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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佛教梵呗入华俗化的历史、文献及研究成果的述评，提出佛乐研究的突破口。这一突破口既眷顾了历史进程中诸乐关系流变轨迹的考辨，也注意了音乐本体及人文要素的解析，从而可以从历史与形态的纵横向上深入解读佛乐与俗乐的关系。
关键词：佛教音乐；梵呗；丝绸之路文化；民族文化融合；俗乐
中图分类号：J60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101（2015）03007804
Chanting of prayers into China FoLe vulgarization
——the Chinese ancient FoLe and vulgar fusion research review
WANG An-chao1，2
（1.School of Music，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10234， China；2.China Art Research institute，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 through the vulgarization of buddhist chanting of prayers into China’s history， literature and research review， and then puts forward the FoLe research breakthrough.This breakthrough both visit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heological trajectory of wenxuan， also pay attention to the music ontology and human elements analysis， which can further upward from the history and the form of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interpretation FoLe relations with vulgar music.
Key words： buddhist music；chanting of prayers； the silk road culture； national culture integration；worldly pleasures
佛教音乐是佛祖释迦牟尼在印度创立释迦牟尼佛教时以“清净和雅”的吹唱来演说经法时所使用音乐，这一起源于印度吠陀时期僧侣念经的五明之声明的佛教音乐于公元前3世纪随着佛教东渐经由河西走廊而传人中国中原地区，是丝绸之路音乐文化交流的成果之一。佛教传人中国后，逐渐与中国固有文化融合而最终形成中国化的佛教[1]，尤其在传播过程中与各地民间音乐相融合而产生的形态各异的佛乐，在实现佛乐华化的同时，也促使各时期产生了为大众接受的佛乐。
一、佛乐入华俗化的历史现状
经过长期与中原地区的道、俗、雅诸乐相互交融、相互影响，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形成了汉传、藏传和南传三个佛教音乐体系[2]。以历史分期来看，佛教音乐中国化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佛教初弘期的“西域化”阶段、自东晋至齐梁的华化及多样化阶段、唐代的繁盛及定型化阶段和宋元以降直至近代的通俗化及衰微阶段[3]。印度佛教音乐梵呗在与中国固有传统音乐融合的过程中，僧俗名家在不同时期的发展和提倡，运用中国雅俗、道儒诸乐曲调或汲取素材而另创新声佛曲，使古印度的佛教声明佛乐逐步中国化，这其中，以三国魏明帝太和四年（230）的陈思王曹植所创制“鱼山梵呗”为里程碑之始，它“以为学者之宗，传声则三千有余，在契则四十有二”[4]。后经支谦、康僧会、觅历、帛法桥、支昙钥、昙迁、僧辩、慧忍、萧子良、梁武帝等对曹植经验的融会，从而逐层推动佛教梵呗音乐“华化”的进程。
