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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三年再次见到王灿发，他鬓间的白发似乎又添了一些。王灿发身材不高，甚至有些瘦弱，这个自嘲为“小老头”的学者坐在阳光充溢的办公室中，显得精神矍铄，目光炯炯。
“你一定想知道这个小老头儿身上怎么蕴藏着那么大的能量，他如何面对地方上官官相护的局面，告倒那些污染大厂，即便他们能为自己辩护得一毛不拔，但碍于法律也只能改道排污了，这就是胜利。”这是2008年《时尚先生》对王灿发的评价。那一年，他与张艺谋、姚明、陈光标等30人被誉为“中国光明面”的代表。
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以下简称“中心”），静静坐落在中国政法大学家属区的文化楼内，在这座红砖楼里租住直至今年，已是第十个年头，一个电话号码将这里与全国各地联系起来。
十年来，王灿发不遗余力为中国环境立法鼓与呼，他参与起草了《水污染防治法》，创立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向污染受害者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帮助150多起环境污染案件的受害者向法院提起诉讼。
中心工作人员对于媒体的到来通常都很积极，每一个办案律师都愿意将经手的案件细节一一相告。
每一起案件的曝光总能引起人们对中心的关注，更为重要的是，随着中心影响力的提高，办案过程中的阻力也能或多或少地减少。
王灿发和他的团队受到集体性的注目，已经不止一次。
2005年，在国家环保总局的“绿色中国年度人物”评选中，王灿发以“第一个向污染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的学者”当选；2007年，王灿发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全球45位“环保英雄”之一，被誉为“地球的代言人”，并登上封面，2010年，央视“十年法治人物”评选，王灿发成为10位当选者之一，他的入选理由中这样写道，“以法律人的冷静和理性，步履艰难却意志坚定地推动了中国环境法治的健全与完善。”
从教师到“社工”
1983年，在厦门大学教书的年轻教师王灿发去北京大学进修，在听了中国早期环境法学者之一程正康讲授的环境保护法课程之后，他的命运彻底改变了。
他隐约意识到环境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迟早会成为中国的忧患，而环保法可能会破解即将面临的困境。1984年，王灿发成为厦门大学第一位环境法教师。
1985年，王灿发考入北大环境科学中心攻读研究生，毕业后到中国政法大学从事环境法的教学和研究。
当时，中国政法大学里还有其他老师与他一样致力于环境法研究，但环境法研究的前途不被看好。1998年进入最低谷时，政法大学只剩下一个教环境法的老师，就是王灿发。
他的坚持曾不被人看好，也就是在这一年，他发起并成立了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并开通了全国第一个向污染受害者提供免费法律咨询的热线电话。
经过10年的发展，中心从起初只有两名老师发展到拥有数百名志愿者和5名专职律师，帮助了150多个案件起诉。就是这些环境官司，让王灿发蜚声海外。令他高兴的是，现在政法大学的环境法研究所已有将近10位老师，学术水平跻身全国前列。现在我国每部环境法律、法规的出台，几乎都离不开这些学者的参与。
中心受理的许多案件，王灿发都亲身参与，尽管现在每天都要工作16小时以上，他仍然觉得时间不够。参与环保20多年间，我国环境投诉每年以30％的速度增长，王灿发感到公众对于自身权益维护意识在变化，但如何让公众在法制与利益间找到平衡，这将是个长久的课题。
“环保不是喊口号”
1995年，王灿发在《中国环境报》上看到，江苏邳州一些农民，因为附近工厂排放不达标的污水，他们所养的鱼鸭几乎死光，农民遭受了巨大的损失，负债累累，他们到法院状告排污单位，法院却不予受理。王灿发决定为他们提供免费的法律援助，他先后三趟到邳州搜集证据，根据审理，最后判决赔偿农民40多万元。
这个事件直接促使王灿发建立中心，他意识到，这些受害者如果没有专业人员和懂环保的律师的帮助，他们将很难打赢官司。事实上，他们也没有能力去起诉。
