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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象席地而坐》是青年作家胡迁的代表作之一，作家以“故事内叙述者”的视角展示了小说主人公“我”对于花莲动物园内“大象席地而坐”谜题的探寻与发现。作为一部心理小说，大量情节的回溯与勾连凸显了作品叙事的零散性、陌生化等后现代主义特征，在情节的线性流动中演绎了主人公充满荒诞色彩的人生历程。借由“我”这一边缘人形象的塑造，作家以“反讽”的笔法揭示了当代青年遭遇的生存困境与精神危机，描写他们是如何在理想破灭的现实荒原中如何穿行而过，抵达彼岸。
关键词：内聚焦 叙事零散 不可靠叙述 荒诞
《大象席地而坐》收录在胡迁的短篇小说集《大裂》中，作家以冷静克制的笔触叙述了小说主人公“我”充满荒诞色彩的“寻象”之旅。正如小说中“我”被大象踩死的结局一般，现实世界里的胡迁以献祭的壮举赋予了作品“向死而生”的意义。在这个不足六千字的文本中，作家不仅展示了当代青年遭遇理想破灭后的反抗与挣扎，也借此实现了对自我主体建构的彻底否定。
一、寻找的完成式
“大象席地而坐”来自于黎凯告诉“我”的一则趣闻：花莲市动物园里有一头大象，“它就一直坐在那，可能有人老拿叉子扎它，也可能它就喜欢坐在那，然后所有人就跑过去，抱着栏杆看，有人扔什么吃的过去，它也不理”。作家将这一颇具荒诞色彩的故事悬置于小说开头，作为纽带连接了一系列风马牛不相及的事件;对于谜题的有意回避，构成了叙事线索的断裂，令读者抱着揭秘心理进入文本的读者铩羽而归。
小说文本的时间跨度大约在一周之内，对于“大象席地而坐”的谜题仅在开头与结尾进行概述，约占文本的五分之一。小说的主体部分由“我”的行动轨迹与人物对话构成，包括“我”参与偷情、发生意外、追逐女人、旅行闹事等。作为一部心理小说，第一人称内聚焦的视角使得叙述层完全封闭在了“我”的意识活动当中。作家通过大量情节的回溯与勾连完成了小说叙述的异质化拼贴，一幕幕事件的切换宛若高速列车的车窗外飞快掠过的场景。基于线性流动节奏中的事件使得文本在叙事层上呈现出了“叙事零散…‘去中心化”的状态，文本的指向性也由此被遮蔽，从而加强了小说的“陌生化”效果。
无论从常识还是修辞来看，“大象席地而坐”这一命题显然都有悖于我们的经验认知。小说开头的这则趣闻，一头被圈养的大象面对游客的逗弄与挑衅却保持岿然不动、席地而坐的姿态，仿佛马尔克斯笔下的魔幻现实主义题材。“叙事零散”使得作家并未在这一极具张力的故事上耗费笔墨，读者的注意力被主人公漫无边际的思绪所转移，文本的叙事焦点被模糊处理。而从语言修辞来看，“席地而坐”显然意有所指，这一违背动物本能的姿态在象征层上提示读者对这一意象的内涵加以关注。这种“陌生化”效果在文本中比比皆是，无论是时空场景的快速滑动还是人物情节的碰撞摩擦，文本与读者之间都保持着“雾里看花”的状态，以上示例是对小说“陌生化”效果的说明。尽管小说在情节承续上缺乏内在的因果逻辑，从行为层来看，我们却能够从中提炼出一个核心——基于线性流动节奏中彼此独立的事件实际上演绎了共同的行为模式。尽管遭遇了一系列意外与打击，“我”却从未停止过自己的行动轨迹，这场流浪之旅的终点依然到达了小说开头提及的花莲市动物园。借由“寻找”这个动作的演绎，小说的情节不断由一个旧的平衡向新的平衡过渡，在叙事模式上实现了格雷马斯提出的“完成性组合”。在此我们无需去深究“寻找”的因果与目的，在胡迁笔下，“寻找”仅仅是主人公的行为模式，“寻找”就是“寻找”本身。为此，小说又呈现出了另一重内涵，即作者有意识地“去意义化”设置，他并未对主人公的行为赋予任何价值指向。而小说中的“我”经历重重考验与艰难求索后，这场梦游般的历程冥冥中指向了花莲市动物园内那头席地而坐的大象。借由對真相的揭示，主人公的“寻找”被画上一个灰色的句点，小说的开头与结尾由此实现了对“死亡”叙事的双重映照。
