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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往年一样,今年五月吴文光的草场地工作站又炸开锅了。来自四面八方的纪录片工作者与前来“朝圣”抑或“挑刺”的艺术青年们欢聚一堂:美国学者与中国学生、八十岁老人与十八岁青年、大学教师与乡村农民被同样的对纪录片的爱好凝聚在一起,彼此释放出无限的能量。今年的内容一如既往地丰富多彩,有剧场表演也有纪录片放映,还有日复一日的“秉烛夜谈”,行程满满当当,让我这个年轻人在这群“老家伙”面前反而显得病怏怏,不得不佩服他们的精力和热情。混迹其中,不由得产生了种种复杂的情感:被草场地的激情和对于艺术的执著所感染,被这种“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和交往方式所深深吸引,而在大家讨论热点话题——纪录片中的“叛军”——“私纪录片”时,我作为年轻却思想保守陈旧的纪录片爱好者也恍惚产生了惭愧之情。幸好我还是厚脸皮并且虚心向学的,幸好我对新鲜事物能够保持开放的心态,在这个春光灿烂的五月,我在草场地收获了特别多!
2010的“私”五月
说2010年的5月是中国“私纪录片”的春天大概一点也不为过,在草场地工作站“纪录片新作品:私影像”系列的放映和讨论中,许多与“私纪录片”相关的话题引起了我的兴趣,但更重要的是,一批极具个人表达风格特征的国内“私纪录片”的公开放映以一种非常直观的形式更新了我头脑中对纪录片的认识和理解,这些作品包括吴文光老师自己的两部“私纪录片”《治疗》和《亮出你的家伙》、李有杰的《衣胞之地》、李凝的《胶带》以及美国姑娘奥黛的《我的中国男人》和《从天而降》。它们主题各异,表达方式各具特色,但都是作者直接拍摄自己或记录私人环境的私影像作品。在这些作品中,作者无一例外地从摄影机背后走了出来,把镜头直接对准自己以及自己所处的环境,试图通过此种方式去探索自身隐秘的思想和感情,面对和表达不为自己所知的自己。
在系列行程中有很多让我感兴趣的细节:其中之一是李有杰的《衣胞之地》和李凝的《胶带》分别在“二号放映厅”和“图书馆”中进行了两次放映,而两次放映的版本并不完全一样。两位作者利用两次放映的间隙,根据观众反馈回来的信息进行思考并做了部分的调整。之二则是吴文光老师的《亮出你的家伙》、奥黛的《我的中国男人》和《从天而降》的镜头不仅对准了自己,也对准了草场地。当画面中出现的场景和人物就在你周围时,你会有截然不同的观影经验。之三是无论讨论、观影还是就餐、嬉戏,草场地的几台摄像机一直对着大家,你的一举一动很可能变成吴老师或奥黛下一部片子的素材。总之在这里很多东西都是我之前没有接触过的,很多行为对我来讲都很新鲜。
纪录片“私”领域 与 新语境“私”考量
到底什么是“私纪录片”?用吴老师的话说,“私纪录片”就是最直接的与自己有关的纪录片。
作为人,本身就有吐露“隐秘”的欲望,这一般存在于小范围的发泄或作用于拉近人际关系的努力上。手写日记的人大部分没有拿出来公开的欲望和胆量,而众多BLOG写手大曝自己和他人的隐私,所追求的也不过是“点击率”、“回帖率”和“知名度”。纪录片本身就已经让人们看到另一些人真实或者假装真实的生活了,那么作为一个带“私”字的影像,从王芬的《不快乐的不止一个》到今年五一草场地冒出的大批“私纪录片”,也许会让人不由感叹到现代人真的越来越孤独了。
具备一点纪录片知识的人应该知道,在主流纪录片语境中,拍摄者大多倾向于极力隐藏自己存在的痕迹以维护客观真实,这一理念的极致代表就是“直接电影”。在中国,大多数独立纪录片工作者长期是在这一语境下构思、拍摄、剪辑的。在这种方式下,作者往往置身于一个相对安全的领域,首先要记录客观真实,其次才是在尽量不影响客观性的前提下进行创作和表达。吴老师做“私纪录片”的初衷就是认为,“传统的纪录方式只能使得作者离自己越来越远,而“私纪录片”的方式则可以去掉皮毛和掩饰,离自己越来越近。”
《衣胞之地》的作者李有杰认为“私纪录片”的提法正是与“暴露他人,隐藏自己”的记录方式相对的,“私纪录片”的制作目的,就是要把作者从摄影机后面“揪”出来。另外,“私”字不仅仅代表着镜头所对准的事物,也代表了“个人化的影像方式”,对于中国纪录片发展来讲,“个人化影像方式”的探索是非常必要的。
