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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老年人口过亿的国家，且正在以每年3%以上的速度快速增长，是同期人口增速的5倍多。预计到2015年，老年人口将达到2.21亿，约占总人口的16%；2020年达到2.43亿，约占总人口的18%。
养老建设刻不容缓。 尽管我国已建成各类养老机构4万多个，养老床位350多万张，但在“寸土寸金”的北上广等一线大型城市，“十年难等一张床”、“一个床位数千人等”报道仍频频见诸报端。
“总量不足、质量不高是导致养老院‘入院难’的根源，而独居、空巢、留守、随迁、失独、失能、失智、高龄、高知等大量新老人群，对机构养老需求的快速增长，使得养老床位的供需矛盾更加凸显。”《瞭望》新闻周刊的调查说。
当前，总量不足仍然是我国机构养老领域的最突出矛盾。
《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11?2015）》说，我国要实现“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数达到30张”的建设目标。但据民政部统计，目前我国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仅为19.7张，不仅低于发达国家的比例，也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20‰?30‰的水平。
“全国仍缺少300多万张养老床位，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已建成床位数的总和。” 2012年底，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老年人和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王辉对《瞭望》新闻周刊说。
近日，《瞭望东方周刊》梳理了截至2012年的全国36个城市的养老数据，以此展现各个城市的养老责任度。
这36个城市，包括全国22个省会城市、5个自治区首府、4个直辖市以及5个副省级城市。数据多由民政部或当地民政部门直接向本刊提供，也有一些数据来自当地统计局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民政局的年报、政府的年度工作报告和当地媒体的新闻报道。
杭州与重庆养老建设最突出
按照联合国和我国有关部门制定的标准，通常把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作为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
在本刊从36个城市逐个搜集统计的《36城市养老床位排行榜》中，老年人口最多的是重庆，有584.41万人；老年人在总人口中占比最高的是上海，达到25.7%；养老床位数最多的是重庆，达到12.8万张；每千位老人拥有的养老床位数最高的是杭州，达到32.5张（深圳如果按户籍人口数计算，可以33.7张挤下头名杭州，但算上非户籍老人，这个数字仅为6.5张）；养老机构布局最多的是重庆，高达1376家。
据本刊统计，老年人口数中，重庆、上海、北京占据前三位，天津跟在成都后名列第五；老年人口数最少的三个城市是，拉萨、银川、海口。
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中，上海、北京占据前两位，大连以19.82%摘得探花，宁波、成都、沈阳紧随其后。后三位为海口、西宁、深圳。深圳是唯一的老年人总占比在10%以下的城市，常住老年人口（包括没有深圳户籍的老年人）占比仅为7.58%。
在这张表上，养老床位数，36个城市中只有两个城市突破10万张：上海，重庆。
