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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沈阳市铁西区是全国最具代表性的老工业基地。作为斯大林式工业化的典型代表，铁西区曾经在计划经济时代无比辉煌，随后又在改革开放后，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制度确立后，遇到转型困难，持续没落。其兴衰历程，在不同时期都深刻地影响了城市的文化内涵与城市形象，并借助媒体的推波助澜，形成了一种大众想象。那些人们耳熟能详的称号如“东方鲁尔”、“共和国长子”，让计划经济时代的工业文化成功地塑造了工业城市的形象；而“东北现象”、“老工业基地”、“下岗工人”等名词又让城市转型中产业衰败的形象深入人心。根据不同历史阶段，分析铁西区对城市物质空间形态的影响，以及对城市形态特征与社会文化心理的影响，探讨其符号化的城市空间的文化意义。
一、“共和国长子”与大工业文化
沈阳市铁西区，最早因位于长大铁路以西而得名。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伪满政府在《奉天都邑计划》中首次确定沈阳市区铁路以西部分为工业区。随后日本财团，以及一些民族工业开始进驻，铁西区开始成为工业基地。1938年奉天都邑计划将其面积确定为23.6平方公里，铁西区正式在行政建制上成为一个区。二战结束日本投降时，铁西区共有日资企业323家，是当时亚洲城市中最大的工业区。[1]
建国后，铁西区在沈阳市乃至整个东北重工业基地的崛起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可以说它是计划经济时代工业发展的巅峰之作。1953～1957年的“一五”计划时期，苏联援建中国若干大型项目都位于铁西区。当时铁西区的钢产量、机床产量都是全国第一。最繁荣时期，沈阳市99家大中型国企中的90家都集中在這里。铁西区在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龙头地位当之无愧，有“共和国装备部”的美誉。那时候以铁西区为代表的东北地区，在全国来说，也是“斯大林模式”的计划经济实施最彻底的地方。实际上，“铁西”两字成为了特殊年代印记，不止是沈阳独有的地名。在鞍山、四平等地都有铁西的名字。计划经济时期，有个词叫“计划调拨”，就是从铁西区等东北的工业区调拨设备和原材料等，到别的省份支援建设。当时铁西区为各地都贡献了很多技术工人，老铁西的大工业文化，不仅传遍东北，也随着支援三线建设的老工人们走向全国。
计划经济时期的城市片区建设，厂区与宿舍区紧密相邻，事实上促成了极高的职住平衡。铁西区集中建设了大量工人村，是我国建国后最早建设、规模最大的工人住宅区。当时共有5个建筑群，143幢住宅楼。这些建筑都是苏联流行的“三层起脊闷顶式”住宅，四坡屋顶，建筑材料为红砖红瓦。建筑风格简洁，只在檐口和一层窗台等部位进行局部装饰。整个工人村都是标准的苏式住宅风格，整体规划，统一施工。住宅楼呈街坊围合的结构，中间是绿化地带和公共活动空间。楼里配套有幼儿园、中小学、小卖铺、粮站、邮局、储蓄所等各种服务设施。如果当时坐飞机鸟瞰，会从空中发现这些建筑群组成了“工人村”三个大字，展现出宏大的苏联工业化美学风格。
工人村现在只保存有32幢楼，其中7幢楼被改造成了工人生活馆，于2014年成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是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典范。东至肇工街、西至重工街的两个街坊，成为历史文化街区。在工人村生活馆，如今一部分像展览馆一样，展示柜中陈列着工人村各个年代的资料和图片。还有一部分房间按照当时工人们的家庭原样布置的，可以直接看到那个年代的生活状态。从一楼到二楼，沿着参观路线，可以一路看到工人村从上世紀50年代一直到80年代的变化历程。不同年代的屋子里，摆放着各种老照片和生活用品，大部分都是由原来的住户捐献的。这些屋里普遍放着三屉桌、双人木床，桌上摆着老式收音机、白色的搪瓷茶缸，墙上挂着毛主席画像，墙边放着老式手风琴和脚踏琴，床铺上还有瓷器热水袋（水鳖子）。厨房里面有水泥灶台，还摆放着菜板、水瓢、水缸、尖嘴壶等工具。这些真实的物件和场景，完好地留存了当时的生活环境与文化氛围。