在几天的观片和讨论中,我不禁想起小时候的一个童话。王子的剃头匠发现王子长了一双驴耳朵,他被勒令不能说出去,否则就会掉脑袋。他选择了保住脑袋而隐藏真相,但逐渐感到特别痛苦,终于有一天他对着一棵树说出了这个秘密,瞬间感到释然了。后来这棵树被人砍了做牧笛,吹奏的时候会发出这样的声音:我们的王子长了一双驴耳朵。这个童话对于小时候的我来讲无疑是恐怖的,恐怖之处不仅在于人类的驴耳朵,更在于“秘密”本身的诡异力量。我学识浅薄总结不出吴老师他们的话,对我来说,“私纪录片”就像那根说真话的牧笛,而“私记录者”则比剃头匠要勇敢得多——他们不仅要面临泄露他者秘密的恐惧,更要主动打翻自己内心那些保存多年的调味瓶,去品尝其中的陈杂五味。
当然,“私纪录片”所带来的不仅仅是一次挑战,还有一次机遇,一个新的语境以及在这种新语境下的新创作方式。在一次讨论中吴老师讲到:“2000年后发现之前的拍摄让自己永远像一个偷窥者,用窥到的材料去做个片子,于是2000年后我放弃了有目的的拍摄,开始了一种无目的的拍摄。我拍摄了大量素材,但都没有用过。2005年当我做一部关于电 影的纪录片时,他现这些原来的素材开始重新生效了,‘私影像’的方式让这些积攒了近十年的素材重新被激活,比如《治疗》中出现的一个天津的旧楼道的素材。”可以看出,“私纪录片”语境下的创作是完全不同的,对于拍摄“私纪录片
”的作者来讲,最为重要的是在过程中重新完成一种自我认知和自我定位。吴老师拍摄《治疗》的初衷是为了怀念自己的母亲,但在拍摄过程中,他发现自己正在完成一种自我反省、自我治疗和对自己的“杀毒”;李有杰通过《衣胞之地》的拍摄彻底“清除”了常年淤积在体内的“毒瘤”;李凝的《胶带》用一种“肢体电影”的方式将自己内在的思想暴露给观众;奥黛则通过《从天而降》和《我的中国男人》在极力寻找自己存在的位置。
在观看吴老师“私纪录片”《治疗》时,我有个突出的感觉:不仅仅是拍摄者与镜头之间的关系发生了转变,观看影片的人与影片之间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摆在我面前的是一种自觉地袒露。初期,这种袒露让我觉得十分不适,但慢慢的这种不适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我可以“理所当然”地接受这些信息以及情感。
日本“私纪录片”导演原一男曾提到:“我们害怕暴露自己的隐私的根源是一种“权利”对“羞耻”的定义,“权利”对“个体”的谋杀遏制,我们的畏惧皆来自于此,所以我觉得自己应首先面对镜头暴露出自己。”从这个角度看,“私纪录片”语境的建立或许能为我们带来认识自我、认识世界的新方式,同时,打破我们内心的“权利定势”,让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得以拉近。
小女子“私”感受
在草场地的时间短暂,但毕竟与曾在课本中无数次出现的吴文光老师有了面对面的机会。但坦白说,我对“私纪录片”的思考十分矛盾,并仍准备持一段时间的观望态度。不过作为认真负责的《大众DV》小记者,我还是愿意先跳出来挨诸位板砖。如果有讨论我们还可以到大众DV网站的论坛中去探讨。
首先,我认为如何在镜头面前袒露自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在与李有杰、奥黛、李凝也表示,对他们来说如何真正的坦诚自己是拍摄过程中最困难的事。我曾尝试着面对镜头把最近几天自己做得不好的事情进行反省和检讨,但发现在这个过程中,我不断给自己寻找理由和托词,很难完全放下自我辩护而进行自我反省。在拍摄“私纪录片”的时候,如果不能坦诚,则很容易陷入一种自恋。我很佩服吴老师在《治疗》里的坦诚,而这种袒诚对我来说则非常困难,我的不袒诚阻碍了我通过镜头进行自我定位的尝试。我问奥黛是否已经在拍摄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她说她也仍然没有找到,如果找到了,她也就不需要再拍下去了。
