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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雪莲是一个相信生活中寻常道理的人，当真与假“变拧巴”时，她相信代表和执掌理性的人能将这理儿拧回来
电影《我不是潘金莲》上映之后，扮演法官王公道的大鹏很想知道观众会站在谁的角度上看问题，“因为这是一个没有坏人的电影”，所有人物都很难激发观者的爱憎。
农妇李雪莲觉得自己冤屈无比，为生二胎她与丈夫秦玉河假离婚，却不料离婚后丈夫竟然趁机另娶，为证明离婚是假，她走上告状之路。屡次受挫后本想找前夫讨一句真话，不料又被其冠以“潘金莲”的恶名。起初要证明离婚是假，后来又要洗刷坏的名声，李雪莲于是从镇里告到县里、市里，甚至申冤到北京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结果不但没能“把假的说成假的”，还把法院庭长、院长、县长乃至市长拖下马来。后来她年年在“两会”时进京上访，成为家乡维稳的重点对象。每年都要与众官员上演围追堵截的一幕，竟持续10年。
在李雪莲的故事中，丈夫秦玉河的难处在于他需要经营新的生活，所以无法给李雪莲一个说法。而为官者们则觉得更冤，他们每一个人似乎都尽了全力处理此事，但都无法找出解决之道。
这让人想起这部作品的原著作者刘震云的一句话：“这世上所有事都经不起推敲，一推敲，每一件都藏着委屈。”一场家事经由官场的漩涡最后扶摇直上变成国事，作家最想探讨的是，“为什么一件事儿会由芝麻变成西瓜”，官司背后的生活逻辑让人深思。而李雪莲告状折射出的众生百态，以及各种层次的荒谬，正是导演冯小刚拍此片的原因。
有人会因此想起电影《秋菊打官司》，但李雪莲比秋菊走得更远，秋菊纠结的是一件真正的官司，而李雪莲执着的却是件解决不了的事，她荒诞官司中满是严肃的真实。
一个法盲的自我修养
26岁的王公道第一回见李雪莲时，他还是镇上法庭的一名法官。李雪莲是跑了30多里路，两手拎着香油和腊肠来到王公道门前的。李雪莲自称是王公道拐了不少弯的亲戚，希望他能帮着自己证明和秦玉河的离婚是假的。
王公道告诉她，法律程序上离了就是真离了，不存在假离婚的说法。李雪莲想的却是：先打官司，证明这离婚是假的，再跟秦玉河这个龟孙结回婚，然后再离婚。王公道说李雪莲“瞎折腾”。李雪莲回说，“大家都这么说，但我觉得不是”。
李雪莲第一次同法律打交道，她身上法盲的特质暴露无遗。法律程序上，她其实完全理亏，但能够看出，她告状讲的不是法，而是情理真假。她是一个相信生活中寻常道理的人，当真与假“变拧巴”时，她相信代表和执掌理性的人能将这理儿拧回来。
从王公道那里败诉，李雪莲就对镇法院失望。她觉得收了自己香油和腊肠的王公道将她的案子判错，是“贪赃枉法”，便开始了一级级地往上告。“这件事情太真实了”，一个曾经在政府信访部门工作中接待过上访群众的公务员告诉《方圆》记者：“工作过程中经常会遇见像李雪莲这样的群众，政策性的语言对她们解释不通，而要对着她们把一整套法律程序讲清楚，比断一件案子还难。”
信访类问题是永久性讨论的话题，有人说上访是读懂中国最重要的路径。李雪莲告状的路上，一系列人物悉数登场。