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当时的居住空间过于狭小。一户人家一个开间，全家老小都挤在不足20平方米的空间里。这种居住条件，在如今看来实在谈不上舒适，但在当时却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入住的选拔标准极其严格，首批入驻的都是根正苗红的老军人和劳动模范。尽管居住面积较小，但工人村的生活条件在那个年代属于非常高的。这里不仅提前实现了当时口号里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而且自来水、煤气、暖气也全部配置。楼里的“大合社”相当于现在超市，日用品一应俱全。配套的幼儿园是长托，孩子们由国家供应细粮和牛奶豆浆。楼下有摩电车直达市中心。街坊空间内部大面积的绿地中穿插景观小品。小区附近还有劳动公园和动物园。当时的工人村，可谓是当时人民向往的共产主义生活。当时毛主席提出“工人领导一切”。工人们不仅收入高，物质条件好，享受的服务设施齐全，还受到整个社会的敬重。老铁西人的农村的亲戚们和城市的其他市民，都十分羡慕这里的工人，工人村简直是那个时代的理想国。
除了物质环境的优越，工人村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人文氛围：平等、朴素、充满理想。工人们的自豪感十足，形成了一种“劳模文化”，涌现出了以魏凤英等为代表的铁西劳模群。大工业、大国企的文化氛围，以及企业办社会，培育了一种特殊的人际关系。费孝通曾指出，中国人与人往来的活动，构成了不易改变的网络架构。[2]与南方的传统宗族社会不同，东北是移民社会。各地闯关东的人们形成了一种“移民文化”，这种文化在计划经济工业化的过程中转变为了“车间文化”。不同的人根据不同的单位和车间，形成了特定的人际关系圈子。楼里的邻居同时也是车间的工友，形成了特殊的亲情。厨房和卫生间是公用的，平时邻里经常一起做饭、洗漱。从经济基础上看，一个厂子或车间的工人，都在一个大集体中，收入也都差不多，生活各方面都有不错的保障。在这样的环境下形成了纯朴、简单的人际关系。那时候的工人村可以说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
同时，工人村的住宅，与工业厂房类似，强调标准化和同质化，形成一种集体秩序的权威。面对计划经济下的集体主义，个体表达往往被抹去。特别是在老工业区，生活空间和生产空间呈现出匀质化的特点。所有的生活也都是为生产服务的。每个个体就像机床上的螺丝钉，服务于整个大生产体系。这种生产和生活方式，进一步加固了集体主义对于城市文化的影响。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这种人与城市的情感才在工厂搬迁和老城区改造的大潮下逐步淡化。 二、经济转型阵痛期与“下岗文化”
计划经济下大量建设的工业区，在改革开放后发展逐渐陷入困境。铁西区的辉煌，也同样于上世纪80年代之后戛然而止。曾经的共和国的长子，在改革中承受了巨大痛苦，付出了巨大的成本。上世纪90年代初，部分国企开始出现亏损，到90年代末，大部分工厂陆续停产。当时流行的一个词“东北现象”，就是指这里大量工厂停产、半停产的状态，工人下岗的状态。
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致力于研究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转型。他认为，计划经济下，国有企业的效率低下，是一种必然。当企业竞争力不强的时候，国家會给它补贴使它活下去，这样就造成企业对价格的不敏感。市场调节作用的失灵，导致产品质量不高和生产效率的低下。[3]笔者在当地考察时，一个曾经的下岗工人这样谈到他对于计划经济的看法：“计划经济模式是什么呢？那好比生产胶鞋，生产一百年，还都是那一个型号那一套工艺。”“跟不上市场的需求，所以那些工厂后来不行了，是一定的。”事实上，计划经济时期，铁西区的大型国企，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企业。大型国企有专项资金扶持和补贴，按照中央计划生产，利润上缴国家。这样的模式在封闭的经济体中可以长期生存，但在开放的经济环境下必然受到市场的冲击。在改革开放后，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确立之后，劳动统包、统揽的就业制度，陈旧的设备和工艺，僵化的管理，都与新兴的经济模式和市场需求严重脱节，导致各个厂的产品销量连年下滑。
