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如果我们相信进步史观，那么人类历史差不多可以看作是一部不断运动、变化并前行的宏大戏剧，而对历史研究来说最重要的便是揭示导致社会发展的结构性动力。这不仅是19世纪欧洲思想的核心之一，在中国也是如此：按阿里夫·德里克的看法，自传统的历史编纂学衰落之后，近百年来中国占主导地位的便是一种唯物史观，强调着眼于经济活动等社会要素层面来探索中国历史的变革动力。
不过，这种突出生产关系的解释通常都聚焦在“文明史”时代的社会状况上，因为它的兴趣不仅仅是解释历史，还隐含着创造历史的冲动。在这样一个解释框架中，地理空间只不过是个固定不变的舞台背景，而漫长的史前年代则投射着对现实政治的不满。从这一意义上说，张经纬在《四夷居中国》中提出的东亚大陆人类活动模型可被视为一次矫正：他试图在充分重视空间结构的基础上，将史前阶段与文明史结合，构建起完整的人类史，由此理解从族群迁移、社会变动到国家起源等一系列历史发展的动力机制。
地理的宿命？
毫无疑问，这背后的抱负大得惊人；不过，其切入点则相当巧妙：紧扣历史文献记载中有关人群迁移的记录，将之转化为数据，再投射到东亚大陆的地理空间结构中，由此追踪各大区域在历史上群体互动的总体趋势。在此隐藏的一个预设是：在前现代的条件下，地理构造对人类社会活动的制约是决定性的，人们很自然地会沿着一系列地理阻碍较小的固定路线（他称之为“通道”）进行远途迁移，而人群的迁移、互動、交流本身造成了一系列的历史变迁，是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
在此，张经纬以简洁的框架全面审视了东亚大陆的地理构造：一方面是山脉等构造带造成的天然边界，另一方面则是在不同区域之间通行的路径，这些“开阔缝隙”正是人类往来各区域时的必经之路，曾在中国历史上扮演关键角色的那些重要关隘（无论是山海关、函谷关还是武关、萧关）则是与“通道”相对应的“塞子”——掌控通道的开闭本身，就是重要的政治权力。
在这里所隐藏的第二个关键预设是：被这些构造带和关隘所隔开的各大区域，在很大程度上受限于自身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因而形成不同的地方性文化；而在迁移必经的“走廊”地带，则出现了一波波前后相继的不同民族奔忙的身影。换言之，这个历史-地理图景是基于前现代交通技术条件下的“有限流动”：虽然这里强调人群的移动，但区域文化自身特色的形成，实际上本身就需要一定的封闭，是对特定环境长期适应的产物。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书中才强调：“这种人群之间的遭遇，与其说是一种不同族群的互动，不如说是不同环境适应方式之间的遭遇。”或可修正的一点是：这种环境适应的地理范围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常常会随着气候、技术的变化而流动。最显著的例子便是长城沿线的农牧混合地带，在历史上雨量、气温和农作技术的变化，常使农业区的边界来回摆动，族群之间的边界和身份认同自然更易于受政治力量的兴衰而摇摆。
这未必是地理决定论，但确实是某种历史决定论，因为它预设了在这样的结构性条件之下，历史演变别无他途，因而也谈不上有多少“自由意志”——至少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是如此。这里倒不像传统的地理决定论那样认定地理环境对整个文化起到决定作用，但与布罗代尔那种“地理历史结构主义”的模式相通：历史是人在一定时间、空间内的活动，三者构成一个有机体，其中地理对长时段历史演变的结构性影响尤为巨大，地理构造几乎就是生活在其中的人群的宿命。
由这一角度来解释历史，确实能看到一些隐藏在历史现象背后的结构性问题。正如书中对吴越争霸别开生面的重新阐释所表明的，历史文献中有限而碎片化的“事件”，很可能并非孤立发生的，而是受群体力量推动时跃出水面的浪花。这样，越国之所以能战胜吴国，靠的便不是勾践的卧薪尝胆，而是它能不断获得资源和人口上的递补，“排除表面上的资源竞争与政治报复的因素，实际上来自更深层的人口压力传递过程”。