上海全市养老床位数达到105215张，其中，公办床位5.09万张。重庆养老床位有12.8万张，公办床位10.1万张。其他两个直辖市，北京有76172张床位，民办床位占据半壁江山；天津仅有38490张床位。
但在每千位老人养老床位数上，四个直辖市无一入围前三。按比例可以分为四大集团。位于第一集团的城市有杭州、南京、长春、武汉、宁波、大连6个城市，千位老人拥有的床数超过30张，位于第一的杭州达到32.5张；第二集团城市最多，有16个城市，床位数在10张至30张；第三集团有6个城市，皆在10张以下，其中太原最少，千位老人拥有的床位数仅有5.8张。
第四集团较为特殊，它们的公布数据跟本刊计算的数据并不一致，甚至差距较大。这8个城市分别为：拉萨、哈尔滨、济南、深圳、福州、石家庄、昆明、南昌。其中，深圳是因为统计口径不同—非户籍老年人口远远超过本地老年人口，如果按户籍算，千位老人拥有的床位数为33.7张，算上非户籍老人，这个数字仅为6.5张。差距最大的是济南，当地媒体《齐鲁晚报》给出的数字是8张，而本刊引用媒体数据计算的数字为约19.42张。
养老机构建设上，重庆市数量最多，达到1376家，民办的仅201家，政府公办的养老机构占据绝对地位。紧随其后的是上海与北京，分别为631家和400家，公办与民办的比例较为平衡。
民政系统信息透明度测试报告
“太原市统计局，于1975年正式成立，公司位于新建路32号，拥有员工120人。本公司资金实力雄厚，生产经营能力强大。 加上公司总裁张廷玺的英明领导，目前已发展成为业内一家较具实力的生产型企业。我公司主营太原市的数据统计。”本刊搜索太原市统计局时，百度公司居然将一家叫“太原统计局官方旗舰”的网站列在前三条。
11月6日?21日，本刊记者就这些数据指标，对36个城市的民政局一一进行了电话核实与采访。遇到过诸如太原市统计局旗舰店这等怪事，得到的信息反馈也是较为复杂，各地民政局养老信息公开度不一。
四个直辖市：北京市民政局很快向本刊记者提供了《北京市2012年老年人口信息和老龄事业发展状况报告》；上海市民政局当即与记者核对补齐了数据；重庆市民政局在核实记者身份后的第二天，给出了答复；天津市民政局接收记者采访函传真后一星期内，也给出了回复。
东北地区：按照沈阳、哈尔滨、长春市、大连市的要求发去采访函及单位证明，哈尔滨、长春市一直未有回复；沈阳市民政局在确认记者身份后，数次主动联系记者，补充并纠正数据；大连市民政局社会福利处工作人员在本刊记者说明采访目的与核对要求后表示，养老数据不归民政局管，是由该市统计局负责发布。
华北地区：呼和浩特、太原、石家庄三城市中，呼和浩特市民政局官网提供的办公室电话无人接听；太原市民政局接收采访函后给出回复；石家庄民政局福利处表示，“上级通知不接受媒体电话采访，需要给河北省民政厅传真采访函，由民政厅通知后再说”。 西北地区：银川、乌鲁木齐、西宁、西安、兰州五城市中，银川市民政局老龄办当即同记者核对并补充了数据；乌鲁木齐市民政局在记者发函后，记者电话回访时提供了部分数据；西宁市民政局官网上贴出的电话，拨打过去提示停机；西安市民政局未能联系上；兰州市民政局福利处在接到采访函核对记者身份后表示，上级规定不接受电话采访。 华东地区：济南、南京、合肥、杭州、福州、厦门、宁波、青岛七城市中，济南、南京、福州市民政局皆未回复；合肥市民政局官网提供的两个电话号码一直无人接听；杭州市民政局核实记者身份后提供了数据；宁波市民政局在核实记者身份后迅速与本刊核对了数据；厦门市核实记者身份后迅速核对补充了数据；青岛市民政局官网提供的办公电话尚未打通。
华中地区：武汉、长沙、郑州、南昌、四城市中，武汉、南昌市民政局表示将整理后的数据发送到记者邮箱，在记者再三电话催促下仍未落实；长沙市民政局福利处负责人给记者提供了数据；郑州市民政局表示要先通过市委宣传部，同意后再由宣传部协调核对，目前尚未回复。
华南地区：广州、南宁、海口、深圳四城市中，广州、南宁市民政局还未回复；海口市民政局未能联系上；深圳市民政公益服务热线提供的电话号码未能打通。
西南地区：成都、昆明、贵阳、拉萨四城市中，成都、贵阳市民政局在记者发函后给出回复；昆明市民政局老龄办核实记者身份后当即回复；拉萨市民政局官网电话无法打通。
