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到深处不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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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作品解读的最大弊病是止于文字表层,隔靴搔痒,深入不到文字的底层,导致作品解读的肤浅和低迷。久而久之,阅读教学丧失了生机。
  笔者所言的肤浅低迷现状,主要表现为三种情况:一是把不是问题的问题当作问题来分析;二是用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套话取代对文本的深入分析;三是用游移不定的术语概念强行为作品标签显得而力不从心。某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研讨与练习”版块为《端午的鸭蛋》设计了这样一个问题:作者为什么对家乡的咸鸭蛋久久不能忘怀?这样的问题就很令人费解。不能忘怀,就是不能忘怀,没有什么为什么。这就好像问一个想家的小孩为什么想家一样令人不可思议。设计这个问题意图是什么?是训练学生的概括能力,还是训练学生联系语境“按图索骥”的能力?我们不得而知。不能把握人家的意图,只好放下独立解读的架子,看与之配套的《教师教学用书》,答案的不着边际更加证明了这一问题毫无价值:“对家乡咸鸭蛋的难以忘怀,实际上不是作者个人的心态,这是人类普遍的心理。儿时的一切,在成年之后,都会笼罩一层异样的光辉。”——问题问作者为什么对家乡的咸鸭蛋久久不能忘怀?答案是“这实际上不是作者个人的心态,而是人类普遍的心理”。文字游戏,郁闷!既然是人类的普遍心理,那么这样的结论与文本是无甚关联的,拿这样不是问题的问题煞有介事地扮作指导教师备课的权威资料,在教师普遍缺乏怀疑与批判品格的教育语境下,无异于在昏昏然浪费教师和学生感情与生命。
  再看该教材该课文之后“研讨与练习”的第三个问题:课文结尾,作者写到东晋车胤“囊萤夜读”的故事。有人认为,这段话与课文主要内容无关,是赘笔;也有人认为,由萤火虫在鸭蛋壳里闪闪发亮的样子联想到车胤苦读用的囊萤,很自然,很随意,正体现了汪增祺散文闲适自由的风格。你的看法呢?相应的《教师教学用书》指出:“本题旨在考察学生的发散思维。其实,只要学生自圆其说就可以。以为是赘笔者,主要是为保证结构严谨,这对于中学生而言,依然大有必要。而以为‘自然、随意’者,实际上已经上升到对作者风格的品评了。可以就此问题引导学生进行讨论。”笔者认为,这个题目的设计意图依然是不得要领。这个题目根本就不具备考查学生发散性思维的资格。作者思有路,循路识斯真。凡是把作者思路搞不清、文本意图把不明的问题都拿时髦的多元解读来搪塞,而且还要挂以“考察发散思维”的幌子,那阅读还有什么规律可言?阅读教学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
  文学作品与科技类作品最显著的区别在其语言的主观性和自恰性。以情引人的文学追求决定了文学作品的语言有着极端的自由。为表达感情的需要,文学作品可以突破语言规则的限制,甚至可以无视客观常理的限制,在自相矛盾中实现自己的表达效果。这是常识,卑职无甚高论。然而,许多文学作品的肤浅误读都是因为无视文学作品的这一语言特性而造成的。“情到深处不讲理”,文学作品解读要走出肤浅低迷的误区,必须高度重视这条规则极具操作性的指导意义。
