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鉴，可以知兴亡。有幸的是近来重读两部世界史的力作，一为《世界文明史纲要·古代部分》（以下简称《纲要》），一为《全球通史》（以下简称《通史》）。
　　两书虽都叙述古代世界历史，却具有强烈的现实感。《纲要》明言：“立国于世界，就必须了解这个世界；而要了解这个世界，就必须从学习世界历史入手。”《通史》则声称：“当代各重大事件的全球性日益显著，人们对世界史的兴趣也为之大增。……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观察历史的视野必须愈益扩大。要了解这个名符其实的‘一个整体’的世界，研究世界史显然是必不可少的。”近代以降，世界各大文明的接触日益频繁，世界政治和经济格局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与此同时，考古学家已使米诺斯、赫梯、苏美尔、古埃及、殷商和古印度等早已湮没无闻的古代文明重见天日。地面上千变万化的活历史与地底下丰富多彩的死文化大大增加了人类的历史知识，从宏观的角度重新审视人类文明史，也就成为时代的要求。早在1936年荷兰历史学家赫伊津加就指出：“我们的文明首先是以全世界的过去作为他自己的过去的文明，我们的历史首先是世界史。”在当今这个时空联为一体的世界上，只有通观全球，才能有效地研究人类事务。人们的宗教、种族、制度、文化传统各有差异，为了全人类的未来，人们必须和睦相处，历史学家有责任帮助人们了解并珍视其他民族的历史，将各区域文明的历史视为人类共同的贡献和共有的财富，从而消弭彼此的恐惧和敌视。
　　历史学家不仅要将人类的伟大和智慧展示出来，也要将人类的卑劣和愚蠢公之于世，史学家不是道德法庭的裁决人，但也不妨对史事作出道德的评判。《纲要》对亚历山大东征客观上促进了东西方各国经济文化的交往给予充分肯定，同时指出：“这种侵略暴行给东方各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这在当时是无法忍受的，在后世也永远受到谴责！”愤慨之情，溢于言表。《通史》在叙述秦始皇筑长城时写道：“为了完成这一巨大工程，耗去了大量生命，以致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人们仍要谈这一事实：有一百万人为修筑长城而死去，长城的每一块石头都值一条人命。正如文人学士诅咒皇帝‘焚书’那样，老百姓都为筑长城的事咒骂皇帝。”描写客观冷静，褒贬一目了然。翻阅史书，常会使人想起恩格斯那句令人胆寒的名言：“历史大约是所有女神中最残酷的一个女神，她驾着胜利之车碾过成堆的尸骨，不仅战时如此，就是’和平的’经济发展时期也是如此。”真所谓兴亦百姓苦，亡亦百姓苦。聊以自慰的是革命导师还说过“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可惜补偿的得益者往往不是遭灾受难者，历史的进步对荒冢中的白骨何益之有？读史至此，每每令人扼腕！难道历史的进步非得以历史的灾难为代价吗？难道未来人类社会的进步也非得借助那根面目可憎的“恶”的杠杆来推动吗？以史为鉴的道理人人皆知，然而知易行难，一部又一部的《通鉴》的问世并没能挽回一个又一个王朝的覆灭。可见人们往往不会、不能，甚至不愿接受历史的教训，尤其是当这些教训与其眼前的利益相悖之时，这也算得上历史留给我们的一条教训吧。
　　《纲要》的著者并不讳言自己的宗旨在于“探究人类历史演进之迹，通古今之变，明当世之务，用以教育自己，嘉惠未来”。《通史》的作者更是不无自负地表示，他关注的是整个人类，而不是局限于西方人或非西方人；他要像一位栖身于月球的观察者那样来考察全人类的历史，以有助于人们参悟以往、知所抉择。当然，史学家不是上帝，他无法摆脱时空的局限，用超然物外的态度写出纯客观的历史，他所揭示的真理只能是相对的，就此而言，克罗奇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具有真理的维度。不识历史真面目，只缘身在历史中，这固然是历史学家的悲哀，但相对之中有绝对，每一个历史学家都处在历史长河的某一点上，在这特定的一点上他可以大有作为，写出一家之言。因此，这一特定的视角也具有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特殊价值。“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纵观史乘，凡是伟大的历史学家无不具有“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远大抱负，无不怀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脱离人的现状，漠视人的前途，史学必然成为死学。“如实直书”当然无错，但求实是责任而不是目的；“我们从历史那里得到的最珍贵的东西正是它所激起的热情”，兰克的原则与歌德的格言从两个方面揭示了史学的功能。出色的历史著作启人心智，促人自省，令人奋起，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学家不仅是在记载历史，更是在创造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