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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行走的交通问题
离开了那辆自驾游爱好者的丰田车,我开始了“千里走单骑”。首先面临的就是交通问题。研究地图,从同江沿边境线前往漠河走的话,会路过另外一座边境大城市黑河。但在长途客运站,却发现没有从同江直达黑河的车,都是绕道哈尔滨再转车北上。失望沮丧之余,我换了个角度一想,自己拍摄的目的很明确,如何按照事先设定好的主题去获取素材,最后做出来的片子应该是有场景有人物最好还有点故事的好看的东西,而不仅仅是行程的流水账。而黑河是一个跟同江差不多的中俄边贸城市,这样看来,就不一定非要严格按照边境线走(当然有条件的话又另当别论),重要的是能够到达一个边境的目的地。所以,我便决定到哈尔滨直接转火车前往漠河,那里是中国最北,具有特殊的地标意义。于是我在同江就把火车票买好了。
后来,我都是这样换乘各式各样的公共交通工具,火车、长途大巴、顺道的卡车、拖拉机、的士……什么车都坐过了,有时还能采访一些同行的旅伴、司机,一个人走,似乎更能集中精力去感知旅程中的每一个细节,每一处风景,每一段相遇。
中国最北印象
一下火车,我顿时感受到“中国最北”的凉意。我在漠河城里闲逛,一辆宣传小车用高音喇叭放着乡土气息极浓的东北二人转来回地在街上行驶,所经之地却都是清一色的欧式仿俄建筑,我特意在后期剪辑时把这种“土洋结合”表现在了片中。
当我透过镜头拍摄漠河街头的景观:清一色的欧式房屋跟前,人们在休闲,孩子们在玩耍,有的在目前全国随处可见的彩色公共健身器材上健身、荡秋千。拉近焦距,都是黑头发黑眼睛,玩的是中国象棋,听的是东北二人转。我再次为中华文化顽强恒久的根基而深深折服。这不,乍一看上去中国人非常迅速地接纳着外来文化,但骨子里的日常生活与行为习惯却是难以仅仅是因为地理位置趋近另一种异国文化而令自己有任何改变的,这也许就是所谓的“根文化”在起作用吧。
漠河其实离边境还有几十公里,又被大兴安岭的森林围绕,我是坐每日旅游班车到了北极村,才拍摄到中俄界河、对岸的俄罗斯小村庄和河上的俄罗斯舰艇与哨兵的。
北极村其实与中国绝大多数村庄没什么两样。但就因为它位于中国最北端,“身价”就大不一样了。正因为这个特别的地标,于是,投资商、建设者纷至沓来,各种土木工程迅速兴建,客栈、饭馆一个挨着一个,还有更多的村民正在把自家的住房改建为旅店,准备迎接下一波旅游高峰。据说就在我到达漠河的三天前,6月21日夏至节那天,北极村一间普通农家火炕房的房价竟高达一晚400元,原计划接待3000人的北极村一下子来了30000人,连当地农户也家家爆满。人们都是冲着夏至节的北极光来的,但那天阴雨,什么光也没有看到,村民们告诉我,那些受了一夜累的游客们第二天又“忽的”从村子里消失了。这种场景我已经拍不到了,都是听一个当地的渔夫口述的,他还用一种很生动的方式讲述当天他跑了100多个来回的船,对岸的俄罗斯人都好奇地张望,不知道中国人在干什么。幽默的采访有时也能弥补一些画面的不足吧。
其实我很庆幸自己没有跟夏至节的大部队撞个正着,我相信镜头中拍到的宁静的北极村才是它的原貌。江水清澈,倒映着青山和白云,天空是那么低,就像一顶大花边帽子扣在我头上,我尽情地极目远眺,几乎不需要抬头就能看见山峦与天边的云朵相互亲吻,那万籁俱静的感觉真像是来到了世界的尽头。
如何寻找拍摄对象
刚开始这样一个人行走拍摄,真有些找不着北。我只是有一种感觉,一定要接触当地人,只有他们的讲述和生活才是那些旅行风景之外最宝贵生动的纪录片素材。可是,怎么开始这种寻觅呢?
