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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撰写的是一部商业书籍，但是吴修铭仍然相信14世纪小说家罗贯中用来形容国家统一分裂规律的那句话：“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他相信这种规律在商业世界同样存在。“尽管像凯撒或者成吉思汗那样的人物再也不会出现在现实生活中，人类建造或者推翻帝国的野心无时不存，只是转换了不同的形式与内容而已”，他说。
这种不同的形式与内容就是：这些怀抱着建立王国的雄心的人，不再身披戎装征战不已，而是变身成现代的企业家和经理人。他们的战场转移到了商业世界中。在《总开关》一书中，他想要展现的正是，信息产业“在其中的各行业创建之初就以帝国式的联合与分裂演绎着兴衰更迭的循环现象”。他描述了信息产业中的三个行业，电话通信、电影和广播电视，它们都经历着从分裂到垄断再到分裂这样一个分分合合的过程。信息产业中的第四个行业互联网，则还需要时间来验证，是否也要经历过一个从开放走向帝国的过程。而这个分分合合的过程中，则夹杂着企业家的个人雄心与企业家精神、熊彼特所说的破坏性创新以及政府调控之手对行业的干预。
信息产业的帝国故事要从一个传奇企业家西奥多·韦尔开始。“虽然当时的人们对诸多产业大亨都心存忌惮，甚至是满怀怨恨，韦尔却广受拥戴。他具有帝王般的性情，同时又有着普通公民的义务感，他自称为私营企业领域的西奥多·罗斯福。”他是AT&T公司的CEO，也是信息产业历史上最大的垄断商。但他却视自己为公众利益的代言者：“我们要尽一己之力，为公众负起‘职责’和‘言责’。”
在鼎鼎大名的金融之王JP摩根的支持下，韦尔掌控的贝尔公司收购了能对其形成挑战的西部联盟公司—此前，也是老摩根通过收购贝尔公司的股权，扶植韦尔登上王位。于是，AT&T公司就控制了美国所有的即时远程通信工具，形成了一个真正的垄断巨头。
西奥多·韦尔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当司法部起诉这家巨头时，他“出人意料地站到了政府一边，要求政府限制公司的权力，监管公司的运营。”而从标准石油到后来的微软，选择的却都是同政府对抗。吴修铭对此评论道：“韦尔这次20世纪初的对抗反托拉斯的战略是壮士断腕，以柔克刚，为所有有志于进行行业垄断的公司上了宝贵的一课。”
其中的关键正在于，韦尔意识到，公众和政府会奋起反对垄断公司的不合理和贪婪，不过对他们庞大的规模本身倒无所谓。因此，AT&T公司要成为“进步的垄断企业”，做“公共承运人和国家的好朋友”。韦尔“是垄断者，不过他带来的是善意的垄断，他为了理想中进步的专制而奋斗终生。”
不是所有王国的掌控者都会像西奥多·韦尔这样思考。他们缺乏韦尔这种专制的理想主义，也难以压抑自己的贪婪：借助垄断唾手可得的巨大利润。而且，垄断带来的不良影响，也不是西奥多·韦尔用进步的垄断带来的稳定价格和良好市场秩序能弥补的。其中最直接的不良影响就是：垄断会压抑创新。而在创新理论的集大成者熊彼特看来，“创新的循环运动就是资本主义的核心精神。”
对大公司而言，本能会驱使他们去扮演克洛诺斯的角色。希腊神话中，国王得到阿波罗神殿的神谕，神谕说，他将被自己的孩子赶下王位。因此，出于对失去权力的恐惧，他会吃掉每个孩子。吴修铭称之为克洛诺斯效应，即占主导地位的大公司会试图吃掉那些可能对其地位形成挑战的萌芽中的小公司，并压抑那些能对自己产品形成挑战的创新产品。
因此，即便贝尔实验室产生了7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包括对计算机的产生与发展至关重要的晶体管、Unix操作系统和C语言都产生自这个实验室，但是，仍然让人不可避免地猜测，“在贝尔实验室广为人知的胜利之外，不知有多少不可告人的秘密被掩埋在AT&T信息帝国的皇家橱柜中”。因为，主导这家实验室的是一家公司，如果实验室中产生了可能会颠覆这个信息帝国的新技术，毫无疑问帝国会将之扼杀在摇篮之中。后来人们发现，AT&T雪藏在帝国橱柜中的技术包括：电话答录机、光纤、移动电话、传真机、扬声电话、数字用户环路（DSL）……
