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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1930年冬出生在北京一个教育之家。父亲爱好音乐,母亲喜欢古典文学和绘画。耳濡目染,我自幼酷爱美术,除了常照母亲阅读的《红楼梦》、《水浒传》等名著插图描绘外,还用积攒起来的早点钱,买来《芥子园画传》和《十竹斋笺谱》,兴致勃勃地画起来。有时有小画友同去玻璃厂字画店,观赏古文物或临摹名家真迹。就读于北京师大附小和附中时,美术老师都很喜欢我,早期良好的启蒙美术教育和恩师对我的关怀与培养,引领我走上艺术道路,使我终生难忘。
因迷于画画,我早年即考入京华美院国画系,受教于邱石冥、蒋兆和、李若禅、娄师白等先生。解放初,几所艺术院校都在京招考。我被东北鲁艺和中央美院同时录取,我选择了中央美院。徐悲鸿院长在作报告时曾说:“中央美术学院就是为党和人民培养新中国美术家的最高学府”。我的素描导师有韦启美、董希文、吴冠中先生,国画导师有刘凌沧、田世光、陆鸿年先生,工艺美术导师有张光宇、张仃、周令钊等先生。夏国光先生讲色彩学、透视学和艺用解剖学,王逊和蔡仪先生讲美术史和艺术论,王朝闻先生讲创作方法。在名师指导和培育下,我受到严格、系统的专业美术教育,打下了坚实的美术基础。
1953年我于中央美院毕业,即服从分配进入邮电部,开始了专业邮票美术设计工作。50年代初,百废待兴,许多人对邮票不了解,仅把邮票看成与印花税票、火花甚至袜子商标一样的东西;这当然无法与今日的“集邮热”同日而语。好心的朋友曾劝我:搞邮票能有多大出息,不如去出版社搞封面、画插图;就是在学校教美术,也比画邮票强!可我觉得,解放后,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民族解放,国家独立,当时急需各方面的建设人才。邮票虽小,但它却是邮政通讯发展所必须的,是祖国建设事业的组成部分,所以面对好心人的多次劝告,我始终都未曾有过动摇。
当我进一步了解到,清代和民国时期的不少邮票需由洋人设计、刻版和承印时,真难以相信!本属主权国家、世界上最早发明印刷术的中国,在漫长岁月里,竟不能完全凭借自己的力量,设计、雕刻、印制出我们自己的邮票来?仔细研读战争年代解放区发行的邮票我心中注入一股清泉,深感这些邮票是在火与血的洗礼中诞生。虽因当时极端困难的条件所限,但设计得主题鲜明、造型纯朴,充分表达了苏维埃革命政权的无限生命力;虽纸张粗糙、印制简单(有的采用木刻及油印),但它却生动地铭刻着中国革命从星星之火到取得全国胜利的光辉历程!这些珍贵的邮票,已成为革命文物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从中受到了革命传统美学的教育。
解放后,党和国家对中国邮票事业的建设和发展极为重视,新中国的邮票事业如旭日东升,并取得后来的蓬勃发展。起步之初,作为新中国第一代邮票设计工作者,我深知自己肩上担子的分量,从那时起,我便和邮票结下不解之缘。
我设计的《蝴蝶》、《奔马》和《毛主席逝世一周年》等7套邮票均获得了建国30周年最佳邮票奖;《古桥》首日封获新中国最佳首日封奖;《京剧脸谱》和《白暨豚》在日本被评为1980年中国最佳邮票;《集邮联一大》首日封获1982年最佳首日封;《西厢记》获1983年最佳设计邮票奖(在日本也被评为中国最佳邮票);《宋庆龄逝世一周年》(合作)获1983年最佳首日封奖;《航天》获1986年最佳邮票设计奖(在日本也被评为中国最佳邮票)。
我曾应邀访问美国出席在纽约举行的《辽代彩塑》邮票在美国的首发式,并与美国画家和邮票设计家进行了学术交流。我们取得了共识:一般绘画创作,可由画家自由选题,作品完成后即可直接与观者见面;但邮票系命题作品,必须按命题作画,还必须经过印刷复制、缩小后,才能看出成败优劣。在这一点上,有无实践经验显得十分重要。邮票既是代表国家发行的邮资凭证,又是精美的小型艺术品。这就要求画家和邮票设计家要懂得邮票原图与印刷工艺有着密不可分的血肉关系。若想设计出好的邮票,作者必须加强“设计意识”,在运用装饰和设计的艺术语言时,一定要使绘画、装饰、面值、国名和文字等构成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才能使小小邮票产生出感人的艺术魅力。那种只顾画画、忽视印刷,只顾大画好看、不顾缩小效果,只顾画面、忽视面值、国名和文字的邮票,是经不起时间和邮人考验的……