从史料遗存来看，记述佛乐“华化”的史料可分为以下几类，其一为佛教典籍，如：梁慧皎《高僧传？经师论》（519），宋赞宁《宋高僧传》，梁僧佑《出三藏记集》、《法苑杂缘原始集》、《经呗导师集》，唐道世《法苑珠林》，唐道宣《广弘明集》，宋普济《五灯会元》，宋道原《景德传灯录》等佛教经典中的间或插述，它们记载了佛教音乐传人汉地初始状况以及其与中国汉族音乐文化、语言文字相互融合，最终成为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一部分。佛典内容涉及到中国汉传佛教梵呗传人的具体源头、魏晋南北朝佛教音乐的主要形式、汉传转读方式的建立、佛教乐曲乐舞的整理与创新、佛教仪轨制度的形成、唐代俗讲的形成以及宋代以后佛教音乐日趋世俗化的发展趋势等。其二为非佛教经典的正史或民间笔记体史料，如《隋书·音乐志》、《唐会要》、《羯鼓录》、陈旸《乐书》、吴曾《能改斋漫录》、钱易《南部新书》中，史书中载有佛曲名传承及其创作的史实。其三为与佛教有关的如敦煌壁画等考古画像或实物，它们主要存于陕、甘晋、新等省区的石窟或墓室壁画上及考古发现的实物，这些成果已在各省区的音乐文物大系中有所展示。其四为音乐本体记载如留存的佛曲乐谱及其相关宫调理论，如敦煌乐谱及留存于日本的《日本大正藏》等典籍中的佛曲、《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名称歌曲》（五十卷，1417年）等谱集。随着近年来考古发现的不断深入，以及乐舞、乐像等领域研究对资料考古的进一步发现，佛乐史料逐渐丰富，说明佛乐入华及其化俗化的丰富可辨。如《西河诗话》中记载的佛曲与俗曲在曲调、宫调间相互使用的史实《西河诗话》曰：“李唐乐府有普光佛曲、日光明佛曲等八曲，入娑陀调；释迦文佛曲、妙华佛曲等九曲，入乞食调；大妙至极曲、解曲，入越调；摩尼佛曲入双调；苏密七具佛曲、日腾光佛曲，入商调；婆罗树佛曲等四曲，入羽调；迁星佛曲，入般涉调；提梵入移风调。”（转引自赖贤宗、黄建波《真言唱持与药师佛法门》）。 二、佛乐入华俗化的研究现状
佛乐入华并与雅俗诸乐融合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除了对古代文献的疏证外，进入20世纪以来，现代音乐学研究中一直有关于佛乐俗化发展的研究课题。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中国古代的佛乐记述者僧侣或信徒言行的考证，它们多语焉不详，认识上有其基础性但多不明确。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中国佛教音乐研究已开始转变为由专职音乐工作者担任。特别是到20世纪50年代至今，音乐学者的参与使中国佛教音乐研究成为一门独立的学术方向，其形式也从搜集整理而上升到理性解析的层面，其历史考辨的深度、运用研究方法的广度、参与人员的数量正日益扩展。
在佛乐及其与中国固有音乐交融演变的研究中已有大量著作。其中，在佛教音乐历史发展方面，有袁静芳《中国汉传佛教音乐》（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版）、田青《中国宗教音乐》（宗教文化出版社，1993版）、妙音与文雄的《中国佛教音乐》（成都出版社，1993版）、袁静芳与王耀华等“中国传统音乐”学术著作中的相关研究；在具体佛乐种类研究方面，有袁静芳《中国佛教京音乐研究》（慈济文化出版社，1992版）、韩军《五台山佛教音乐》（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版）、尼树仁《中州佛教音乐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版）、杨民康《呗叶礼赞》（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版）与《本土化与现代性：云南少数民族基督教仪式音乐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版）、赵学东与朱丽霞《中国藏传佛教》（青海人民出版社，2009版）、廖明君《佛韵觅踪--西双版纳傣族安居节佛教音乐民俗考察》（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版）等；在文化综合研究方面，胡耀《佛教与音乐艺术》（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版）、李小荣《敦煌佛教音乐文学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版）等；在基础资料辑录方面，田青《中国佛教音乐选萃》（上海音乐出版社，1993版）、王昆吾与何剑平《汉文佛经中的音乐史料》（巴蜀书社，2002版）等。