他开始写报告、筹钱，中心如愿成立，每天数十个热线来电让他们忙不过来。王灿发很忧心，他深知，到上世纪90年代末，我国的环境法体系就已经比较健全，但是环境生态还在不断恶化，究其原因，是因为所制定的大量的环境法律法规没有得到遵守和执行。
近几年来，松花江水污染事件、紫金矿业污染、大连油污事件等纷纷为人们敲响警钟。根据1997年《刑法》第338条规定，污染企业理应被追究刑事责任，然而现实情况往往与此相违。
王灿发分析，造成这种问题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是我国还处于环境保护为经济发展让路阶段，其二是执法不严。
王灿发认为，环保不是喊口号，如果不和人的利益结合起来，是不管用的。通过诉讼将公民的维权愿望和维权行动都纳入到法制的轨道，既保护了公众的权利，又不影响社会安定。同时通过民事手段迫使企业加强环境保护，这是一条良性循环之路，也是让公众参与的具体手段。
毋庸置疑，环保需要执行力，而王灿发找到了一个恰当的出路。如他所言：“任何问题如果没有法律的保障，就很难真正解决。”
“我们不需要发生太剧烈的改变，踏踏实实地去推进法治，即使是那么一点点，也会推进整个社会的进步。”王灿发对于未来充满自信。
以案件促立法
10年间，王灿发曾多次参与环境立法的起草和讨论，中心给予王灿发的经验是案头工作无法比拟的，他可以很快地举出案例，并从这些案例中发现意义所在，这对环境立法有着莫大的现实意义。
中心曾经接到电话，说辽宁营口有一个风力发电站，附近居民受到噪声干扰。按照过去的噪声监测的规定要求是，环境噪声监测必须在无风、无雨、无雪的状况下检测，这显然无法适用。于是王灿发给国家环保总局写信，使得国家环保总局作出一个解释，对于风力发电，要在风力正常发电的情况下检测，从而改变了规定。
案例所带来的另一个直接的作用就是寓教于法，中心也成为学校环境法律教学基地，学生从一入校就可以在这里接听热线电话，从写起诉状、信访信等基础工作做起，接触社会，也接触污染受害者群体，这让他们在未来更加容易适应实践工作。
中心免费培训律师和法官，每年一期，从2001年起，已逾10期。通过培训，不仅建立起了全国的环境律师网络，也使许多法院有了熟悉环境诉讼案件的法官。王灿发决定在2011年召开一个研讨会，把这些律师和法官召集起来，共同探讨如何进一步推动环境诉讼，这也是对十年来工作的一个总结。
王灿发说，“我们不少案件得以胜诉，是得益于我们培训过的一些环境诉讼法官，他们使得案件的审理更加专业和公正。”
身为北京市人大代表，王灿发以他一贯的执着和专业态度建议建言，他连续两年建议在北京成立专门的环保法庭。在各方努力下，2010年，北京市首家环境保护审判庭在延庆县法院正式成立。虽然这与王灿发起初的设计有所不同，他仍然肯定了这个突破，并称其为有价值的“第一步”。
事实上，在王灿发的字典里，也有许多“第一步”需要迈进。
王灿发认为，日本的环境保护始于上世纪70年代著名的四大公害案件，对社会影响很大，经过30年的发展，日本的污染类型的环境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而在我国，对于公害病案件基本采取不受理的态度，即便受理也很难形成影响。他希望，在未来能有更多这样的案件被受理和被报道，这样才能促使各级政府重视环境保护。
当前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尚属起步，处处受阻，王灿发希望，通过立法，社团组织能够成为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这一办法在昆明、无锡和贵阳等地已经破冰，他期待全面开花的那一天。
记者问王灿发最大的愿望是什么，他说，“呼吁环境司法要在环境保护当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依法受理、审理并公正的判决环境违法案件，这就是我最大的愿望和呼吁。”
诉讼之难
十年来，中心支持的案件中，其中约30%得到了解决，25%遭遇失败，其余案件均悬而未决，或在无法立案，或在无法审判之间艰难徘徊。
王灿发认为，环境诉讼维权之难，难在搜集证据、难在起诉、难在判决、难在执行，具体到每一个案例中，都有说不完的辛酸。