从生态学的角度讲，生态系统越复杂，稳定性越强。反之则很脆弱：人工林和农田，面对外界自然环境的变化，往往缺乏抵抗能力。当时的铁西区经济结构和企业结构被称为“工一色”和“公一色”：工业产值和公有企业占比都是90%以上。经济结构、产业和产品都非常单一。铁西区的老国企，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举步维艰，在与东南沿海新兴市场经济的竞争中，无可奈何地败下阵来。
在世纪之交的几年间，这里35万国企职工13万下岗，还有大量工人被安排回家“休假”。大规模的下岗潮，形成了当时的一种“下岗文化”，被影视剧和小品等广泛传播，成为了东北的另一种文化符号。这也深刻地影响了当时铁西区的城市形象。当时铁西区被称为全国最大的“工人度假村”。那时候有个说法，站在沈阳最高的观景台电视塔上往下看，“往北都是当官的，往南都是种地的，往东都是做生意的，往西都是下岗的”。西边，就是曾经的城市荣耀铁西区。
表现这段特定时期的影视作品中，最知名的是王兵拍摄的纪录片《铁西区》。影片分为《工厂》《艳粉街》《铁路》三个部分，全部是用一个普通DV拍摄的，通过原始的手法记录了1999年到2001年这段时间内，铁西区这个重工业基地的一段变迁历程。在电影中，在毫无生气的工厂里，工人们在昏暗斑驳的车间中讨论哪一家厂子又垮了，和已下岗的人员的去向。废弃工厂的留守工人们，则在厂里看有什么零件能拿走卖钱。破败的工人疗养院里，污染型行业的工人，在这里无所事事，对着电视发呆，个个一脸木然。在艳粉街棚户区，工人们居住的简陋房子被垃圾包围。在被拆迁后，人们带着自家的门板，无奈地搬离这里。而在铁路货场一带，有些无业人员，长期以捡火车遗弃的货物为生。影片没有任何抒情和评论，只是客观地做着最真实的记录。电影全面地展现了那个时期铁西区一片衰败的景象，以及彷徨、无奈与感伤的下岗工人。这部长达9个小时的电影，持续地表现出的那种粗犷、砥砺与沉重，带给人无比强烈的冲击。
“下岗文化”是工业文化衰败的表现，从深层次上来讲，实际上反映了工人阶层社会文化心理受到的巨大冲击：往日的辉煌一去不返。工人们从受人羡慕的阶级，一下子被甩到社会的底层。当时很多工人被几千元钱买断几十年工龄。下岗后每月领到的补贴，对于生活来说微不足道。下岗工人的生活往往困难重重。因为经济压力导致家庭矛盾激化，例如离婚的也为数不少。中年的工人们，在劳动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大多从事一些低技能的零杂工。当时也常常有为铁西下岗工人搞的募捐活动。
更重要的是，随着国有工业企业的衰落，大工业化培育的理想主义开始萎缩和退去，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集团化的人际关系，也随着集体的瓦解开始消解。人与人之间开始出现了隔膜，人际关系因为经济基础的削弱而出现紧张。闲散人员和各种小偷小摸活动增加。居民区也没有了以往那种和谐安定的氛围。
三、新时期的振兴与怀旧文化
经济上奄奄一息的铁西区，直到本世纪初才迎来了变局。在“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相继提出之后，“东北振兴”也开始成为国家战略。从2002年开始，铁西区经历了历时六年之久的“东迁西建”的改造，进行了全面的转型。2002年6月，老铁西区和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始合署办公，共同成立铁西新区，并授予市级管理权限。尔后铁西区又与细河经济区重组，总面积达到484平方公里。当时老铁西区内还有些发展希望的200多家企业，集体搬到了西邊的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而老铁西区则彻底改造为居住区，通过产业空间置换，借助级差地租和土地财政，推动产业转型。
铁西区的转型，不是去工业化的模式，而是实现了一种再工业化的发展。外资的注入和外企的进驻，为长期停滞不前的制造业带来了活力。宝马、米其林、普利司通、日本积水、精工等外企重大项目产生了显著的带动效应。国企改革推动了产业转型，落后的设备、生产线被淘汰。企业纷纷进行了改革重组和生产线改造。部分下岗工人，又重新走进了新工厂的车间。2009年12月，《沈阳铁西装备制造业聚集区产业发展规划》获批，这是国家发改委迄今为止批复的唯一一个城区层级的制造产业规划，体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本世纪第一个十年，我国城镇化进展迅速，是城市建设的“黄金十年”。在房地产和汽车产业的拉动下，重化工业再次迎来春天。以华晨宝马和沈阳机床为代表，全区的工业经济形成了汽车和装备制造的主导产业。铁西装备制造业聚集区的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
