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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惭愧，我虽然忝列“职业读书人”，但由于处于特殊的考核体制中，自由阅读的日子相当有限，大多数阅读均与自己正在从事的课题有关，因而很难就大众阅读发表意见。
我最近几年注意到，各种读书类报刊平日里已经非常注意大众阅读的推广与引领了。时至年底，各种各样“十大好书”填满了几乎所有媒体空间。我的两点困惑是：
第一，全国每年出书几十万种，为什么只有“十大好书”？如果全国出版社全年下来只出版了“十大”好书，那为什么不将这些出版社关停并转？其实，仅就个人有限阅读看，我所从事的中国史，再小点限定在近代史这个“小众领域”，全年下来的优秀出版物何止百部。因而我的建议是，书评界诸君以后如果还要继续选“十大好书”，不妨多设置一些门类，提倡“更专业的阅读”。
第二点困惑是，精神产品如图书生产是一个慢工细活，是需要时间检验的行当，我们的读书类报刊每年拿出那么多精力推广“当年”新书，有没有评估一下这些当年新书在历史长河中有多少经得起时间检验？近代以来知识生产方式的改变使产量大增，但近代以来知识人知识含量却显得越来越少。我认为，这主要是因为以“新”的名义出产物太多，我们每天自觉不自觉都在阅读“文化快餐”，甚至“文化垃圾”，现代人已没有时间读经典，读名著。因而我觉得知识界应该提倡“有深度的阅读”，应该推广跨年度、跨时代阅读。书评类刊物即便组织年度评选，也不应拘泥于那一年365天之内的出版物，应该放开视野，拉长年限。
书归正传，谈谈我2015年读了哪些书吧。
2015年是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纪念，由于国家决定举行高规格纪念，因而从年初就有一些单位希望我去讲讲抗战。我对抗战的兴趣不在战争本身，不在战场，我的关注在那时的人民，那时的知识界。围绕这样的主题，我读了杨天石主持整理的《钱玄同日记》，这是一个丰富的宝库，记载了钱先生所知所闻的故事，我的阅读重点在七七抗战前后，通过钱玄同的眼睛看看北平知识人在那个特殊年代究竟怎样看待中日关系演变。
钱玄同是极端民族主义者，但他的侄子钱稻孙却走上了相反的路。读了钱玄同日记，我就想乘机读钱稻孙。可惜的是，因人废言，当年大名鼎鼎的钱稻孙在如今出版大国竟然了无痕迹，仿佛不存在。
与钱玄同的情形比较相似，邓之诚也是我比较关注的人物。他的学术作品在读书年代能找到的大致都读过，但其“《文史札记》久闻其名，也读过连载，系统阅读还是早一段时间。这部札记记录了邓先生1933-1959年经历见闻，我的兴趣主要集中在这样几点：一、知识人在如此急剧变动的历史关头如何自处，留在北平的教授们如何经历沦陷，以及后来的“走进新社会”，他们过着怎样的生活？二、我多年来一直关注燕京大学，特别是聂崇岐的史料，希望在邓之诚日记中能找到有用的记录。
围绕着这样的主题，我读了《潘光旦日记》。这份日记记录了北平沦陷前后那个特殊时间段，北平当局失误以及知识人的奋斗与寒心。他的记录让人久久难以忘记：
二十六年七月八日卢沟桥事变突发。自八日至二十七日，敌人军运日繁，备战日亟，而冀察当局，意向不一，和战不定，对中央号令，亦始终在若迎若拒之间。大学教育界及文物机关同人不忍缄默，日必会食聚谈，谋所以促当局猛省之道，寒？之鸣，亦殊无裨实际。及二十七日，敌人要求宋（哲元）、秦（德纯）等退出平津，于是战议始决，而事已不可为矣。二十八日上午一战而北，下午主将出亡，二十九军全部南撤至长辛店，尤复诡作捷报，通国播传，用为放弃北平之掩护。
这也是后来北平民众很长时间不容易原谅政府的一个深层原因。几年后，留在北平的傅增湘借古讽今，以表彰崇祯帝为由头讥讽蒋介石：