这36个城市中，本刊注意到，深圳市民政局官网显眼处贴出了民政公益服务热线—12349，提供各种民政业务咨询。
民政部统计数据的解读
本刊同时向民政部发函请求核对并补齐数据。11月20日，民政部向本刊传真来他们所整理、统计的各城市养老数据表格，其中包括民政部所掌握的各地城市总的养老机构数、公办机构数、民办机构、总的养老床位数、公办床位数，民办床位数这6个指标。
这一系列数据都是各个地方政府上报的数据，最后由民政部规划司统计制作而成。但是，与本刊从各地政府收集而来的数据不同，这些数据将乡镇农村敬老院和在建的养老机构囊括在内。于是，民政部的数据与各地民政局提供给本刊的数据有所区别，一些数字差异不小。
因此，本刊将从36个城市搜集统计的数据合并为一张表格，一起呈献给读者。
相比本刊收集的数字，在民政部提供的数据中，按养老床位总数来看，北京增加4万余张突破了10万，与重庆、上海并驾齐驱。从养老机构总数来看，重庆市增加幅度最高—由1376家升至2260家，其他城市的增加数也就在数家到100多家范围内。
在每千位老人拥有的床位数指标上，北京以44.97张的优势占据头把交椅，南京以43.09张位居第二，原本是头位的杭州掉到第三，床位也微增至33.14张。
本刊当即与各地民政局再次联系，询问原因。
例如北京，北京市民政局提供给本刊的数据是，截至2012年年末，全市养老服务机构400所，其中政府办212所，社会办188所，投入运营的养老服务机构床位总数达76172张，公办36603张，民办37647张。民政部提供的数据是，北京市养老床位总数为118221张，其中公办床位数是74528张，民办床位数是43693张，总的养老机构有551所，公办369所，民办182所。
数据相差甚大。
北京市民政局工作人员向本刊记者解释说，提供给本刊的数据是北京市已开业的养老机构及床位数，民政部规划司的数据可能还囊括了北京市在建的养老机构及床位，“北京市养老机构床位每年平均要新增1万张，养老机构建设周期至少要一年，累计起来数据间就有了差距。”
在公办床位与民办床位数据上，上海市民政局数据与民政部数据存在较大差异。上海市提供给本刊的数据是，公办床位5.09万张，民办床位5.43万张，比例较为平衡。而规划司提供的数据是，公办床位12763张，民办床位98740张，民办接近公办的8倍。
重庆的公办床位与民办床位同样存在巨大差异。重庆市民政局提供给本刊的数据是，公办床位10万张，民办床位2.8万张；民政部给出的数据是，公办、民办分别为56159张、63412张。公办养老床位减少。
上海市民政局接到本刊记者咨询电话后表示，此前向本刊提供的数据都有据可循，与民政部的统计差异需要继续研究。本刊致电重庆市民政局时，社会福利处和宣传处沟通后明确告诉本刊记者，他们的每一个数据都登录在册，“经得起检查”。
天津市民政局则给出了另一种解释。他们告诉本刊记者，天津在统计养老机构时具体细分为六大块：市级国办养老机构，区级养老机构，社会办养老机构，敬老院，光荣院，托老所。
“我们给你的养老机构数据，公办为15所，社会办223所，但总数是341所，中间的差就是敬老院、光荣院、托老所的数量。”天津市民政局工作人员说道。
这就意味着，不少民政局提供数据时，并没将规模小而数目庞大的敬老院等数据加进去。沈阳市民政局工作人员则直接告诉本刊记者，他们上报给辽宁省民政厅的数据，就是回复给记者的数据。
养老财政投入鲜有明确数据
关于2012年养老部分的财政投入，不少城市民政局表示“养老事业建设基本属于连续投入，建设项目繁，补贴名目多，投入划分板块困难”，因此鲜有明确数据。上海市民政局提供的数据，也是笼统地将市一级建设财力、福彩公益金、区县街镇财政投入合计出一个数据。
对养老事业进行持续稳定的财政投入，是城市对老年人负责的表现，也是一座城市社会保障实力的象征。
尽管无法探寻财政投入资金，但可以从最近发布的《中国社会保障发展指数报告2012》（以下简称《报告2012》）得窥政府保障实力一二。
这是由人社部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褚福灵主持推出的研究成果。他提供给《瞭望东方周刊》的《报告2012》显示，2011年，养老保障发展总指数的前三名分别是山东、新疆与海南。全国城乡养老保障覆盖率水平不断提高，由2010年的42.78%，扩大到2011年的62.38%。