二、分裂的叙述者
小说与加缪的代表作《局外人》一样都采取了第一人称内聚焦的视角，这一限知视角的运用使得主人公与他者的隔膜加深，人物的不透明性由此显现。与默尔索相同，小说中的“我”言谈离经叛道，行为惊世骇俗：与好朋友的老婆偷情，认为剧本策划会都是瞎扯淡，对自己追求的女人冷嘲热讽，因为听不懂闽南语而搅和得一车人不开心。作者塑造了一个典型的边缘人形象，对主流与秩序充满反叛，对此在和未来皆是怀疑。借由叙述者之口，作者将对现实世界的荒谬感受投射于文本之中，并通过大量的反讽显示在叙述者的言语行为与心理活动中。
由此胡迁呈现出了“我”作为小说叙述者的分裂状态，在半寐半醒的呓语中完成了大量的不可靠叙述，小说强烈的“陌生化”效果正依托于此。以叙述者对于偷情事件的展示来看，作为偷情的对象，“我”在还原这一场面时丝毫未显现出慌乱与歉意。叙述者像与读者谈论天气一般以稀松平常的口气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为了证明偷情事件的无关紧要，“我”给出了三个理由：我们是好友，黎凯不爱他的妻子，“我”也不爱黎凯的妻子。并且在叙述者看来，这一事件之所以败露归咎于黎凯的安眠药吃得不够多。这些有悖于常理的叙事显然超出了我们的经验认知，尤其是面对好友跳楼身亡的事实，叙述者仍然以淡淡的口吻一笔带过。这一极具争议的事件由此被叙述者以荒谬的缘由和平淡的语调所化解，读者显然难以窥见故事的原貌以及人物的真实反应。
小说的矛盾也就显现于此，一方面叙述者对此表现得漠不关心，另一方面又在文本中多次提及了黎凯的死亡，包括“我”在发生意外时联想到黎凯当时的果决以及两次向女友陈述偷情的经过。同时文本时间也由“一年前”快速闪回至“两天前”，“我”的时世之旅由此开始，执着于探寻“大象席地而坐”的真相。因而，“我”并非如文本开头所展现的那样平静，叙述者实际上回避了事件发生时人物内心的矛盾冲突;借助不可靠的叙述，“我”不仅仅欺骗了读者，同时也完成了对自我的欺骗。表面上，叙述者戴着冷静的面具对一切事件都显得漫不经心、无动于衷，然而在文本的细枝末节中我们可以发现面具的裂痕：“我”借助不可靠叙述掩藏了真实的反应与情绪。 叙述者的姿态表现为，理想的“我”在反讽中展示出平静与节制，在不可靠的叙事中回避人物内心的风暴。然而当读者剥落叙述者佩戴的面具后，我们会发现在那张斑驳陆离的脸上有泪水弥留的痕迹。
三、黑色的梦游国
小说开头对于“大象席地而坐”的讲述充满了魔幻现实主义色彩，这头被驯养的大象对于游客的逗弄、挑衅不屑一顾，仿佛王小波笔下那只特立独行的猪，不屈从、不迎合、不媚上的姿态正是主人公所信奉的处事准则。而无论是电影中的满洲里，还是小说中的花莲市，在现实的地理坐标都是人人神往的圣地，作者的这一设置又为这个故事平添了几分理想色彩。对于主人公而言，尽管遭遇了死亡、意外、追逐、被抛弃、被打击，人生历程的艰难中却总有一抹亮色。花莲市动物园里席地而坐的大象正构筑了主人公心目中的乌托邦与理想国，因而“我”的旅程几经辗转还是通向此处。