在报刊学术文章中则有数以百计的成果。分类来看，其一是对特定地区、特定佛乐的特征进行调研，并进而衍及对其文化仪式功能进行解读，它们占佛乐研究中大多数，如杨民康、韩军、尼树仁等；其二是佛乐历史考辨，研究涉及到对中国佛教音乐作总体阐述，它们占研究份额的少部分，这其中的历史专题研究则更少，如田青、王小盾、袁静芳，其它论文还有钱慧（《汉魏佛教梵呗音乐本土化探究》）、钟小勇（《唐代佛教音乐之研究》）、孙星群（《西夏佛教音乐》）等人；其三是佛教音乐体裁个案研究，主要针对佛教圣地仪式音乐的田野考察，如北京智化寺、大相国寺、天宁寺、北武当庙、拉卜楞寺、九华山天台寺的佛教音乐；其四是综合、整合中国佛教音乐的研究趋势，这一趋向主要反映在近年来的佛教音乐学术会中，如：1998、2000年在中国台湾地区举办两次佛学研究会议，2002年在中国香港中文大学举办“中国音乐研究在新世纪的定位国际学术研讨会”，国内外学者就中国佛教音乐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2003、2004、2005年在中韩北京、仁川、厦门、首尔等地举办第一、二、三、四届中韩（韩中）佛教音乐国际学术研讨会，这几次大型国际研讨会均对当今研究工作起到积极推动作用，对记述、备忘佛教音乐研究之用起到了综合、整合之效，在综述类文章中，田青《我国宗教音乐研究概述》、杨秋悦《中国佛教音乐研究综述》、王昕《1980年至2008年中国汉传佛教音乐研究述评》等文章对由古至今的研究进行了梳理；其五是对历史形态的音乐解析，如：田青的《中国佛教音乐的起源》、《中国佛教音乐的产生与发展》、《中国汉传佛教音乐》、《中国音乐的线性思维》，杨民康的《论中国南传佛教音乐的文化圈和文化丛特征》、《论佛教丛林制度与佛教音乐风格区的相互关系》，侯佳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音乐特征研究》，宋婧的《藏传、汉传佛教音乐风格之比较》，曹琳的《五台山佛教音乐中保存唐曲子的考证研究》等；其六是针对佛教音乐华化的研究，如田青的《佛教音乐的华化》、项阳的《“释俗交响”之初阶——中国早期佛教音乐浅识》、钱慧《六朝佛教音乐本土化探微》、夏凡《古代琴曲中的佛曲》等；其六是对佛教宫调理论解析的，如：郑祖襄《〈唐会要〉“天宝十三载改诸乐名”史料分析》、李玫《燕乐二十八调调名与律吕名错位的原因》等，前者对天宝十三年勒石刻碑中的佛、道、俗等乐调名及曲牌的转换进行了考辨，后者对俗乐用调中的逻辑关系进行了分析。
由上述研究成果分析可见，当前佛教音乐研究侧重于现存乐种的调研而偏弱于古代史料的考辨或疏证，侧重乐种形态的个案解析而偏弱于佛乐与中国古代固有传统音乐在古代的交融、衍变关系解析。要想在现有的条件下拓展佛乐研究，以其在古代发展历程中与雅俗诸乐不断融合的关系解析将是很好的突破口，并以此来深入、扩展佛乐中国化发展中的历史轨迹与形态特点。不仅可以考辨佛乐与中国中原固有传统音乐之间的关系，还可藉此更深入地认识中国古代音乐发展历程。
以笔者之见，这一研究视角的利好之处在于，其一是有助于从他者的角度触及佛乐入华的衍变轨迹，从而认识其发展并衍及古代俗乐发展，因为中国佛教音乐一直游移于民间和宫廷音乐之间，活跃于僧侣信徒与雅士村民之际，它融会并反映社会文化环境的变革，佛教音乐与历代民间俗乐、宫廷雅乐、儒道诸乐及民间社会习俗、信仰等诸多因素交互通融、相互影响。其二是有助于以专题而针对佛乐与雅俗诸乐的关系进行研究，有助于佛乐历史研究的逐步深入，有助于采用现代学术方法，如音乐形态学、民族音乐学、民俗学、人类学等研究方法和观念对佛教音乐历史发展轨迹、形态特征及其在佛教仪式中的功能作用进行深入解析。其三是有助于现存佛乐的传承发展研究，通过对古代佛乐发展的经验解读，从而对现存各地佛乐的传承予以实践指导价值，这是以史为鉴的理论价值所在，它对研究民俗信仰、信众观念与乡野习俗及其相互关系，以及社会习俗、文化变迁与佛乐交互通融的关系亦有实际意义。
三、佛乐入华俗化的研究突破