在漠河的北陲市场,我发现了一排卖煎饼果子的小店。这里卖这种民间小吃不像有些地方推个小车儿,而是有一个个独立的铁皮屋,一屋坐一位系围裙的摊主,听她们说,小屋子是为了抵御冬季零下40度的严寒才建的。我选了其中一家,开着摄像机走了进去,女主人笑容可掬,长得也秀气,讲起话来,双眸顾盼,颇有日本电视剧里阿信的神韵。于是我决定从她开始采访。
为了让采访显得自然,我也买了一个煎饼果子,坐在小屋里边吃边聊,女主人一边忙乎一边回应着我,一口的东北话,很有乡土气。第一次采访,我并没有拍到什么有趣的片段。我没有放弃,在漠河呆了三天,每天都去一次,甚至两次,有的时间段正是摊主最忙的时候,来不及招呼我,我就静静拍下了她忙得不可开交的身影。那时,我已经觉得这个人物的形象开始越来越丰满了。直到最后一天去,摊主芳姐才开始把我当做了一个熟人,什么都愿意和我说。这时来了两个顾客,是她的老客户,大家聊得更是热烈,她很自然地说到自己一年只放三天假:大年三十、初一和初二。我问她想不想放个假,她却斩钉截铁地回答说:“不想,光想着给我闺女多攒点钱。”旁边的顾客又接着话头议论起来:“那咋整,为了生活、为了儿女,拼呗!”我当时一边拍着眼睛就有些湿润了,而眼前这个朴实的摊主却依然带着可亲的笑容。
后期剪辑这一段时,我还犹豫过要不要采用。因为人物所表现的主题看似跟边境关系不大,但是我走边境也是为了探访中国人的真实生活和观念,其实这位勤劳朴实的大姐表现的不正是中国人的一种价值观和幸福观吗?生活条件如此艰苦却依然这么乐观坚强,面带灿烂的笑容。多么可爱的一个人物啊,她又是生活在中国最北,应该不算走题。
偶得的好选题
在漠河游走时,我听见大街上响起俄罗斯歌曲《喀秋莎》熟悉的曲调,寻声而去,原来是一个俄罗斯面包店。和店主人攀谈起来才知道他们来自额尔古纳,就是我正准备去的俄罗斯民族乡室韦所在的辖区。这家人告诉我,他家的小女儿在额尔古纳市电视台做记者,欢迎我去那边找她。没想到,这段缘分让我遇到了难得的拍摄机会。额尔古纳市电视台的这位大姐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还邀请我和省市电视台的记者一起去参加首届中俄两岸百姓大联欢活动。就这样,在没有采访证,没有事先准备也没有介绍信的情况下我“混入”了媒体队伍,深入一线,拍到了室韦全镇居民歌舞欢庆的场面。
室韦是中国唯一的俄罗斯民族乡,与对岸俄罗斯的奥罗契村隔河相望。这里的老百姓大多是华俄混血第三代、第四代的后裔,有的完全是一副西方人的面孔,一开口讲话却是一口东北话。而两岸的联欢活动,让我有机会拍到了他们翘首远望对岸的情感瞬间。也在他们最动感情的时刻采访了他们情感深处的话题,比如他们有亲人在那边,比如他们从小跟着俄罗斯奶奶做面包,吃面包。我知道文化融合在这个小镇无处不在。
联欢会后,电视台的记者朋友们都赶回去发稿了,我则在室韦住了下来。
这里有着太丰富的拍摄素材——白皮肤蓝眼睛的华俄混血后裔、有别于中国大多数内地乡镇的生活习俗。我行程初始设想的主题:关注文化不同民族各异的边民共同的中国人身份。在这个边境乡镇这些都得到了最典型的体现。
别看俄罗斯族家庭里有的长得极像西方人,有的亦中亦西,有的外貌与中国人没多大区别,他们往往既继承了中国父亲遗传下来的勤劳与智慧,又继承了俄罗斯母亲遗传下来的干练与开朗。随着采访的深入,我了解到他们现在几乎家家户户都在开家庭旅店,于是便以拍摄他们现在的生活状态为主,在生活中展现他们给我的最初印象和我一直在追寻的关于中国人文化身份认同的主题。
肩膀上的眼睛
其实,大部分俄罗斯族人天天看着江对岸的俄罗斯小村庄,都很想知道那边是什么样?房子里又是什么样?显然,她们对从未去过的邻国有着与生俱来的亲缘感。在联欢会上我认识了青春靓丽的韩雪、韩冰姐妹。她们热情地欢迎我去她家玩儿。我问金发小姐妹:“如果忙完这三个月的旅游高峰期,不用再接待这么多游客了,是不是该轮到你们自己去旅游了呢,那么一家人最想去哪儿呀?”她们很肯定地说:俄罗斯,莫斯科。她的父母对我也毫不忌讳,说着说着,韩雪的母亲说“等忙完这阵准备回国看看。”女儿赶紧提醒说:“不是回国是出国。”然后全家大笑,韩雪母亲也不好意思地说:“对,对,是出国,回的是老祖宗的老家。”