在方寸世界里,我默默耕耘了40年,设计邮票近70套,经历了邮票设计队伍的开创、起步、发展的难忘岁月。这使我逐步认识了邮票设计的特点与规律,深深体会到作为“国家名片”的邮票,其质量高低和优劣,绝不仅仅代表个人,它首先代表国家,而且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声誉,这是须臾不容忽视的。
退休后,我除继续关注邮票参与有关邮事活动外,大部分时间多用在艺术创作上水彩、国画、版画、藏书票皆我所爱,而且每年都收到邀请函,参加国际展览。近年来我的作品中,藏书票较多一些,因为藏书票与邮票在国外常被称为“姊妹艺术”,众多集藏家(者)也多为“邮票、藏书票兼藏者”。他们中间有相当一部分人,既收藏我设计的藏书票,又喜欢集藏我设计的邮票。在日本、韩国、新加坡、菲律宾、英国、捷克、波兰、罗马尼亚、法国、意大利、俄罗斯、西班牙、比利时、荷兰、美国等十几个国家和中国的香港、澳门与台湾地区,均有我的作品参展、发表,并被爱好者收藏。我已不仅把这种艺术活动看成个人私事,而是代表了中国!因为外国的艺术家、收藏家通过我的作品(当然包括我国其他美术家),可以从一个方面、一个角度了解和加深对中国的认识。作为一个老邮票设计工作者,虽然我已远离邮票设计岗位,但作为美术家,却有很多任务需要我去完成,我将更加努力付出自己“老有所用”的微薄奉献。
不久前,我应邀寄送参展作品给比利时、意大利、罗马尼亚和中国香港特区,参加在当地于今年和明年举行的“国际藏书票展”;并应台湾省之邀,寄送我的国画近作《伯乐相马》,于2000年11月4日至24日在台湾举行的《公元二千年海峡两岸书画大展》上展出。2001年我的艺术活动将更加频繁。
我是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国际美术家联合会会员、中国版协藏书票艺委会委员、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荣誉会员、原邮电部邮票发行局高级工艺美术师兼编辑室主任。名字和小传被载入《中国现代美术家人名大辞典》、《中国当代名人录》、《中国现代美术家名鉴》(日本)、《国际名人传记词典》、《国际名人传略》(英国)、《世界五千名人录》(美国)、《亚洲有成就者男人和女人名人录》(印度)等多种名人录。现任东方书画函授学院教授滇池书画院名誉院长、铁人书画院名誉院长和铁人美术馆名誉馆长。
因退离岗位,疏于通问,谨借《集邮》一隅,向邮友概括介绍我的经历及近况,并祝新年好!
因迷于画画,我早年即考入京华美院国画系,受教于邱石冥、蒋兆和、李若禅、娄师白等先生。解放初,几所艺术院校都在京招考。我被东北鲁艺和中央美院同时录取,我选择了中央美院。徐悲鸿院长在作报告时曾说:“中央美术学院就是为党和人民培养新中国美术家的最高学府”。我的素描导师有韦启美、董希文、吴冠中先生,国画导师有刘凌沧、田世光、陆鸿年先生,工艺美术导师有张光宇、张仃、周令钊等先生。夏国光先生讲色彩学、透视学和艺用解剖学,王逊和蔡仪先生讲美术史和艺术论,王朝闻先生讲创作方法。在名师指导和培育下,我受到严格、系统的专业美术教育,打下了坚实的美术基础。
1953年我于中央美院毕业,即服从分配进入邮电部,开始了专业邮票美术设计工作。50年代初,百废待兴,许多人对邮票不了解,仅把邮票看成与印花税票、火花甚至袜子商标一样的东西;这当然无法与今日的“集邮热”同日而语。好心的朋友曾劝我:搞邮票能有多大出息,不如去出版社搞封面、画插图;就是在学校教美术,也比画邮票强!可我觉得,解放后,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民族解放,国家独立,当时急需各方面的建设人才。邮票虽小,但它却是邮政通讯发展所必须的,是祖国建设事业的组成部分,所以面对好心人的多次劝告,我始终都未曾有过动摇。
当我进一步了解到,清代和民国时期的不少邮票需由洋人设计、刻版和承印时,真难以相信!本属主权国家、世界上最早发明印刷术的中国,在漫长岁月里,竟不能完全凭借自己的力量,设计、雕刻、印制出我们自己的邮票来?仔细研读战争年代解放区发行的邮票我心中注入一股清泉,深感这些邮票是在火与血的洗礼中诞生。虽因当时极端困难的条件所限,但设计得主题鲜明、造型纯朴,充分表达了苏维埃革命政权的无限生命力;虽纸张粗糙、印制简单(有的采用木刻及油印),但它却生动地铭刻着中国革命从星星之火到取得全国胜利的光辉历程!这些珍贵的邮票,已成为革命文物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从中受到了革命传统美学的教育。
