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文明古国，又被称为“礼义之邦”，中国人重礼义，讲礼貌，礼尚往来，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周朝的周公制礼，范围广泛，使国家、社会的各种活动由礼来规范，使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由礼来调节。礼和法相配合，保障了社会安定和谐。周朝历时八百年，然而后四百年是春秋战国的时代，诸侯纷争，战火连绵;道德仁义已经衰落，礼也越来越岌岌可危。不过其时两国交战，双方不搞偷袭，双方列阵完毕才开战，这是遵循礼，即作战的规矩。孔子信奉周公，力图在礼崩乐坏的时代恢复礼、义、仁。他在诸侯国游说，然而君王们并不接纳他的进谏。《论语·子路》篇“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路说：“卫国国君等待您去治理政事，您首先准备干什么？”孔子说：“那一定是正名吧。”子路说：“您的迂阔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名分有什么可凭借的。”）《论语·八佾》：“子曰：‘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孔子自己讲，侍奉君主尽心尽力做到礼，人们以为这是谄媚。）可见孔子时代的社会风气已经不正了。春秋战国时代是乱世。乱世往往仁义不讲了，礼也少讲了。讲理会被认为迂阔、谄媚、拍马屁了。跟孔子生活在同一时代的老子讲“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老子这段话是总结了历史的实情：三皇、五帝、夏商周的治国理政相继经历了“道治”“德治”“仁治”“义治”和“礼治”的过程。春秋战国时代，“礼”治已经虚有其表了。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实行的是暴政。自汉代始，一直到清代都是实行礼治，辅以提倡仁义。
　　中国和西方国家都有各自的“礼”的传统，中国传统文化讲礼，其思想是，在外是利他，利群体，利社会;在内，是“克己”，是约束自己，严以律己，不逾矩。与其同时，鼓励俭朴，不放纵欲望，劝导人们不搞对立，不搞竞争和斗争。西方传统文化是强调道德的利己性，其中心思想，在内，约束自己是一种利益驱动。西方宗教也宣传“性本恶”，因此主要依靠法律来惩罚损害他人、社会的行为，迫使人们遵纪守法。但也有一种民间的舆论监督的群体力量来制止无礼的、无视人际规矩的言论和行为。西方有“启蒙运动”留给后人的一种理性判断行为的传统。著名人文学家王元化先生著的《清园论学集》讲“西方启蒙运动在走出中世纪的黑暗时，正是把一切都放在理性的法庭上进行再认识、再估价的。……是的，时间无法消灭过去，只有麻木的人才会遗忘。”我们当代中国人千万不能麻木地遗忘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
　　《礼记·礼运》讲，我国周代，“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现在大道已经衰微，天下成为一家一姓所私有，人们只敬爱自己的父母，只疼爱自己的子女，财货和人力都是为了自己。）当时是“礼义以为纪。”（把礼义作为纲纪。）周公等杰出人物“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在礼仪上没有不谨慎对待的。通过礼制来表彰正义，成就诚信，明察过失，把仁爱定为常法，提倡礼让。用礼仪指导人们要遵循规定。倘若出现不依礼行事的人，就算这个人有权势也要加以罢逐，人人都把他视为灾祸。这就叫作“小康”。）这段话告诉我们，什么是“小康”的精神内涵。达到小康的目标，主要标志是“礼义以为纪”，提倡和努力做到“义”和“仁”。“义”是循理，即应该做的，一定要做;不应该做的，一定不做。“义”是“礼”的延伸。“仁”是“仁者，爱人。”我们当代中国也正在建设小康社会。我们可以参照《礼记》讲的标准，想一想我们小康社会建设达到什么水平了。我们要把当代的道德、慈善教育做到契理、契机。我们真诚地读圣贤经典，知行结合，才能契理。我们客观地考察现状，才能契机。
　　一、治国理政，德育为本
　　治国理政，“必求于本”。本是什么？德治必为本。媒体上常讲：依法治国。诚然，法治重要，但德育尤为重要。在德治与法治的关系中，一定要以德治为本。在教育产业中，在德、智、体、美等关系上，在德育与政治教育、专业教育、职业教育等的关系上，亦要以德育为本。德育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要时时处处奉而行之。