报告用“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负担系数”，来衡量全国及各省（区、市）养老保障发展的可持续性。系数越高，养老负担越重。全国养老保险负担系数为0.3665，大约相当于10名在职人员供养3名退休人员。
但各地区养老保险负担系数存在明显差距—最高为黑龙江省，系数达到0.6324；最轻松的是广东省，仅有0.1087。
广东最轻松？广东省社科院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所研究员柏萍并不赞同。在当地媒体上，她指出，全国老年人口数量上千万的有五个省，广东排第三位，但广东的养老服务排名靠后，“比如硬指标养老床位，更是在全国排倒数”。
《报告2012》显示，养老负担系数低于0.2的省份有两个：广东省和浙江省；超过0.5的省份有3个，分别为黑龙江省、吉林省和重庆市。甘肃、青海、四川、新疆等西部省份的养老负担系数，均超过0.4，也相对较重。北京、上海、广东等人口流动较大的城市，养老负担系数均低于0.5。
与养老床位一床难求相比，2009年至2010年，北上广的养老负担连续3年逐步下降。其中，北京系数仅为0.2265，低于全国平均负担水平，态势良好。黑龙江、吉林等东北老工业基地，养老负担却在逐年加重。
此外，报告显示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结余系数为1.5274（也就是说结余能支撑1.5年左右），基本处于合理区间。
“在现收现付制的养老保险模式下，结余应该不超过1年，但目前我国养老保险采用的是现收现付制与个人积累制相结合的模式，存量会高一些”，褚福灵说：“结余够用1至2年，属于较为合理的区间。结余太多说明百姓缴费负担较大；如果结余过小，遇到支出增多等问题时会缺乏应急的机动性。”
但褚福灵同时指出，各地区养老保险基金结余系数差距明显，最高省份的养老保险基金结余系数为4.0656，最低省份的养老保险基金结余系数为0.5613，表明在养老保险基金结余方面存在不均衡。
养老建设刻不容缓。 尽管我国已建成各类养老机构4万多个，养老床位350多万张，但在“寸土寸金”的北上广等一线大型城市，“十年难等一张床”、“一个床位数千人等”报道仍频频见诸报端。
“总量不足、质量不高是导致养老院‘入院难’的根源，而独居、空巢、留守、随迁、失独、失能、失智、高龄、高知等大量新老人群，对机构养老需求的快速增长，使得养老床位的供需矛盾更加凸显。”《瞭望》新闻周刊的调查说。
当前，总量不足仍然是我国机构养老领域的最突出矛盾。
《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11?2015）》说，我国要实现“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数达到30张”的建设目标。但据民政部统计，目前我国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仅为19.7张，不仅低于发达国家的比例，也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20‰?30‰的水平。
“全国仍缺少300多万张养老床位，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已建成床位数的总和。” 2012年底，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老年人和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王辉对《瞭望》新闻周刊说。
近日，《瞭望东方周刊》梳理了截至2012年的全国36个城市的养老数据，以此展现各个城市的养老责任度。