确实，这个解释相当新颖，但同样需要一系列前提假设：“人口压力”带来不竭的动力；没有人为的政治行动能对抗这种“自然”力量；历史人物与其说是自主的，不如说是这种历史动力不自觉的承受者。如果是这样，那么在这种动力之下，就算不是勾践，或勾践不卧薪尝胆，越国迟早也会灭了吴国，历史的结构是早已确定了的。“人口压力”看起来能解释很多问题，但问题在于，在古代稀疏的人口密度下，是否已经到了这样持续释放人口压力的程度？照此说来，人多地少的福建为什么没早些移民台湾和南洋？此外，在这一模型中，非常强调人口压力的单向传递，似乎人群的迁移有推力（push）而无拉力（pull）——若是照着“人口压力”的说法，那明末为何不是关内人口向东北迁移，反倒是满清入关来？所有的人口迁移都是因为人口压力吗？
历史上族群多米诺骨牌式迁移浪潮的现象确实有，但其最典型例子其实出现在开放且生态环境较单一的欧亚草原上；这种迁移波浪也很少是因为自然增长的“人口压力”，而常常是政治风暴：A部落攻击了B部落，B部落败走时又转向攻击C部落。不难看出，这种压力传递本身有赖于两个要素：一是地理环境的障碍小；二是游牧生活本身的流动性带来的全民迁移。实际上，“人口压力”与文化的稳定性本身就存在一定的内在矛盾，因为后者意味着长期在固定环境下的生存适应，这就意味着除非战乱等特殊情形，否则跨区域流动的人口规模不会太大。在有些情况下，与其把人口迁移看作是历史变动的结构性动力，倒不如反过来说：正是历史上的政治变动才推动人口迁移，毕竟，蒙古帝国激起的连锁反应可也不是因为那些年蒙古高原的人口暴增，以至于生态压力达到了临界点。
朝贡：中央帝国的再分配机制
人群迁移只是历史上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结构性相互作用的一种形式，但对中国这样一个自古以来就具有强烈向心聚合力量的强大文明来说，要讨论其国家起源形态，还需要回答另一个重要问题：这些文化群体是通过什么互动机制逐步融合的。在这一点上，像中国这样向心发展的情况其实是颇为特殊的，欧亚草原上族群的波浪式连锁反应并未导致产生一个稳定的共同体。 这意味着，中国文明既是多源的，又早有稳定的中心；因此，外族入侵既不导致原有的城邦和族群被彻底取代，也没有出现文化上的大断裂——他们常常只是被吸收重组，丰富了原有的机体。这是从大时空尺度把握中国史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因此张经纬在讨论时，其实已经默认族群迁移在东亚不会导致像中东历史上那种彻底的取代、灭绝，各大区域/异质文化族群之间互动时，所带来的只是一个在彼此交往基础上形成的稳定结构：农业人群和游牧人群各自导向生产专门化，由此慢慢建立农产品-畜牧产品基础上的交换机制，这“最终将农业帝国边缘的游牧群体卷入了农耕社会的政治-经济机制”。
这样一种相互需要的机制自形成之后就带有巨大的张力，因为历代政治家都不难注意到一点：农业文明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自给自足，但游牧文明却必须与外界进行不断交换，这就造成后者对前者的需要远大于相反的作用。按布罗代尔的观点，游牧民族的定期劫掠和海盗行为一样，在本质上均可被视为一种“强制交换”。自秦代形成统一大帝国之后，中国历史上的很多政治变迁的风暴起于长城沿线的接触地点，这不是偶然的，因为在农业帝国形成之后，外部的游牧世界就成了推动它的最重要的外部军政力量，直至西方的坚船利炮在鸦片战争的阴霾中抵达中国海岸。
与传统观点有所不同的是，本书着重的并非农业帝国的消极自足，相反突出它在这一互动中颇具主动性的一面：以北宋时期西北边境的党项游牧生活为例，交换经济在使其“种落愈繁”的同时，也促使边境官员强买强卖的压榨加剧。一个伤害性互动的机制于焉成形：无节制的掠夺（“或利其善马，或取其子女”）渐渐破坏了游牧者生活的物质基础，也造就了紧张的族群关系，导致后者选择暴力方式回应，并逐次增强；而农业帝国则以剿、抚两手回应。