观夫甲申之岁，灵武、大同相继沦陷，李建泰疏请南迁，帝召示群臣，日国君死社稷，朕将焉往？知思国之志，固已早决。及垂绝题襟，有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之语。揆诸孟子民贵君轻之旨，大义凛然昭示千古，是帝之一死可以振一时忠义之气，更足以激励万世不死之人心。故当时上自缙绅，下逮佣保，既多慷慨赴义之徒，而至今登万岁之山，抚前朝之树者，亦未尝不感旧伤怀，欲叩九阍，而一抒其悲愤也。（《明思宗殉国处纪念碑》）
可以佐证潘光旦记录的还有新出的《家国万里》。这是一部资料集，记录享誉世界的汉学家邓嗣禹的学术与人生。邓嗣禹是燕大研究院毕业生，属于邓之诚、洪业、顾颉刚的学生，成绩优异，原本计划继续留校研究，无奈华北局势突变，使他萌生去国之意。恰当此时，好友房兆楹自美国来信，邀请邓嗣禹前往参与国会图书馆《清代名人传略》写作计划。更为巧合的是，邓嗣禹赴美国使馆办理相关手续那一天，正是卢沟桥事变爆发的日子，因此这部书第一篇《去国记》，详细记录“七七战起自平津绕道日本赴美日记”。
据邓嗣禹记录，卢沟桥事变后不久，“时战时和，时而双方约定退兵，时而日本违约不果。盖日本虚与委蛇，为缓兵计，俾得调兵遣将，从容布置。北方学子，知日人野心勃勃，迟早必行暴露，然不谅其若是之速。是故胆怯者纷纷南迁，壮志者意存观望”。由此理解南下与留守师生的选择，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路径。至于北平如此迅速沦陷，邓嗣禹认为不是敌人太强大，而是我们太不团结。他在7月30日记录中哀叹：“由昨日午后六时起，城门皆闭，交通断绝。燕京与北平城内电话不通，无线电亦听不清楚。校园之外，日兵时而开往卢沟桥，时而退回洪山口，时而返青龙桥，时而开至南苑，屡进屡退，日夜不息。以战线宽广，人数不敷也。向使二十九军同心协力，一致抵抗，则平津之失，决不致如此之速也。”可惜，历史没有办法重新来过。
在北平沦陷时期新出史料中，《北平日记》值得注意。作者董毅1938年考入辅仁大学国文系，他的文史训练让这部日记纪事细腻、准确，结合相关史料阅读，对于理解北平沦陷时期大学生活、青年人的精神世界不无裨益，尤其是从青年学子眼里看到了那些各具特色的教授：“中国文学史讲师储老头子，时以滑稽态度讲书，并以各文学家、名流为友，烘托其地位。老来风流穿西服，怪声怪气恒自笑，声音令人可笑，诸同学随之笑，非笑其所讲者可笑，乃笑其所笑之声容貌也，亦一怪癖之先生也。英文先生年轻风流，姓宋名致和，燕京英文系毕业不久，虽是满口英文讲，益我殊甚少。”以如此笔调描写辅仁大学的教授们，其史料价值自然不容忽视。 辅仁、燕京，均因特殊背景在沦陷前期照常在北平办学，这两所大学在沦陷时期的情形也让人格外关注。我一直比较注意收集燕京大学此一时期的史料，我觉得可以从燕大这一时期的经验中获取不少启示。燕大女生并很快成为燕大英国教授林迈可太太的李效黎有回忆录《延安情》写得很有意思，我们不仅看到燕大教授的生活情形，而且由于李效黎和她的夫君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逃出北平，前往中共控制区，由此可知中共武装长时期在日本敌占区周边潜伏的战略意义：“日本人虽然统治这里，但无法使老百姓屈服，他们听根据地政府的话，帮助游击队。”
由李效黎回忆录，进而追踪阅读了《燕京大学人物志》以及侯仁之先生《我从燕京大学来》，这些作品提供了有关燕京大学历史的不少细节。这一年还有一本有关燕大历史的书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即刚刚去世的夏自强先生留下的回忆录《一生的燕园》。这不是一部完整系统的回忆录，但夏先生的经历却格外值得注意，在燕大上世纪40年代末期至50年代中期融入北大这个特别的转折时期，夏先生一直居于进步领导者的地位。那时夏先生的地位不算很高，但由于特殊的历史机遇，他与燕大过来的那批教授有着非同寻常的接触，他的这本零星回忆录写了司徒雷登、陆志韦、聂崇岐、费孝通、张芝联、雷洁琼、徐萍芳、侯仁之等燕大师生，但从已看过的相关史料我知道，夏自强先生的回忆远不够，可惜他在生命最后岁月没有集中精力于此，也没有得到相关专业支持。这是非常可惜，永远无法弥补的缺憾。
