻布在古代也曾作为交换媒介。
布币依形制可分为空首布和平首布。空首布的基本特征是形体较大，保留着装柄的銎，早期无文字，中晚期有一至四字记地名。空首布是春秋至战国初期周王室及晋、卫、郑、宋等国的铸币，今所见绝大多数都为青铜质地，银质空首布鲜有面世。
1974年8月，在河南扶沟县古城西门出土18枚银质空首布。这些银质空首布的出土，证实春秋时期银质货币的使用，从而将我国银币历史提前了几百年。出土的银质布币是我国目前已知最早的银币形式。
河南扶沟县出土的银质空首布，为较原始的长方铲形状，有銎，銎部为长方、中空，其形制源白中原周、晋、郑等国铸行的空首弧足布。重89.4克，长77.7毫米，宽57.7毫米，厚2.6毫米。表面有一层氧化锈，背面锈层有剥落。首部不太完整，右足微残。考察形制，其应为平肩、平足，惜肩部已磨损。
唐代“杨国忠进”银铤
银两因系称量货币，因此铸成何形状并不影响使用。银两的形制、铭文、铸造、规格随时代和地域不同也有所区别。透过银两的外形、文字及具体使用情况，我们可以了解到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形制。职官制度、历史地理、历史人物，以及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唐代白银货币主要用于租税、赏赐、进奉、贿赂、军费、官俸等，以前三项为最，形制以银饼和银铤为主，出土发现银铤居多。许慎注《淮南子》说：“铤者，金银铜等未成器铸作片，名日铤。”可见，铤是一种经过冶炼还没有形成器物之前的金属坯料，且具有一定形状，大致为长条形。唐代银铤主要有长条版状和船形两种形式。
按照面值和重量大小，唐代银铤分50两、40两、20两、10两、5两五等，每两约合42克。银铤正面大多錾有铭文，通常七八十字，内容以进奉为主，表示下级官吏向上级官吏进奉或上级向皇上进奉，有的还注明铸造时间和重量。
唐代“杨国忠进”银铤重2046.3克，长316毫米、宽74毫米、厚11.4毫米。该银铤为长方船形版状，系浇铸而成。表面锤槌平整，略显锤痕，正背面均有因使用时验明成色而留下的凿痕。正面刻有“鄱阳郡采银丁课银壹铤伍十两”“专知官乐平县尉卢枳典程晟匠张洽”字样，背刻“专知诸道铸钱使司空兼右相杨国忠进”字样。这枚银铤的形制完全符合唐代铸造的錾刻形式，首起三字“鄱阳郡”錾明是地名，“采银丁课银”代表了铸造此银铤的来源。唐代铸造银铤的白银主要来自各项税收，因为实行“租庸调制”，政府对各种税收租庸均有严格规定，据学者研究，庸、调原与正租一样，计丁课收，是正税。唐朝的税收中有些是由朝廷直接派“专知官”负责的，在铭文中就特别加以强调，专知官是唐代派某一官吏专任或者兼任主持管理某项工作时的称谓，专知官因职务大小不同而有等级之分，晟高的专知官带有“使”的名义，代表 唐代朝廷，“专知诸道铸钱使杨国忠”，就代表朝廷专管铸钱事。
这枚银铤的品相完好，从铭文考释看，承载的信息量多且有内涵。其铭文标明“五十两”，实际重量为2046.3克，非常标准，表明铸造规范(唐代伍拾两银铤重量在1950～2115克之间)。铭文表示为“杨国忠进”的银铤，在全国少见，它是研究唐金银铸币及其铸作铭文的珍贵资料，是唐代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实物见证。
金代承安宝货银锭
金章宗时期，政府军费与日俱增，财政人不敷出。据《金史·食货志三》所载，为了消除财政危机，解决交钞日益贬值、铜钱匮乏等矛盾，承安二年(1197年)将“旧例银每铤五十两”改铸为便于流通的“承安宝货”银锭，自一两至十两，分为五等，每两折钱二贯。这是中国历史上自汉武帝以来，官方第一次正式以白银为法定货币。
承安宝货在铸行初期，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但流通不久，民间私铸蜂起，为降低成本，人们多杂以铜锡，造成银锭成色降低，劣币充斥市场，致使“京师闭肆，寝不能行”，导致商民拒用，商肆倒闭。面对如此局面，政府束手无策，不得不于承安五年(1200年)被迫停铸。承安宝货从始铸到停铸，只有短短的三年时间，且铸量少、流通地域狭窄，罕有实物流传。加之史书无明确记载，故人们一直对其形制不甚明了。
从1981年起，分别在黑龙江、辽宁、内蒙古等地陆续发现8枚承安宝货银锭，长期困扰在中国货币史上有关承安宝货的谜团方迎刃而解。
由于取代了旧例银，承安宝货的实际用途相当广泛，除赋税、军费、俸禄之外，还用于商业流通。史书上明确记载金章宗时期曾用白银作为供给官兵薪俸和边务军需，奖励南粮北运等。
钱币博物馆藏有壹两银锭2枚，一枚银锭重40.2克，长43.2毫米，束腰宽20毫米；另一枚重42.1克，长43毫米，束腰宽19.3毫米。另减有壹两半银锭一枚，重60.2克，长47.4毫米，束腰宽20.3毫米。上述3枚承安宝货银锭，形制均为马鞍形，上下宽，两端圆弧，四周铸二三道水波纹；面文、押记相同，表面中部均錾刻“承安宝货”“一两半”“库口”“部口”及金人特有的押记符号，并非十分规范。
