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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六大报告在部署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任务时，提出“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进一步强调，要对收入分配进行“宏观调节”，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坚决取缔非法收入，促进共同富裕”。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对“中等收入者”，还没有一个像“贫困人口”那样正式的可操作性定义，所以也无法测算中等收入者的比重。
按照现在人们一般的理解，“中等收入者”是在两种意义上使用：一是作为收入分配的概念。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提高，其前提条件是收入差距的缩小，中等收入者的扩大是收入分配结构从金字塔型向橄榄型转变的结果。二是作为发展的概念。从达到某种生活水平（如小康生活）来说，即随着经济的发展，收入在一定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比重将缩小，收入在一定中等收入线以上的人口比重将扩大。
如果认为“中等收入者”是完全相对的概念，不把这个概念纳入发展的进程来理解，认为“中等收入者”就是接近一定收入平均线的一定比例的收入群体，在普遍贫困的情况下“中等收入者”也可以占多数，那是错误的。同时，如果认为“中等收入者”仅仅是高于一定生活水平的概念，与收入分配状况没有任何关系，也是不确切的。
“中等收入者”的扩大，依赖于两个前提条件：一是缩小收入差距，避免两极分化，走共同富裕道路，如果没有收入差距的显著缩小，平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并不会带来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扩大；二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能够过上小康生活和现代化生活水平的人数越来越多。
“中等收入者”的概念是我们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提出的，是用以描述我们期望的多数人未来生活状况的概念，如果用目前全国城乡平均收入线作为基线来描述“中等收入者”，则“中等收入者”的收入标准会偏低，与一般人对“中等收入者”的理解差距较大。因此，我们选择我国城镇家庭年人均收入线作为参照基准，把高于这个平均收入线2.5倍及以上的收入群体定义为“高收入者”（世界银行专家使用的标准）；把低于平均收入线50％及以下的收入群体（这个标准在发达国家通常被定义为“相对贫困”）定义为“低收入者”；把低收入的上限到平均线之间者定义为“中低收入者”；把平均线以上到平均线的2.5倍的人群定义为“中等收入者”。
根据以上定义和2006年我们的调查数据，以及根据收入普遍低报的调查经验，对收入水平用1.5的系数加以调整，获得以下的测量标准和衡量结果：我国家庭年人均收入在35001元以上的为高收入家庭，在14001—35000元之间的为中等收入家庭，在7001—14000元之间的为中低收入家庭，在7000元以下的为低收入家庭。按此标准进行测算，我国目前家庭年人均收入在35000元以上者占3.3%，在14001—35000元以上的“中等收入者”占13.0%，在7001—14000元之间的“中低收入者”占22.8%，在7000元以下的低收入者占60.9%。
这样的测算结果表明，第一，如果我们仅仅把“中等收入者”作为一个发展的概念和生活水平提高的概念，像设定“贫困线”那样设定一个相对固定的“中等收入线”，那么随着城乡家庭人均收入以年均7—8％左右的速度增长，中等收入者到2020年达到人口的多数或就业者的多数是可能的，但按这样标准界定的“中等收入者”，可能与一般民众的理解有较大差异。第二，如果我们把“中等收入者”同时作为一个收入分配的概念，即随着平均收入线的提高，“中等收入者”的收入标准也不断提高，只有缩小收入差距才能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那么在未来十几年或到2020年实现“中等收入者”占多数，就需要大大缩小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和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这项任务比较艰巨，难度大。作为调整收入分配结构的目标，把“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中等收入者比重显著提高”作为努力目标更切合实际。
当然，以下几点值得进一步讨论：第一，从长远发展来看，如果我们把那些虽然目前收入尚未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但正在从事专业技术或者从事半技术半体力劳动的人员，以及文化教育水平达到大专教育以上的人员，都看作在未来有潜力达到中等收入的人员，那么，未来收入可能达到中等收入水平者能达到40％左右。第二，客观上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和主观上自认为属于中层并不是一回事，而且二者之间并无确定的因果关系。影响人们对经济社会地位进行主观选择的因素很多，从社会态度的影响因素来看，主观阶层认同与客观社会分层相比，其对社会态度的影响更加显著。第三，缩小收入差距，最有效、最容易操作的办法是税收和社会保障。