其次,我一直在思考“私影像”能给他者带来什么的问题。李凝说:“我理解的‘私’不是彻底封闭的‘私’,而是一个公共空间的缩影,烙着公共空间的痕迹。它本身呈现出一种很独特、很个体的东西,但做到极致之后反而能够呈现出很公共的、很社会的东西。”吴老师则说:“我拍摄《治疗》是为了怀念我妈,整个拍摄和制作这部片子完全是为了我自己,我没有想向别人传达什么,也没想过这部片子将来要在什么场合下放映给别人看,我妈与别人有什么关系呢?可是放映的时候有很多人都哭了,他们接收到了一些信息,这些信息不是我有意去传达的。”我觉得这些说法都特别有道理,但不同形式的“个人表达”较为泛滥的今天,内中仍有很多东西需要细细思考。
再次,我觉得既然涉及自身和他人的“私密”,那么如何处理一些伦理问题是不得不考虑的。李有杰的《衣胞之地》中很感人的部分是他与奶奶之间的事情,虽然经过两次公开放映,但对李有杰来讲,他仍然觉得“没有人有资格跟我分享与我奶奶有关的影像”。在剪辑过程中他一度想将与奶奶有关的段落全部剪掉。而李凝遇到的问题则是与他人隐私有关的问题:“我的片子中有一些涉及他人的部分,我在放映之间征求他们的意见,有的人同意我公开放,有的则不同意,对于这一部分我是找演员重新扮演的,并使用了化名。但我觉得这种做法并不影响我作品的真实。”
最后,在与作者们的交谈中,我发现“私纪录片”对于作者的影响有很大差异。吴老师通过《治疗》,李有杰通过《衣胞之地》的自我亮出达到了自我反省,并渐渐在对自己进行消毒和治愈。李凝通过《胶带》不但“没有什么所得,反而陷入了无法排解的绝望”。对于这种差异性的个中原因我始终没弄明白。也许这只是不同作者的个人问题,也许其中还存在着其他更复杂的问题。
DV机与“私方式”
像其他拍摄方式一样,“私纪录片”必然存在着很多问题,如吴老师所说,“这东西没有定论,大家都在探索”,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其中所蕴含的巨大能量和无限可能性。对于私影像,我们能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不断地去尝试。
“私纪录片”在日本的发展更倾向于隐私记录,而在美国则正是以家庭录影般的形式进行着。从某种角度讲,我们这些普通人离“私影像”的距离也许远小于进行创作的纪录片工作者们。DV机和剪辑技术普及后,每个人都有机会用手里的机器记录与自己和家庭相关的一切,将镜头对准自己、记录周边。虽然这种记录还不能完全算作“私纪录片”,虽然我们可能不会刻意通过镜头去挖掘藏在背后的自我,但这种“影像日记”式的记录也许反而因其无意识、无目的而显得弥足珍贵,更或许多年之后当你回顾这些素材,有什么新的意义会被重新激活、重新生效,带给你意想不到的效果。思考对我们固然颇多助益,但有些时候,单纯的记录也蕴含着无穷的力量。
有些问题听起来挺玄的,做起来也许不容易,也许很容易。
2010的“私”五月
说2010年的5月是中国“私纪录片”的春天大概一点也不为过,在草场地工作站“纪录片新作品:私影像”系列的放映和讨论中,许多与“私纪录片”相关的话题引起了我的兴趣,但更重要的是,一批极具个人表达风格特征的国内“私纪录片”的公开放映以一种非常直观的形式更新了我头脑中对纪录片的认识和理解,这些作品包括吴文光老师自己的两部“私纪录片”《治疗》和《亮出你的家伙》、李有杰的《衣胞之地》、李凝的《胶带》以及美国姑娘奥黛的《我的中国男人》和《从天而降》。它们主题各异,表达方式各具特色,但都是作者直接拍摄自己或记录私人环境的私影像作品。在这些作品中,作者无一例外地从摄影机背后走了出来,把镜头直接对准自己以及自己所处的环境,试图通过此种方式去探索自身隐秘的思想和感情,面对和表达不为自己所知的自己。
在系列行程中有很多让我感兴趣的细节:其中之一是李有杰的《衣胞之地》和李凝的《胶带》分别在“二号放映厅”和“图书馆”中进行了两次放映,而两次放映的版本并不完全一样。两位作者利用两次放映的间隙,根据观众反馈回来的信息进行思考并做了部分的调整。之二则是吴文光老师的《亮出你的家伙》、奥黛的《我的中国男人》和《从天而降》的镜头不仅对准了自己,也对准了草场地。当画面中出现的场景和人物就在你周围时,你会有截然不同的观影经验。之三是无论讨论、观影还是就餐、嬉戏,草场地的几台摄像机一直对着大家,你的一举一动很可能变成吴老师或奥黛下一部片子的素材。总之在这里很多东西都是我之前没有接触过的,很多行为对我来讲都很新鲜。
纪录片“私”领域 与 新语境“私”考量
