腹诽
　　
　　腹诽，也叫“腹非”，即嘴上不说，心里却叽里咕噜，认为不对。先秦时，好像还没有这罪名。周厉王的时候，统治很严酷，说话相当危险，弄不好就被杀掉，老百姓在路上见面都不敢用嘴巴打招呼，使一下眼色就拉倒。到了秦王朝，特别重视舆论一律，乱说也不行，“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但是，如果“不语”，好像不算犯罪。
　　西汉建立后，刘邦的子孙汉武帝设立了这个罪名。据《史记·平准书》所载，颜异早年为济南亭长（大体相当于现在的村主任之类吧），为人耿直为官清廉，最后做到了九卿位置。在一次币制改革中，皇帝及当时的廷尉张汤主张造白鹿皮币，一个单位价值四十万。颜异认为如此一来，这白鹿皮与它本身的价值差的太多了。不久，有人因别的事情告发颜异，汉武帝让张汤办理此案。经审问，查出颜异曾接待过一个客人。这个客人和颜异谈到，朝廷新令有不方便之处，颜异听后没有说话，只是稍微动了动嘴唇。张汤做出的结论是：“不入言而腹诽，论死。”也就是说，颜异虽然口头没有反对这个政策，可他肚子里是反对朝廷的，所以当斩！结果，颜异掉了脑袋。
　　我们也常常责备天下奴才太多，不敢讲真话，其实动一动嘴唇都可以惹祸的环境哪里会有真话？能够在沉默中不被疑为“腹诽”就不错了。
　　
　　隐太子
　　
　　隐太子即唐太宗李世民的哥哥李建成。李世民是李渊的次子，他与长兄李建成、三弟李元霸、四弟李元吉同为正室太穆皇后所生。唐高祖多子，十八个后妃为他生了二十二个儿子。按照传统立储原则，登位之初，唐高祖就确立了李建成的太子地位。
　　李建成能被立为皇嗣，并非仅仅靠嫡长子的身份，身份和功劳两种成分加在一起，可能是他成为太子的基础因素。《新唐书》说他“资简弛，不治常检，荒色嗜酒，畋猎无度”。《旧唐书》称：“时太宗功业日盛，高祖私许立为太子，建成密知之，乃与齐王元吉潜谋作乱”，未必是真。
　　据说武德九年（626）夏，李建成、李元吉以征讨突厥为契机，夺去秦王府的精兵强将，伺机杀死李世民。形势如此，便有了六月四日（626年7月2日）的玄武门之变，李世民引箭射死李建成，李元吉被尉迟敬德射死。三天后，李渊立李世民为太子。八月八日，唐高祖李渊宣布自己退位为太上皇，由李世民继位。历史从此进入唐太宗李世民统治时期。
　　李建成是否如历史所述的那样不堪，因为记述他的史料“一边倒”，难于刨根寻底。李渊也是南征北战之人，谙熟政治运作，怎么会把社稷江山交给无德无才之人呢？胜王败寇，是历史的一个特点，同是一个人，当他登上胜利者的高位时，四周会响起一片欢呼声，赞美之音也会不绝于耳；但当他成为别人的阶下囚以后，唾骂、诅咒者也会成行成列。李建成的命运不能证明他的能力，只能证明他是失败者。
　　
　　起居注
　　
　　“起居注”即皇帝日常言行的记录，由皇帝的近侍臣工记录和编撰。
　　不少握有权力者看重起居注，因为那里边不仅记录着他们的言论，也记录着他们的行动。我们把白纸黑字看得很神圣，那是证据。对当时的事，当时的人还能说出个子丑寅卯来，后代就未必清楚了，靠什么写历史？一是地上的文字资料、实物，二是地下的考古资料。不管什么朝代，凡做史，阅读起居注是基础工作。因为重要，权力持有者总希望记录的人把自己描画得高大一些。据说明清多位皇帝都重修过“实录”，为什么如此？不言自明。
　　《资治通鉴》记载，唐太宗李世民想看起居注，主管这方面工作的是谏议大夫褚遂良。据史书说褚遂良拒绝了李世民的要求。实情如何，当时的人早已作古，后人不好乱猜。太宗问：“朕有不善，卿亦记之邪？”褚遂良回答说：“臣职当载笔，不敢不记。”这是贞观十三年（639）的事。后来李世民在房玄龄那里看到了部分国史，然后发表了重要意见，嘱咐大家要坚持历史真实。
　　有人说起居注是监督皇帝的。从理论上讲，可能这样，但在实际中要打不小折扣。连监督者的小命儿都归皇帝所有，他怎么敢、怎么能监督？这里所谓的监督，不过如门上的一把无作用的锁，道德特别高尚者可能见锁而返，无德者就可能破门而入了。
　　
　　“三吏三别”
　　
　　世人称《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和《无家别》为“三吏三别”。这六首诗很著名，凡讲杜甫，很少有不提这六首诗的。怎么个好法，治文学者多有论述，在下不必饶舌。
　　唐人诗歌丰富多彩。多彩之一便是风格多样，可以颂仙，也可以唱鬼，更可以咏史。咏史，既可以谈陈年旧事，也可以述说当代。比如《石壕吏》写官吏抓人，老百姓痛苦不堪。哪个年代的官吏？杜甫眼皮子底下的年代，也就是当代。文人可以毫无顾忌地描写当代，这很了不起，不是哪个统治者都能做到。《容斋随笔》“续笔”卷二说：“唐人歌诗，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词咏寄，略无避隐。至宫禁嬖昵，非外间所应知者，皆反复极言，而上之人亦不以为罪。”
　　看“三吏三别”，诚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