中心曾帮助福建屏南县1721名污染受害者维权，当把受污染水源拿到省监测站检测时，对方却不肯出具检测报告，受害者认为是污染浓度太高的缘故。王灿发认为，环境监测应当交由社会上的第三方机构来做，从而保证公正，为搜集证据提供可能。“应该让全社会参与，就像律师事务所和会计师事务所一样，为社会服务”，王灿发说。
在中心支持的许多案件中，都或多或少地遭遇到行政力量的干预，王灿发对这一过程感受颇深。
河北省沧州市成源化妆品用具厂是一家生产化妆毛刷的企业，从2001年开始，在该厂周围方圆百米的区域内，陆续有10人患上癌症，其中已有5人死亡。据悉，曾在该厂工作过的一批青年女工，婚后所生胎儿多为畸形儿。当地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出具的一份证明文件表明，该化妆用具厂注胶车间使用的胶体溶剂主要成分为苯、甲苯、二甲苯、正已烷等，这些物质具有很强的致畸形、致癌、致突变的作用。
中心协助受害者诉讼后，一审判决赔偿8万元，然而该公司是一家韩国企业，此举引致当地韩国商会的恐慌，他们联合向当地政府施压，案件最终以受害者败诉告终。
贵州兴义市盛产一种大红袍柑桔，在当地马岭工业园区建立后，柑桔开始发生异常落果现象，愈演愈烈，几近绝收，其后，马岭镇454户农民将兴义市腾龙磷化工有限公司等7家企业告上法庭，起诉其环境污染损害。
案件历时8年，经过4次判决和裁定，最终又回到一审法院，在中心帮助下农民再次上诉，法院却以没有收到上诉状为理由做出最终裁定，案件终止。至此，污染受害农民的法律维权之路也被彻底断绝，这件事让王灿发气愤了很久。
在王灿发看来，我国当前环境公益维权的环境存在不少矛盾，一方面是对环境案件审理的重视越来越高，一个很好的证明是，目前全国已经建立39个环境法庭，以司法审判促进经济转型的呼声日益增高；另一方面却是环境案件在各个环节的举步维艰，他希望这个矛盾能够日渐减弱。
在中心经手的案件中，也不乏鼓舞人心的案例。1995年，浙江省平湖师范农场特种养殖场状告嘉兴市步云染化厂等5家企业承担因持续排放染化废水、严重污染原告取水河道、致使其存育的美国青蛙蝌蚪和正在变形的幼蛙全部死亡、损失48.3万元的水污染损害赔偿责任。
案件历时14年，经由基层人民法院到最高人民法院四级法院的多次审理、检察院的两次抗诉，最终在中心的帮助下，取得胜诉。王灿发说，在这起案件胜诉的过程中，当事人的执着精神起到了关键作用，“只要污染受害者有坚韧不拔的毅力来维护自己的权利，最终会成功。”王灿发说。
在王灿发的信条里，环境诉讼的胜利就是对整个环境保护的推动。
“你一定想知道这个小老头儿身上怎么蕴藏着那么大的能量，他如何面对地方上官官相护的局面，告倒那些污染大厂，即便他们能为自己辩护得一毛不拔，但碍于法律也只能改道排污了，这就是胜利。”这是2008年《时尚先生》对王灿发的评价。那一年，他与张艺谋、姚明、陈光标等30人被誉为“中国光明面”的代表。
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以下简称“中心”），静静坐落在中国政法大学家属区的文化楼内，在这座红砖楼里租住直至今年，已是第十个年头，一个电话号码将这里与全国各地联系起来。
十年来，王灿发不遗余力为中国环境立法鼓与呼，他参与起草了《水污染防治法》，创立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向污染受害者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帮助150多起环境污染案件的受害者向法院提起诉讼。
中心工作人员对于媒体的到来通常都很积极，每一个办案律师都愿意将经手的案件细节一一相告。
每一起案件的曝光总能引起人们对中心的关注，更为重要的是，随着中心影响力的提高，办案过程中的阻力也能或多或少地减少。
王灿发和他的团队受到集体性的注目，已经不止一次。
2005年，在国家环保总局的“绿色中国年度人物”评选中，王灿发以“第一个向污染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的学者”当选；2007年，王灿发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全球45位“环保英雄”之一，被誉为“地球的代言人”，并登上封面，2010年，央视“十年法治人物”评选，王灿发成为10位当选者之一，他的入选理由中这样写道，“以法律人的冷静和理性，步履艰难却意志坚定地推动了中国环境法治的健全与完善。”
从教师到“社工”
1983年，在厦门大学教书的年轻教师王灿发去北京大学进修，在听了中国早期环境法学者之一程正康讲授的环境保护法课程之后，他的命运彻底改变了。