强大的垄断者吞噬可能威胁到自己的新技术的例子，并不仅仅是AT&T公司这一孤例。就这一过程的可观赏性而言，美国无线电公司的总裁戴维·萨诺夫压抑住调频无线电，并且收服电视的过程更惊心动魄。
戴维·萨诺夫请自己的好友、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埃德温·阿姆斯特朗为调幅无线电设计一个“小黑匣”，以消除调幅无线电的天电干扰和声音畸变。但是，阿姆斯特朗却阴差阳错，发明了一项传输无线电的新技术：调频无线电（FM）。相较于调幅无线电（AM）而言，FM是项更为优越的技术，但这项技术却让萨诺夫不悦—这就是可能让美国无线电公司走下王位的新技术，美国无线电公司要想维持自己的王者地位，就必须吞下自己的孩子调频无线电。萨诺夫说服了联邦通信委员会，让他们相信调频技术可以改良调幅技术，但还需要很长时间，于是，在调频技术问世的6年时间里，联邦通信委员会禁止商业调频广播的运作，并且限制调频技术的实验研究。
面对有能力颠覆无线电产业的电视技术时，萨诺夫也采用了同样的伎俩。他说服联邦通信委员会，让其“信服并冻结电视业，使得美国无线电公司和其他无线电产业同仁有时间将电视技术占为己有”。美国无线电公司向联邦通信委员会提交的申请书中写道：“只有像美国无线电公司这样有经验且负责任的公司方可被授予广播执照，因为只有像这样的公司才不会辜负人们对高品质服务的期望。”
帝国与垄断者正是借着为公众利益考虑的名头，一方面对可能威胁到自己的新技术威逼利诱，一方面游说政府站到自己这一边。它的坏处是它会扼杀无数的可能性。这在经济学上是“机会成本”。我们为垄断付的费用不仅仅包括使用产品的价格，还包括垄断扼杀的那些创新带来的便利。
而信息帝国的垄断，还有另外一处更加危险的所在，那就是，越垄断，信息也就越容易被操控—无论是被谁操控。这是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分散的信息传输渠道和信息源控制起来要比单一的传输渠道和信息源难得多。如果信息传输真的有一个“总开关”，那么监控者只需要找到这个“总开关”即可。这在电影产业的发展过程中得到了验证。一位像韦尔和萨诺夫一样的人物阿道夫·朱克通过苦心经营掌控了整个好莱坞，他关心的只是拍大片、赚大钱，但他没有想到的是，“他为了赚钱而打造的产业帝国却为言论控制打开了方便之门”。那就是1920年代的《海斯法典》。它由一小群天主教活动家发起，以道德的名义对电影进行审查。它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为严苛的言论控制。而这种控制之所以能够成立，是因为“从一开始，拍摄电影的权利就捏在少数一些人手里。而少数的这些人为了继续他们的商业活动以获利，不得不将电影拍摄权中的甄审权交到一个人手里。”
当然，封闭的帝国也并非没有瓦解之时。能够瓦解帝国的力量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熊彼特所言的“破坏性创新”的力量，以及政府的有形之手。在陈述了垄断的种种弊端之后，吴修铭认为我们需要沿着开放的道路前行。开放诚然会带来混乱与不便，但是，除了它能提供的无数机会和选择权之外，还有一个选择开放的理由，那就是，集中的代价实在太大。
这种不同的形式与内容就是：这些怀抱着建立王国的雄心的人，不再身披戎装征战不已，而是变身成现代的企业家和经理人。他们的战场转移到了商业世界中。在《总开关》一书中，他想要展现的正是，信息产业“在其中的各行业创建之初就以帝国式的联合与分裂演绎着兴衰更迭的循环现象”。他描述了信息产业中的三个行业，电话通信、电影和广播电视，它们都经历着从分裂到垄断再到分裂这样一个分分合合的过程。信息产业中的第四个行业互联网，则还需要时间来验证，是否也要经历过一个从开放走向帝国的过程。而这个分分合合的过程中，则夹杂着企业家的个人雄心与企业家精神、熊彼特所说的破坏性创新以及政府调控之手对行业的干预。