基于上述评析可见，要想推展佛乐研究，其俗化的融合研究将是新的可开辟的视角，若以此展开，则可实现既有成果基础上的大突破。其角度之一是对佛乐在古代社会的音乐发展线索进行因果关系的比对研究，通过它与雅俗、道儒诸乐的相互转化解析，认识佛乐华化进程的微观特征；之二是针对佛乐汲取华夏诸乐元素的历史考辨，认识华乐生生不息发展的因果关系；之三是对佛乐与中国固有传统音乐的关系解析，认识其在传统音乐中的传承轨迹，藉此而对当代“非遗”予以借鉴。 具体地来看，通过对佛乐研究现状的调研，旨在阐释课题的创新性角度及其研究方法。其一是佛乐与雅俗、道儒诸乐关系的历史考辨，从既有成果及文献出发，重新考辨佛乐与诸乐的交互融通及渐变线索，按照佛乐与诸乐的融会阶段，如魏晋佛乐的华化创制、南北朝佛乐与俗乐关系、唐代佛乐与雅俗道三者的交互式发展、宋及其后佛乐与雅俗诸乐的关系，通过历史衍变过程的考辨，对佛乐与华夏俗乐等交融演变的历史线索予以关系解析，从而能对玄宗朝天宝年间的佛俗交融、梁武帝萧衍时由道转佛的史实、宋代欧阳修与苏东坡等士族的儒道释音乐思想演变、古代佛乐与琴曲俗雅流变等个案进行微观考证。其二是佛乐与雅俗诸乐关系的特征比对解析，通过曲牌名称的演变、宫调名称的借用、遗存佛、俗诸曲的比对解析，以表格比对并举、文献变衍并陈、音乐特征互证等方法，对佛乐与华夏诸乐的音乐本体特征进行比对研究，由此来探索佛乐与诸乐的内在联系的表现形式，如：佛乐与雅俗诸乐的总体特征比对解析、佛乐与俗乐间衍变的音乐比对解析、佛乐与雅乐用宫关系比对解析、佛乐与道乐的用乐形式比对解析等，都可取得新的突破性研究推进。其三是佛乐与雅俗诸乐社会文化方面的关系研究，人文关系研究是近年来音乐学研究的新视角，通过历代佛乐在不同文化境遇的发展，来观察佛乐人的身份地位变迁，并通过佛曲用乐仪式的变迁梳理，解析政治、社会、习俗等因素对佛乐与华夏诸乐变衍的内因进行特征解析，都是以巧取胜的研究角度，可从统治者对佛乐的不同态度、文人雅士对佛乐及华夏诸乐的选择、佛乐人身份地位的变迁及用乐选择、佛曲用乐仪式的社会习俗影响的历史研究等方面来进行。总之，通过对佛乐与华夏俗乐等体裁关系的历史关系解析、音乐形态及人文因素影响的解析，认识到佛乐融入华夏俗乐等音乐文化之中的渐变过程，并藉此而对现存佛乐的传承内因进行解析，将是可行性极高的视角。
佛乐入华俗化的研究要解析佛乐与雅俗诸乐的不同关系，藉此可以管窥佛教音乐在中国古代的演变轨迹，以微观特征解析考辨佛乐华化的历史全貌，还可以对引入多学科方法而集中地对佛乐进行本体意义特征解析，从曲牌、宫调甚至旋律形态的变迁来认识其华化的历史踪迹。但它要在以下方面取得突破方有深入的可能，一是对佛乐史料零散记述进行有效搜集，并以音乐学学科以外的知识与技能对其考辨；二是对古代佛曲进行有效地解译，不管是乐器手法谱，还是声调抑扬曲折谱，甚至可能是未见的仅存个案性质的记谱法，解译者都要依其乐用功能并综合运用古谱解译技术、文献佐证、现存佛乐谱法补充等予以解决。
以本人的学术积累而言，在古代音乐体裁的研究中已对“唐代宫廷乐舞大曲”的历史与形态研究，对隋唐俗乐的历史考辨及乐人、用宫及其与隋唐其它音乐体裁的关系进行的研究，对中国古代俗乐的全貌进行了整体性历史疏证，对中国古代音乐体裁进行了基于形态演变的研究，对九华山佛教音乐的专题研究等，这些成功的学术经历对佛乐入华俗化的研究视角开展奠定了如下基础：一是史料的积累与认知，尤其是中古伎乐时代的音乐史料有了相当的学术积累；二是对古代乐谱的分析能力的锤炼，笔者曾对唐代俗乐设计了“句遍分析法”，较好地解决了古代俗曲句法与当下手法不同的认识障碍以及旋律线条自由不定在分析上的弊端；三是乐谱的解译能力方面已针对历史上不同阶段的乐谱如古琴的减字谱、唐代俗乐的乐器手法谱等进行了训练，藉此可能适应满足佛乐入华俗化研究之需。
四、结语
佛教梵呗进入中国后一直在谋求适应传教之需，中原民族民间音乐、宫廷雅乐甚至道教用乐等，都成为其欲以融合的载体。从其历史成就看，它在魏晋战乱时期为其博得大众喜爱而提高契机，鱼山梵呗是其入华俗化的初步战果，而梁武帝以其帝王兴佛的优势从而推其更上一层楼；在隋唐包容并举的时期，佛乐在玄宗朝发展至兴盛，佛乐与诸乐充分融合，佛乐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之组成部分；在宋元明清多元文化不断变迁的民族融合过程在，佛乐与俗乐融合进行深层次阶段。在融合发展之中，佛乐既保持了其礼仪传法传经之需，也较好地与俗乐等进行了互通共存。本文通过既有丰厚研究成果的综述而生发出的俗化融合的研究视角，并提出研究方法与内容扩展的学术构想，这些无疑有助于佛乐研究的深化与开拓。其中，在前人成果基础上提出的历史发展之道，人文、本体的解析视角，本文预设的研究内容均有其开展的可行性。相信藉此而开拓的研究领域必将使佛乐研究推展出新的境界，产生多样的成果，而笔者在综述成果后也感到参与其中必将推出自己的研究成果，这是前辈成果赋予的良好机遇。
参考文献：
[1]田青.佛教音乐漫谈[J].中国宗教，2004（1）：34-35.