　　法律是社会的道德底线，但法律从来不承担高一点的道德要求或体现更完美的道德境界。一个社会如果底线守不住，后果是乱。守住底线靠法律，但守法、执法靠道德。德行修养靠道德自律。法律的完善并不意味着人们道德水平的提高和公共道德观念的普及和法律意识的增强。媒体报道，2011年举行的全国企业文化年会上讲，“据商业部提供的数据显示，中国企业每年因信用缺失导致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高达6000亿元，其中因产品质量伪劣造成各种损失达2000亿元。”法律是治国理政的重要的一个依据，但是法律是死的，不是活的，有道德的人去执行，这法就好，缺德的人去执行，会把好的法律用在自私自利、徇私舞弊上，对人民有害无利。法要看掌握在什么样的人的手里。古圣先贤讲治道，指出治道里，德才兼备的人是根本。在德才关系上，“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帥也。”人无德不立，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
　　一个社会病了，要治。怎么治？就像人病了，怎么治？真正的医生知道：“治病必求于本。”这是中医治病的准则。罹患慢性病，身体需要修复。修复其实是提高体质，让身体重新获得自我修复的条件，才会有从根本上康复的可能。西医的很多工作集中在代替器官功能的发挥上。比如，患了糖尿病，不是修复脏器，而是人工注射胰岛素，久而久之，胰脏就可能失去功能。又比如患了肾病，不是修复肾脏，而是进行透析，代替肾脏功能，最后的结果是肾脏坏死。中医是寻找治本的方法。治病需要“标本兼治”，法治侧重于治标，德育则侧重于治本。对于生病了的社会，需要的是寻找治源头的综合性解决方法。当今社会中，道德滑坡已普遍了，不少人已经道德沦丧。人们为谋取钱财，其骗术层出不穷。科技发展的同时，高科技犯罪已屡见不鲜。像慢性病一样，发病的过程都是悄悄地进行的，时间越长，病情越严重。社会上的伤风败俗形成风气，要治就费劲了。社会风气的好坏决定社会兴衰，顾炎武的《日知录》讲“目击世趋，方知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风俗衰是乱之源。苏东坡说：“夫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 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与贫。”人的患病，找到生病的原因，就是身体康复的开始。道德不良的原因也要找到。《黄帝内经》讲“正气内存，邪不可干;邪之所凑（聚集），其气必虚。”你得病了，那是正气不足。培育正气，就能治好病。德育就是“扶正”，才能“驱邪”。德育是不断地提升人的道德正气。德育的效果很慢，因为德育是首先劝导人们反省自己，改掉自己的不良思想和习惯，养成自我约束的习惯。因此需要比发展经济，比全国脱贫，付出更大的耐心，来抓德育。这诚然是唯一能拯救中国道德贫穷的办法。 　　德育对于成年人来说是清除精神污染;对于少年儿童来说，是防患于未然。我们可以以净化河流为比喻。法律如同只是在下游打捞水中的垃圾，可是上游源源不断的垃圾流入河中，下游的人再努力打捞也会成效不大。最好的办法是在江河上游控制垃圾流入江河。
　　古往今来的圣贤的治乱的办法是“源洁流清”。我们可以耐心地听一听他们的教诲。《论语·子路》：子曰：“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礼乐制度不举办，刑法不会得当;刑罚不得当，百姓就会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论语·为政》：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用法令来引导，用刑罚来制约，老百姓只是可能避免犯罪，但是没有廉耻之心;用道德来引导，用礼来约束，他们不但会有廉耻之心，而且也就守规矩了。）《淮南子》：“无法不可以为治也。”“不知礼义不可以行法。”（治理不可以没有法律。一个人没有礼义廉耻，他就没有办法去推行这个法律、制度和规则。）“民无廉耻，不可治也，非修礼义，廉耻不立。民不知礼义，法弗能正也。非崇善废丑，不向礼义。”（民众如果没有廉耻之心，就无法治理好，而不学礼义，民众的廉耻观念就不会树立。民众不懂礼义，法律也无法使他们的行为端正，不推崇善举，废除恶习，民众就不会向往礼义。）“不知礼义，不可以行法。”（人民不懂得礼义，国家有了法律也实行不了。）“法能杀不孝者，而不能使人为孔墨（墨疑为曾子）之行。”（法律能将不孝之人处死，却不能使人效法孔子、曾子那样高尚的德行。）“民不知礼义，法弗能正也。”“民无廉耻，不可治也。非修礼义，廉耻不立。”（人民不知道礼义，法律不能使他们纯正。人民没有廉耻，是难以治理的。倘若不修礼义，人们的廉耻心树立不起来。）《孙卿子》（即《荀子》）：“法不能独立。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源也。”（法不能独立存在;有了正人君子、圣贤，它才能发挥作用;没有圣贤君子，没有正义美德的人，它不可能发挥作用。所以法律是治理的开端和凭依，而圣贤君子是制定法律和推行法律的人。）《文子》：“不知礼义，不可以行法。法能教不孝，不能使人孝;能刑盗者，不能使人廉耻。”（百姓不知道礼义，就不能依法办事。法律能教训不孝的人，却不能使人有孝心;能惩治盗贼，却不能使人产生廉耻。）“治之本仁义也。其末，法度也。先本后末，谓之君子;先末后本，谓之小人。法之生也，以辅义。重法弃义，是贵其冠履，而忘其头足也。”（治国之根本是推行仁义，其次才是施行法度。以根本为先，以枝节为后的人，称为君子;以枝节为先，以根本为后的人，称为俗人。法律的产生，是为了辅助道义的推行。如果重视法律而抛弃仁义，这如同重视帽子和鞋子，却忘记了自己的头和脚。）《昌言》：“德教者，人君之常任也，而刑罚为佐助焉。”（道德教化是人君治国的常道，而刑罚只是德教的辅助。）《史记》：“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法令是治理天下的一种工具，而不是导致政治清明或污浊的根源。）《袁子正书》：“先仁而后法，先教而后刑，是治之先后者也。”（先实行仁义，然后才用法令;先进行教化，然后才用刑法。这是治国的重要先后次序。）