这时我开始真正感受到了一个人带着小DV拍摄的独特优势:虽然不像专业的电视摄制团队那样有板有眼,保证每一个镜头的技术指标,但是,小DV的确能够拉近和被采访者之间的距离。套用一位朋友在看完《边疆问路》后表达的感受:这就是长在肩膀上的眼睛啊,仿佛观众都在其中和画面里的人物一起生活和对话。
离开了那辆自驾游爱好者的丰田车,我开始了“千里走单骑”。首先面临的就是交通问题。研究地图,从同江沿边境线前往漠河走的话,会路过另外一座边境大城市黑河。但在长途客运站,却发现没有从同江直达黑河的车,都是绕道哈尔滨再转车北上。失望沮丧之余,我换了个角度一想,自己拍摄的目的很明确,如何按照事先设定好的主题去获取素材,最后做出来的片子应该是有场景有人物最好还有点故事的好看的东西,而不仅仅是行程的流水账。而黑河是一个跟同江差不多的中俄边贸城市,这样看来,就不一定非要严格按照边境线走(当然有条件的话又另当别论),重要的是能够到达一个边境的目的地。所以,我便决定到哈尔滨直接转火车前往漠河,那里是中国最北,具有特殊的地标意义。于是我在同江就把火车票买好了。
后来,我都是这样换乘各式各样的公共交通工具,火车、长途大巴、顺道的卡车、拖拉机、的士……什么车都坐过了,有时还能采访一些同行的旅伴、司机,一个人走,似乎更能集中精力去感知旅程中的每一个细节,每一处风景,每一段相遇。
中国最北印象
一下火车,我顿时感受到“中国最北”的凉意。我在漠河城里闲逛,一辆宣传小车用高音喇叭放着乡土气息极浓的东北二人转来回地在街上行驶,所经之地却都是清一色的欧式仿俄建筑,我特意在后期剪辑时把这种“土洋结合”表现在了片中。
当我透过镜头拍摄漠河街头的景观:清一色的欧式房屋跟前,人们在休闲,孩子们在玩耍,有的在目前全国随处可见的彩色公共健身器材上健身、荡秋千。拉近焦距,都是黑头发黑眼睛,玩的是中国象棋,听的是东北二人转。我再次为中华文化顽强恒久的根基而深深折服。这不,乍一看上去中国人非常迅速地接纳着外来文化,但骨子里的日常生活与行为习惯却是难以仅仅是因为地理位置趋近另一种异国文化而令自己有任何改变的,这也许就是所谓的“根文化”在起作用吧。
漠河其实离边境还有几十公里,又被大兴安岭的森林围绕,我是坐每日旅游班车到了北极村,才拍摄到中俄界河、对岸的俄罗斯小村庄和河上的俄罗斯舰艇与哨兵的。
北极村其实与中国绝大多数村庄没什么两样。但就因为它位于中国最北端,“身价”就大不一样了。正因为这个特别的地标,于是,投资商、建设者纷至沓来,各种土木工程迅速兴建,客栈、饭馆一个挨着一个,还有更多的村民正在把自家的住房改建为旅店,准备迎接下一波旅游高峰。据说就在我到达漠河的三天前,6月21日夏至节那天,北极村一间普通农家火炕房的房价竟高达一晚400元,原计划接待3000人的北极村一下子来了30000人,连当地农户也家家爆满。人们都是冲着夏至节的北极光来的,但那天阴雨,什么光也没有看到,村民们告诉我,那些受了一夜累的游客们第二天又“忽的”从村子里消失了。这种场景我已经拍不到了,都是听一个当地的渔夫口述的,他还用一种很生动的方式讲述当天他跑了100多个来回的船,对岸的俄罗斯人都好奇地张望,不知道中国人在干什么。幽默的采访有时也能弥补一些画面的不足吧。
其实我很庆幸自己没有跟夏至节的大部队撞个正着,我相信镜头中拍到的宁静的北极村才是它的原貌。江水清澈,倒映着青山和白云,天空是那么低,就像一顶大花边帽子扣在我头上,我尽情地极目远眺,几乎不需要抬头就能看见山峦与天边的云朵相互亲吻,那万籁俱静的感觉真像是来到了世界的尽头。
如何寻找拍摄对象
刚开始这样一个人行走拍摄,真有些找不着北。我只是有一种感觉,一定要接触当地人,只有他们的讲述和生活才是那些旅行风景之外最宝贵生动的纪录片素材。可是,怎么开始这种寻觅呢?