[2]扎西达杰.藏传佛教乐谱体系[J].中国音乐，1993（1）：24-26.
[3]田青.中国佛教音乐的形成与发展——《中国音像大百科·佛乐系列·前言》[J].法音，1989（3）：41-44.
[4]袁静芳.中国传统音乐概论[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0：409-412.
[责任编辑：吴晓红]
关键词：佛教音乐；梵呗；丝绸之路文化；民族文化融合；俗乐
中图分类号：J60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101（2015）03007804
Chanting of prayers into China FoLe vulgarization
——the Chinese ancient FoLe and vulgar fusion research review
WANG An-chao1，2
（1.School of Music，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10234， China；2.China Art Research institute，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 through the vulgarization of buddhist chanting of prayers into China’s history， literature and research review， and then puts forward the FoLe research breakthrough.This breakthrough both visit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heological trajectory of wenxuan， also pay attention to the music ontology and human elements analysis， which can further upward from the history and the form of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interpretation FoLe relations with vulgar music.
Key words： buddhist music；chanting of prayers； the silk road culture； national culture integration；worldly pleasures
佛教音乐是佛祖释迦牟尼在印度创立释迦牟尼佛教时以“清净和雅”的吹唱来演说经法时所使用音乐，这一起源于印度吠陀时期僧侣念经的五明之声明的佛教音乐于公元前3世纪随着佛教东渐经由河西走廊而传人中国中原地区，是丝绸之路音乐文化交流的成果之一。佛教传人中国后，逐渐与中国固有文化融合而最终形成中国化的佛教[1]，尤其在传播过程中与各地民间音乐相融合而产生的形态各异的佛乐，在实现佛乐华化的同时，也促使各时期产生了为大众接受的佛乐。
一、佛乐入华俗化的历史现状
经过长期与中原地区的道、俗、雅诸乐相互交融、相互影响，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形成了汉传、藏传和南传三个佛教音乐体系[2]。以历史分期来看，佛教音乐中国化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佛教初弘期的“西域化”阶段、自东晋至齐梁的华化及多样化阶段、唐代的繁盛及定型化阶段和宋元以降直至近代的通俗化及衰微阶段[3]。印度佛教音乐梵呗在与中国固有传统音乐融合的过程中，僧俗名家在不同时期的发展和提倡，运用中国雅俗、道儒诸乐曲调或汲取素材而另创新声佛曲，使古印度的佛教声明佛乐逐步中国化，这其中，以三国魏明帝太和四年（230）的陈思王曹植所创制“鱼山梵呗”为里程碑之始，它“以为学者之宗，传声则三千有余，在契则四十有二”[4]。后经支谦、康僧会、觅历、帛法桥、支昙钥、昙迁、僧辩、慧忍、萧子良、梁武帝等对曹植经验的融会，从而逐层推动佛教梵呗音乐“华化”的进程。