解放后,党和国家对中国邮票事业的建设和发展极为重视,新中国的邮票事业如旭日东升,并取得后来的蓬勃发展。起步之初,作为新中国第一代邮票设计工作者,我深知自己肩上担子的分量,从那时起,我便和邮票结下不解之缘。
我设计的《蝴蝶》、《奔马》和《毛主席逝世一周年》等7套邮票均获得了建国30周年最佳邮票奖;《古桥》首日封获新中国最佳首日封奖;《京剧脸谱》和《白暨豚》在日本被评为1980年中国最佳邮票;《集邮联一大》首日封获1982年最佳首日封;《西厢记》获1983年最佳设计邮票奖(在日本也被评为中国最佳邮票);《宋庆龄逝世一周年》(合作)获1983年最佳首日封奖;《航天》获1986年最佳邮票设计奖(在日本也被评为中国最佳邮票)。
我曾应邀访问美国出席在纽约举行的《辽代彩塑》邮票在美国的首发式,并与美国画家和邮票设计家进行了学术交流。我们取得了共识:一般绘画创作,可由画家自由选题,作品完成后即可直接与观者见面;但邮票系命题作品,必须按命题作画,还必须经过印刷复制、缩小后,才能看出成败优劣。在这一点上,有无实践经验显得十分重要。邮票既是代表国家发行的邮资凭证,又是精美的小型艺术品。这就要求画家和邮票设计家要懂得邮票原图与印刷工艺有着密不可分的血肉关系。若想设计出好的邮票,作者必须加强“设计意识”,在运用装饰和设计的艺术语言时,一定要使绘画、装饰、面值、国名和文字等构成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才能使小小邮票产生出感人的艺术魅力。那种只顾画画、忽视印刷,只顾大画好看、不顾缩小效果,只顾画面、忽视面值、国名和文字的邮票,是经不起时间和邮人考验的……
在方寸世界里,我默默耕耘了40年,设计邮票近70套,经历了邮票设计队伍的开创、起步、发展的难忘岁月。这使我逐步认识了邮票设计的特点与规律,深深体会到作为“国家名片”的邮票,其质量高低和优劣,绝不仅仅代表个人,它首先代表国家,而且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声誉,这是须臾不容忽视的。
退休后,我除继续关注邮票参与有关邮事活动外,大部分时间多用在艺术创作上水彩、国画、版画、藏书票皆我所爱,而且每年都收到邀请函,参加国际展览。近年来我的作品中,藏书票较多一些,因为藏书票与邮票在国外常被称为“姊妹艺术”,众多集藏家(者)也多为“邮票、藏书票兼藏者”。他们中间有相当一部分人,既收藏我设计的藏书票,又喜欢集藏我设计的邮票。在日本、韩国、新加坡、菲律宾、英国、捷克、波兰、罗马尼亚、法国、意大利、俄罗斯、西班牙、比利时、荷兰、美国等十几个国家和中国的香港、澳门与台湾地区,均有我的作品参展、发表,并被爱好者收藏。我已不仅把这种艺术活动看成个人私事,而是代表了中国!因为外国的艺术家、收藏家通过我的作品(当然包括我国其他美术家),可以从一个方面、一个角度了解和加深对中国的认识。作为一个老邮票设计工作者,虽然我已远离邮票设计岗位,但作为美术家,却有很多任务需要我去完成,我将更加努力付出自己“老有所用”的微薄奉献。
不久前,我应邀寄送参展作品给比利时、意大利、罗马尼亚和中国香港特区,参加在当地于今年和明年举行的“国际藏书票展”;并应台湾省之邀,寄送我的国画近作《伯乐相马》,于2000年11月4日至24日在台湾举行的《公元二千年海峡两岸书画大展》上展出。2001年我的艺术活动将更加频繁。
我是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国际美术家联合会会员、中国版协藏书票艺委会委员、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荣誉会员、原邮电部邮票发行局高级工艺美术师兼编辑室主任。名字和小传被载入《中国现代美术家人名大辞典》、《中国当代名人录》、《中国现代美术家名鉴》(日本)、《国际名人传记词典》、《国际名人传略》(英国)、《世界五千名人录》(美国)、《亚洲有成就者男人和女人名人录》(印度)等多种名人录。现任东方书画函授学院教授滇池书画院名誉院长、铁人书画院名誉院长和铁人美术馆名誉馆长。
因退离岗位,疏于通问,谨借《集邮》一隅,向邮友概括介绍我的经历及近况,并祝新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