在本世纪初头十年的“东迁西建”改造中，老铁西区由于离市中心近，区位优越，在工厂搬走后，这片土地获得了众多开发商的青睐。万科、龙湖、金地等纷纷在此拿地开发，大批楼盘进驻。在售楼盘价格大多集中在7 000～9 000元/平方米之间，在沈阳算是房价较高的区域。二环内地铁沿线楼盘，价格甚至可达到8 000～10 000元/平方米。铁西区中心的铁百商圈，作为老商业区，目前已经成为沈城首屈一指的新型商圈，并不断向外扩展。万达、家乐福、宜家、红星美凯龙纷纷进驻。老铁西区已经彻底实现了从重工业区向中高端住宅区的蜕变。曾经的“下岗一条街”铁西区北二路已成为汽车商业街。《铁西区》电影里曾经是工人棚户区的艳粉街一带，现在也只是城市里再寻常不过的一条街道。老铁西已实现了从工业区到居住区的蜕变。伴随着地产和商业的开发，当年烟囱林立、污染严重的铁西区，环境品质得到一定提升，2008年更是获得了“全球宜居城区示范奖”。2012年8月，铁西老城区内最后一座工业企业迁出，老铁西彻底的完成了城区的转型。 尽管老铁西区已经不再是工业区，但工业文化依旧在这片城区留下了深刻的痕迹。从市中心坐地铁一号线往西，老铁西区的“铁西广场、保工街，启工街，重工街”等一系列站名，依旧散发着当年大工业生产的气息。不仅许多和工业有关的路名、地名得以保存，很多未被拆除的烟囱，也穿插在高密度商品房小区之中。老铁西区的路网格局也变化不大，也成为铁西工业文化的独特体现，形成了一种可识别性的工业遗存。城区建设强调工业遗产保护，并在景观风貌上突出工业化的阳刚气质。新建的重型文化广场、“铁西1905创意文化园”等，形成了铁西区工业遗产保护以利用空间格局的节点。铁西人在心理上对其具有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1]路边不时能看到反映工业生产的街头雕塑小品，也保留了一些符号化的记忆。一些七八十年代建设的工厂的居民楼，也留下了一些往日的痕迹。肇工街及其附近一带，不少小区还是以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兴建的“赫鲁晓夫楼”为主。这些行列式布局的居民，楼多为五六层，平整规则、四四方方，楼与楼的之间安排了大量的公共空间。小区的街角有着大量绿地，供居民各类活动。双向2车道的道路两侧有着连续的行道树，人行道上居民们来来往往，见面寒暄，非常富有生活气息。
对于许多铁西居民来说，对于当年工业文化的怀念与追忆，也成为一种集体性的文化。凯文·林奇说过，“城市是集体历史和思想的庞大记忆系统”。[4]对于老铁西的中老年人们来说，铁西独特的人文氛围是难忘的回忆。几十年的光阴，培育了几代人对这里的感情。“老铁西人”在长年的工业生态下，形成了一种邻里生活的集體记忆。正如《铁西区》纪录片导演王兵所说，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大家都是在一个既定的、非常狭窄的体系里生活……同时也满足于这样的生活，并且在这里面很充实”。[5]对于曾经的下岗工人来说，他们也都希望从生活上和精神上保留社区原有的工业文化。[6]在笔者的采访中，一些当年的铁西工人提起那个年代时，都不乏怀念之情。如今他们大部分人仍旧住在铁西，不过大多已经搬进新建的高层商品房小区。从心理上讲，那种离别不亚于一次对故土的告别。市场经济的大潮，将个体从集体的工厂和宿舍中剥离，但感情却难以割舍。许多当年曾经在一个小组的工友，还经常在一起聚聚，回忆曾经的岁月。
四、小结
铁西区从兴起、衰落到转型的变迁，更像是中国的一段经济史和文化史的缩影，整个计划经济时代的工业化理想，从轰轰烈烈走向悄无声息。在这过程中，个体和集体的命运交织在一起，经历了许多沧桑巨变。
城区是人的社会化的空间表现，在其变迁过程中，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个性化和社会化在不断的塑造着其城市文化。城市的空间结构与建筑物设计，本身也是文化符号的表现。[7]汤因比把文化的演化描述为社会夺取环境和物质生活方式统治权的过程。旧时代的形式和模式消失，但思想观念仍会抵抗，并且在建筑物上体现。[8]对老铁西区来说，新时期工业生产空间的外迁，随之而来的是基于大工业的城市文化的逐渐淡化和消解，但当地居民却存在着强烈的对工业文化的怀旧情结。将工业文化元素有机嵌入城市空间，强化工业遗产的保护和利用，有助于在城市的不断变化演进之中留存城市记忆，彰显城市特色。工业文化是老铁西人灵魂的故乡，安放着他们的乡愁。在波澜壮阔的时代大潮中，工业文化将不断展现出新的特质，为城市品质的提升提供重要的支持。
参考文献：
韩福文，王芳.城市意象理论与工业遗产旅游形象塑造——以沈阳市铁西区为例[J].城市问题，2012（12）：17-22.