从史料遗存来看，记述佛乐“华化”的史料可分为以下几类，其一为佛教典籍，如：梁慧皎《高僧传？经师论》（519），宋赞宁《宋高僧传》，梁僧佑《出三藏记集》、《法苑杂缘原始集》、《经呗导师集》，唐道世《法苑珠林》，唐道宣《广弘明集》，宋普济《五灯会元》，宋道原《景德传灯录》等佛教经典中的间或插述，它们记载了佛教音乐传人汉地初始状况以及其与中国汉族音乐文化、语言文字相互融合，最终成为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一部分。佛典内容涉及到中国汉传佛教梵呗传人的具体源头、魏晋南北朝佛教音乐的主要形式、汉传转读方式的建立、佛教乐曲乐舞的整理与创新、佛教仪轨制度的形成、唐代俗讲的形成以及宋代以后佛教音乐日趋世俗化的发展趋势等。其二为非佛教经典的正史或民间笔记体史料，如《隋书·音乐志》、《唐会要》、《羯鼓录》、陈旸《乐书》、吴曾《能改斋漫录》、钱易《南部新书》中，史书中载有佛曲名传承及其创作的史实。其三为与佛教有关的如敦煌壁画等考古画像或实物，它们主要存于陕、甘晋、新等省区的石窟或墓室壁画上及考古发现的实物，这些成果已在各省区的音乐文物大系中有所展示。其四为音乐本体记载如留存的佛曲乐谱及其相关宫调理论，如敦煌乐谱及留存于日本的《日本大正藏》等典籍中的佛曲、《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名称歌曲》（五十卷，1417年）等谱集。随着近年来考古发现的不断深入，以及乐舞、乐像等领域研究对资料考古的进一步发现，佛乐史料逐渐丰富，说明佛乐入华及其化俗化的丰富可辨。如《西河诗话》中记载的佛曲与俗曲在曲调、宫调间相互使用的史实《西河诗话》曰：“李唐乐府有普光佛曲、日光明佛曲等八曲，入娑陀调；释迦文佛曲、妙华佛曲等九曲，入乞食调；大妙至极曲、解曲，入越调；摩尼佛曲入双调；苏密七具佛曲、日腾光佛曲，入商调；婆罗树佛曲等四曲，入羽调；迁星佛曲，入般涉调；提梵入移风调。”（转引自赖贤宗、黄建波《真言唱持与药师佛法门》）。 二、佛乐入华俗化的研究现状
佛乐入华并与雅俗诸乐融合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除了对古代文献的疏证外，进入20世纪以来，现代音乐学研究中一直有关于佛乐俗化发展的研究课题。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中国古代的佛乐记述者僧侣或信徒言行的考证，它们多语焉不详，认识上有其基础性但多不明确。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中国佛教音乐研究已开始转变为由专职音乐工作者担任。特别是到20世纪50年代至今，音乐学者的参与使中国佛教音乐研究成为一门独立的学术方向，其形式也从搜集整理而上升到理性解析的层面，其历史考辨的深度、运用研究方法的广度、参与人员的数量正日益扩展。
在佛乐及其与中国固有音乐交融演变的研究中已有大量著作。其中，在佛教音乐历史发展方面，有袁静芳《中国汉传佛教音乐》（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版）、田青《中国宗教音乐》（宗教文化出版社，1993版）、妙音与文雄的《中国佛教音乐》（成都出版社，1993版）、袁静芳与王耀华等“中国传统音乐”学术著作中的相关研究；在具体佛乐种类研究方面，有袁静芳《中国佛教京音乐研究》（慈济文化出版社，1992版）、韩军《五台山佛教音乐》（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版）、尼树仁《中州佛教音乐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版）、杨民康《呗叶礼赞》（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版）与《本土化与现代性：云南少数民族基督教仪式音乐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版）、赵学东与朱丽霞《中国藏传佛教》（青海人民出版社，2009版）、廖明君《佛韵觅踪--西双版纳傣族安居节佛教音乐民俗考察》（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版）等；在文化综合研究方面，胡耀《佛教与音乐艺术》（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版）、李小荣《敦煌佛教音乐文学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版）等；在基础资料辑录方面，田青《中国佛教音乐选萃》（上海音乐出版社，1993版）、王昆吾与何剑平《汉文佛经中的音乐史料》（巴蜀书社，2002版）等。
