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如今中国的学术界和决策者们所热议的话题就是，如何谋求重新平稳过度依赖出口的中国经济。然而，大多数解决之道过于简单化和狭隘化。例如，有人建议通过引入激励措施，诸如折扣或补贴，鼓励普通老百姓积极消费，从而促进内需。虽然这种方式在短期内有效，但我认为，这种方式治标不治本，并非长远之计。这种方式显然没有考虑到中国经济的复杂现实，而是把消费问题看作一个待调整变量加以治理。鉴于愈演愈烈的全球金融危机，这种尝试一旦失败，其代价将更加惨烈。
　　我个人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挑战主要存在于几个方面：
　　首先，过度依赖扩张型经济政策，以出口拉动经济增长，辅以高额的公共开支，开展基础设施建设。这种模式虽然实现了狂飙突进的GDP增长率，但也抑制了个人收入增长。
　　第二，中国的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房地产市场，很多非房地产企业一直以不断上涨的房价作为利润来源。从本质上讲，房地产不属于生产力部门，无法促进中国的效率收益。
　　第三，低工资已经成为个人消费的桎梏。中国人更倾向于将可支配收入中的大部分用来储蓄，他们很少消费，因为确实没有钱消费。同时，缺乏合理的社会安全网（教育、医疗和养老金）进一步加剧了中国人谨慎消费的现状，使增加的收入流向储蓄而非消费。
　　第四，旧时的农业体制无法使中国的农民通过农田中的收成来获得可观的收入，这迫使他们涌入城市，不得不高度依赖城市化来改善自身的经济条件。历史上，在资源充沛而人口较少时期，西方国家的进城务工人员也起到了与中国城市农民工相似的积极作用。然而，纵观全世界，很少会出现人口超过2000万的宜居城市，中国的居民和城市可能正面临着不可预知的不安定挑战。
　　面对中国所遇到的严峻的经济挑战，我的初步建议就是切实采取“以民为本”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央政府的经济指标应该逐步渗透到各地方政府，绕开GDP的同时以“家庭可支配收入”作为主要度量指标，从而扭转当前局面。为此，地方官员和市民的利益将更加一致，从而减少利益冲突，增加机构信任度。增加个人收入的附带结果就是大幅削减通胀压力。作为过渡的权宜之计，只要将房地产业的因素扣除，人民仍然能够接受以GDP为中心的经济指标。
　　我们相信这种合理的转变将有助于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和谐发展”。自1978年以来，“GDP快速增长”模式为中国创造了奇迹，使数百万人脱离了贫困，实现了中国的现代化。对于那些远见卓识的决策者，我们无比崇敬。然而，今时不同往日，中国需要采取全新的发展方式去迎接目前严峻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