到底什么是“私纪录片”?用吴老师的话说,“私纪录片”就是最直接的与自己有关的纪录片。
作为人,本身就有吐露“隐秘”的欲望,这一般存在于小范围的发泄或作用于拉近人际关系的努力上。手写日记的人大部分没有拿出来公开的欲望和胆量,而众多BLOG写手大曝自己和他人的隐私,所追求的也不过是“点击率”、“回帖率”和“知名度”。纪录片本身就已经让人们看到另一些人真实或者假装真实的生活了,那么作为一个带“私”字的影像,从王芬的《不快乐的不止一个》到今年五一草场地冒出的大批“私纪录片”,也许会让人不由感叹到现代人真的越来越孤独了。
具备一点纪录片知识的人应该知道,在主流纪录片语境中,拍摄者大多倾向于极力隐藏自己存在的痕迹以维护客观真实,这一理念的极致代表就是“直接电影”。在中国,大多数独立纪录片工作者长期是在这一语境下构思、拍摄、剪辑的。在这种方式下,作者往往置身于一个相对安全的领域,首先要记录客观真实,其次才是在尽量不影响客观性的前提下进行创作和表达。吴老师做“私纪录片”的初衷就是认为,“传统的纪录方式只能使得作者离自己越来越远,而“私纪录片”的方式则可以去掉皮毛和掩饰,离自己越来越近。”
《衣胞之地》的作者李有杰认为“私纪录片”的提法正是与“暴露他人,隐藏自己”的记录方式相对的,“私纪录片”的制作目的,就是要把作者从摄影机后面“揪”出来。另外,“私”字不仅仅代表着镜头所对准的事物,也代表了“个人化的影像方式”,对于中国纪录片发展来讲,“个人化影像方式”的探索是非常必要的。
在几天的观片和讨论中,我不禁想起小时候的一个童话。王子的剃头匠发现王子长了一双驴耳朵,他被勒令不能说出去,否则就会掉脑袋。他选择了保住脑袋而隐藏真相,但逐渐感到特别痛苦,终于有一天他对着一棵树说出了这个秘密,瞬间感到释然了。后来这棵树被人砍了做牧笛,吹奏的时候会发出这样的声音:我们的王子长了一双驴耳朵。这个童话对于小时候的我来讲无疑是恐怖的,恐怖之处不仅在于人类的驴耳朵,更在于“秘密”本身的诡异力量。我学识浅薄总结不出吴老师他们的话,对我来说,“私纪录片”就像那根说真话的牧笛,而“私记录者”则比剃头匠要勇敢得多——他们不仅要面临泄露他者秘密的恐惧,更要主动打翻自己内心那些保存多年的调味瓶,去品尝其中的陈杂五味。
当然,“私纪录片”所带来的不仅仅是一次挑战,还有一次机遇,一个新的语境以及在这种新语境下的新创作方式。在一次讨论中吴老师讲到:“2000年后发现之前的拍摄让自己永远像一个偷窥者,用窥到的材料去做个片子,于是2000年后我放弃了有目的的拍摄,开始了一种无目的的拍摄。我拍摄了大量素材,但都没有用过。2005年当我做一部关于电 影的纪录片时,他现这些原来的素材开始重新生效了,‘私影像’的方式让这些积攒了近十年的素材重新被激活,比如《治疗》中出现的一个天津的旧楼道的素材。”可以看出,“私纪录片”语境下的创作是完全不同的,对于拍摄“私纪录片
”的作者来讲,最为重要的是在过程中重新完成一种自我认知和自我定位。吴老师拍摄《治疗》的初衷是为了怀念自己的母亲,但在拍摄过程中,他发现自己正在完成一种自我反省、自我治疗和对自己的“杀毒”;李有杰通过《衣胞之地》的拍摄彻底“清除”了常年淤积在体内的“毒瘤”;李凝的《胶带》用一种“肢体电影”的方式将自己内在的思想暴露给观众;奥黛则通过《从天而降》和《我的中国男人》在极力寻找自己存在的位置。
在观看吴老师“私纪录片”《治疗》时,我有个突出的感觉:不仅仅是拍摄者与镜头之间的关系发生了转变,观看影片的人与影片之间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摆在我面前的是一种自觉地袒露。初期,这种袒露让我觉得十分不适,但慢慢的这种不适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我可以“理所当然”地接受这些信息以及情感。
日本“私纪录片”导演原一男曾提到:“我们害怕暴露自己的隐私的根源是一种“权利”对“羞耻”的定义,“权利”对“个体”的谋杀遏制,我们的畏惧皆来自于此,所以我觉得自己应首先面对镜头暴露出自己。”从这个角度看,“私纪录片”语境的建立或许能为我们带来认识自我、认识世界的新方式,同时,打破我们内心的“权利定势”,让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得以拉近。