他隐约意识到环境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迟早会成为中国的忧患，而环保法可能会破解即将面临的困境。1984年，王灿发成为厦门大学第一位环境法教师。
1985年，王灿发考入北大环境科学中心攻读研究生，毕业后到中国政法大学从事环境法的教学和研究。
当时，中国政法大学里还有其他老师与他一样致力于环境法研究，但环境法研究的前途不被看好。1998年进入最低谷时，政法大学只剩下一个教环境法的老师，就是王灿发。
他的坚持曾不被人看好，也就是在这一年，他发起并成立了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并开通了全国第一个向污染受害者提供免费法律咨询的热线电话。
经过10年的发展，中心从起初只有两名老师发展到拥有数百名志愿者和5名专职律师，帮助了150多个案件起诉。就是这些环境官司，让王灿发蜚声海外。令他高兴的是，现在政法大学的环境法研究所已有将近10位老师，学术水平跻身全国前列。现在我国每部环境法律、法规的出台，几乎都离不开这些学者的参与。
中心受理的许多案件，王灿发都亲身参与，尽管现在每天都要工作16小时以上，他仍然觉得时间不够。参与环保20多年间，我国环境投诉每年以30％的速度增长，王灿发感到公众对于自身权益维护意识在变化，但如何让公众在法制与利益间找到平衡，这将是个长久的课题。
“环保不是喊口号”
1995年，王灿发在《中国环境报》上看到，江苏邳州一些农民，因为附近工厂排放不达标的污水，他们所养的鱼鸭几乎死光，农民遭受了巨大的损失，负债累累，他们到法院状告排污单位，法院却不予受理。王灿发决定为他们提供免费的法律援助，他先后三趟到邳州搜集证据，根据审理，最后判决赔偿农民40多万元。
这个事件直接促使王灿发建立中心，他意识到，这些受害者如果没有专业人员和懂环保的律师的帮助，他们将很难打赢官司。事实上，他们也没有能力去起诉。
他开始写报告、筹钱，中心如愿成立，每天数十个热线来电让他们忙不过来。王灿发很忧心，他深知，到上世纪90年代末，我国的环境法体系就已经比较健全，但是环境生态还在不断恶化，究其原因，是因为所制定的大量的环境法律法规没有得到遵守和执行。
近几年来，松花江水污染事件、紫金矿业污染、大连油污事件等纷纷为人们敲响警钟。根据1997年《刑法》第338条规定，污染企业理应被追究刑事责任，然而现实情况往往与此相违。
王灿发分析，造成这种问题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是我国还处于环境保护为经济发展让路阶段，其二是执法不严。
王灿发认为，环保不是喊口号，如果不和人的利益结合起来，是不管用的。通过诉讼将公民的维权愿望和维权行动都纳入到法制的轨道，既保护了公众的权利，又不影响社会安定。同时通过民事手段迫使企业加强环境保护，这是一条良性循环之路，也是让公众参与的具体手段。
毋庸置疑，环保需要执行力，而王灿发找到了一个恰当的出路。如他所言：“任何问题如果没有法律的保障，就很难真正解决。”
“我们不需要发生太剧烈的改变，踏踏实实地去推进法治，即使是那么一点点，也会推进整个社会的进步。”王灿发对于未来充满自信。
以案件促立法
10年间，王灿发曾多次参与环境立法的起草和讨论，中心给予王灿发的经验是案头工作无法比拟的，他可以很快地举出案例，并从这些案例中发现意义所在，这对环境立法有着莫大的现实意义。
中心曾经接到电话，说辽宁营口有一个风力发电站，附近居民受到噪声干扰。按照过去的噪声监测的规定要求是，环境噪声监测必须在无风、无雨、无雪的状况下检测，这显然无法适用。于是王灿发给国家环保总局写信，使得国家环保总局作出一个解释，对于风力发电，要在风力正常发电的情况下检测，从而改变了规定。
案例所带来的另一个直接的作用就是寓教于法，中心也成为学校环境法律教学基地，学生从一入校就可以在这里接听热线电话，从写起诉状、信访信等基础工作做起，接触社会，也接触污染受害者群体，这让他们在未来更加容易适应实践工作。
中心免费培训律师和法官，每年一期，从2001年起，已逾10期。通过培训，不仅建立起了全国的环境律师网络，也使许多法院有了熟悉环境诉讼案件的法官。王灿发决定在2011年召开一个研讨会，把这些律师和法官召集起来，共同探讨如何进一步推动环境诉讼，这也是对十年来工作的一个总结。
王灿发说，“我们不少案件得以胜诉，是得益于我们培训过的一些环境诉讼法官，他们使得案件的审理更加专业和公正。”