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热若尔·罗兰.转型与经济学[M].張帆，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凯文·林奇.城市意象[M].方益萍，何晓军，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纪录片《铁西区》——我们想创造一个世界，但最终怎么了？[EB/OL].（2014-12-19）[2017-02-10]. http：//artand.cn/article/a16.
袁正.工业文化及其传承困境——从沈阳市铁西区整体改造中的土地利用与工业文化传承谈起[J].理论界，2008（9）：80-83.
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M].刘精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刘易斯·芒福德.城市文化[M].宋俊岭，等，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许 丹
一、“共和国长子”与大工业文化
沈阳市铁西区，最早因位于长大铁路以西而得名。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伪满政府在《奉天都邑计划》中首次确定沈阳市区铁路以西部分为工业区。随后日本财团，以及一些民族工业开始进驻，铁西区开始成为工业基地。1938年奉天都邑计划将其面积确定为23.6平方公里，铁西区正式在行政建制上成为一个区。二战结束日本投降时，铁西区共有日资企业323家，是当时亚洲城市中最大的工业区。[1]
建国后，铁西区在沈阳市乃至整个东北重工业基地的崛起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可以说它是计划经济时代工业发展的巅峰之作。1953～1957年的“一五”计划时期，苏联援建中国若干大型项目都位于铁西区。当时铁西区的钢产量、机床产量都是全国第一。最繁荣时期，沈阳市99家大中型国企中的90家都集中在這里。铁西区在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龙头地位当之无愧，有“共和国装备部”的美誉。那时候以铁西区为代表的东北地区，在全国来说，也是“斯大林模式”的计划经济实施最彻底的地方。实际上，“铁西”两字成为了特殊年代印记，不止是沈阳独有的地名。在鞍山、四平等地都有铁西的名字。计划经济时期，有个词叫“计划调拨”，就是从铁西区等东北的工业区调拨设备和原材料等，到别的省份支援建设。当时铁西区为各地都贡献了很多技术工人，老铁西的大工业文化，不仅传遍东北，也随着支援三线建设的老工人们走向全国。
计划经济时期的城市片区建设，厂区与宿舍区紧密相邻，事实上促成了极高的职住平衡。铁西区集中建设了大量工人村，是我国建国后最早建设、规模最大的工人住宅区。当时共有5个建筑群，143幢住宅楼。这些建筑都是苏联流行的“三层起脊闷顶式”住宅，四坡屋顶，建筑材料为红砖红瓦。建筑风格简洁，只在檐口和一层窗台等部位进行局部装饰。整个工人村都是标准的苏式住宅风格，整体规划，统一施工。住宅楼呈街坊围合的结构，中间是绿化地带和公共活动空间。楼里配套有幼儿园、中小学、小卖铺、粮站、邮局、储蓄所等各种服务设施。如果当时坐飞机鸟瞰，会从空中发现这些建筑群组成了“工人村”三个大字，展现出宏大的苏联工业化美学风格。
工人村现在只保存有32幢楼，其中7幢楼被改造成了工人生活馆，于2014年成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是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典范。东至肇工街、西至重工街的两个街坊，成为历史文化街区。在工人村生活馆，如今一部分像展览馆一样，展示柜中陈列着工人村各个年代的资料和图片。还有一部分房间按照当时工人们的家庭原样布置的，可以直接看到那个年代的生活状态。从一楼到二楼，沿着参观路线，可以一路看到工人村从上世紀50年代一直到80年代的变化历程。不同年代的屋子里，摆放着各种老照片和生活用品，大部分都是由原来的住户捐献的。这些屋里普遍放着三屉桌、双人木床，桌上摆着老式收音机、白色的搪瓷茶缸，墙上挂着毛主席画像，墙边放着老式手风琴和脚踏琴，床铺上还有瓷器热水袋（水鳖子）。厨房里面有水泥灶台，还摆放着菜板、水瓢、水缸、尖嘴壶等工具。这些真实的物件和场景，完好地留存了当时的生活环境与文化氛围。