在漠河的北陲市场,我发现了一排卖煎饼果子的小店。这里卖这种民间小吃不像有些地方推个小车儿,而是有一个个独立的铁皮屋,一屋坐一位系围裙的摊主,听她们说,小屋子是为了抵御冬季零下40度的严寒才建的。我选了其中一家,开着摄像机走了进去,女主人笑容可掬,长得也秀气,讲起话来,双眸顾盼,颇有日本电视剧里阿信的神韵。于是我决定从她开始采访。
为了让采访显得自然,我也买了一个煎饼果子,坐在小屋里边吃边聊,女主人一边忙乎一边回应着我,一口的东北话,很有乡土气。第一次采访,我并没有拍到什么有趣的片段。我没有放弃,在漠河呆了三天,每天都去一次,甚至两次,有的时间段正是摊主最忙的时候,来不及招呼我,我就静静拍下了她忙得不可开交的身影。那时,我已经觉得这个人物的形象开始越来越丰满了。直到最后一天去,摊主芳姐才开始把我当做了一个熟人,什么都愿意和我说。这时来了两个顾客,是她的老客户,大家聊得更是热烈,她很自然地说到自己一年只放三天假:大年三十、初一和初二。我问她想不想放个假,她却斩钉截铁地回答说:“不想,光想着给我闺女多攒点钱。”旁边的顾客又接着话头议论起来:“那咋整,为了生活、为了儿女,拼呗!”我当时一边拍着眼睛就有些湿润了,而眼前这个朴实的摊主却依然带着可亲的笑容。
后期剪辑这一段时,我还犹豫过要不要采用。因为人物所表现的主题看似跟边境关系不大,但是我走边境也是为了探访中国人的真实生活和观念,其实这位勤劳朴实的大姐表现的不正是中国人的一种价值观和幸福观吗?生活条件如此艰苦却依然这么乐观坚强,面带灿烂的笑容。多么可爱的一个人物啊,她又是生活在中国最北,应该不算走题。
偶得的好选题
在漠河游走时,我听见大街上响起俄罗斯歌曲《喀秋莎》熟悉的曲调,寻声而去,原来是一个俄罗斯面包店。和店主人攀谈起来才知道他们来自额尔古纳,就是我正准备去的俄罗斯民族乡室韦所在的辖区。这家人告诉我,他家的小女儿在额尔古纳市电视台做记者,欢迎我去那边找她。没想到,这段缘分让我遇到了难得的拍摄机会。额尔古纳市电视台的这位大姐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还邀请我和省市电视台的记者一起去参加首届中俄两岸百姓大联欢活动。就这样,在没有采访证,没有事先准备也没有介绍信的情况下我“混入”了媒体队伍,深入一线,拍到了室韦全镇居民歌舞欢庆的场面。
室韦是中国唯一的俄罗斯民族乡,与对岸俄罗斯的奥罗契村隔河相望。这里的老百姓大多是华俄混血第三代、第四代的后裔,有的完全是一副西方人的面孔,一开口讲话却是一口东北话。而两岸的联欢活动,让我有机会拍到了他们翘首远望对岸的情感瞬间。也在他们最动感情的时刻采访了他们情感深处的话题,比如他们有亲人在那边,比如他们从小跟着俄罗斯奶奶做面包,吃面包。我知道文化融合在这个小镇无处不在。
联欢会后,电视台的记者朋友们都赶回去发稿了,我则在室韦住了下来。
这里有着太丰富的拍摄素材——白皮肤蓝眼睛的华俄混血后裔、有别于中国大多数内地乡镇的生活习俗。我行程初始设想的主题:关注文化不同民族各异的边民共同的中国人身份。在这个边境乡镇这些都得到了最典型的体现。
别看俄罗斯族家庭里有的长得极像西方人,有的亦中亦西,有的外貌与中国人没多大区别,他们往往既继承了中国父亲遗传下来的勤劳与智慧,又继承了俄罗斯母亲遗传下来的干练与开朗。随着采访的深入,我了解到他们现在几乎家家户户都在开家庭旅店,于是便以拍摄他们现在的生活状态为主,在生活中展现他们给我的最初印象和我一直在追寻的关于中国人文化身份认同的主题。
肩膀上的眼睛
其实,大部分俄罗斯族人天天看着江对岸的俄罗斯小村庄,都很想知道那边是什么样?房子里又是什么样?显然,她们对从未去过的邻国有着与生俱来的亲缘感。在联欢会上我认识了青春靓丽的韩雪、韩冰姐妹。她们热情地欢迎我去她家玩儿。我问金发小姐妹:“如果忙完这三个月的旅游高峰期,不用再接待这么多游客了,是不是该轮到你们自己去旅游了呢,那么一家人最想去哪儿呀?”她们很肯定地说:俄罗斯,莫斯科。她的父母对我也毫不忌讳,说着说着,韩雪的母亲说“等忙完这阵准备回国看看。”女儿赶紧提醒说:“不是回国是出国。”然后全家大笑,韩雪母亲也不好意思地说:“对,对,是出国,回的是老祖宗的老家。”
这时我开始真正感受到了一个人带着小DV拍摄的独特优势:虽然不像专业的电视摄制团队那样有板有眼,保证每一个镜头的技术指标,但是,小DV的确能够拉近和被采访者之间的距离。套用一位朋友在看完《边疆问路》后表达的感受:这就是长在肩膀上的眼睛啊,仿佛观众都在其中和画面里的人物一起生活和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