这一模式在中国历史上确实有迹可循，甚至可以把书中所提出的在西周时周人与渭河平原周边人群的物质互动再往前推一千年：至迟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中原为中心的文化区就已形成凌驾于其他区系之上的中央王国，并以军事、政治为纽带将周边的族群和文化圈联结在自己周围，迫使各区进贡自己的文化精华与资源，在加以消化、提炼后，创造出更高层次的文明成果。这个“向心吸收”的過程又伴随着一个同步的“向外辐射”过程，从而加速了周边群体的发展，同时削弱其独立性，将它们一步步纳入中华帝国的轨道。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整合互动过程中，政治扮演了相当重要的推动力，恐怕不像本书所暗示的那样仅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这也可以解释本书未予回答的一个问题：既然在开放的格局中，所有区域都存在人群迁移和文化、物质的交换，那么中国史上为何唯有北方边境的游牧民族对历史的推动作用特别大？至少南方各族虽然人口众多，却并未像鲜卑、沙陀、蒙古、满族那样进占中原建立自己的王朝。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自古的朝贡体系在向心吸收消化/向外辐射的机制上对南方而言是相当有效的，但对北方边境各族就不止一次导致自身社会的塌陷。仅仅简单地认为，这是长城内外农牧两种生活方式的差异所致，恐怕是不够的。因为历史一再证明，真正能建立起稳定统治的征服王朝的，往往并不是“纯粹”的游牧族群，而是像鲜卑、女真那样原本就过着半农半牧或渔猎生活的族群。简单地说，长城外的族群并不纯然就是被动地反应，由中央王国推动的交换经济事实上正是他们发展壮大的重要动力——此时，一个半农半牧的文化往往更能抓住这一契机，将之转化为自身的力量。
在此倒不如这样说：朝贡体制如果自公元前2000年左右逐步形成（那倒真与传说的“禹贡”契合），那么它在一度成功为中国文明带来向心聚合又向外辐射的重要功能之后，到后来已内化为政治体制的结构性存在；但棘手的是（自中古以降尤为明显），这一机制在与北方边境各族互动时，反倒为彼所用，造成了新权力中心的兴起。正如爱宕松男在《契丹古代史研究》中证明的，如果不是中原王朝推动的交换经济、军事动员机制和政治模式，原本松散的契丹政治联盟很可能缺乏刺激而无法那么快出现国家形态。借用内藤湖南那个著名的比喻，那些族群原本只是豆浆，来自中央帝国的推动力则扮演了盐卤的催化剂作用，彼此结合才能形成豆腐。
（摘自2018年10月29日《经济观察报》）
不过，这种突出生产关系的解释通常都聚焦在“文明史”时代的社会状况上，因为它的兴趣不仅仅是解释历史，还隐含着创造历史的冲动。在这样一个解释框架中，地理空间只不过是个固定不变的舞台背景，而漫长的史前年代则投射着对现实政治的不满。从这一意义上说，张经纬在《四夷居中国》中提出的东亚大陆人类活动模型可被视为一次矫正：他试图在充分重视空间结构的基础上，将史前阶段与文明史结合，构建起完整的人类史，由此理解从族群迁移、社会变动到国家起源等一系列历史发展的动力机制。
地理的宿命？
毫无疑问，这背后的抱负大得惊人；不过，其切入点则相当巧妙：紧扣历史文献记载中有关人群迁移的记录，将之转化为数据，再投射到东亚大陆的地理空间结构中，由此追踪各大区域在历史上群体互动的总体趋势。在此隐藏的一个预设是：在前现代的条件下，地理构造对人类社会活动的制约是决定性的，人们很自然地会沿着一系列地理阻碍较小的固定路线（他称之为“通道”）进行远途迁移，而人群的迁移、互動、交流本身造成了一系列的历史变迁，是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
在此，张经纬以简洁的框架全面审视了东亚大陆的地理构造：一方面是山脉等构造带造成的天然边界，另一方面则是在不同区域之间通行的路径，这些“开阔缝隙”正是人类往来各区域时的必经之路，曾在中国历史上扮演关键角色的那些重要关隘（无论是山海关、函谷关还是武关、萧关）则是与“通道”相对应的“塞子”——掌控通道的开闭本身，就是重要的政治权力。