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当时的居住空间过于狭小。一户人家一个开间，全家老小都挤在不足20平方米的空间里。这种居住条件，在如今看来实在谈不上舒适，但在当时却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入住的选拔标准极其严格，首批入驻的都是根正苗红的老军人和劳动模范。尽管居住面积较小，但工人村的生活条件在那个年代属于非常高的。这里不仅提前实现了当时口号里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而且自来水、煤气、暖气也全部配置。楼里的“大合社”相当于现在超市，日用品一应俱全。配套的幼儿园是长托，孩子们由国家供应细粮和牛奶豆浆。楼下有摩电车直达市中心。街坊空间内部大面积的绿地中穿插景观小品。小区附近还有劳动公园和动物园。当时的工人村，可谓是当时人民向往的共产主义生活。当时毛主席提出“工人领导一切”。工人们不仅收入高，物质条件好，享受的服务设施齐全，还受到整个社会的敬重。老铁西人的农村的亲戚们和城市的其他市民，都十分羡慕这里的工人，工人村简直是那个时代的理想国。
除了物质环境的优越，工人村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人文氛围：平等、朴素、充满理想。工人们的自豪感十足，形成了一种“劳模文化”，涌现出了以魏凤英等为代表的铁西劳模群。大工业、大国企的文化氛围，以及企业办社会，培育了一种特殊的人际关系。费孝通曾指出，中国人与人往来的活动，构成了不易改变的网络架构。[2]与南方的传统宗族社会不同，东北是移民社会。各地闯关东的人们形成了一种“移民文化”，这种文化在计划经济工业化的过程中转变为了“车间文化”。不同的人根据不同的单位和车间，形成了特定的人际关系圈子。楼里的邻居同时也是车间的工友，形成了特殊的亲情。厨房和卫生间是公用的，平时邻里经常一起做饭、洗漱。从经济基础上看，一个厂子或车间的工人，都在一个大集体中，收入也都差不多，生活各方面都有不错的保障。在这样的环境下形成了纯朴、简单的人际关系。那时候的工人村可以说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
同时，工人村的住宅，与工业厂房类似，强调标准化和同质化，形成一种集体秩序的权威。面对计划经济下的集体主义，个体表达往往被抹去。特别是在老工业区，生活空间和生产空间呈现出匀质化的特点。所有的生活也都是为生产服务的。每个个体就像机床上的螺丝钉，服务于整个大生产体系。这种生产和生活方式，进一步加固了集体主义对于城市文化的影响。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这种人与城市的情感才在工厂搬迁和老城区改造的大潮下逐步淡化。 二、经济转型阵痛期与“下岗文化”
计划经济下大量建设的工业区，在改革开放后发展逐渐陷入困境。铁西区的辉煌，也同样于上世纪80年代之后戛然而止。曾经的共和国的长子，在改革中承受了巨大痛苦，付出了巨大的成本。上世纪90年代初，部分国企开始出现亏损，到90年代末，大部分工厂陆续停产。当时流行的一个词“东北现象”，就是指这里大量工厂停产、半停产的状态，工人下岗的状态。
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致力于研究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转型。他认为，计划经济下，国有企业的效率低下，是一种必然。当企业竞争力不强的时候，国家會给它补贴使它活下去，这样就造成企业对价格的不敏感。市场调节作用的失灵，导致产品质量不高和生产效率的低下。[3]笔者在当地考察时，一个曾经的下岗工人这样谈到他对于计划经济的看法：“计划经济模式是什么呢？那好比生产胶鞋，生产一百年，还都是那一个型号那一套工艺。”“跟不上市场的需求，所以那些工厂后来不行了，是一定的。”事实上，计划经济时期，铁西区的大型国企，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企业。大型国企有专项资金扶持和补贴，按照中央计划生产，利润上缴国家。这样的模式在封闭的经济体中可以长期生存，但在开放的经济环境下必然受到市场的冲击。在改革开放后，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确立之后，劳动统包、统揽的就业制度，陈旧的设备和工艺，僵化的管理，都与新兴的经济模式和市场需求严重脱节，导致各个厂的产品销量连年下滑。
从生态学的角度讲，生态系统越复杂，稳定性越强。反之则很脆弱：人工林和农田，面对外界自然环境的变化，往往缺乏抵抗能力。当时的铁西区经济结构和企业结构被称为“工一色”和“公一色”：工业产值和公有企业占比都是90%以上。经济结构、产业和产品都非常单一。铁西区的老国企，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举步维艰，在与东南沿海新兴市场经济的竞争中，无可奈何地败下阵来。
在世纪之交的几年间，这里35万国企职工13万下岗，还有大量工人被安排回家“休假”。大规模的下岗潮，形成了当时的一种“下岗文化”，被影视剧和小品等广泛传播，成为了东北的另一种文化符号。这也深刻地影响了当时铁西区的城市形象。当时铁西区被称为全国最大的“工人度假村”。那时候有个说法，站在沈阳最高的观景台电视塔上往下看，“往北都是当官的，往南都是种地的，往东都是做生意的，往西都是下岗的”。西边，就是曾经的城市荣耀铁西区。