因此，目前应当考虑从六个方面切入，调整收入分配结构。
第一，调整国民收入结构，扩大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提高转移支付效率，使转移支付向基层、农村、困难地区、低收入者倾斜。近年来，国家财政增长大大高于GDP增长，这为转移支付提供了财力保障。但是一些转移支付效率较低，中间流失较多，转移支付的配置还不均衡。要强调转移支付向基层、农村、困难地区、低收入者倾斜，特别是注重使转移支付发挥在扩大就业、增强摆脱贫困的能力、提高教育和健康水平等方面的作用，从而以积极的办法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
第二，帮助务农农民普遍兼业，千方百计提高农民现金收入。目前，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和农民人均现金收入都与人均GDP基本保持了同步增长，但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却远远落后于人均GDP的增长，这使得占我国人口近60％的农民家庭人口的消费水平难以快速提高。在我国人均耕地太少、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受到就业形势限制的情况下，要大力扶持务农农民普遍兼业，使他们的收入和消费也能够主要依赖兼业的现金收入，这是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根本途径。
第三，研究制定个人所得税征收与消费挂钩的办法。世界各国为了鼓励居民扩大消费，普遍采用个人所得税征收与消费挂钩的办法，即用消费份额来抵扣个人所得税的缴纳基数。这样同样收入的家庭，因抚养人数和消费支出的差异，个人所得税的缴纳份额也有差异，从而形成对低收入、负担重家庭的税收优惠。而我国目前的个人所得税征收，完全与消费脱钩，形成了对中低收入家庭的消费抑制。因此，应尽快研究制定个人所得税征收与消费挂钩的办法。
第四，研究开征财产税。开征财产税的问题，包括开征遗产税、赠予税等，已经讨论多年。有人担心开征财产税会造成大量私人资金外流。但实际情况是，一些非法收入没有财产税也会外逃，而只要财产税控制在合理范围，合法收入不会外流，因为资金是往投资收益高、收益预期稳定的地方流动。贫富差距扩大问题的产生，收入差距只是其中一方面，财产差距则是更重要的因素。对财产的税收调节比对收入的税收调节更能对消费产生积极影响。
第五，完善社会捐赠的免税制度。要扶持慈善事业的发展，健全有关社会捐赠的法律法规，规范可以接受社会捐赠的领域和部门，放宽社会捐赠的免税范围，加强对社会捐赠使用情况的监督，发挥慈善事业在扶贫济困、扩大内需中的作用。
第六，抓紧建立家庭和个人财产资料的数据库。详细的家庭和个人财产统计数据，是个人所得税和财产税的统计资料，但目前关于这方面的资料还不完整，全社会的隐形收入较多，每年新增的城乡个人储蓄余额大大超过城乡居民收入扣除消费后的余额，对于全社会私人财产在个人和家庭中的分布，我们掌握的信息不完整。所以，应当抓紧建立个人收入和财产申报统计制度，实行统一的纳税人编码。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
按照现在人们一般的理解，“中等收入者”是在两种意义上使用：一是作为收入分配的概念。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提高，其前提条件是收入差距的缩小，中等收入者的扩大是收入分配结构从金字塔型向橄榄型转变的结果。二是作为发展的概念。从达到某种生活水平（如小康生活）来说，即随着经济的发展，收入在一定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比重将缩小，收入在一定中等收入线以上的人口比重将扩大。
如果认为“中等收入者”是完全相对的概念，不把这个概念纳入发展的进程来理解，认为“中等收入者”就是接近一定收入平均线的一定比例的收入群体，在普遍贫困的情况下“中等收入者”也可以占多数，那是错误的。同时，如果认为“中等收入者”仅仅是高于一定生活水平的概念，与收入分配状况没有任何关系，也是不确切的。
“中等收入者”的扩大，依赖于两个前提条件：一是缩小收入差距，避免两极分化，走共同富裕道路，如果没有收入差距的显著缩小，平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并不会带来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扩大；二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能够过上小康生活和现代化生活水平的人数越来越多。
“中等收入者”的概念是我们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提出的，是用以描述我们期望的多数人未来生活状况的概念，如果用目前全国城乡平均收入线作为基线来描述“中等收入者”，则“中等收入者”的收入标准会偏低，与一般人对“中等收入者”的理解差距较大。因此，我们选择我国城镇家庭年人均收入线作为参照基准，把高于这个平均收入线2.5倍及以上的收入群体定义为“高收入者”（世界银行专家使用的标准）；把低于平均收入线50％及以下的收入群体（这个标准在发达国家通常被定义为“相对贫困”）定义为“低收入者”；把低收入的上限到平均线之间者定义为“中低收入者”；把平均线以上到平均线的2.5倍的人群定义为“中等收入者”。