然而当“我”亲眼看见了大象所处的环境之后，可笑的栅栏、遍地的粪便、零碎的残渣，与“我”心中构筑的理想国格格不入，在大象无神的眼眸中“我”感到怀疑。“我”不惜翻越栅栏一探究竟，然而真相却令“我”几乎笑出声来，“大象席地而坐”的原因不过是它的后腿断了，席地而坐其实是一种无奈之举。由此小说在尾声终于解开了被悬置的谜题，“寻找”在历经艰难之后完成，我们却并未迎来一个“花明柳暗”的结局。当旖旎的想象被残酷的事实所颠覆之后，主人公所有心存侥幸的期待都被现实的黑暗所吞噬，这场旅程的终点不过是一个弥漫着绝望情绪的黑色梦游国。
在这场孤独的流浪中，“我”能够从容面对一切意外与打击，尽管时世艰难，“我”却并不畏惧从荒原中穿行而过。然而“大象席地而坐”的真相不仅仅破灭了主人公心中的理想國，同时也提醒了他自己不过就是一只断腿的大象。他的离经叛道、不屑一顾只是自我武装的面具，尽管身处的世界充满荒谬，在与现实的斗争中他确实是一个失意者。因而反抗失去了意义，控诉无人倾听，胡迁创设的就是一种极度绝望的情境，在这种绝望中你只能不断地坠落、坠落，直至灭亡。
小说以“我”展开叙述，我们很容易被这一视角混淆现实与创作的边界，将作品视为胡迁的自我代言，从文本中我们确实可以窥见作家情感的大量投射。小说中边缘化的主人公形象正暗合了作家在现实处境中的失意与孤独。作为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胡迁在现实的泥淖中苦苦挣扎，将自己天真的幻想与不合时宜的追问投诸狂乱炽热的呓语当中。在这部作品中，他实现了对自己的彻底否定，甚至不惜以献祭的方式赋予作品“向死而生”的意义——不仅仅意味着结束，更是作家主体建构的涅檗。
参考文献：
[1]胡迁.大裂[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7.
[2]胡亚敏.叙事学[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关键词：内聚焦 叙事零散 不可靠叙述 荒诞
《大象席地而坐》收录在胡迁的短篇小说集《大裂》中，作家以冷静克制的笔触叙述了小说主人公“我”充满荒诞色彩的“寻象”之旅。正如小说中“我”被大象踩死的结局一般，现实世界里的胡迁以献祭的壮举赋予了作品“向死而生”的意义。在这个不足六千字的文本中，作家不仅展示了当代青年遭遇理想破灭后的反抗与挣扎，也借此实现了对自我主体建构的彻底否定。
一、寻找的完成式
“大象席地而坐”来自于黎凯告诉“我”的一则趣闻：花莲市动物园里有一头大象，“它就一直坐在那，可能有人老拿叉子扎它，也可能它就喜欢坐在那，然后所有人就跑过去，抱着栏杆看，有人扔什么吃的过去，它也不理”。作家将这一颇具荒诞色彩的故事悬置于小说开头，作为纽带连接了一系列风马牛不相及的事件;对于谜题的有意回避，构成了叙事线索的断裂，令读者抱着揭秘心理进入文本的读者铩羽而归。
小说文本的时间跨度大约在一周之内，对于“大象席地而坐”的谜题仅在开头与结尾进行概述，约占文本的五分之一。小说的主体部分由“我”的行动轨迹与人物对话构成，包括“我”参与偷情、发生意外、追逐女人、旅行闹事等。作为一部心理小说，第一人称内聚焦的视角使得叙述层完全封闭在了“我”的意识活动当中。作家通过大量情节的回溯与勾连完成了小说叙述的异质化拼贴，一幕幕事件的切换宛若高速列车的车窗外飞快掠过的场景。基于线性流动节奏中的事件使得文本在叙事层上呈现出了“叙事零散…‘去中心化”的状态，文本的指向性也由此被遮蔽，从而加强了小说的“陌生化”效果。