迄今为止，承安宝货只发现一两和一两半两种，成色95％以上。按照承安宝货每两折铜钱两贯推算，其五等面值应该是一两、一两半、二两半、五两和十两。可惜，后三种一直没有面世。承安宝货流通的时间只有短短的一年半，但其在中国货币史上却有着重要的作用，它的铸造和流通是对白银货币的第一次改革。外加存量极罕，亦成为钱币学者和收藏鉴赏家珍视的对象。
台湾银饼
台湾地区在清朝之前使用的主要货币多是大陆流通的各种铜钱。明末清初，随着中外贸易往来的日益频繁，外国银元流人我国，先在南方沿海地区流通，再逐渐流入内地。这些银元主要是西班牙“双柱”币和墨西哥“鹰洋”币。此外，大陆铸造的“漳州军饷”银饼亦流入台湾。
道光、咸丰年间，台湾曾铸造寿星银饼、如意银饼、剑秤银饼。连横先生在《台湾通史》中告诉我们，台湾较早自铸银元分为寿星银饼、花蓝银饼和剑称银饼三种。寿星银饼的始铸年代，连横记载有误，非咸丰三年，而是道光十八年。
寿星银饼又称“老公银饼”，重26.8克，直径41毫米。银饼正面图案为一位老寿星像，长须，拄着拐杖，左侧铸篆书“道光年铸”，右侧铸隶书“足纹银饼”字样，下方铸楷书“库平柒贰”；背面以双耳三足鼎为主图案，并铸满文对读“台湾府造”字样，梵文“万”字纹边。
咸丰年间，适逢太平天国之乱，内地无法运送军饷到台湾。台湾当局不得已将台南府库所存纹银提出，召银匠改铸68银元(六钱八分银元)，所铸银元分别为花篮银饼和剑坪银饼，借以支付军饷。花蓝银饼又称“如意银饼”，重25.3克，直径42毫米。银饼正面铸一聚宝盆，内盛珊瑚等财宝，聚宝盆上铸“宝”字和回纹，左右分铸“府库”、“军饷”字样。背面有交叉的如意和束带，左右铸“足纹…‘通行”，边饰连续小矩形和圆形阴文边齿。剑称银饼又称“笔宝银饼”，银饼正面铸一聚宝盆，左右分铸“军”“饷”二字，下面为“足纹通行”。背面中央铸如意、元宝、双笔和束带，上边为“府”“库”二字，下边铸“足重六八”字样。边饰连续小矩形和圆形阴文边齿。
通过观察正、背面纹饰，可以看出台湾早期自铸的三种银饼都深受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如银讲中老寿星、宝鼎、银宝、如意、毛笔等图案分别代表福禄寿喜、财源广进、读书致仕、吉祥如意等寓意。同时，又深受“漳州军饷”银饼形制的影响，铸有“军饷”、“足纹通行”、“足重”等字样。这些银饼完全是用当地纯手工方法打制出来，因是用纹银改铸而成，含银成色高达98％。上述三枚银饼虽只限流通闽台，但在中国近代银元发展史上却起到了先导作用。因当时铸量有限，大陆一直未见这些银饼的踪迹，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台湾光复后，才由钱币商人携若干枚至上海，属中国早期银币中的珍品。
户部丙午“中”字大清银币
清末币制紊乱，政府在全国整顿金融秩序和币制，将铸币权收归中央，借以保证铜元、银元整齐划一。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三月，户部奏派军机大臣徐世昌及陈壁、张允言等为提调主其事，在天津勘定地势，筹设户部造币总厂，最初定名“铸造银钱总局”。该厂引进美国、日本、德国等最新机器设备，堪称国内规模最大、设备最精良、技术最先进的造币厂，也是全国金属铸币的制造中心。因该厂直属户部管辖，故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更名“户部造币总厂”。初创时，拟铸金、银、铜三种货币，称为“大清金币”“大清银币”“大清铜币”，通行天下，以归一律。
大清银币设计新颖，因正面中央有阴刻“中”字，又系丙午年铸造，故泉界称此为户部丙午“中”字大清银币。该套银币有面值一两、五钱、二钱、一钱四等，系户部设计铸造的清代标准银币之一。因当时币制未定，朝野上下“元两之争”仍在激辩，由于库平一两银币在实际流通中与通行的壹圆流通币(重库平七钱二分)兑换不方便，所有没有能够正式推广行用。试铸“壹两”银币时，委托日本太阪造币局雕刻磨具，为防止新旧混淆、避免声音混浊容易作伪的考虑，重壹两银币的直径比重库平七钱二分加大一成。
钱币博物馆藏有完整的一套户部丙午“中”字大清银币。壹两银币重37.2克，直径40.8毫米；伍钱银币重18.7克，直径34.7毫米；贰钱银币重7.5克，直径25.3毫米；壹钱银币重3.8克，直径21.7毫米。银币正面中央珠圈内镌“大清银币”四字，四字中间的空心圆圈内镌一个“中”字。珠圈外上镌满文“大清银币”四字，满文两侧分镌“丙午”二字。珠 圈外左右两侧分镌“户部”二字。下镌面额二字(壹两、伍钱、贰钱或壹钱)。银币正面的边缘镌精美的水波纹饰，非常别致。银币背面中央珠圈内镌盘龙图，珠圈外上镌“光绪年造”四个汉字，周围环镌英文“TAICHING TI KUO SILVER COIN”，中文意思为“大清帝国银币”，最后一个英文词“COIN”后面铸一圆点。
上海壹两银币
上海壹两银币由上海工部局发行。同治六年(1867年)上海租界工部局为争取在华货币发行权，特委托香港造币厂代铸银币，借以代替当时广为流通的墨西哥和西班牙两国的银元。