根据以上定义和2006年我们的调查数据，以及根据收入普遍低报的调查经验，对收入水平用1.5的系数加以调整，获得以下的测量标准和衡量结果：我国家庭年人均收入在35001元以上的为高收入家庭，在14001—35000元之间的为中等收入家庭，在7001—14000元之间的为中低收入家庭，在7000元以下的为低收入家庭。按此标准进行测算，我国目前家庭年人均收入在35000元以上者占3.3%，在14001—35000元以上的“中等收入者”占13.0%，在7001—14000元之间的“中低收入者”占22.8%，在7000元以下的低收入者占60.9%。
这样的测算结果表明，第一，如果我们仅仅把“中等收入者”作为一个发展的概念和生活水平提高的概念，像设定“贫困线”那样设定一个相对固定的“中等收入线”，那么随着城乡家庭人均收入以年均7—8％左右的速度增长，中等收入者到2020年达到人口的多数或就业者的多数是可能的，但按这样标准界定的“中等收入者”，可能与一般民众的理解有较大差异。第二，如果我们把“中等收入者”同时作为一个收入分配的概念，即随着平均收入线的提高，“中等收入者”的收入标准也不断提高，只有缩小收入差距才能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那么在未来十几年或到2020年实现“中等收入者”占多数，就需要大大缩小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和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这项任务比较艰巨，难度大。作为调整收入分配结构的目标，把“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中等收入者比重显著提高”作为努力目标更切合实际。
当然，以下几点值得进一步讨论：第一，从长远发展来看，如果我们把那些虽然目前收入尚未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但正在从事专业技术或者从事半技术半体力劳动的人员，以及文化教育水平达到大专教育以上的人员，都看作在未来有潜力达到中等收入的人员，那么，未来收入可能达到中等收入水平者能达到40％左右。第二，客观上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和主观上自认为属于中层并不是一回事，而且二者之间并无确定的因果关系。影响人们对经济社会地位进行主观选择的因素很多，从社会态度的影响因素来看，主观阶层认同与客观社会分层相比，其对社会态度的影响更加显著。第三，缩小收入差距，最有效、最容易操作的办法是税收和社会保障。
因此，目前应当考虑从六个方面切入，调整收入分配结构。
第一，调整国民收入结构，扩大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提高转移支付效率，使转移支付向基层、农村、困难地区、低收入者倾斜。近年来，国家财政增长大大高于GDP增长，这为转移支付提供了财力保障。但是一些转移支付效率较低，中间流失较多，转移支付的配置还不均衡。要强调转移支付向基层、农村、困难地区、低收入者倾斜，特别是注重使转移支付发挥在扩大就业、增强摆脱贫困的能力、提高教育和健康水平等方面的作用，从而以积极的办法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
第二，帮助务农农民普遍兼业，千方百计提高农民现金收入。目前，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和农民人均现金收入都与人均GDP基本保持了同步增长，但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却远远落后于人均GDP的增长，这使得占我国人口近60％的农民家庭人口的消费水平难以快速提高。在我国人均耕地太少、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受到就业形势限制的情况下，要大力扶持务农农民普遍兼业，使他们的收入和消费也能够主要依赖兼业的现金收入，这是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根本途径。
第三，研究制定个人所得税征收与消费挂钩的办法。世界各国为了鼓励居民扩大消费，普遍采用个人所得税征收与消费挂钩的办法，即用消费份额来抵扣个人所得税的缴纳基数。这样同样收入的家庭，因抚养人数和消费支出的差异，个人所得税的缴纳份额也有差异，从而形成对低收入、负担重家庭的税收优惠。而我国目前的个人所得税征收，完全与消费脱钩，形成了对中低收入家庭的消费抑制。因此，应尽快研究制定个人所得税征收与消费挂钩的办法。
第四，研究开征财产税。开征财产税的问题，包括开征遗产税、赠予税等，已经讨论多年。有人担心开征财产税会造成大量私人资金外流。但实际情况是，一些非法收入没有财产税也会外逃，而只要财产税控制在合理范围，合法收入不会外流，因为资金是往投资收益高、收益预期稳定的地方流动。贫富差距扩大问题的产生，收入差距只是其中一方面，财产差距则是更重要的因素。对财产的税收调节比对收入的税收调节更能对消费产生积极影响。
第五，完善社会捐赠的免税制度。要扶持慈善事业的发展，健全有关社会捐赠的法律法规，规范可以接受社会捐赠的领域和部门，放宽社会捐赠的免税范围，加强对社会捐赠使用情况的监督，发挥慈善事业在扶贫济困、扩大内需中的作用。
第六，抓紧建立家庭和个人财产资料的数据库。详细的家庭和个人财产统计数据，是个人所得税和财产税的统计资料，但目前关于这方面的资料还不完整，全社会的隐形收入较多，每年新增的城乡个人储蓄余额大大超过城乡居民收入扣除消费后的余额，对于全社会私人财产在个人和家庭中的分布，我们掌握的信息不完整。所以，应当抓紧建立个人收入和财产申报统计制度，实行统一的纳税人编码。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