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中间上弯两端略垂的褐黄色扁担，犹如一位老得驼了背的战士，蛰伏在黯淡的角落里静静待命，未争未吵，不躲不显，冷不丁闯入视野。
　　在乡下，扁担是游走在生活边缘的一个苦行僧。
　　它总是在最忙碌的季节受命，日复一日在乡亲们的肩上负重修行。扁担是可以在僻静的角落里孤独地存在的，属于那种十天半月、三年五载都不发一言不懂抗议的物件。
　　被大风刮起的沙尘蒙住脸面了，让弃逃的蜘蛛扯满蛛丝了，它依然处之淡然，忙时一颤一颤地按摩着人们双肩上肌肉的酸痛，闲时则兀自去咀嚼和丈量光阴的长短。识趣的扁担，竖起在墙角处，已经用了很多年，扁担上累出了一条裂痕。
　　这是一条刺槐做成的扁担，中间的位置，表面滑溜如玻璃。用手轻轻一擦，抹去表层的那些浮尘，马上泛起一层薄薄的亮光。这层亮光很养眼，散发着体温，像扁担上涂的一层蜡油，是重物作用于扁担，反复摩擦肩膀得来的。
　　一辈辈，一年年，等待在墙角的扁担，说不清是我家的第几条了。我不知道，父母不知道，恐怕连扁担自己也不知道。村庄的一切，以肩挑为主。扁担是连接重物与肩膀的一条捷径。爷爷用了几条扁担，传下来几条扁担，父母用坏了几条扁担，剩了几条扁担，还得用几条扁担，我会不会继续用扁担，这一连串的疑问，本身就是一道解不开的数学题。用的时候把扁担从犄角旮旯找出来，用完了找个避雨的地方一扔，只要不烂掉，谁都不去管它。
　　扁担在被主人的呼来喝去中，练出了宠辱不惊的能耐，给它随便选一个地方，就能毫无怨言地安身。我家的扁担，搁置最多的地方是门后侧，还有过道和敞篷内。扁担留给我的印象，琐碎而深刻，断续而清晰。
　　地瓜地里，父亲双手握住镢把，抡起镢头，把地瓜从泥土里勾拽出来。鼓胀的地瓜从泥地里打个滚儿翻上来，被父亲的大手一把捉住，丢进条筐。装满两个筐，拿出扁担插到筐系下，用筐绳胡乱一缠一绕，弯下腰挑起来就走。片刻前还直挺挺的扁担，在父亲起身的一刹那放弃了抵抗，像一个学会了妥协的智者，适度弯下两端。倔强的扁担，在父亲迈步前行时，改掉了惯有的坏脾气，随着肩膀的耸动一起一伏地屈伸着，给身下的肩膀争取到一松一緊的呼吸机会。
　　一条好扁担，即使负重时，也不太压肩膀。它用恰当的颤动，顺滑的表面，抵消掉相当的压力。扁担的材质和打磨格外讲究。山村适合做扁担的木材，只有刺槐、桑木和家槐。但最好的，首选刺槐。
　　那天，外面点点飘雨。父亲用锯子、砍刀、刨子和手锛，把一根两米多长的干刺槐段从中间纵开两半。刺槐是在遮阳的地方阴干过的。晒干的刺槐木易开裂，做不成扁担。分开两半的木块，像厚厚的木板。先断去木板两端瑕疵，根据主人的身高，留长到一米七或一米八左右。再用砍刀砍薄两侧宽边，削薄木板的厚度。
　　砍修成型的木板，只是个雏形，还算不得扁担。只有用刨子刨平，砂纸打磨光，才可能成为扁担。父亲用砍刀、手锛一阵拾掇，再用刨子贴着木板一下下前推。若力度拿捏得好，每一次推出刨子，都能在刨顶中央的凹槽内开出一朵散发着木香的卷花。
　　一根阴干的刺槐木，在刀锛锯刨的雕琢裁剪下，用一天的斟酌和尝试，升级为与世无争的两条扁担。不同的扁担，在不同年月，闯入不同的家庭。我家的扁担，不管哪一条，都不是花瓶那样的摆设，都是响当当的负重者。一条好扁担，可以分担肩膀的重压，可以驱赶切肤之痛。
　　父亲一米六左右，长得精瘦。挑柴草、黄梨、山楂、地瓜、花生、肥料等，山上有的，不管在哪，他都能用扁担挑行。我四五岁前，父母去山上干农活，还常常把我、妹妹和茶饭放在两边的筐里，挑来挑去。村里的山路窄、滑、陡、斜，上了肩的扁担，中途找不到歇息的地方。乡亲们在挑山的过程中摸索出一个换肩的诀窍：一手轻托，一手引勾，让扁担在两侧肩膀上绕着脖颈后部平滑过渡。只一旋，压力就轻轻柔柔转移了位置。要完成左右换肩的动作，技巧之外，更重要的是扁担的质量。一条粗糙、破旧、笨拙、张嘴的扁担，是轻易换不成肩的。硬换，肩膀定会被啃伤。
　　忙碌与清闲，上岗或下岗，扁担身不由己。它的使命是负重。它不能挑起山村的历史和阴晴，却能像绣花针那样，以磨损生命为代价，缝补生活中一个个破碎的压力。扁担常被冷落，却不怨憎，像个苦行僧那样，以负重的形式，留下行进的身影。
　　角落里那条扁担，只是家里极其普通的一条，与村里其他人家的没什么不同。闲置起来的它们，身上绘满了蛛网和尘埃。轻轻一吹，薄尘即乱了阵脚，慌得乱七八糟的，重的呼啦啦流泻，轻的寻着光线升腾。可扁担从来不惧惊扰，纹丝不动地候在那里，不温不火、不卑不亢的，正在恭迎下一次负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