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诞节男孩子们又要求一艘划艇。
　　他们的爸爸说，“没问题。我们回卡塔古娜再买。”
　　九岁的托托和七岁的乔尔远比父母想象中来得坚决。
　　他们齐声说，“不，我们现在就要。”
　　他们的母亲说，“首先，这儿只有淋浴间的水可以划船。”
　　她和丈夫的话都没有错。他们在西印度卡塔吉娜的家有个带海湾船坞的院子，还有一个可容两艘大游艇的棚舍。反之，他们在马德里这边是挤在卡斯特拉纳街四十七号的五楼公寓里。可是他俩曾经答应孩子们：如果他们在小学得到全班第一名，就送他们一艘有六分仪和罗盘针的划艇，而他们办到了，所以到头来父母双方都无法推拒。
　　于是做爸爸的把这些都买来，没跟太太说半句，太太是比他更不愿意还赌债的。那是一艘美丽的铝艇，吃水线有一道金色条纹。
　　午餐的时候爸爸宣布，“小艇在车库。问题是，没有办法由电梯或者楼梯把它搬上来，车库也腾不出多余的空间了。”
　　可是下一个星期六下午，孩子们请同学来帮忙把小艇搬上楼梯，好不容易才搬到女佣房。
　　爸爸说，“恭喜。现在呢？”
　　男孩子们说，“现在没怎么样啊，我们只是要把小艇搁在房间里，现在已经放进来啦。”
　　星期三爸爸妈妈照例看电影去了。孩子们成了家里的大王兼主子，他们关上门窗，打破客厅里一盏亮着的电灯灯泡。一股清凉如水的金光开始由破灯泡流洩出来，他们任由它流到近三尺深：然后开了电灯，拿出划艇，就在屋内的小岛之间随意航行。
　　这次荒诞的奇航是我参加一次家用品诗歌研讨会，说了几句玩笑话的结果。托托问我为什么一碰开关灯就会亮，我没有勇气多思考。
　　“光就像水，你一扭开龙头，它就出来了。”我说。
　　于是他们每星期三晚上继续行船，学习使用六分仪和罗盘针，等他们的父母看完电影回家，总发现他们在干干的陆地睡得像天使。几个月后，他们渴望走更远，就要求全套的潜水装：包括面具、鳍状肢、氧气筒和压缩空气枪。
　　他们的父亲说，“你们把一艘不能用的划艇放在女佣房间已经够糟了。现在你们还要潜水装备，岂不更糟糕。”
　　“如果我们第一学期赢得金栀子花奖呢？”乔尔说。
　　他们的母亲惶然说，“不，已经够了。”
　　他们的父亲责备她太强硬。
　　她说，“这两个孩子该尽本分的时候，连根钉子都赢不到。可是为了得到他们要的东西，他们什么奖都拿得到，连老师的职位都能抢到手。”
　　最后父母既没有答应也没有拒绝。可是到七月，托托和乔尔各获得一个“金栀子花奖”，且获得校长公开表扬。那天下午，他们没有再开口，就在卧室里发现两套未拆封的潜水用具。
　　于是，下一个礼拜三，当他们的父母在电影院观赏《巴黎最后探戈》的时候，他们把公寓注满了深约十二尺的金光，像温驯的鲨鱼在床铺等家具底下潜游，从光流底部打捞出不少几年来迷失在黑暗里的东西。
　　在年终颁奖大会上，两兄弟被赞誉为全校典范，获颁杰出奖状。这次他们用不着开口，父母主动问他们要什么。他们非常讲理，只要求在家个开宴会招待同班同学。
　　他们的爸爸和妻子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满面春风。
　　“这证明他们成熟了。”他说。
　　下一个礼拜三，他们的父母正在观赏《阿尔及尔战役》时，卡斯特拉纳街的行人都看见一道光瀑从一幢树影掩映的老建筑流洩下来：溢出阳台，一股一股沿着房屋正面倾注而下，呈金色洪流急奔下大道，一路照亮了市区，直亮到瓜达拉巴。
　　救火队为应付这个紧急状况，撞开五楼的门，发现公寓满是金光，一直淹到天花板。豹皮沙发和安乐椅在吧台流出的酒瓶和大钢琴间高高低低漂浮着，钢琴上的马尼拉罩巾载浮载沉，像一条金黄色的软骨鱼不停地扇动。家用品诗意盎然，自己长了翅膀在厨房的天空飞翔。孩子们跳舞用的军乐队乐器，在母亲水族箱里游出来的彩色鱼儿间漂来漂去，那些鱼是浩瀚的金光沼泽里惟一活生生而且快快乐乐的动物。每个人的牙刷、妈妈的面霜及备用假牙状都浮在浴室里；主卧室流出来的电视机则侧浮着，画面上还在播午夜电影的最后一段情节。
　　大厅那一头，托托戴着潜水面具和仅够抵达港口的氧气，坐在船尾，随浪潮摆动，手握紧双桨，正在找灯塔；乔尔浮在船头，还在用六分仪寻找北极星；满屋子漂浮的是他们的三十七个同学，有的正在窥视天竺葵盆栽，有的正在唱改了歌词来嘲弄校长的校歌，有的正从爸爸的酒瓶偷喝一杯白兰地酒，就这样化为永恒。
　　他們同时扭开太多灯，公寓泛滥成灾，医院传教士圣茱丽安纪念小学的整整两个班学生遂淹没在卡斯特拉街四十七号五楼——在西班牙的马德里，一个夏天像火烧、冬风冷如冰、没有海洋也没有河流、内陆根性的居民永远学不会光海航行术的遥远城市。
　　（选自《中国校园文学》，2009年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