  上述某课程标准试验教科书为《端午的鸭蛋》共设计“研讨与练习”题三道。其中最有点教学指导意义的应该是第二道:汪增祺是一位非常讲究语言艺术的作家,他曾经谈到自己在语言上的追求:平淡而有味,用适当的方言表现作品的地方特色,有淡淡的幽默。这三点在课文中能看出来吗?请朗读课文第二、三段,画出你喜欢的句子,仔细体会本文语言上的特色。我之所以说这道题“有点教学指导意义”,是因为这里提到了语言特色的问题,而语言特色是可以作为教学内容的。可是我仍然不想全部接受设计者的设计意图。第一,学生喜欢的句子,并不一定能够体现本文语言上的特色;第二,作者在自己的语言特色上的追求并不一定适合学生作同样的追求。我们所理解的语言特色,应该是教学意义上的语言特色,是能够为学生所接纳并能够内化为其素养能力的语言特色。如果拿并无普遍规律当然也就没有教学意义的语言特色来指导教学,那么学生最大的收获也不过是从文中搜寻几个例句来印证作品具备这种语言特色而已。《端午的鸭蛋》在教学意义上的语言特色是什么呢?请看我作了标记的原文第二、三段。
  我的家乡是水乡。出鸭。高邮大麻鸭是著名的鸭种。鸭多,鸭蛋也多。高邮人也善于腌鸭蛋。高邮咸鸭蛋于是出了名。我在苏南、浙江,每逢有人问起我的籍贯,回答之后,对方就会肃然起敬:“哦!你们那里出咸鸭蛋!”上海的卖腌腊的店铺里也卖咸鸭蛋,必用纸条特别标明:“高邮咸蛋”。高邮还出双黄鸭蛋。别处鸭蛋也偶有双黄的,但不如高邮的多,可以成批输出。双黄鸭蛋味道其实无特别处。还不就是个鸭蛋!只是切开之后,里面圆圆的两个黄,使人惊奇不已。我对异乡人称道高邮鸭蛋,是不大高兴的,好像我们那穷地方就出鸭蛋似的!不过高邮的咸鸭蛋,确实是好,我走的地方不少,所食鸭蛋多矣,但和我家乡的完全不能相比!曾经沧海难为水,他乡咸鸭蛋,我实在瞧不上。袁枚的《随园食单·小菜单》有“腌蛋”一条。袁子才这个人我不喜欢,他的《食单》好些菜的做法是听来的,他自己并不会做菜。但是《腌蛋》这一条我看后却觉得很亲切,而且“与有荣焉”。文不长,录如下:
  腌蛋以高邮为佳,颜色细而油多,高文端公最喜食之。席间,先夹取以敬客,放盘中。总宜切开带壳,黄白兼用;不可存黄去白,使味不全,油亦走散。
  高邮咸蛋的特点是质细而油多。蛋白柔嫩,不似别处的发干、发粉,入口如嚼石灰。油多尤为别处所不及。鸭蛋的吃法,如袁子才所说,带壳切开,是一种,那是席间待客的办法。平常食用,一般都是敲破“空头”用筷子挖着吃。筷子头一扎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高邮咸蛋的黄是通红的。苏北有一道名菜,叫做“朱砂豆腐”,就是用高邮鸭蛋黄炒的豆腐。我在北京吃的咸鸭蛋,蛋黄是浅黄色的,这叫什么咸鸭蛋呢!
  也许有人会津津乐道于横线内容与曲线内容的比照,因为这里有家乡鸭蛋与他乡鸭蛋的比照,也有对家乡鸭蛋不同侧面的比照,还有作者对同一人物不同方面的感受的比照。这些比照什么时候该叫对比,什么时候该叫衬托,什么时候该叫欲扬先抑,谁能够说得清?可我们的某些命题专家就喜欢拿这类界定不清的术语概念跟教师和学生绕弯弯,结果是在长期的“绕”的权威和“被绕”的屈从中,师生仰人鼻息的奴性性格与日俱增并积淀形成了,长此以往,语文教学还靠什么“立人”,使学生以浩然正气立足天地之间!