县法院院长荀正一是在酒后被李雪莲撞见的，他的秘书打发她：“如果王公道案子审错，去找镇法院庭长，如果王公道‘贪赃枉法’，该由检察院立案侦查。”荀正一这边说的都对，但李雪莲不懂其中道理，告发的名单上又多了荀正一的人名。县长史为民忙着开会，车子被李雪莲挡在了县政府的大门口，一听她连告四人包括他自己，便以“替她喊县长”为借口跑回了办公室从后门溜走。此事的结果直接导致李雪莲头顶“冤”字，在市政府门口静坐3天。而她的存在却“严重影响了精神文明城市的建设”，市长蔡富邦一个由上及下的“交代”，李雪莲便被便服警察请去“喝茶”。直到李雪莲申冤到了人代会现场，她的诉求又很幸运地被首长听到，该首长在李雪莲所在省讨论会上的震怒，最终结束并影响了从县到省相关各级官员的政治前途，这一系列人物这才想起有个李雪莲的存在。
如此，并不无辜的“受害者”李雪莲带着一个近乎漏洞百出、胡搅蛮缠的问题，阴差阳错地引起系统一阵紧张和慌乱，并在无意间成为了影响别人仕途的“加害者”——这个角色的双重定位是这部戏真正有意思的地方。
演员范冰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她扮演的李雪莲是一个典型的当代农村妇女的形象，“她的文化知识不多，但是社会知识很多。她很聪明，这条路行不通，知道应该走哪条路。所以她不是个传统意义上的农村妇女，只懂种地、干活，她其实了解时事，知道应该怎么告状”。这是属于法盲李雪莲的自我修养。
中国特色官场的表达
11月7日，在清华大学新清华学堂举行的对谈会上，导演冯小刚说起李雪莲的故事，他认为“非常的中国。这故事在很多国家不可能出现，这是一个中国人特有的法治故事。我们原来是一个人情社會，过去的领导都叫‘父母官’，农村都是有什么事儿找领导，没有找法院的，但现在要法治化了，人在两种观念间过渡，一个人情社会走向法治社会，中间就产生了这样的故事”。
电影中，事件真由“芝麻变西瓜”，是人代会现场，首长借由李雪莲一事，警示官员们的“贪污腐化，不正之风”。
“极少有电影用如此郑重的方式重现中国大会的会场、秩序和生态”，一位影评人说，这部“非主旋律官场电影”，以荒诞而黑色幽默的手法深入讽刺迂腐可笑的官僚作风，且跨度从地方县长到中央首长。
电影中展现了该首长在李雪莲所在省讨论会上发表讲话的全过程。那个“在头顶拍掌又双手缓缓向下压”的首长，先是“有言在先，今天不讲话”，接着在会场响起的热烈掌声中“逼上梁山”似的开始讲话。内容顺序则是先成绩后不足。从语气平和到态度严肃再到拍桌震怒——冯小刚将作为政协委员多年来开会的切身感受和深刻记忆流畅地呈现在了银幕中。 有了冯小刚的镜头，观众更加了解了官员们在开大会时的所思所想。而首长的一次“拍桌震怒”，直接导致的后果竟是事后连撤多名官员的“矫枉过正”——“芝麻变西瓜”的发酵过程被表现得生动而精准。
而观众在其后所呈现的“过激反应”中也能找到真实生活的映照。
十年后，新的领导班子上台，十年的时间里，所有人对李雪莲的态度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又到了开两会的时间，当上法院院长的王公道拎着猪腿登门求见李雪莲，同当初李雪莲对自己一样，认起了亲戚。他担心李雪莲再上京告状，因为他清楚，自己头顶的乌纱帽在一个难搞的民妇手里攥着。
李雪莲进京告状的最后结果到底是什么，其实谁也不知道，但对于新上任的官员们来说，这事就是悬在他们乌纱帽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因过于紧张此事，县长郑重不相信李雪莲“今年不想告状”的真话，还让她签一份保证书，并告诉她如果违约，要承担法律的责任。
而习惯用两套话语体系做事的市长马文彬，但场面上，他告诫郑重要举一反三，体察群众之需。可在“领教”过李雪莲的固执之后，操作层面上他说的却是“不同性质的事情，要用不同的方法对待”——人们发现，其实是这些人事颠覆了李雪莲真实的内心，推着她将上访之事进行到底。