这36个城市，包括全国22个省会城市、5个自治区首府、4个直辖市以及5个副省级城市。数据多由民政部或当地民政部门直接向本刊提供，也有一些数据来自当地统计局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民政局的年报、政府的年度工作报告和当地媒体的新闻报道。
杭州与重庆养老建设最突出
按照联合国和我国有关部门制定的标准，通常把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作为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
在本刊从36个城市逐个搜集统计的《36城市养老床位排行榜》中，老年人口最多的是重庆，有584.41万人；老年人在总人口中占比最高的是上海，达到25.7%；养老床位数最多的是重庆，达到12.8万张；每千位老人拥有的养老床位数最高的是杭州，达到32.5张（深圳如果按户籍人口数计算，可以33.7张挤下头名杭州，但算上非户籍老人，这个数字仅为6.5张）；养老机构布局最多的是重庆，高达1376家。
据本刊统计，老年人口数中，重庆、上海、北京占据前三位，天津跟在成都后名列第五；老年人口数最少的三个城市是，拉萨、银川、海口。
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中，上海、北京占据前两位，大连以19.82%摘得探花，宁波、成都、沈阳紧随其后。后三位为海口、西宁、深圳。深圳是唯一的老年人总占比在10%以下的城市，常住老年人口（包括没有深圳户籍的老年人）占比仅为7.58%。
在这张表上，养老床位数，36个城市中只有两个城市突破10万张：上海，重庆。
上海全市养老床位数达到105215张，其中，公办床位5.09万张。重庆养老床位有12.8万张，公办床位10.1万张。其他两个直辖市，北京有76172张床位，民办床位占据半壁江山；天津仅有38490张床位。
但在每千位老人养老床位数上，四个直辖市无一入围前三。按比例可以分为四大集团。位于第一集团的城市有杭州、南京、长春、武汉、宁波、大连6个城市，千位老人拥有的床数超过30张，位于第一的杭州达到32.5张；第二集团城市最多，有16个城市，床位数在10张至30张；第三集团有6个城市，皆在10张以下，其中太原最少，千位老人拥有的床位数仅有5.8张。
第四集团较为特殊，它们的公布数据跟本刊计算的数据并不一致，甚至差距较大。这8个城市分别为：拉萨、哈尔滨、济南、深圳、福州、石家庄、昆明、南昌。其中，深圳是因为统计口径不同—非户籍老年人口远远超过本地老年人口，如果按户籍算，千位老人拥有的床位数为33.7张，算上非户籍老人，这个数字仅为6.5张。差距最大的是济南，当地媒体《齐鲁晚报》给出的数字是8张，而本刊引用媒体数据计算的数字为约19.42张。
养老机构建设上，重庆市数量最多，达到1376家，民办的仅201家，政府公办的养老机构占据绝对地位。紧随其后的是上海与北京，分别为631家和400家，公办与民办的比例较为平衡。
民政系统信息透明度测试报告
“太原市统计局，于1975年正式成立，公司位于新建路32号，拥有员工120人。本公司资金实力雄厚，生产经营能力强大。 加上公司总裁张廷玺的英明领导，目前已发展成为业内一家较具实力的生产型企业。我公司主营太原市的数据统计。”本刊搜索太原市统计局时，百度公司居然将一家叫“太原统计局官方旗舰”的网站列在前三条。
11月6日?21日，本刊记者就这些数据指标，对36个城市的民政局一一进行了电话核实与采访。遇到过诸如太原市统计局旗舰店这等怪事，得到的信息反馈也是较为复杂，各地民政局养老信息公开度不一。
四个直辖市：北京市民政局很快向本刊记者提供了《北京市2012年老年人口信息和老龄事业发展状况报告》；上海市民政局当即与记者核对补齐了数据；重庆市民政局在核实记者身份后的第二天，给出了答复；天津市民政局接收记者采访函传真后一星期内，也给出了回复。
东北地区：按照沈阳、哈尔滨、长春市、大连市的要求发去采访函及单位证明，哈尔滨、长春市一直未有回复；沈阳市民政局在确认记者身份后，数次主动联系记者，补充并纠正数据；大连市民政局社会福利处工作人员在本刊记者说明采访目的与核对要求后表示，养老数据不归民政局管，是由该市统计局负责发布。