表现这段特定时期的影视作品中，最知名的是王兵拍摄的纪录片《铁西区》。影片分为《工厂》《艳粉街》《铁路》三个部分，全部是用一个普通DV拍摄的，通过原始的手法记录了1999年到2001年这段时间内，铁西区这个重工业基地的一段变迁历程。在电影中，在毫无生气的工厂里，工人们在昏暗斑驳的车间中讨论哪一家厂子又垮了，和已下岗的人员的去向。废弃工厂的留守工人们，则在厂里看有什么零件能拿走卖钱。破败的工人疗养院里，污染型行业的工人，在这里无所事事，对着电视发呆，个个一脸木然。在艳粉街棚户区，工人们居住的简陋房子被垃圾包围。在被拆迁后，人们带着自家的门板，无奈地搬离这里。而在铁路货场一带，有些无业人员，长期以捡火车遗弃的货物为生。影片没有任何抒情和评论，只是客观地做着最真实的记录。电影全面地展现了那个时期铁西区一片衰败的景象，以及彷徨、无奈与感伤的下岗工人。这部长达9个小时的电影，持续地表现出的那种粗犷、砥砺与沉重，带给人无比强烈的冲击。
“下岗文化”是工业文化衰败的表现，从深层次上来讲，实际上反映了工人阶层社会文化心理受到的巨大冲击：往日的辉煌一去不返。工人们从受人羡慕的阶级，一下子被甩到社会的底层。当时很多工人被几千元钱买断几十年工龄。下岗后每月领到的补贴，对于生活来说微不足道。下岗工人的生活往往困难重重。因为经济压力导致家庭矛盾激化，例如离婚的也为数不少。中年的工人们，在劳动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大多从事一些低技能的零杂工。当时也常常有为铁西下岗工人搞的募捐活动。
更重要的是，随着国有工业企业的衰落，大工业化培育的理想主义开始萎缩和退去，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集团化的人际关系，也随着集体的瓦解开始消解。人与人之间开始出现了隔膜，人际关系因为经济基础的削弱而出现紧张。闲散人员和各种小偷小摸活动增加。居民区也没有了以往那种和谐安定的氛围。
三、新时期的振兴与怀旧文化
经济上奄奄一息的铁西区，直到本世纪初才迎来了变局。在“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相继提出之后，“东北振兴”也开始成为国家战略。从2002年开始，铁西区经历了历时六年之久的“东迁西建”的改造，进行了全面的转型。2002年6月，老铁西区和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始合署办公，共同成立铁西新区，并授予市级管理权限。尔后铁西区又与细河经济区重组，总面积达到484平方公里。当时老铁西区内还有些发展希望的200多家企业，集体搬到了西邊的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而老铁西区则彻底改造为居住区，通过产业空间置换，借助级差地租和土地财政，推动产业转型。
铁西区的转型，不是去工业化的模式，而是实现了一种再工业化的发展。外资的注入和外企的进驻，为长期停滞不前的制造业带来了活力。宝马、米其林、普利司通、日本积水、精工等外企重大项目产生了显著的带动效应。国企改革推动了产业转型，落后的设备、生产线被淘汰。企业纷纷进行了改革重组和生产线改造。部分下岗工人，又重新走进了新工厂的车间。2009年12月，《沈阳铁西装备制造业聚集区产业发展规划》获批，这是国家发改委迄今为止批复的唯一一个城区层级的制造产业规划，体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本世纪第一个十年，我国城镇化进展迅速，是城市建设的“黄金十年”。在房地产和汽车产业的拉动下，重化工业再次迎来春天。以华晨宝马和沈阳机床为代表，全区的工业经济形成了汽车和装备制造的主导产业。铁西装备制造业聚集区的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
在本世纪初头十年的“东迁西建”改造中，老铁西区由于离市中心近，区位优越，在工厂搬走后，这片土地获得了众多开发商的青睐。万科、龙湖、金地等纷纷在此拿地开发，大批楼盘进驻。在售楼盘价格大多集中在7 000～9 000元/平方米之间，在沈阳算是房价较高的区域。二环内地铁沿线楼盘，价格甚至可达到8 000～10 000元/平方米。铁西区中心的铁百商圈，作为老商业区，目前已经成为沈城首屈一指的新型商圈，并不断向外扩展。万达、家乐福、宜家、红星美凯龙纷纷进驻。老铁西区已经彻底实现了从重工业区向中高端住宅区的蜕变。曾经的“下岗一条街”铁西区北二路已成为汽车商业街。《铁西区》电影里曾经是工人棚户区的艳粉街一带，现在也只是城市里再寻常不过的一条街道。老铁西已实现了从工业区到居住区的蜕变。伴随着地产和商业的开发，当年烟囱林立、污染严重的铁西区，环境品质得到一定提升，2008年更是获得了“全球宜居城区示范奖”。