有人说这是一部“官场现形记”，倒不如说是官员们的无奈史。李雪莲的缠访显然不在他们的职能范围之内，面对李雪莲，早已习惯做“表面处理”的官员们实在是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他们既不穷凶极恶，也不利欲熏心，都想解决问题，但这问题却永远解决不了。
“政治的逻辑、社会的逻辑、生活的逻辑，全插到家务事中去了。”原作者刘震云认为，出现这样的结果，是因为大家都不倾听，“这些官员关心的是升官发财的事，没有人倾听像李雪莲这样的人的内心活动。平常不听老百姓的声音，什么时候听呢？”他甚至把李雪莲的处境与哥白尼相比较，“和李雪莲一样，哥白尼也是要纠正一句话：太阳不是围着地球转。不同的是，哥白尼追求的是科学，李雪莲追求的是她内心的正义”。
方圆画幅里的社会世相
拍摄《我不是潘金莲》时，范冰冰曾问冯小刚：“我演李雪莲能不能加这么一场戏？”冯小刚明白她是希望李雪莲这个角色能获得观众的同情，但他告诉她：虽然你是女主角，有28个男演员跟你搭戏，但你其实是个介绍人，那28个男演员才是主角，让观众通过他们看到了社会的现象。
范冰冰后来领悟了导演的意思。她最终被呈现在了圆形画幅的屏幕里，且全片几乎没有人物的特写出现。当片中出现明显模仿安格尔名作《大宫女》的范冰冰裸背镜头时，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了望远镜的偷窥。但画幅的“哲学”可不止如此。
冯小刚认同刘震云作品看生活的角度，幽默中又有反差感，《我不是潘金莲》讲的是中国人情社会的本质，而冯小刚以形式感十足的圆形画幅的形式来呈现这样一个故事，自然是饱含深意的。
电影中，当决心告状的李雪莲走出光明县，离开永安市，坐着火车去北京，快到北京时，火车经过一段隧道，圆形随着视野渐渐开阔，最终切入到方方正正的北京。象征从人情社会那里出来的李雪莲现在来到的是一个到处有规制的场所，她所碰之处皆是坚硬制度的纹理，而人情必然会在规制中冲撞，溅起一地矛盾的火花，如此喧嚣交错间，官员们自是听不到“芝麻变西瓜”的声音，却只看到“蚂蚁变成了大象”。
紧接着，在京城闹出风波的李雪莲惦记着自己未白的冤屈，来到寺庙的菩萨前求愿。待她走出寺庙，低头经过一扇庙里的圆窗，从此画幅由方变圆，李雪莲又成了圆的世界里那个困顿无助的失意民妇——方圆之间的转换说的是两种不同的体制。
与此同时圆形画幅又承担了讽刺的意味。影片最后，李雪莲带来的麻烦因秦玉河之死得到了最终的解决，市长马文彬与县长郑重在会议现场的走廊里谈话总结，此时景深中所呈现出方圆并存的灯饰，正与对话中有关中央与地方、国家和个体、官与民的关系形成呼应与隐喻。
尽管也有不同的声音认为圆形构图的视觉体验是对中国主流观众的一种冒犯，但谁也不会否认这种外部形式的强调与片内白描式呈现中国特色的政治生态和运行机制相得益彰。这种观感，正如影评人詹庆生所说：“或许只有中国政治文化语境中的观众能够理解。”
用荒诞对抗荒诞
电影中，李雪莲求助过很多人，除了与李雪莲打交道的官员，也有观点认为造成李雪莲悲剧的关键人物还有秦玉河、赵大头和贾聪明三人。
秦玉河是整个李雪莲事件的肇事者之一，李雪莲无非是想从他那里得到“离婚是假”且“她不是潘金莲”的说法。有趣的是，比起李雪莲，秦玉河获得了大多数人的同情，因为毕竟大家都知道，人的一生有一些事情是无法摊牌的。秦玉河还要周全重新组成的家庭，还要照顾因此事得了抑郁症的妻子，其最后的偶然死亡倒是成全了鸡飞狗跳的官员，也终结了李雪莲的执念。