在报刊学术文章中则有数以百计的成果。分类来看，其一是对特定地区、特定佛乐的特征进行调研，并进而衍及对其文化仪式功能进行解读，它们占佛乐研究中大多数，如杨民康、韩军、尼树仁等；其二是佛乐历史考辨，研究涉及到对中国佛教音乐作总体阐述，它们占研究份额的少部分，这其中的历史专题研究则更少，如田青、王小盾、袁静芳，其它论文还有钱慧（《汉魏佛教梵呗音乐本土化探究》）、钟小勇（《唐代佛教音乐之研究》）、孙星群（《西夏佛教音乐》）等人；其三是佛教音乐体裁个案研究，主要针对佛教圣地仪式音乐的田野考察，如北京智化寺、大相国寺、天宁寺、北武当庙、拉卜楞寺、九华山天台寺的佛教音乐；其四是综合、整合中国佛教音乐的研究趋势，这一趋向主要反映在近年来的佛教音乐学术会中，如：1998、2000年在中国台湾地区举办两次佛学研究会议，2002年在中国香港中文大学举办“中国音乐研究在新世纪的定位国际学术研讨会”，国内外学者就中国佛教音乐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2003、2004、2005年在中韩北京、仁川、厦门、首尔等地举办第一、二、三、四届中韩（韩中）佛教音乐国际学术研讨会，这几次大型国际研讨会均对当今研究工作起到积极推动作用，对记述、备忘佛教音乐研究之用起到了综合、整合之效，在综述类文章中，田青《我国宗教音乐研究概述》、杨秋悦《中国佛教音乐研究综述》、王昕《1980年至2008年中国汉传佛教音乐研究述评》等文章对由古至今的研究进行了梳理；其五是对历史形态的音乐解析，如：田青的《中国佛教音乐的起源》、《中国佛教音乐的产生与发展》、《中国汉传佛教音乐》、《中国音乐的线性思维》，杨民康的《论中国南传佛教音乐的文化圈和文化丛特征》、《论佛教丛林制度与佛教音乐风格区的相互关系》，侯佳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音乐特征研究》，宋婧的《藏传、汉传佛教音乐风格之比较》，曹琳的《五台山佛教音乐中保存唐曲子的考证研究》等；其六是针对佛教音乐华化的研究，如田青的《佛教音乐的华化》、项阳的《“释俗交响”之初阶——中国早期佛教音乐浅识》、钱慧《六朝佛教音乐本土化探微》、夏凡《古代琴曲中的佛曲》等；其六是对佛教宫调理论解析的，如：郑祖襄《〈唐会要〉“天宝十三载改诸乐名”史料分析》、李玫《燕乐二十八调调名与律吕名错位的原因》等，前者对天宝十三年勒石刻碑中的佛、道、俗等乐调名及曲牌的转换进行了考辨，后者对俗乐用调中的逻辑关系进行了分析。
由上述研究成果分析可见，当前佛教音乐研究侧重于现存乐种的调研而偏弱于古代史料的考辨或疏证，侧重乐种形态的个案解析而偏弱于佛乐与中国古代固有传统音乐在古代的交融、衍变关系解析。要想在现有的条件下拓展佛乐研究，以其在古代发展历程中与雅俗诸乐不断融合的关系解析将是很好的突破口，并以此来深入、扩展佛乐中国化发展中的历史轨迹与形态特点。不仅可以考辨佛乐与中国中原固有传统音乐之间的关系，还可藉此更深入地认识中国古代音乐发展历程。
以笔者之见，这一研究视角的利好之处在于，其一是有助于从他者的角度触及佛乐入华的衍变轨迹，从而认识其发展并衍及古代俗乐发展，因为中国佛教音乐一直游移于民间和宫廷音乐之间，活跃于僧侣信徒与雅士村民之际，它融会并反映社会文化环境的变革，佛教音乐与历代民间俗乐、宫廷雅乐、儒道诸乐及民间社会习俗、信仰等诸多因素交互通融、相互影响。其二是有助于以专题而针对佛乐与雅俗诸乐的关系进行研究，有助于佛乐历史研究的逐步深入，有助于采用现代学术方法，如音乐形态学、民族音乐学、民俗学、人类学等研究方法和观念对佛教音乐历史发展轨迹、形态特征及其在佛教仪式中的功能作用进行深入解析。其三是有助于现存佛乐的传承发展研究，通过对古代佛乐发展的经验解读，从而对现存各地佛乐的传承予以实践指导价值，这是以史为鉴的理论价值所在，它对研究民俗信仰、信众观念与乡野习俗及其相互关系，以及社会习俗、文化变迁与佛乐交互通融的关系亦有实际意义。
三、佛乐入华俗化的研究突破