2012年8月，铁西老城区内最后一座工业企业迁出，老铁西彻底的完成了城区的转型。 尽管老铁西区已经不再是工业区，但工业文化依旧在这片城区留下了深刻的痕迹。从市中心坐地铁一号线往西，老铁西区的“铁西广场、保工街，启工街，重工街”等一系列站名，依旧散发着当年大工业生产的气息。不仅许多和工业有关的路名、地名得以保存，很多未被拆除的烟囱，也穿插在高密度商品房小区之中。老铁西区的路网格局也变化不大，也成为铁西工业文化的独特体现，形成了一种可识别性的工业遗存。城区建设强调工业遗产保护，并在景观风貌上突出工业化的阳刚气质。新建的重型文化广场、“铁西1905创意文化园”等，形成了铁西区工业遗产保护以利用空间格局的节点。铁西人在心理上对其具有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1]路边不时能看到反映工业生产的街头雕塑小品，也保留了一些符号化的记忆。一些七八十年代建设的工厂的居民楼，也留下了一些往日的痕迹。肇工街及其附近一带，不少小区还是以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兴建的“赫鲁晓夫楼”为主。这些行列式布局的居民，楼多为五六层，平整规则、四四方方，楼与楼的之间安排了大量的公共空间。小区的街角有着大量绿地，供居民各类活动。双向2车道的道路两侧有着连续的行道树，人行道上居民们来来往往，见面寒暄，非常富有生活气息。
对于许多铁西居民来说，对于当年工业文化的怀念与追忆，也成为一种集体性的文化。凯文·林奇说过，“城市是集体历史和思想的庞大记忆系统”。[4]对于老铁西的中老年人们来说，铁西独特的人文氛围是难忘的回忆。几十年的光阴，培育了几代人对这里的感情。“老铁西人”在长年的工业生态下，形成了一种邻里生活的集體记忆。正如《铁西区》纪录片导演王兵所说，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大家都是在一个既定的、非常狭窄的体系里生活……同时也满足于这样的生活，并且在这里面很充实”。[5]对于曾经的下岗工人来说，他们也都希望从生活上和精神上保留社区原有的工业文化。[6]在笔者的采访中，一些当年的铁西工人提起那个年代时，都不乏怀念之情。如今他们大部分人仍旧住在铁西，不过大多已经搬进新建的高层商品房小区。从心理上讲，那种离别不亚于一次对故土的告别。市场经济的大潮，将个体从集体的工厂和宿舍中剥离，但感情却难以割舍。许多当年曾经在一个小组的工友，还经常在一起聚聚，回忆曾经的岁月。
四、小结
铁西区从兴起、衰落到转型的变迁，更像是中国的一段经济史和文化史的缩影，整个计划经济时代的工业化理想，从轰轰烈烈走向悄无声息。在这过程中，个体和集体的命运交织在一起，经历了许多沧桑巨变。
城区是人的社会化的空间表现，在其变迁过程中，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个性化和社会化在不断的塑造着其城市文化。城市的空间结构与建筑物设计，本身也是文化符号的表现。[7]汤因比把文化的演化描述为社会夺取环境和物质生活方式统治权的过程。旧时代的形式和模式消失，但思想观念仍会抵抗，并且在建筑物上体现。[8]对老铁西区来说，新时期工业生产空间的外迁，随之而来的是基于大工业的城市文化的逐渐淡化和消解，但当地居民却存在着强烈的对工业文化的怀旧情结。将工业文化元素有机嵌入城市空间，强化工业遗产的保护和利用，有助于在城市的不断变化演进之中留存城市记忆，彰显城市特色。工业文化是老铁西人灵魂的故乡，安放着他们的乡愁。在波澜壮阔的时代大潮中，工业文化将不断展现出新的特质，为城市品质的提升提供重要的支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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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文·林奇.城市意象[M].方益萍，何晓军，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纪录片《铁西区》——我们想创造一个世界，但最终怎么了？[EB/OL].（2014-12-19）[2017-02-10]. http：//artand.cn/article/a16.
袁正.工业文化及其传承困境——从沈阳市铁西区整体改造中的土地利用与工业文化传承谈起[J].理论界，2008（9）：80-83.
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M].刘精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刘易斯·芒福德.城市文化[M].宋俊岭，等，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许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