抗战八年，中国大好河山二分之一以上的区域沦陷，研究沦陷区百姓日常生活已引起学术界重视。在我有限的阅读中，覃仕勇《隐忍与抗争：抗战中的北平文化界》一书写得不错，用史料大致勾勒了北平八年的基本情形。
关于上海沦陷时期，这些年也有不少研究，更有新史料发现。颜滨的《1942-1945：我的上海沦陷生活》就属于一部奇书，这是一个小市民日常生活的记录，油盐柴米，事无巨细，真实记录了大时代中一个小人物所见所闻所思，是研究上海沦陷后期不可多得的宝贵史料。
抗战时期并不意味着只有战争，那时来华的日本人也并不都是“日本鬼子”。高仓正三的《苏州日记》就是这样一部奇书。阅读这部书我得到一个与原先很不一样的印象，我知道章太炎晚年对日本有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怀，但读高仓正三的日记，却看到一个在苏州学习中国文化的日本年轻人，甚至当地日军最高司令长官对已逝去的章太炎无比尊重。他在来到苏州不久的一封信中说：“由省政府章氏的介绍，昨天去了俞樾的曲园和章太炎的家，凭吊了章氏的坟墓。曲园大概是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的，居室里尘埃层叠但相当有趣。春在堂的匾额和木板还照旧挂在那里。章太炎的墓在他家后花园的菜田里，听说是为了应付紧急事变而做的假墓。家里只剩下一个空壳，只有遗像而已。两处相距很近，十分钟之内就可到达。虽然曲园的大门处已是裁缝社，但我确信这里就是有名的俞氏之家。”
曲园及章氏墓地的荒凉引起了高仓正三深思，他在三天后致信北平友人：“北平那儿是否还是老样子？可惜的是苏州的学者和读书人几乎都逃到上海去了，按此情况来看，我也许会什么也搞不成的。前天，我去了曲园和章太炎家以及参拜了他的坟墓。面对着杂草丛生、被一丈多高的桑树所遮掩并葬在后院田里的坟墓，真令人万分扫兴。”
章太炎墓地的凄凉让高仓正三扫兴失望，他也想尽一切办法向日本占领当局反映，希望给予适度关注、礼敬，随后提供了一份比较详尽的章氏坟墓调查报告。根据这份报告，日军驻苏州部队长官萌生予以整修的想法。
为了不让整修计划流产，高仓正三过不长时间写信敦促：“先前（十月二十一日）用航空信拜托您写有关余杭章氏略传一事不知目前进展如何。或者我担心信在途中出了事。因此用此函再次拜托您了。请把余杭章氏的略传、著作和思想用打字机打在研究所的专用纸上，以研究所的报告形式（如有困难，则写上您头衔的报告形式）寄来行吗？坟墓业已打扫干净，为搞得更加像样，因此再次拜托以上事项。”
又过了两天，1939年11月14日，“阴天，微雾。十时左右送北原后直接去了领事馆，正好佐藤不在。下午二时左右，石井中尉来电，急忙赶去看章氏的坟墓一已经打扫得干干净净，清洁漂亮。”
参拜之后，高仓正三致信友人：“刚才拜读了您的来信，由衷地感谢您在信中的多处关照。很早就听说您把我的报告转给了高松宫殿下过目，真是不胜感激。至于章太炎假墓地一事，当时我和仓田先生一起与当地负责人会面，刚提出我们的看法时，负责人就回答我们说，像这么有名望的人的墓落得这么荒凉境地，实在是不好意思，正想加以整修一番；其后又通过他人向我提出能否写一篇介绍章先生的简历。正是出于此因，当时急急忙忙给仓田先生写了封航空信，不知他写得怎样了；前天又写了一信去催，不知这封信会有什么结果。今天打电话叫我去看墓地。已是整修一新，今非昔比了，而且又打扫得干干净净。总之，明知是假墓地也修葺的这样也就无可厚非了。”据日记整理者说，高仓正三当时不知章太炎墓地就是真的，以讹传讹。不过，也正如高仓正三所说，明知是个假的也如此郑重其事，可见日本人对于章太炎并不是从其对日立场进行观察，而是敬佩其学问。这也是八年战争中难得的一段故事。