无论从常识还是修辞来看，“大象席地而坐”这一命题显然都有悖于我们的经验认知。小说开头的这则趣闻，一头被圈养的大象面对游客的逗弄与挑衅却保持岿然不动、席地而坐的姿态，仿佛马尔克斯笔下的魔幻现实主义题材。“叙事零散”使得作家并未在这一极具张力的故事上耗费笔墨，读者的注意力被主人公漫无边际的思绪所转移，文本的叙事焦点被模糊处理。而从语言修辞来看，“席地而坐”显然意有所指，这一违背动物本能的姿态在象征层上提示读者对这一意象的内涵加以关注。这种“陌生化”效果在文本中比比皆是，无论是时空场景的快速滑动还是人物情节的碰撞摩擦，文本与读者之间都保持着“雾里看花”的状态，以上示例是对小说“陌生化”效果的说明。尽管小说在情节承续上缺乏内在的因果逻辑，从行为层来看，我们却能够从中提炼出一个核心——基于线性流动节奏中彼此独立的事件实际上演绎了共同的行为模式。尽管遭遇了一系列意外与打击，“我”却从未停止过自己的行动轨迹，这场流浪之旅的终点依然到达了小说开头提及的花莲市动物园。借由“寻找”这个动作的演绎，小说的情节不断由一个旧的平衡向新的平衡过渡，在叙事模式上实现了格雷马斯提出的“完成性组合”。在此我们无需去深究“寻找”的因果与目的，在胡迁笔下，“寻找”仅仅是主人公的行为模式，“寻找”就是“寻找”本身。为此，小说又呈现出了另一重内涵，即作者有意识地“去意义化”设置，他并未对主人公的行为赋予任何价值指向。而小说中的“我”经历重重考验与艰难求索后，这场梦游般的历程冥冥中指向了花莲市动物园内那头席地而坐的大象。借由對真相的揭示，主人公的“寻找”被画上一个灰色的句点，小说的开头与结尾由此实现了对“死亡”叙事的双重映照。
二、分裂的叙述者
小说与加缪的代表作《局外人》一样都采取了第一人称内聚焦的视角，这一限知视角的运用使得主人公与他者的隔膜加深，人物的不透明性由此显现。与默尔索相同，小说中的“我”言谈离经叛道，行为惊世骇俗：与好朋友的老婆偷情，认为剧本策划会都是瞎扯淡，对自己追求的女人冷嘲热讽，因为听不懂闽南语而搅和得一车人不开心。作者塑造了一个典型的边缘人形象，对主流与秩序充满反叛，对此在和未来皆是怀疑。借由叙述者之口，作者将对现实世界的荒谬感受投射于文本之中，并通过大量的反讽显示在叙述者的言语行为与心理活动中。
由此胡迁呈现出了“我”作为小说叙述者的分裂状态，在半寐半醒的呓语中完成了大量的不可靠叙述，小说强烈的“陌生化”效果正依托于此。以叙述者对于偷情事件的展示来看，作为偷情的对象，“我”在还原这一场面时丝毫未显现出慌乱与歉意。叙述者像与读者谈论天气一般以稀松平常的口气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为了证明偷情事件的无关紧要，“我”给出了三个理由：我们是好友，黎凯不爱他的妻子，“我”也不爱黎凯的妻子。并且在叙述者看来，这一事件之所以败露归咎于黎凯的安眠药吃得不够多。这些有悖于常理的叙事显然超出了我们的经验认知，尤其是面对好友跳楼身亡的事实，叙述者仍然以淡淡的口吻一笔带过。这一极具争议的事件由此被叙述者以荒谬的缘由和平淡的语调所化解，读者显然难以窥见故事的原貌以及人物的真实反应。