身为北京市人大代表，王灿发以他一贯的执着和专业态度建议建言，他连续两年建议在北京成立专门的环保法庭。在各方努力下，2010年，北京市首家环境保护审判庭在延庆县法院正式成立。虽然这与王灿发起初的设计有所不同，他仍然肯定了这个突破，并称其为有价值的“第一步”。
事实上，在王灿发的字典里，也有许多“第一步”需要迈进。
王灿发认为，日本的环境保护始于上世纪70年代著名的四大公害案件，对社会影响很大，经过30年的发展，日本的污染类型的环境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而在我国，对于公害病案件基本采取不受理的态度，即便受理也很难形成影响。他希望，在未来能有更多这样的案件被受理和被报道，这样才能促使各级政府重视环境保护。
当前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尚属起步，处处受阻，王灿发希望，通过立法，社团组织能够成为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这一办法在昆明、无锡和贵阳等地已经破冰，他期待全面开花的那一天。
记者问王灿发最大的愿望是什么，他说，“呼吁环境司法要在环境保护当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依法受理、审理并公正的判决环境违法案件，这就是我最大的愿望和呼吁。”
诉讼之难
十年来，中心支持的案件中，其中约30%得到了解决，25%遭遇失败，其余案件均悬而未决，或在无法立案，或在无法审判之间艰难徘徊。
王灿发认为，环境诉讼维权之难，难在搜集证据、难在起诉、难在判决、难在执行，具体到每一个案例中，都有说不完的辛酸。
中心曾帮助福建屏南县1721名污染受害者维权，当把受污染水源拿到省监测站检测时，对方却不肯出具检测报告，受害者认为是污染浓度太高的缘故。王灿发认为，环境监测应当交由社会上的第三方机构来做，从而保证公正，为搜集证据提供可能。“应该让全社会参与，就像律师事务所和会计师事务所一样，为社会服务”，王灿发说。
在中心支持的许多案件中，都或多或少地遭遇到行政力量的干预，王灿发对这一过程感受颇深。
河北省沧州市成源化妆品用具厂是一家生产化妆毛刷的企业，从2001年开始，在该厂周围方圆百米的区域内，陆续有10人患上癌症，其中已有5人死亡。据悉，曾在该厂工作过的一批青年女工，婚后所生胎儿多为畸形儿。当地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出具的一份证明文件表明，该化妆用具厂注胶车间使用的胶体溶剂主要成分为苯、甲苯、二甲苯、正已烷等，这些物质具有很强的致畸形、致癌、致突变的作用。
中心协助受害者诉讼后，一审判决赔偿8万元，然而该公司是一家韩国企业，此举引致当地韩国商会的恐慌，他们联合向当地政府施压，案件最终以受害者败诉告终。
贵州兴义市盛产一种大红袍柑桔，在当地马岭工业园区建立后，柑桔开始发生异常落果现象，愈演愈烈，几近绝收，其后，马岭镇454户农民将兴义市腾龙磷化工有限公司等7家企业告上法庭，起诉其环境污染损害。
案件历时8年，经过4次判决和裁定，最终又回到一审法院，在中心帮助下农民再次上诉，法院却以没有收到上诉状为理由做出最终裁定，案件终止。至此，污染受害农民的法律维权之路也被彻底断绝，这件事让王灿发气愤了很久。
在王灿发看来，我国当前环境公益维权的环境存在不少矛盾，一方面是对环境案件审理的重视越来越高，一个很好的证明是，目前全国已经建立39个环境法庭，以司法审判促进经济转型的呼声日益增高；另一方面却是环境案件在各个环节的举步维艰，他希望这个矛盾能够日渐减弱。
在中心经手的案件中，也不乏鼓舞人心的案例。1995年，浙江省平湖师范农场特种养殖场状告嘉兴市步云染化厂等5家企业承担因持续排放染化废水、严重污染原告取水河道、致使其存育的美国青蛙蝌蚪和正在变形的幼蛙全部死亡、损失48.3万元的水污染损害赔偿责任。
案件历时14年，经由基层人民法院到最高人民法院四级法院的多次审理、检察院的两次抗诉，最终在中心的帮助下，取得胜诉。王灿发说，在这起案件胜诉的过程中，当事人的执着精神起到了关键作用，“只要污染受害者有坚韧不拔的毅力来维护自己的权利，最终会成功。”王灿发说。
在王灿发的信条里，环境诉讼的胜利就是对整个环境保护的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