我最近几年注意到，各种读书类报刊平日里已经非常注意大众阅读的推广与引领了。时至年底，各种各样“十大好书”填满了几乎所有媒体空间。我的两点困惑是：
第一，全国每年出书几十万种，为什么只有“十大好书”？如果全国出版社全年下来只出版了“十大”好书，那为什么不将这些出版社关停并转？其实，仅就个人有限阅读看，我所从事的中国史，再小点限定在近代史这个“小众领域”，全年下来的优秀出版物何止百部。因而我的建议是，书评界诸君以后如果还要继续选“十大好书”，不妨多设置一些门类，提倡“更专业的阅读”。
第二点困惑是，精神产品如图书生产是一个慢工细活，是需要时间检验的行当，我们的读书类报刊每年拿出那么多精力推广“当年”新书，有没有评估一下这些当年新书在历史长河中有多少经得起时间检验？近代以来知识生产方式的改变使产量大增，但近代以来知识人知识含量却显得越来越少。我认为，这主要是因为以“新”的名义出产物太多，我们每天自觉不自觉都在阅读“文化快餐”，甚至“文化垃圾”，现代人已没有时间读经典，读名著。因而我觉得知识界应该提倡“有深度的阅读”，应该推广跨年度、跨时代阅读。书评类刊物即便组织年度评选，也不应拘泥于那一年365天之内的出版物，应该放开视野，拉长年限。
书归正传，谈谈我2015年读了哪些书吧。
2015年是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纪念，由于国家决定举行高规格纪念，因而从年初就有一些单位希望我去讲讲抗战。我对抗战的兴趣不在战争本身，不在战场，我的关注在那时的人民，那时的知识界。围绕这样的主题，我读了杨天石主持整理的《钱玄同日记》，这是一个丰富的宝库，记载了钱先生所知所闻的故事，我的阅读重点在七七抗战前后，通过钱玄同的眼睛看看北平知识人在那个特殊年代究竟怎样看待中日关系演变。
钱玄同是极端民族主义者，但他的侄子钱稻孙却走上了相反的路。读了钱玄同日记，我就想乘机读钱稻孙。可惜的是，因人废言，当年大名鼎鼎的钱稻孙在如今出版大国竟然了无痕迹，仿佛不存在。
与钱玄同的情形比较相似，邓之诚也是我比较关注的人物。他的学术作品在读书年代能找到的大致都读过，但其“《文史札记》久闻其名，也读过连载，系统阅读还是早一段时间。这部札记记录了邓先生1933-1959年经历见闻，我的兴趣主要集中在这样几点：一、知识人在如此急剧变动的历史关头如何自处，留在北平的教授们如何经历沦陷，以及后来的“走进新社会”，他们过着怎样的生活？二、我多年来一直关注燕京大学，特别是聂崇岐的史料，希望在邓之诚日记中能找到有用的记录。
围绕着这样的主题，我读了《潘光旦日记》。这份日记记录了北平沦陷前后那个特殊时间段，北平当局失误以及知识人的奋斗与寒心。他的记录让人久久难以忘记：
二十六年七月八日卢沟桥事变突发。自八日至二十七日，敌人军运日繁，备战日亟，而冀察当局，意向不一，和战不定，对中央号令，亦始终在若迎若拒之间。大学教育界及文物机关同人不忍缄默，日必会食聚谈，谋所以促当局猛省之道，寒？之鸣，亦殊无裨实际。及二十七日，敌人要求宋（哲元）、秦（德纯）等退出平津，于是战议始决，而事已不可为矣。二十八日上午一战而北，下午主将出亡，二十九军全部南撤至长辛店，尤复诡作捷报，通国播传，用为放弃北平之掩护。
这也是后来北平民众很长时间不容易原谅政府的一个深层原因。几年后，留在北平的傅增湘借古讽今，以表彰崇祯帝为由头讥讽蒋介石：
观夫甲申之岁，灵武、大同相继沦陷，李建泰疏请南迁，帝召示群臣，日国君死社稷，朕将焉往？知思国之志，固已早决。及垂绝题襟，有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之语。揆诸孟子民贵君轻之旨，大义凛然昭示千古，是帝之一死可以振一时忠义之气，更足以激励万世不死之人心。故当时上自缙绅，下逮佣保，既多慷慨赴义之徒，而至今登万岁之山，抚前朝之树者，亦未尝不感旧伤怀，欲叩九阍，而一抒其悲愤也。（《明思宗殉国处纪念碑》）