  这里的比照绝非客观的比照,而是一种主观上的比照,是一种“情到深处不讲理”的比照。客观地讲,北京的浅黄色蛋黄的咸鸭蛋与高邮的通红色蛋黄的咸鸭蛋,只是颜色不同,风味不同,本没有高下之分;作者或许是吃惯了家乡的咸鸭蛋,先入为主,才对他乡咸鸭蛋再也瞧不上。同为咸鸭蛋,就具可比性,可作者却说别的地方的“和我家乡的完全不能相比”。说“完全不能相比”是不通的,应该说“不能完全相比”,然而宽容的读者仍然能够甚至乐于接受这种偏激的语言表达形式。因为这样的语言形式更能表达作者对家乡咸鸭蛋的痴情,更能够表现出作者对儿时生活的无限怀想,更能够表现出他对故乡的由衷热爱。这与法国小说家都德笔下的韩麦尔先生认为“法国语言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最明白、最精确”道理是一样的。更可笑有趣的是作者对袁枚这个人物的评价。按照作者的评价标准,这应该是个“空头理论家”,因为他的《食单》好些菜的做法是听来的,他自己并不会做菜。这样一个“空头理论家”的话是不值得信任的,作者因此也说了,“袁子才这个人我不喜欢”。然而就因为这个“空头理论家”的《随园食单·小菜单》的“腌蛋”一条赞美了作者家乡的咸鸭蛋,作者就“看后却觉得很亲切,而且“与有荣焉”了,而且还不嫌文长,全文录之,大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架势。这样从容的行文,看似闲适自由,看似自然随意,其实这自由和随意无不受制于表达主观情感的需要。
  作者对家乡的热爱,对家乡咸鸭蛋的钟情,可以说到了不可救药、无以复加的地步,这一艺术境界的实现,是以牺牲语言规则、违背逻辑常理为代价的。对此,深谙语言艺术之道的汪增祺是十分清醒的。所以他在文章结尾来了一个小小的“纠偏”——
  小时读囊萤映雪故事,觉得东晋的车胤用练囊盛了几十只萤火虫,照了读书,还不如用鸭蛋壳来装萤火虫。不过用萤火虫照亮来读书,而且一夜读到天亮,这能行么?车胤读的是手写的卷子,字大,若是读现在的新五号字,大概是不行的。
  笼统地讲自由闲适是难以服人的。如果说这段文字也体现了汪增其散文自由闲适的特点,那么它与林语堂的自由闲适有何区别?此处的自由闲适与文章前面作者自己的自由闲适又有什么区别?如果说前面的自由闲适是主观的、是不讲理的话,那么这里的自由闲适已经有点客观、有点讲理、有点正视现实了。因为作者小时候玩过用鸭蛋壳装萤火虫的游戏,所以他由囊萤映雪的故事联想到用鸭蛋壳来装萤火虫照了读书也应该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在语言的表达上,仍然遵循了情感至上的原则。车胤用来装萤火虫的练囊是一种用白色的绢做成的口袋,鸭蛋壳的透光效果显然要远远次于练囊的。我们的抒情主人公可能意识到自己的“失态”了——为了夸赞家乡,夸赞家乡的咸鸭蛋,竟然到了如此不顾常理的地步——所以他笔锋一转,来否定用鸭蛋壳装萤火虫读书的可行性了,这就由情感至上转到了对客观常理的尊重。这是不动声色的自我解嘲,似乎也是在争取读者的谅解:我并不是一个不讲道理、胡搅蛮缠的作家,我在文章中如果给您留下了这样的印象,那完全是我对家乡的思之深、爱之切啊!
  有了这个小小的“纠偏”,结构就更加严谨了,文章反而更显得自然随意了。显然,这与将结构严谨与闲适自由对立起来的理解是不同的,而以此考查学生发散性思维的教学设计自然是匪夷所思了。
  我们不反对有些教师用对比、衬托、欲扬先抑之类的写作知识来辅助学生理解作品。但是我们必须明确,这些所谓的知识,在一个成熟的作家那里是并不明晰的。没有哪一个作家是靠这套写作知识成就自己的。如果说作家的作品体现了这类知识的运用,那完全是他们在“情到深处不讲理”这条规则的统摄之下的巧合。所以我们追求的语文知识系统应该是动态的,应该是粗线条的,而不是与之相反的。
  文学语言的主观性和自恰性,在不同的作家那里会有不同的表现,因其具备共性与个性统一的品格,所以这一规律,对文学作品的解读,也就当然地具有相当普遍的指导意义。
  [作者通联:山东高青县实验中学山东高青县第二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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