赵大头这个人物是曾经给李雪莲带来希望的人。他原是李雪莲的暗恋者，其在北京饭店当大厨的工作帮助了李雪莲混进了人代会，是李雪莲告倒众官的助推者，但他同时又做了法院专委贾聪明开拓上升渠道的一枚棋子。为了解决在畜牧局儿子的转正，赵大头顺应贾聪明的计谋和李雪莲私奔，并用感情开导她放弃上访，眼看事将成功却不小心败露。是这些合力的形成最终将李雪莲推向了深渊。
“没有一个无辜者”，所有人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每一段人情都是买卖，都笼罩着一层功利和虚伪的气息。这同我们生活的世界如出一辙。
将影片讽刺意味推向极致的是当心灰意冷的李雪莲想寻一处无人之地了结生命，在桃园的深处偶遇范伟扮演的果农。在得知李雪莲是想寻短见时，果农灵机一动出了个主意：“你要真想死，也帮我做件好事，去对面山坡上，那里也是桃林，花也都開着，那是老曹承包的，他跟我是对头。”
“俗话说，别在一棵树上吊死，换棵树，耽误不了你多大工夫”——属于小小果农的利己主义，却在无意间将李雪莲点醒了。
电影的结尾，李雪莲在北京开了家骨汤馆，当她再次遇到因她之事而罢职的史县长时，对方已然是一名木器厂老板了，日子过得忙碌且富足。对于过往，二人一笑而过，让往事随风了。
然而小说中的结尾似乎更容易被人们接受。小说里，作家将李雪莲的告状史当成小说的序言写了267页，而小说的正文却只有三四千字，取名为“玩呢”。正文的主角成了被李雪莲牵连落马的史县长，史县长开了家叫“又一村”的饭铺，生意奇旺，老史卖肉之余，还爱搓麻将。一次逢春运，老史被困北京不能回家，他想起李雪莲践行20年而不得的教训，结结实实上演了一场假告状真游戏的一幕：他举起一张写着“申冤”的大牌子，便顺利被人护送回家打上了麻将。
这是作家的答案：李雪莲无意搅乱规则而不得，而老史有意利用了规则而受益。在这个社会，用荒诞对抗荒诞，也许是唯一的道路。
电影《我不是潘金莲》上映之后，扮演法官王公道的大鹏很想知道观众会站在谁的角度上看问题，“因为这是一个没有坏人的电影”，所有人物都很难激发观者的爱憎。
农妇李雪莲觉得自己冤屈无比，为生二胎她与丈夫秦玉河假离婚，却不料离婚后丈夫竟然趁机另娶，为证明离婚是假，她走上告状之路。屡次受挫后本想找前夫讨一句真话，不料又被其冠以“潘金莲”的恶名。起初要证明离婚是假，后来又要洗刷坏的名声，李雪莲于是从镇里告到县里、市里，甚至申冤到北京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结果不但没能“把假的说成假的”，还把法院庭长、院长、县长乃至市长拖下马来。后来她年年在“两会”时进京上访，成为家乡维稳的重点对象。每年都要与众官员上演围追堵截的一幕，竟持续10年。
在李雪莲的故事中，丈夫秦玉河的难处在于他需要经营新的生活，所以无法给李雪莲一个说法。而为官者们则觉得更冤，他们每一个人似乎都尽了全力处理此事，但都无法找出解决之道。
这让人想起这部作品的原著作者刘震云的一句话：“这世上所有事都经不起推敲，一推敲，每一件都藏着委屈。”一场家事经由官场的漩涡最后扶摇直上变成国事，作家最想探讨的是，“为什么一件事儿会由芝麻变成西瓜”，官司背后的生活逻辑让人深思。而李雪莲告状折射出的众生百态，以及各种层次的荒谬，正是导演冯小刚拍此片的原因。
有人会因此想起电影《秋菊打官司》，但李雪莲比秋菊走得更远，秋菊纠结的是一件真正的官司，而李雪莲执着的却是件解决不了的事，她荒诞官司中满是严肃的真实。
一个法盲的自我修养