可以佐证潘光旦记录的还有新出的《家国万里》。这是一部资料集，记录享誉世界的汉学家邓嗣禹的学术与人生。邓嗣禹是燕大研究院毕业生，属于邓之诚、洪业、顾颉刚的学生，成绩优异，原本计划继续留校研究，无奈华北局势突变，使他萌生去国之意。恰当此时，好友房兆楹自美国来信，邀请邓嗣禹前往参与国会图书馆《清代名人传略》写作计划。更为巧合的是，邓嗣禹赴美国使馆办理相关手续那一天，正是卢沟桥事变爆发的日子，因此这部书第一篇《去国记》，详细记录“七七战起自平津绕道日本赴美日记”。
据邓嗣禹记录，卢沟桥事变后不久，“时战时和，时而双方约定退兵，时而日本违约不果。盖日本虚与委蛇，为缓兵计，俾得调兵遣将，从容布置。北方学子，知日人野心勃勃，迟早必行暴露，然不谅其若是之速。是故胆怯者纷纷南迁，壮志者意存观望”。由此理解南下与留守师生的选择，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路径。至于北平如此迅速沦陷，邓嗣禹认为不是敌人太强大，而是我们太不团结。他在7月30日记录中哀叹：“由昨日午后六时起，城门皆闭，交通断绝。燕京与北平城内电话不通，无线电亦听不清楚。校园之外，日兵时而开往卢沟桥，时而退回洪山口，时而返青龙桥，时而开至南苑，屡进屡退，日夜不息。以战线宽广，人数不敷也。向使二十九军同心协力，一致抵抗，则平津之失，决不致如此之速也。”可惜，历史没有办法重新来过。
在北平沦陷时期新出史料中，《北平日记》值得注意。作者董毅1938年考入辅仁大学国文系，他的文史训练让这部日记纪事细腻、准确，结合相关史料阅读，对于理解北平沦陷时期大学生活、青年人的精神世界不无裨益，尤其是从青年学子眼里看到了那些各具特色的教授：“中国文学史讲师储老头子，时以滑稽态度讲书，并以各文学家、名流为友，烘托其地位。老来风流穿西服，怪声怪气恒自笑，声音令人可笑，诸同学随之笑，非笑其所讲者可笑，乃笑其所笑之声容貌也，亦一怪癖之先生也。英文先生年轻风流，姓宋名致和，燕京英文系毕业不久，虽是满口英文讲，益我殊甚少。”以如此笔调描写辅仁大学的教授们，其史料价值自然不容忽视。 辅仁、燕京，均因特殊背景在沦陷前期照常在北平办学，这两所大学在沦陷时期的情形也让人格外关注。我一直比较注意收集燕京大学此一时期的史料，我觉得可以从燕大这一时期的经验中获取不少启示。燕大女生并很快成为燕大英国教授林迈可太太的李效黎有回忆录《延安情》写得很有意思，我们不仅看到燕大教授的生活情形，而且由于李效黎和她的夫君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逃出北平，前往中共控制区，由此可知中共武装长时期在日本敌占区周边潜伏的战略意义：“日本人虽然统治这里，但无法使老百姓屈服，他们听根据地政府的话，帮助游击队。”
由李效黎回忆录，进而追踪阅读了《燕京大学人物志》以及侯仁之先生《我从燕京大学来》，这些作品提供了有关燕京大学历史的不少细节。这一年还有一本有关燕大历史的书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即刚刚去世的夏自强先生留下的回忆录《一生的燕园》。这不是一部完整系统的回忆录，但夏先生的经历却格外值得注意，在燕大上世纪40年代末期至50年代中期融入北大这个特别的转折时期，夏先生一直居于进步领导者的地位。那时夏先生的地位不算很高，但由于特殊的历史机遇，他与燕大过来的那批教授有着非同寻常的接触，他的这本零星回忆录写了司徒雷登、陆志韦、聂崇岐、费孝通、张芝联、雷洁琼、徐萍芳、侯仁之等燕大师生，但从已看过的相关史料我知道，夏自强先生的回忆远不够，可惜他在生命最后岁月没有集中精力于此，也没有得到相关专业支持。这是非常可惜，永远无法弥补的缺憾。
