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绝大多数管理者认为自己不属于理论驱动型的，实际上他们却是狼吞虎咽的理论消费者。”哈佛商学院教授克里斯滕森(Clayton Christensen)的这个论断，多年来让我铭刻于心、不断自问：我在受什么“理论”驱动?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理论家和理论。对我们而言，首要的是，不要被他人的理论“愚弄”。我们要认识到自己正在使用某种逻辑，能既整体又细节地理解它，知道这样行动会得到什么，真正理解它背后的因果关系。其实，大多数时候，我们不是被理论愚弄，而是被自己愚弄，经常把自己未完全理解的“理论”投入应用，期待得到完美的结果。
　　索罗斯以“反身性理论”著称，同时擅长赚钱和理论，他对理论的态度值得注意。曾有个投资家与之辩论一下午，索罗斯完全看跌股市，并用一套非常精巧的理论解释为什么。但后来的事实是索罗斯错了，股市欣欣向荣。这个投资家两年后又遇到索罗斯，他问， “你还记得我们的谈话吗?”“我记得很清楚，”索罗斯回答， “我后来改主意了，赚了一大笔。”
　　这个故事恰好包括了理论的三个层面：他人的理论，自己的理论，与应用中的理论。他人的理论是我们经常听到的，书上写的、课堂上教的、前辈讲的，“反身性理论”早已超出索罗斯个人的范畴，可归入这一类。自己的理论，则是就某一具体问题自己的思考过程，索罗斯对为什么看跌股市的分析过程即是这一类。应用中的理论则是索罗斯实际做的，他改变了自己的理论。
　　评估他人的理论，重要的是原理对不对，因果关系是否成立?评估自己的理论，要看是不是真正经过有效思考，分析过程对不对，能否经得住他人严厉的挑战?评估应用中的理论，应关注的是它和外在环境是否匹配、是否有弹性?只要不迷信权威，有鉴别力。我们不太容易被他人的理论所蒙蔽；而自己的理论和应用中的理论，则对我们的思考提出更高的要求。
　　华为若干年前曾在研发部门全面引进IBM公司的集成产品开发(IPD)流程，这帮助华为从早期的激情式、攻关式研发转化为系统研发，支撑了其后来的长期发展与壮大。这套外来的“理论”在导人时引发很多反对意见，当时华为的做法是不能允许改变IPD流程、所有人必须“削足适履”。中国思维中常见的是采取实用主义路线，随机应变太多、容易学走样， “削足适履”的强制因而变得必要，先全盘复制再解决僵化问题。华为清晰知道自己的目标，通过有效的分析过程确定自己该如何行动。
　　


　　索罗斯的“我改主意了”和华为的“削足适履”，在应用中对理论的态度截然相反，却都是正确的方式，他们因环境不同而做出相应的改变。因应环境的变化，需要的是对环境的认知和尊重。我以为，在企业管理中，应用中的理论最困难的部分可能是如何保证结构与制度的可延展性，因为结构影响长远，而制度不能频繁改动。华为的削足适履，实际上是为了保证系统之后能支撑大规模，确保了可延展性。我们都是“理论的消费者”，因而应仔细审视与思考他人的理论、自己的理论与应用中的理论，深入追问自己选择背后的“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