26岁的王公道第一回见李雪莲时，他还是镇上法庭的一名法官。李雪莲是跑了30多里路，两手拎着香油和腊肠来到王公道门前的。李雪莲自称是王公道拐了不少弯的亲戚，希望他能帮着自己证明和秦玉河的离婚是假的。
王公道告诉她，法律程序上离了就是真离了，不存在假离婚的说法。李雪莲想的却是：先打官司，证明这离婚是假的，再跟秦玉河这个龟孙结回婚，然后再离婚。王公道说李雪莲“瞎折腾”。李雪莲回说，“大家都这么说，但我觉得不是”。
李雪莲第一次同法律打交道，她身上法盲的特质暴露无遗。法律程序上，她其实完全理亏，但能够看出，她告状讲的不是法，而是情理真假。她是一个相信生活中寻常道理的人，当真与假“变拧巴”时，她相信代表和执掌理性的人能将这理儿拧回来。
从王公道那里败诉，李雪莲就对镇法院失望。她觉得收了自己香油和腊肠的王公道将她的案子判错，是“贪赃枉法”，便开始了一级级地往上告。“这件事情太真实了”，一个曾经在政府信访部门工作中接待过上访群众的公务员告诉《方圆》记者：“工作过程中经常会遇见像李雪莲这样的群众，政策性的语言对她们解释不通，而要对着她们把一整套法律程序讲清楚，比断一件案子还难。”
信访类问题是永久性讨论的话题，有人说上访是读懂中国最重要的路径。李雪莲告状的路上，一系列人物悉数登场。
县法院院长荀正一是在酒后被李雪莲撞见的，他的秘书打发她：“如果王公道案子审错，去找镇法院庭长，如果王公道‘贪赃枉法’，该由检察院立案侦查。”荀正一这边说的都对，但李雪莲不懂其中道理，告发的名单上又多了荀正一的人名。县长史为民忙着开会，车子被李雪莲挡在了县政府的大门口，一听她连告四人包括他自己，便以“替她喊县长”为借口跑回了办公室从后门溜走。此事的结果直接导致李雪莲头顶“冤”字，在市政府门口静坐3天。而她的存在却“严重影响了精神文明城市的建设”，市长蔡富邦一个由上及下的“交代”，李雪莲便被便服警察请去“喝茶”。直到李雪莲申冤到了人代会现场，她的诉求又很幸运地被首长听到，该首长在李雪莲所在省讨论会上的震怒，最终结束并影响了从县到省相关各级官员的政治前途，这一系列人物这才想起有个李雪莲的存在。
如此，并不无辜的“受害者”李雪莲带着一个近乎漏洞百出、胡搅蛮缠的问题，阴差阳错地引起系统一阵紧张和慌乱，并在无意间成为了影响别人仕途的“加害者”——这个角色的双重定位是这部戏真正有意思的地方。
演员范冰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她扮演的李雪莲是一个典型的当代农村妇女的形象，“她的文化知识不多，但是社会知识很多。她很聪明，这条路行不通，知道应该走哪条路。所以她不是个传统意义上的农村妇女，只懂种地、干活，她其实了解时事，知道应该怎么告状”。这是属于法盲李雪莲的自我修养。
中国特色官场的表达
11月7日，在清华大学新清华学堂举行的对谈会上，导演冯小刚说起李雪莲的故事，他认为“非常的中国。这故事在很多国家不可能出现，这是一个中国人特有的法治故事。我们原来是一个人情社會，过去的领导都叫‘父母官’，农村都是有什么事儿找领导，没有找法院的，但现在要法治化了，人在两种观念间过渡，一个人情社会走向法治社会，中间就产生了这样的故事”。
电影中，事件真由“芝麻变西瓜”，是人代会现场，首长借由李雪莲一事，警示官员们的“贪污腐化，不正之风”。
“极少有电影用如此郑重的方式重现中国大会的会场、秩序和生态”，一位影评人说，这部“非主旋律官场电影”，以荒诞而黑色幽默的手法深入讽刺迂腐可笑的官僚作风，且跨度从地方县长到中央首长。