抗战八年，中国大好河山二分之一以上的区域沦陷，研究沦陷区百姓日常生活已引起学术界重视。在我有限的阅读中，覃仕勇《隐忍与抗争：抗战中的北平文化界》一书写得不错，用史料大致勾勒了北平八年的基本情形。
关于上海沦陷时期，这些年也有不少研究，更有新史料发现。颜滨的《1942-1945：我的上海沦陷生活》就属于一部奇书，这是一个小市民日常生活的记录，油盐柴米，事无巨细，真实记录了大时代中一个小人物所见所闻所思，是研究上海沦陷后期不可多得的宝贵史料。
抗战时期并不意味着只有战争，那时来华的日本人也并不都是“日本鬼子”。高仓正三的《苏州日记》就是这样一部奇书。阅读这部书我得到一个与原先很不一样的印象，我知道章太炎晚年对日本有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怀，但读高仓正三的日记，却看到一个在苏州学习中国文化的日本年轻人，甚至当地日军最高司令长官对已逝去的章太炎无比尊重。他在来到苏州不久的一封信中说：“由省政府章氏的介绍，昨天去了俞樾的曲园和章太炎的家，凭吊了章氏的坟墓。曲园大概是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的，居室里尘埃层叠但相当有趣。春在堂的匾额和木板还照旧挂在那里。章太炎的墓在他家后花园的菜田里，听说是为了应付紧急事变而做的假墓。家里只剩下一个空壳，只有遗像而已。两处相距很近，十分钟之内就可到达。虽然曲园的大门处已是裁缝社，但我确信这里就是有名的俞氏之家。”
曲园及章氏墓地的荒凉引起了高仓正三深思，他在三天后致信北平友人：“北平那儿是否还是老样子？可惜的是苏州的学者和读书人几乎都逃到上海去了，按此情况来看，我也许会什么也搞不成的。前天，我去了曲园和章太炎家以及参拜了他的坟墓。面对着杂草丛生、被一丈多高的桑树所遮掩并葬在后院田里的坟墓，真令人万分扫兴。”
章太炎墓地的凄凉让高仓正三扫兴失望，他也想尽一切办法向日本占领当局反映，希望给予适度关注、礼敬，随后提供了一份比较详尽的章氏坟墓调查报告。根据这份报告，日军驻苏州部队长官萌生予以整修的想法。
为了不让整修计划流产，高仓正三过不长时间写信敦促：“先前（十月二十一日）用航空信拜托您写有关余杭章氏略传一事不知目前进展如何。或者我担心信在途中出了事。因此用此函再次拜托您了。请把余杭章氏的略传、著作和思想用打字机打在研究所的专用纸上，以研究所的报告形式（如有困难，则写上您头衔的报告形式）寄来行吗？坟墓业已打扫干净，为搞得更加像样，因此再次拜托以上事项。”
又过了两天，1939年11月14日，“阴天，微雾。十时左右送北原后直接去了领事馆，正好佐藤不在。下午二时左右，石井中尉来电，急忙赶去看章氏的坟墓一已经打扫得干干净净，清洁漂亮。”
参拜之后，高仓正三致信友人：“刚才拜读了您的来信，由衷地感谢您在信中的多处关照。很早就听说您把我的报告转给了高松宫殿下过目，真是不胜感激。至于章太炎假墓地一事，当时我和仓田先生一起与当地负责人会面，刚提出我们的看法时，负责人就回答我们说，像这么有名望的人的墓落得这么荒凉境地，实在是不好意思，正想加以整修一番；其后又通过他人向我提出能否写一篇介绍章先生的简历。正是出于此因，当时急急忙忙给仓田先生写了封航空信，不知他写得怎样了；前天又写了一信去催，不知这封信会有什么结果。今天打电话叫我去看墓地。已是整修一新，今非昔比了，而且又打扫得干干净净。总之，明知是假墓地也修葺的这样也就无可厚非了。”据日记整理者说，高仓正三当时不知章太炎墓地就是真的，以讹传讹。不过，也正如高仓正三所说，明知是个假的也如此郑重其事，可见日本人对于章太炎并不是从其对日立场进行观察，而是敬佩其学问。这也是八年战争中难得的一段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