小女子“私”感受
在草场地的时间短暂,但毕竟与曾在课本中无数次出现的吴文光老师有了面对面的机会。但坦白说,我对“私纪录片”的思考十分矛盾,并仍准备持一段时间的观望态度。不过作为认真负责的《大众DV》小记者,我还是愿意先跳出来挨诸位板砖。如果有讨论我们还可以到大众DV网站的论坛中去探讨。
首先,我认为如何在镜头面前袒露自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在与李有杰、奥黛、李凝也表示,对他们来说如何真正的坦诚自己是拍摄过程中最困难的事。我曾尝试着面对镜头把最近几天自己做得不好的事情进行反省和检讨,但发现在这个过程中,我不断给自己寻找理由和托词,很难完全放下自我辩护而进行自我反省。在拍摄“私纪录片”的时候,如果不能坦诚,则很容易陷入一种自恋。我很佩服吴老师在《治疗》里的坦诚,而这种袒诚对我来说则非常困难,我的不袒诚阻碍了我通过镜头进行自我定位的尝试。我问奥黛是否已经在拍摄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她说她也仍然没有找到,如果找到了,她也就不需要再拍下去了。
其次,我一直在思考“私影像”能给他者带来什么的问题。李凝说:“我理解的‘私’不是彻底封闭的‘私’,而是一个公共空间的缩影,烙着公共空间的痕迹。它本身呈现出一种很独特、很个体的东西,但做到极致之后反而能够呈现出很公共的、很社会的东西。”吴老师则说:“我拍摄《治疗》是为了怀念我妈,整个拍摄和制作这部片子完全是为了我自己,我没有想向别人传达什么,也没想过这部片子将来要在什么场合下放映给别人看,我妈与别人有什么关系呢?可是放映的时候有很多人都哭了,他们接收到了一些信息,这些信息不是我有意去传达的。”我觉得这些说法都特别有道理,但不同形式的“个人表达”较为泛滥的今天,内中仍有很多东西需要细细思考。
再次,我觉得既然涉及自身和他人的“私密”,那么如何处理一些伦理问题是不得不考虑的。李有杰的《衣胞之地》中很感人的部分是他与奶奶之间的事情,虽然经过两次公开放映,但对李有杰来讲,他仍然觉得“没有人有资格跟我分享与我奶奶有关的影像”。在剪辑过程中他一度想将与奶奶有关的段落全部剪掉。而李凝遇到的问题则是与他人隐私有关的问题:“我的片子中有一些涉及他人的部分,我在放映之间征求他们的意见,有的人同意我公开放,有的则不同意,对于这一部分我是找演员重新扮演的,并使用了化名。但我觉得这种做法并不影响我作品的真实。”
最后,在与作者们的交谈中,我发现“私纪录片”对于作者的影响有很大差异。吴老师通过《治疗》,李有杰通过《衣胞之地》的自我亮出达到了自我反省,并渐渐在对自己进行消毒和治愈。李凝通过《胶带》不但“没有什么所得,反而陷入了无法排解的绝望”。对于这种差异性的个中原因我始终没弄明白。也许这只是不同作者的个人问题,也许其中还存在着其他更复杂的问题。
DV机与“私方式”
像其他拍摄方式一样,“私纪录片”必然存在着很多问题,如吴老师所说,“这东西没有定论,大家都在探索”,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其中所蕴含的巨大能量和无限可能性。对于私影像,我们能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不断地去尝试。
“私纪录片”在日本的发展更倾向于隐私记录,而在美国则正是以家庭录影般的形式进行着。从某种角度讲,我们这些普通人离“私影像”的距离也许远小于进行创作的纪录片工作者们。DV机和剪辑技术普及后,每个人都有机会用手里的机器记录与自己和家庭相关的一切,将镜头对准自己、记录周边。虽然这种记录还不能完全算作“私纪录片”,虽然我们可能不会刻意通过镜头去挖掘藏在背后的自我,但这种“影像日记”式的记录也许反而因其无意识、无目的而显得弥足珍贵,更或许多年之后当你回顾这些素材,有什么新的意义会被重新激活、重新生效,带给你意想不到的效果。思考对我们固然颇多助益,但有些时候,单纯的记录也蕴含着无穷的力量。
有些问题听起来挺玄的,做起来也许不容易,也许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