　　思考德育问题，一定要尊敬古圣先贤的教诲。君子务本，如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运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德义是治国之根本。德者，法之根源，德者，法之帅也。
　　同样的，民主制的实行也是有条件的，是要以公民的理性和道德素养为前提的。中国传统民主制由佛教寺院实行，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其基础是“六和敬”（见和同解、戒和同修、身和同住、口和无诤、意和同悦、利和同均。）
　　从源头上解决问题才是治本。我们应有一种共识：一个良好的社会必须由良好素质的人民組成。政治思想素质的提升和物质环境的治理成效，最终的决定性因素是全体人民的私德和公德的完善。
　　二、德育怎样做到契理契机
　　道德是什么？这个问题弄明白了，我们从事道德、慈善教育才能契理。“道”是什么？“道者，径路也。”“道”还有深一点的意思。《易经·系传》说：“一阴一阳之谓道。”中华先哲用抽象的一阴一阳解答了天地的起源问题。阴阳先以两爻的形式出现。文字发明出来以后，一阴一阳被界定为“道”。“道”为“生生之源。”韩非的《解老》讲“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这是把“道”理解为万物产生、变化的规律和考察万物的规律。比如医学叫医道。《吕氏春秋》将医学定义为“生生之道”。第一个“生”是提升之义，第二个“生”是生命力之义。医之道，医的根本规律就是提升人的生命力。“道”的进一步理解是《易经·系传》讲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老子》讲“道可道，非常道”，孔子讲的“朝闻道，夕死可矣”，都是讲的形而上的哲学。《大学》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也是讲形而上之道。“大学之道”指的是真正修行人所学习的性命之学、心性之学，一种深奥的大学问。“明明德”的第一个“明”是动词，“明德”是指心性，“明明德”是明心见性。明心见性才能真正地亲民和止于至善。“亲民”是“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止于至善”的“止”是指到达大人即修身养性者追求的至高无上的理想境界。“至善”指极端的善，即纯净纯善境界，是转迷开悟，回归本性。这个“善”不是善恶相对的善。在传统文化中，人道遵循天道，遵循天地和谐运行的规律。这是古圣先贤“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而得出来的理念。《易·乾》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易·坤》讲“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段话代表了天道精神。“德”是“道”的具体的外用，指人格修养和行为的准则。中国传统文化讲“德者，得也。”意思是将对“道”的认识付诸于自身修养，有得于己。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德”是借助传统文化经典的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建立人生的信仰和精神依据。《说文解字》也将“德”解释为“得也，外得于人，内得于己。”所谓“德”就是在人格修养上，我有所获，也让人家有所获得。有德的人是得道的人，明白宇宙人生真相。从外面看，他们会得到众人的拥戴，在内而言，他们获得了心灵的坦荡和安宁。道德是古圣先贤立身之本。道德教育人们感悟形而上之道，修身养性，知晓生命的真谛，获得真知灼见。《楞严经》（佛教的一门大经）讲“理则顿悟，事非顿除，因次第尽。”理可以一下子感悟到，但世上的修行，格除物欲是不能一步到位的，需要渐进。悟了以后不起修，等于白悟。一定要实修实证。有道德的人，古往今来，被称为“乡之宝，国之宝”，因为他们的道德学问能化民成俗，福佑地方，功德最大。 　　我们进行德育要靠古圣先贤传下来的经典。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道理都在经典里面。我们依据圣贤经典来进行德育，德育才能契理。
　　圣贤经典都是精华，没有糟粕，是大学问。说实在的，读圣贤经典，没有丰富的人生阅历，不能静下心来，还真不容易读懂，有如隔靴搔痒，胶柱鼓瑟。胡适年轻时，很是张狂，参与打倒孔家店。他年龄渐长以后，后悔莫及，转而研究中华传统文化，认同传统文化。文化有其主体性。所谓主体性，就是文化自觉。有了文化自觉，方能明白中华传统文化的源头、形成过程、特色和发展趋向，认识中华传统文化在世界多元文化中的地位，就会胸有底气，才能理直气壮地跟外来文化交流对话，进一步发扬祖国文化，协调各种不同文化，互相尊重，差别共存。所谓“以道交者，天荒而地老。”