电影中展现了该首长在李雪莲所在省讨论会上发表讲话的全过程。那个“在头顶拍掌又双手缓缓向下压”的首长，先是“有言在先，今天不讲话”，接着在会场响起的热烈掌声中“逼上梁山”似的开始讲话。内容顺序则是先成绩后不足。从语气平和到态度严肃再到拍桌震怒——冯小刚将作为政协委员多年来开会的切身感受和深刻记忆流畅地呈现在了银幕中。 有了冯小刚的镜头，观众更加了解了官员们在开大会时的所思所想。而首长的一次“拍桌震怒”，直接导致的后果竟是事后连撤多名官员的“矫枉过正”——“芝麻变西瓜”的发酵过程被表现得生动而精准。
而观众在其后所呈现的“过激反应”中也能找到真实生活的映照。
十年后，新的领导班子上台，十年的时间里，所有人对李雪莲的态度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又到了开两会的时间，当上法院院长的王公道拎着猪腿登门求见李雪莲，同当初李雪莲对自己一样，认起了亲戚。他担心李雪莲再上京告状，因为他清楚，自己头顶的乌纱帽在一个难搞的民妇手里攥着。
李雪莲进京告状的最后结果到底是什么，其实谁也不知道，但对于新上任的官员们来说，这事就是悬在他们乌纱帽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因过于紧张此事，县长郑重不相信李雪莲“今年不想告状”的真话，还让她签一份保证书，并告诉她如果违约，要承担法律的责任。
而习惯用两套话语体系做事的市长马文彬，但场面上，他告诫郑重要举一反三，体察群众之需。可在“领教”过李雪莲的固执之后，操作层面上他说的却是“不同性质的事情，要用不同的方法对待”——人们发现，其实是这些人事颠覆了李雪莲真实的内心，推着她将上访之事进行到底。
有人说这是一部“官场现形记”，倒不如说是官员们的无奈史。李雪莲的缠访显然不在他们的职能范围之内，面对李雪莲，早已习惯做“表面处理”的官员们实在是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他们既不穷凶极恶，也不利欲熏心，都想解决问题，但这问题却永远解决不了。
“政治的逻辑、社会的逻辑、生活的逻辑，全插到家务事中去了。”原作者刘震云认为，出现这样的结果，是因为大家都不倾听，“这些官员关心的是升官发财的事，没有人倾听像李雪莲这样的人的内心活动。平常不听老百姓的声音，什么时候听呢？”他甚至把李雪莲的处境与哥白尼相比较，“和李雪莲一样，哥白尼也是要纠正一句话：太阳不是围着地球转。不同的是，哥白尼追求的是科学，李雪莲追求的是她内心的正义”。
方圆画幅里的社会世相
拍摄《我不是潘金莲》时，范冰冰曾问冯小刚：“我演李雪莲能不能加这么一场戏？”冯小刚明白她是希望李雪莲这个角色能获得观众的同情，但他告诉她：虽然你是女主角，有28个男演员跟你搭戏，但你其实是个介绍人，那28个男演员才是主角，让观众通过他们看到了社会的现象。
范冰冰后来领悟了导演的意思。她最终被呈现在了圆形画幅的屏幕里，且全片几乎没有人物的特写出现。当片中出现明显模仿安格尔名作《大宫女》的范冰冰裸背镜头时，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了望远镜的偷窥。但画幅的“哲学”可不止如此。
冯小刚认同刘震云作品看生活的角度，幽默中又有反差感，《我不是潘金莲》讲的是中国人情社会的本质，而冯小刚以形式感十足的圆形画幅的形式来呈现这样一个故事，自然是饱含深意的。
电影中，当决心告状的李雪莲走出光明县，离开永安市，坐着火车去北京，快到北京时，火车经过一段隧道，圆形随着视野渐渐开阔，最终切入到方方正正的北京。象征从人情社会那里出来的李雪莲现在来到的是一个到处有规制的场所，她所碰之处皆是坚硬制度的纹理，而人情必然会在规制中冲撞，溅起一地矛盾的火花，如此喧嚣交错间，官员们自是听不到“芝麻变西瓜”的声音，却只看到“蚂蚁变成了大象”。