华北地区：呼和浩特、太原、石家庄三城市中，呼和浩特市民政局官网提供的办公室电话无人接听；太原市民政局接收采访函后给出回复；石家庄民政局福利处表示，“上级通知不接受媒体电话采访，需要给河北省民政厅传真采访函，由民政厅通知后再说”。 西北地区：银川、乌鲁木齐、西宁、西安、兰州五城市中，银川市民政局老龄办当即同记者核对并补充了数据；乌鲁木齐市民政局在记者发函后，记者电话回访时提供了部分数据；西宁市民政局官网上贴出的电话，拨打过去提示停机；西安市民政局未能联系上；兰州市民政局福利处在接到采访函核对记者身份后表示，上级规定不接受电话采访。 华东地区：济南、南京、合肥、杭州、福州、厦门、宁波、青岛七城市中，济南、南京、福州市民政局皆未回复；合肥市民政局官网提供的两个电话号码一直无人接听；杭州市民政局核实记者身份后提供了数据；宁波市民政局在核实记者身份后迅速与本刊核对了数据；厦门市核实记者身份后迅速核对补充了数据；青岛市民政局官网提供的办公电话尚未打通。
华中地区：武汉、长沙、郑州、南昌、四城市中，武汉、南昌市民政局表示将整理后的数据发送到记者邮箱，在记者再三电话催促下仍未落实；长沙市民政局福利处负责人给记者提供了数据；郑州市民政局表示要先通过市委宣传部，同意后再由宣传部协调核对，目前尚未回复。
华南地区：广州、南宁、海口、深圳四城市中，广州、南宁市民政局还未回复；海口市民政局未能联系上；深圳市民政公益服务热线提供的电话号码未能打通。
西南地区：成都、昆明、贵阳、拉萨四城市中，成都、贵阳市民政局在记者发函后给出回复；昆明市民政局老龄办核实记者身份后当即回复；拉萨市民政局官网电话无法打通。
这36个城市中，本刊注意到，深圳市民政局官网显眼处贴出了民政公益服务热线—12349，提供各种民政业务咨询。
民政部统计数据的解读
本刊同时向民政部发函请求核对并补齐数据。11月20日，民政部向本刊传真来他们所整理、统计的各城市养老数据表格，其中包括民政部所掌握的各地城市总的养老机构数、公办机构数、民办机构、总的养老床位数、公办床位数，民办床位数这6个指标。
这一系列数据都是各个地方政府上报的数据，最后由民政部规划司统计制作而成。但是，与本刊从各地政府收集而来的数据不同，这些数据将乡镇农村敬老院和在建的养老机构囊括在内。于是，民政部的数据与各地民政局提供给本刊的数据有所区别，一些数字差异不小。
因此，本刊将从36个城市搜集统计的数据合并为一张表格，一起呈献给读者。
相比本刊收集的数字，在民政部提供的数据中，按养老床位总数来看，北京增加4万余张突破了10万，与重庆、上海并驾齐驱。从养老机构总数来看，重庆市增加幅度最高—由1376家升至2260家，其他城市的增加数也就在数家到100多家范围内。
在每千位老人拥有的床位数指标上，北京以44.97张的优势占据头把交椅，南京以43.09张位居第二，原本是头位的杭州掉到第三，床位也微增至33.14张。
本刊当即与各地民政局再次联系，询问原因。
例如北京，北京市民政局提供给本刊的数据是，截至2012年年末，全市养老服务机构400所，其中政府办212所，社会办188所，投入运营的养老服务机构床位总数达76172张，公办36603张，民办37647张。民政部提供的数据是，北京市养老床位总数为118221张，其中公办床位数是74528张，民办床位数是43693张，总的养老机构有551所，公办369所，民办182所。
数据相差甚大。
北京市民政局工作人员向本刊记者解释说，提供给本刊的数据是北京市已开业的养老机构及床位数，民政部规划司的数据可能还囊括了北京市在建的养老机构及床位，“北京市养老机构床位每年平均要新增1万张，养老机构建设周期至少要一年，累计起来数据间就有了差距。”
在公办床位与民办床位数据上，上海市民政局数据与民政部数据存在较大差异。上海市提供给本刊的数据是，公办床位5.09万张，民办床位5.43万张，比例较为平衡。而规划司提供的数据是，公办床位12763张，民办床位98740张，民办接近公办的8倍。
重庆的公办床位与民办床位同样存在巨大差异。重庆市民政局提供给本刊的数据是，公办床位10万张，民办床位2.8万张；民政部给出的数据是，公办、民办分别为56159张、63412张。公办养老床位减少。