　　我们读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经典，是为了变化自己的素质。所谓“文化”，《说文解字》把“化”解释为“教行”。我们接受圣贤教诲，行动起来，转迷开悟，改过迁善，这种变化称为“化”。读经典需要有恭敬心，才能多多受益。《孔子家语》讲“夫学者损其自多，以虚受人，故能成其满博也。天道成而必变，凡持满而能久者，未尝有也。故曰：自贤者，天下之善言不得闻其于耳矣。”（为学之人，应当不断减损自己的骄傲自满，永远以谦虚的心接受一切人事物给予的启发。大自然的法则是：万事万物的发展一旦达到极致，就会向相反方向转变。因此，凡是持自满态度而能长久的人，从未有过。所以说，自认为了不起的人，天底下有益的善言，他就再也听不进去了。）《论语·子张》中，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每日弄懂些自己所欠缺的知识，每月复习自己所明白的知识，便可以称为好学了。）这是说的“笃学”。《儒林外史》里，王冕针对科举制度，指出“学而优则仕”的信条让“将来的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轻了。”（“文”指书面知识;“行”指道德品质;“出”指“达则兼济天下”;“处”指“穷则独善其身”。）
　　德育有许多德项，比如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或仁义礼智信。我们需要针对当前的现实状况重新列出先后次序，才能契机。《大学》讲“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有先后，则近道矣。”（世上的物都有根本，有枝末。任何事都有终结，有开端。知道了根本、枝末和终结、开端的先后次序，就靠近道了。）自上古时期至清代，德育经历了道治—德治—仁治—义治—礼治的顺序下滑。生活在春秋时代的孔子仰慕周公，力图恢复“仁治”。然而他宣传仁义礼是困难重重，只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秦始皇统一中国，用的是武力。汉朝，特别是自汉武帝始，是用“礼治”辅以仁义教育。这一直延续到清代。20世纪初，孔家店被打倒，礼教被诬称是束缚人的桎梏，乃至叫嚷“礼教杀人”。后果是什么？道德失范，价值观颠倒，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思想上乱了。这一乱就乱了许多年。
　　在我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德育有不同的内容和要求。《尚书·皐陶谟》篇中，“皐陶谟”是后人根据皐陶的传说整理的。皐陶活动在禹的时期，他跟禹的对话中提出“九德”，即德育的九种行为标准：“宽而栗（宽宏大量而又严肃恭谨），柔而立（性情温和而又坚持原则），愿而恭（谨慎小心而又处事庄重），乱而敬（有能力治理而又办事认真），扰而毅（恭敬柔顺而又果敢坚定），直而温（正直不阿而又态度温柔），简而廉（着眼大处而又从小处着手），刚而塞（刚正有则而又多方思考），强而义（坚强勇敢而又合乎道义）。”这是何等高的道德行为准则啊！后来历代一些著名学者也提出自己主张的道德范畴。比如西汉的贾谊《新书·道书》中提出56对道德范畴。但这些都被岁月所淘汰了。明清时期保留下来的是五伦、四维、五常、八德。它们的内涵简明扼要，字数很少，易记，易懂，易传，便于普遍推广。“五伦”是父子有亲、夫妇有别、君臣有义、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四维是礼义廉耻，五常是仁义礼智信，八德有朱熹提出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后来孙中山提出“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孙氏提出的“和平”是“果”，不是“因”。朱氏说的八德都是“因”，八德实现，才会有“和平”。孙氏讲“仁爱”。“仁者，爱人。”“仁”和“爱”是同义重复。我们可以不考虑孙氏的“八德”。
　　我们身处的现状是什么？对许多人来说，名利是他们工作的动力，所谓“无利不起早”。高科技提升了人的生活质量，但许多高科技产品后患无穷。高科技也制造了可以毁灭人类的武器。人心失掉了，辨别不了真假、正邪、善恶、是非、利害和美丑。现在的德育必须首先从学“礼”开始，学会守礼、守规矩，进而守法。学“礼”则首先从孝悌开始培养。这是先筑地基，然后才能盖楼。德育的先后次第是孝悌、礼义廉耻、忠信、智仁。下面会详细阐释。
　　德育的基本东西是有限的和穩定的。我们接受老祖宗传给我们的德育的基本项目。老祖宗讲的是一二千年来不变的道理。我们承袭这道理，我们规划的德育是契理的。与其同时，我们根据现状做出调整，这是契机。这能让当代中国人真正得到受用。这就是古圣先贤说的：契理是“上契圣心”，契机是“广启众信”，即将会众缘具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