在这里所隐藏的第二个关键预设是：被这些构造带和关隘所隔开的各大区域，在很大程度上受限于自身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因而形成不同的地方性文化；而在迁移必经的“走廊”地带，则出现了一波波前后相继的不同民族奔忙的身影。换言之，这个历史-地理图景是基于前现代交通技术条件下的“有限流动”：虽然这里强调人群的移动，但区域文化自身特色的形成，实际上本身就需要一定的封闭，是对特定环境长期适应的产物。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书中才强调：“这种人群之间的遭遇，与其说是一种不同族群的互动，不如说是不同环境适应方式之间的遭遇。”或可修正的一点是：这种环境适应的地理范围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常常会随着气候、技术的变化而流动。最显著的例子便是长城沿线的农牧混合地带，在历史上雨量、气温和农作技术的变化，常使农业区的边界来回摆动，族群之间的边界和身份认同自然更易于受政治力量的兴衰而摇摆。
这未必是地理决定论，但确实是某种历史决定论，因为它预设了在这样的结构性条件之下，历史演变别无他途，因而也谈不上有多少“自由意志”——至少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是如此。这里倒不像传统的地理决定论那样认定地理环境对整个文化起到决定作用，但与布罗代尔那种“地理历史结构主义”的模式相通：历史是人在一定时间、空间内的活动，三者构成一个有机体，其中地理对长时段历史演变的结构性影响尤为巨大，地理构造几乎就是生活在其中的人群的宿命。
由这一角度来解释历史，确实能看到一些隐藏在历史现象背后的结构性问题。正如书中对吴越争霸别开生面的重新阐释所表明的，历史文献中有限而碎片化的“事件”，很可能并非孤立发生的，而是受群体力量推动时跃出水面的浪花。这样，越国之所以能战胜吴国，靠的便不是勾践的卧薪尝胆，而是它能不断获得资源和人口上的递补，“排除表面上的资源竞争与政治报复的因素，实际上来自更深层的人口压力传递过程”。
确实，这个解释相当新颖，但同样需要一系列前提假设：“人口压力”带来不竭的动力；没有人为的政治行动能对抗这种“自然”力量；历史人物与其说是自主的，不如说是这种历史动力不自觉的承受者。如果是这样，那么在这种动力之下，就算不是勾践，或勾践不卧薪尝胆，越国迟早也会灭了吴国，历史的结构是早已确定了的。“人口压力”看起来能解释很多问题，但问题在于，在古代稀疏的人口密度下，是否已经到了这样持续释放人口压力的程度？照此说来，人多地少的福建为什么没早些移民台湾和南洋？此外，在这一模型中，非常强调人口压力的单向传递，似乎人群的迁移有推力（push）而无拉力（pull）——若是照着“人口压力”的说法，那明末为何不是关内人口向东北迁移，反倒是满清入关来？所有的人口迁移都是因为人口压力吗？
历史上族群多米诺骨牌式迁移浪潮的现象确实有，但其最典型例子其实出现在开放且生态环境较单一的欧亚草原上；这种迁移波浪也很少是因为自然增长的“人口压力”，而常常是政治风暴：A部落攻击了B部落，B部落败走时又转向攻击C部落。不难看出，这种压力传递本身有赖于两个要素：一是地理环境的障碍小；二是游牧生活本身的流动性带来的全民迁移。实际上，“人口压力”与文化的稳定性本身就存在一定的内在矛盾，因为后者意味着长期在固定环境下的生存适应，这就意味着除非战乱等特殊情形，否则跨区域流动的人口规模不会太大。在有些情况下，与其把人口迁移看作是历史变动的结构性动力，倒不如反过来说：正是历史上的政治变动才推动人口迁移，毕竟，蒙古帝国激起的连锁反应可也不是因为那些年蒙古高原的人口暴增，以至于生态压力达到了临界点。
朝贡：中央帝国的再分配机制
人群迁移只是历史上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结构性相互作用的一种形式，但对中国这样一个自古以来就具有强烈向心聚合力量的强大文明来说，要讨论其国家起源形态，还需要回答另一个重要问题：这些文化群体是通过什么互动机制逐步融合的。在这一点上，像中国这样向心发展的情况其实是颇为特殊的，欧亚草原上族群的波浪式连锁反应并未导致产生一个稳定的共同体。 这意味着，中国文明既是多源的，又早有稳定的中心；因此，外族入侵既不导致原有的城邦和族群被彻底取代，也没有出现文化上的大断裂——他们常常只是被吸收重组，丰富了原有的机体。这是从大时空尺度把握中国史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因此张经纬在讨论时，其实已经默认族群迁移在东亚不会导致像中东历史上那种彻底的取代、灭绝，各大区域/异质文化族群之间互动时，所带来的只是一个在彼此交往基础上形成的稳定结构：农业人群和游牧人群各自导向生产专门化，由此慢慢建立农产品-畜牧产品基础上的交换机制，这“最终将农业帝国边缘的游牧群体卷入了农耕社会的政治-经济机制”。