小说的矛盾也就显现于此，一方面叙述者对此表现得漠不关心，另一方面又在文本中多次提及了黎凯的死亡，包括“我”在发生意外时联想到黎凯当时的果决以及两次向女友陈述偷情的经过。同时文本时间也由“一年前”快速闪回至“两天前”，“我”的时世之旅由此开始，执着于探寻“大象席地而坐”的真相。因而，“我”并非如文本开头所展现的那样平静，叙述者实际上回避了事件发生时人物内心的矛盾冲突;借助不可靠的叙述，“我”不仅仅欺骗了读者，同时也完成了对自我的欺骗。表面上，叙述者戴着冷静的面具对一切事件都显得漫不经心、无动于衷，然而在文本的细枝末节中我们可以发现面具的裂痕：“我”借助不可靠叙述掩藏了真实的反应与情绪。 叙述者的姿态表现为，理想的“我”在反讽中展示出平静与节制，在不可靠的叙事中回避人物内心的风暴。然而当读者剥落叙述者佩戴的面具后，我们会发现在那张斑驳陆离的脸上有泪水弥留的痕迹。
三、黑色的梦游国
小说开头对于“大象席地而坐”的讲述充满了魔幻现实主义色彩，这头被驯养的大象对于游客的逗弄、挑衅不屑一顾，仿佛王小波笔下那只特立独行的猪，不屈从、不迎合、不媚上的姿态正是主人公所信奉的处事准则。而无论是电影中的满洲里，还是小说中的花莲市，在现实的地理坐标都是人人神往的圣地，作者的这一设置又为这个故事平添了几分理想色彩。对于主人公而言，尽管遭遇了死亡、意外、追逐、被抛弃、被打击，人生历程的艰难中却总有一抹亮色。花莲市动物园里席地而坐的大象正构筑了主人公心目中的乌托邦与理想国，因而“我”的旅程几经辗转还是通向此处。
然而当“我”亲眼看见了大象所处的环境之后，可笑的栅栏、遍地的粪便、零碎的残渣，与“我”心中构筑的理想国格格不入，在大象无神的眼眸中“我”感到怀疑。“我”不惜翻越栅栏一探究竟，然而真相却令“我”几乎笑出声来，“大象席地而坐”的原因不过是它的后腿断了，席地而坐其实是一种无奈之举。由此小说在尾声终于解开了被悬置的谜题，“寻找”在历经艰难之后完成，我们却并未迎来一个“花明柳暗”的结局。当旖旎的想象被残酷的事实所颠覆之后，主人公所有心存侥幸的期待都被现实的黑暗所吞噬，这场旅程的终点不过是一个弥漫着绝望情绪的黑色梦游国。
在这场孤独的流浪中，“我”能够从容面对一切意外与打击，尽管时世艰难，“我”却并不畏惧从荒原中穿行而过。然而“大象席地而坐”的真相不仅仅破灭了主人公心中的理想國，同时也提醒了他自己不过就是一只断腿的大象。他的离经叛道、不屑一顾只是自我武装的面具，尽管身处的世界充满荒谬，在与现实的斗争中他确实是一个失意者。因而反抗失去了意义，控诉无人倾听，胡迁创设的就是一种极度绝望的情境，在这种绝望中你只能不断地坠落、坠落，直至灭亡。
小说以“我”展开叙述，我们很容易被这一视角混淆现实与创作的边界，将作品视为胡迁的自我代言，从文本中我们确实可以窥见作家情感的大量投射。小说中边缘化的主人公形象正暗合了作家在现实处境中的失意与孤独。作为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胡迁在现实的泥淖中苦苦挣扎，将自己天真的幻想与不合时宜的追问投诸狂乱炽热的呓语当中。在这部作品中，他实现了对自己的彻底否定，甚至不惜以献祭的方式赋予作品“向死而生”的意义——不仅仅意味着结束，更是作家主体建构的涅檗。
参考文献：
[1]胡迁.大裂[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7.
[2]胡亚敏.叙事学[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