基于上述评析可见，要想推展佛乐研究，其俗化的融合研究将是新的可开辟的视角，若以此展开，则可实现既有成果基础上的大突破。其角度之一是对佛乐在古代社会的音乐发展线索进行因果关系的比对研究，通过它与雅俗、道儒诸乐的相互转化解析，认识佛乐华化进程的微观特征；之二是针对佛乐汲取华夏诸乐元素的历史考辨，认识华乐生生不息发展的因果关系；之三是对佛乐与中国固有传统音乐的关系解析，认识其在传统音乐中的传承轨迹，藉此而对当代“非遗”予以借鉴。 具体地来看，通过对佛乐研究现状的调研，旨在阐释课题的创新性角度及其研究方法。其一是佛乐与雅俗、道儒诸乐关系的历史考辨，从既有成果及文献出发，重新考辨佛乐与诸乐的交互融通及渐变线索，按照佛乐与诸乐的融会阶段，如魏晋佛乐的华化创制、南北朝佛乐与俗乐关系、唐代佛乐与雅俗道三者的交互式发展、宋及其后佛乐与雅俗诸乐的关系，通过历史衍变过程的考辨，对佛乐与华夏俗乐等交融演变的历史线索予以关系解析，从而能对玄宗朝天宝年间的佛俗交融、梁武帝萧衍时由道转佛的史实、宋代欧阳修与苏东坡等士族的儒道释音乐思想演变、古代佛乐与琴曲俗雅流变等个案进行微观考证。其二是佛乐与雅俗诸乐关系的特征比对解析，通过曲牌名称的演变、宫调名称的借用、遗存佛、俗诸曲的比对解析，以表格比对并举、文献变衍并陈、音乐特征互证等方法，对佛乐与华夏诸乐的音乐本体特征进行比对研究，由此来探索佛乐与诸乐的内在联系的表现形式，如：佛乐与雅俗诸乐的总体特征比对解析、佛乐与俗乐间衍变的音乐比对解析、佛乐与雅乐用宫关系比对解析、佛乐与道乐的用乐形式比对解析等，都可取得新的突破性研究推进。其三是佛乐与雅俗诸乐社会文化方面的关系研究，人文关系研究是近年来音乐学研究的新视角，通过历代佛乐在不同文化境遇的发展，来观察佛乐人的身份地位变迁，并通过佛曲用乐仪式的变迁梳理，解析政治、社会、习俗等因素对佛乐与华夏诸乐变衍的内因进行特征解析，都是以巧取胜的研究角度，可从统治者对佛乐的不同态度、文人雅士对佛乐及华夏诸乐的选择、佛乐人身份地位的变迁及用乐选择、佛曲用乐仪式的社会习俗影响的历史研究等方面来进行。总之，通过对佛乐与华夏俗乐等体裁关系的历史关系解析、音乐形态及人文因素影响的解析，认识到佛乐融入华夏俗乐等音乐文化之中的渐变过程，并藉此而对现存佛乐的传承内因进行解析，将是可行性极高的视角。
佛乐入华俗化的研究要解析佛乐与雅俗诸乐的不同关系，藉此可以管窥佛教音乐在中国古代的演变轨迹，以微观特征解析考辨佛乐华化的历史全貌，还可以对引入多学科方法而集中地对佛乐进行本体意义特征解析，从曲牌、宫调甚至旋律形态的变迁来认识其华化的历史踪迹。但它要在以下方面取得突破方有深入的可能，一是对佛乐史料零散记述进行有效搜集，并以音乐学学科以外的知识与技能对其考辨；二是对古代佛曲进行有效地解译，不管是乐器手法谱，还是声调抑扬曲折谱，甚至可能是未见的仅存个案性质的记谱法，解译者都要依其乐用功能并综合运用古谱解译技术、文献佐证、现存佛乐谱法补充等予以解决。
以本人的学术积累而言，在古代音乐体裁的研究中已对“唐代宫廷乐舞大曲”的历史与形态研究，对隋唐俗乐的历史考辨及乐人、用宫及其与隋唐其它音乐体裁的关系进行的研究，对中国古代俗乐的全貌进行了整体性历史疏证，对中国古代音乐体裁进行了基于形态演变的研究，对九华山佛教音乐的专题研究等，这些成功的学术经历对佛乐入华俗化的研究视角开展奠定了如下基础：一是史料的积累与认知，尤其是中古伎乐时代的音乐史料有了相当的学术积累；二是对古代乐谱的分析能力的锤炼，笔者曾对唐代俗乐设计了“句遍分析法”，较好地解决了古代俗曲句法与当下手法不同的认识障碍以及旋律线条自由不定在分析上的弊端；三是乐谱的解译能力方面已针对历史上不同阶段的乐谱如古琴的减字谱、唐代俗乐的乐器手法谱等进行了训练，藉此可能适应满足佛乐入华俗化研究之需。
四、结语
佛教梵呗进入中国后一直在谋求适应传教之需，中原民族民间音乐、宫廷雅乐甚至道教用乐等，都成为其欲以融合的载体。从其历史成就看，它在魏晋战乱时期为其博得大众喜爱而提高契机，鱼山梵呗是其入华俗化的初步战果，而梁武帝以其帝王兴佛的优势从而推其更上一层楼；在隋唐包容并举的时期，佛乐在玄宗朝发展至兴盛，佛乐与诸乐充分融合，佛乐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之组成部分；在宋元明清多元文化不断变迁的民族融合过程在，佛乐与俗乐融合进行深层次阶段。在融合发展之中，佛乐既保持了其礼仪传法传经之需，也较好地与俗乐等进行了互通共存。本文通过既有丰厚研究成果的综述而生发出的俗化融合的研究视角，并提出研究方法与内容扩展的学术构想，这些无疑有助于佛乐研究的深化与开拓。其中，在前人成果基础上提出的历史发展之道，人文、本体的解析视角，本文预设的研究内容均有其开展的可行性。相信藉此而开拓的研究领域必将使佛乐研究推展出新的境界，产生多样的成果，而笔者在综述成果后也感到参与其中必将推出自己的研究成果，这是前辈成果赋予的良好机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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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吴晓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