这样一种相互需要的机制自形成之后就带有巨大的张力，因为历代政治家都不难注意到一点：农业文明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自给自足，但游牧文明却必须与外界进行不断交换，这就造成后者对前者的需要远大于相反的作用。按布罗代尔的观点，游牧民族的定期劫掠和海盗行为一样，在本质上均可被视为一种“强制交换”。自秦代形成统一大帝国之后，中国历史上的很多政治变迁的风暴起于长城沿线的接触地点，这不是偶然的，因为在农业帝国形成之后，外部的游牧世界就成了推动它的最重要的外部军政力量，直至西方的坚船利炮在鸦片战争的阴霾中抵达中国海岸。
与传统观点有所不同的是，本书着重的并非农业帝国的消极自足，相反突出它在这一互动中颇具主动性的一面：以北宋时期西北边境的党项游牧生活为例，交换经济在使其“种落愈繁”的同时，也促使边境官员强买强卖的压榨加剧。一个伤害性互动的机制于焉成形：无节制的掠夺（“或利其善马，或取其子女”）渐渐破坏了游牧者生活的物质基础，也造就了紧张的族群关系，导致后者选择暴力方式回应，并逐次增强；而农业帝国则以剿、抚两手回应。
这一模式在中国历史上确实有迹可循，甚至可以把书中所提出的在西周时周人与渭河平原周边人群的物质互动再往前推一千年：至迟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中原为中心的文化区就已形成凌驾于其他区系之上的中央王国，并以军事、政治为纽带将周边的族群和文化圈联结在自己周围，迫使各区进贡自己的文化精华与资源，在加以消化、提炼后，创造出更高层次的文明成果。这个“向心吸收”的過程又伴随着一个同步的“向外辐射”过程，从而加速了周边群体的发展，同时削弱其独立性，将它们一步步纳入中华帝国的轨道。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整合互动过程中，政治扮演了相当重要的推动力，恐怕不像本书所暗示的那样仅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这也可以解释本书未予回答的一个问题：既然在开放的格局中，所有区域都存在人群迁移和文化、物质的交换，那么中国史上为何唯有北方边境的游牧民族对历史的推动作用特别大？至少南方各族虽然人口众多，却并未像鲜卑、沙陀、蒙古、满族那样进占中原建立自己的王朝。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自古的朝贡体系在向心吸收消化/向外辐射的机制上对南方而言是相当有效的，但对北方边境各族就不止一次导致自身社会的塌陷。仅仅简单地认为，这是长城内外农牧两种生活方式的差异所致，恐怕是不够的。因为历史一再证明，真正能建立起稳定统治的征服王朝的，往往并不是“纯粹”的游牧族群，而是像鲜卑、女真那样原本就过着半农半牧或渔猎生活的族群。简单地说，长城外的族群并不纯然就是被动地反应，由中央王国推动的交换经济事实上正是他们发展壮大的重要动力——此时，一个半农半牧的文化往往更能抓住这一契机，将之转化为自身的力量。
在此倒不如这样说：朝贡体制如果自公元前2000年左右逐步形成（那倒真与传说的“禹贡”契合），那么它在一度成功为中国文明带来向心聚合又向外辐射的重要功能之后，到后来已内化为政治体制的结构性存在；但棘手的是（自中古以降尤为明显），这一机制在与北方边境各族互动时，反倒为彼所用，造成了新权力中心的兴起。正如爱宕松男在《契丹古代史研究》中证明的，如果不是中原王朝推动的交换经济、军事动员机制和政治模式，原本松散的契丹政治联盟很可能缺乏刺激而无法那么快出现国家形态。借用内藤湖南那个著名的比喻，那些族群原本只是豆浆，来自中央帝国的推动力则扮演了盐卤的催化剂作用，彼此结合才能形成豆腐。
（摘自2018年10月29日《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