上海市民政局接到本刊记者咨询电话后表示，此前向本刊提供的数据都有据可循，与民政部的统计差异需要继续研究。本刊致电重庆市民政局时，社会福利处和宣传处沟通后明确告诉本刊记者，他们的每一个数据都登录在册，“经得起检查”。
天津市民政局则给出了另一种解释。他们告诉本刊记者，天津在统计养老机构时具体细分为六大块：市级国办养老机构，区级养老机构，社会办养老机构，敬老院，光荣院，托老所。
“我们给你的养老机构数据，公办为15所，社会办223所，但总数是341所，中间的差就是敬老院、光荣院、托老所的数量。”天津市民政局工作人员说道。
这就意味着，不少民政局提供数据时，并没将规模小而数目庞大的敬老院等数据加进去。沈阳市民政局工作人员则直接告诉本刊记者，他们上报给辽宁省民政厅的数据，就是回复给记者的数据。
养老财政投入鲜有明确数据
关于2012年养老部分的财政投入，不少城市民政局表示“养老事业建设基本属于连续投入，建设项目繁，补贴名目多，投入划分板块困难”，因此鲜有明确数据。上海市民政局提供的数据，也是笼统地将市一级建设财力、福彩公益金、区县街镇财政投入合计出一个数据。
对养老事业进行持续稳定的财政投入，是城市对老年人负责的表现，也是一座城市社会保障实力的象征。
尽管无法探寻财政投入资金，但可以从最近发布的《中国社会保障发展指数报告2012》（以下简称《报告2012》）得窥政府保障实力一二。
这是由人社部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褚福灵主持推出的研究成果。他提供给《瞭望东方周刊》的《报告2012》显示，2011年，养老保障发展总指数的前三名分别是山东、新疆与海南。全国城乡养老保障覆盖率水平不断提高，由2010年的42.78%，扩大到2011年的62.38%。
报告用“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负担系数”，来衡量全国及各省（区、市）养老保障发展的可持续性。系数越高，养老负担越重。全国养老保险负担系数为0.3665，大约相当于10名在职人员供养3名退休人员。
但各地区养老保险负担系数存在明显差距—最高为黑龙江省，系数达到0.6324；最轻松的是广东省，仅有0.1087。
广东最轻松？广东省社科院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所研究员柏萍并不赞同。在当地媒体上，她指出，全国老年人口数量上千万的有五个省，广东排第三位，但广东的养老服务排名靠后，“比如硬指标养老床位，更是在全国排倒数”。
《报告2012》显示，养老负担系数低于0.2的省份有两个：广东省和浙江省；超过0.5的省份有3个，分别为黑龙江省、吉林省和重庆市。甘肃、青海、四川、新疆等西部省份的养老负担系数，均超过0.4，也相对较重。北京、上海、广东等人口流动较大的城市，养老负担系数均低于0.5。
与养老床位一床难求相比，2009年至2010年，北上广的养老负担连续3年逐步下降。其中，北京系数仅为0.2265，低于全国平均负担水平，态势良好。黑龙江、吉林等东北老工业基地，养老负担却在逐年加重。
此外，报告显示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结余系数为1.5274（也就是说结余能支撑1.5年左右），基本处于合理区间。
“在现收现付制的养老保险模式下，结余应该不超过1年，但目前我国养老保险采用的是现收现付制与个人积累制相结合的模式，存量会高一些”，褚福灵说：“结余够用1至2年，属于较为合理的区间。结余太多说明百姓缴费负担较大；如果结余过小，遇到支出增多等问题时会缺乏应急的机动性。”
但褚福灵同时指出，各地区养老保险基金结余系数差距明显，最高省份的养老保险基金结余系数为4.0656，最低省份的养老保险基金结余系数为0.5613，表明在养老保险基金结余方面存在不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