紧接着，在京城闹出风波的李雪莲惦记着自己未白的冤屈，来到寺庙的菩萨前求愿。待她走出寺庙，低头经过一扇庙里的圆窗，从此画幅由方变圆，李雪莲又成了圆的世界里那个困顿无助的失意民妇——方圆之间的转换说的是两种不同的体制。
与此同时圆形画幅又承担了讽刺的意味。影片最后，李雪莲带来的麻烦因秦玉河之死得到了最终的解决，市长马文彬与县长郑重在会议现场的走廊里谈话总结，此时景深中所呈现出方圆并存的灯饰，正与对话中有关中央与地方、国家和个体、官与民的关系形成呼应与隐喻。
尽管也有不同的声音认为圆形构图的视觉体验是对中国主流观众的一种冒犯，但谁也不会否认这种外部形式的强调与片内白描式呈现中国特色的政治生态和运行机制相得益彰。这种观感，正如影评人詹庆生所说：“或许只有中国政治文化语境中的观众能够理解。”
用荒诞对抗荒诞
电影中，李雪莲求助过很多人，除了与李雪莲打交道的官员，也有观点认为造成李雪莲悲剧的关键人物还有秦玉河、赵大头和贾聪明三人。
秦玉河是整个李雪莲事件的肇事者之一，李雪莲无非是想从他那里得到“离婚是假”且“她不是潘金莲”的说法。有趣的是，比起李雪莲，秦玉河获得了大多数人的同情，因为毕竟大家都知道，人的一生有一些事情是无法摊牌的。秦玉河还要周全重新组成的家庭，还要照顾因此事得了抑郁症的妻子，其最后的偶然死亡倒是成全了鸡飞狗跳的官员，也终结了李雪莲的执念。
赵大头这个人物是曾经给李雪莲带来希望的人。他原是李雪莲的暗恋者，其在北京饭店当大厨的工作帮助了李雪莲混进了人代会，是李雪莲告倒众官的助推者，但他同时又做了法院专委贾聪明开拓上升渠道的一枚棋子。为了解决在畜牧局儿子的转正，赵大头顺应贾聪明的计谋和李雪莲私奔，并用感情开导她放弃上访，眼看事将成功却不小心败露。是这些合力的形成最终将李雪莲推向了深渊。
“没有一个无辜者”，所有人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每一段人情都是买卖，都笼罩着一层功利和虚伪的气息。这同我们生活的世界如出一辙。
将影片讽刺意味推向极致的是当心灰意冷的李雪莲想寻一处无人之地了结生命，在桃园的深处偶遇范伟扮演的果农。在得知李雪莲是想寻短见时，果农灵机一动出了个主意：“你要真想死，也帮我做件好事，去对面山坡上，那里也是桃林，花也都開着，那是老曹承包的，他跟我是对头。”
“俗话说，别在一棵树上吊死，换棵树，耽误不了你多大工夫”——属于小小果农的利己主义，却在无意间将李雪莲点醒了。
电影的结尾，李雪莲在北京开了家骨汤馆，当她再次遇到因她之事而罢职的史县长时，对方已然是一名木器厂老板了，日子过得忙碌且富足。对于过往，二人一笑而过，让往事随风了。
然而小说中的结尾似乎更容易被人们接受。小说里，作家将李雪莲的告状史当成小说的序言写了267页，而小说的正文却只有三四千字，取名为“玩呢”。正文的主角成了被李雪莲牵连落马的史县长，史县长开了家叫“又一村”的饭铺，生意奇旺，老史卖肉之余，还爱搓麻将。一次逢春运，老史被困北京不能回家，他想起李雪莲践行20年而不得的教训，结结实实上演了一场假告状真游戏的一幕：他举起一张写着“申冤”的大牌子，便顺利被人护送回家打上了麻将。
这是作家的答案：李雪莲无意搅乱规则而不得，而老史有意利用了规则而受益。在这个社会，用荒诞对抗荒诞，也许是唯一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