为使银币图案易于清政府认可和接受，正面采用象征中国古代帝王的龙形图案。同时，因上海是重要新兴港口城市，开埠较早，为扩大银币的销量，遂将银币名称定为“上海壹两”。港人认为上海通用的规元含银九八，于是将上海壹两银币的成色定为含银982；重量为566格令(合36.67克)，系与漕平一两相同。背面有英文“SHANG HAl ONE TAEL”“HONG KONG”，另有“1867”纪年文字、代表成色的“982”和英国衡制格令数“G566”，配以英国王室及嘉德勋章图案(Royal Arms andGarter)。由于该币图案设计西洋风气过浓，遭到清政府反对而未被采用，存世仅为试铸样币，极其稀少。上海壹两银币样币铸工极为精美，堪称中国近代机制币代表之作。
钱币博物馆藏有一枚上海壹两银币，重36.7克，直径38.8毫米，保存完好，品相极佳。另据学者考证，现英国皇家造币厂博物馆藏有“上海壹两”样币的币模及设计图。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川陕省造壹元银币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川陕省造壹元银币”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红色政权发行的货币。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于1932年12月中旬人川，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至1935年4月撤离。1933年2月中旬，川陕省工农民主政府成立，并决定设立工农银行。川陕革命根据地发行的货币，多就地取材，有银、铜、布和纸四种。银币铸造于1934年，名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川陕省造壹元银币”，版别极其复杂。若以银币图案中的五角星来区分，有实星、空星、线星三大类。空星又可分为大星、小星、花星三种。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川陕省造壹元银币，直径38—39.5毫米，厚度为2.5毫米左右，成色在75％—88％之间，重26-26.7克。币边有齿纹，所有银币的主体图案基本相同。银币正面分为中心和外环两部分。中心内环内直排书“壹圆”面额数字，中心与外环以连珠或散珠圆圈分隔。外环左右中部稍下对称分布五角星一个，五角星上面从右至左弧形排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8个字，五角星以下从右至左弧形排列“川陕省造币厂造”七字。背面也分为中心环和外环两部分。中心环为地球图案，上有中国地图，地图上有镰刀、斧头的党徽图案、外环左右中部偏下对称分布小四瓣星各一，向上从右至左排列“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11个字，星下从右至左为“一九三四年”的造币时间。
在川陕省革命根据地流通的四种币材的货币中，银元数量不大，铜元有限，只有布币和纸币大量行用。流通银元不多的主要原因：一是银元集中供应军需；二是造币厂的银料来源有限，有钱人逃离时窖藏和带出苏区的银元数量很大；三是造币厂生产能力有限，同时要用有限的银料大量仿造白区银币。
1936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此银币虽已停铸，但有相当数量带到陕北，在边区继续流通，直至解放战争时期。今民间已很少见到，大部分存于人民银行和博物馆内。
孙中山陵墓银币
孙中山先生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病逝，停枢于西郊香山碧云寺。孙中山生前留下遗愿：归葬南京紫金山。北伐时期，南京政府决定筹建中山陵。1927年6月1日，全国举行了隆重的国葬典礼。同年，南京国民政府为纪念建造中山陵，铸造了一批陵墓纪念银币和纪念铜牌。据传，该币铸480枚，分赠党政要员和护送灵柩人员。
孙中山陵墓银币重26.8克，直径38.9毫米。此币为意大利造币公司雕刻，正面为孙中山正面像，面容刚毅目光深邃，珠圈内镌“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八字；背面中央为“壹圆”字样，下书“十六年造”，左为旭日青松图，右为中山陵寝殿，整幅图案寓意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信念像松柏一样长青、永驻，像太阳一样永放光辉。
北伐战争胜利后，南京造币厂先取原模，重铸孙中山像开国纪念银币，后又改动银币背面的英文和花边(六角星)，铸成新版，批量发行，俗称“孙小头”。此后四年，孙中山像开国纪念币铸量不下数十亿枚，与“袁大头”一起成为旧中国的主要流通货币。在众多的孙中山像银币中，以孙中山陵墓银币最为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