信息产业的帝国故事要从一个传奇企业家西奥多·韦尔开始。“虽然当时的人们对诸多产业大亨都心存忌惮，甚至是满怀怨恨，韦尔却广受拥戴。他具有帝王般的性情，同时又有着普通公民的义务感，他自称为私营企业领域的西奥多·罗斯福。”他是AT&T公司的CEO，也是信息产业历史上最大的垄断商。但他却视自己为公众利益的代言者：“我们要尽一己之力，为公众负起‘职责’和‘言责’。”
在鼎鼎大名的金融之王JP摩根的支持下，韦尔掌控的贝尔公司收购了能对其形成挑战的西部联盟公司—此前，也是老摩根通过收购贝尔公司的股权，扶植韦尔登上王位。于是，AT&T公司就控制了美国所有的即时远程通信工具，形成了一个真正的垄断巨头。
西奥多·韦尔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当司法部起诉这家巨头时，他“出人意料地站到了政府一边，要求政府限制公司的权力，监管公司的运营。”而从标准石油到后来的微软，选择的却都是同政府对抗。吴修铭对此评论道：“韦尔这次20世纪初的对抗反托拉斯的战略是壮士断腕，以柔克刚，为所有有志于进行行业垄断的公司上了宝贵的一课。”
其中的关键正在于，韦尔意识到，公众和政府会奋起反对垄断公司的不合理和贪婪，不过对他们庞大的规模本身倒无所谓。因此，AT&T公司要成为“进步的垄断企业”，做“公共承运人和国家的好朋友”。韦尔“是垄断者，不过他带来的是善意的垄断，他为了理想中进步的专制而奋斗终生。”
不是所有王国的掌控者都会像西奥多·韦尔这样思考。他们缺乏韦尔这种专制的理想主义，也难以压抑自己的贪婪：借助垄断唾手可得的巨大利润。而且，垄断带来的不良影响，也不是西奥多·韦尔用进步的垄断带来的稳定价格和良好市场秩序能弥补的。其中最直接的不良影响就是：垄断会压抑创新。而在创新理论的集大成者熊彼特看来，“创新的循环运动就是资本主义的核心精神。”
对大公司而言，本能会驱使他们去扮演克洛诺斯的角色。希腊神话中，国王得到阿波罗神殿的神谕，神谕说，他将被自己的孩子赶下王位。因此，出于对失去权力的恐惧，他会吃掉每个孩子。吴修铭称之为克洛诺斯效应，即占主导地位的大公司会试图吃掉那些可能对其地位形成挑战的萌芽中的小公司，并压抑那些能对自己产品形成挑战的创新产品。
因此，即便贝尔实验室产生了7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包括对计算机的产生与发展至关重要的晶体管、Unix操作系统和C语言都产生自这个实验室，但是，仍然让人不可避免地猜测，“在贝尔实验室广为人知的胜利之外，不知有多少不可告人的秘密被掩埋在AT&T信息帝国的皇家橱柜中”。因为，主导这家实验室的是一家公司，如果实验室中产生了可能会颠覆这个信息帝国的新技术，毫无疑问帝国会将之扼杀在摇篮之中。后来人们发现，AT&T雪藏在帝国橱柜中的技术包括：电话答录机、光纤、移动电话、传真机、扬声电话、数字用户环路（DSL）……
强大的垄断者吞噬可能威胁到自己的新技术的例子，并不仅仅是AT&T公司这一孤例。就这一过程的可观赏性而言，美国无线电公司的总裁戴维·萨诺夫压抑住调频无线电，并且收服电视的过程更惊心动魄。
戴维·萨诺夫请自己的好友、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埃德温·阿姆斯特朗为调幅无线电设计一个“小黑匣”，以消除调幅无线电的天电干扰和声音畸变。但是，阿姆斯特朗却阴差阳错，发明了一项传输无线电的新技术：调频无线电（FM）。相较于调幅无线电（AM）而言，FM是项更为优越的技术，但这项技术却让萨诺夫不悦—这就是可能让美国无线电公司走下王位的新技术，美国无线电公司要想维持自己的王者地位，就必须吞下自己的孩子调频无线电。萨诺夫说服了联邦通信委员会，让他们相信调频技术可以改良调幅技术，但还需要很长时间，于是，在调频技术问世的6年时间里，联邦通信委员会禁止商业调频广播的运作，并且限制调频技术的实验研究。
面对有能力颠覆无线电产业的电视技术时，萨诺夫也采用了同样的伎俩。他说服联邦通信委员会，让其“信服并冻结电视业，使得美国无线电公司和其他无线电产业同仁有时间将电视技术占为己有”。美国无线电公司向联邦通信委员会提交的申请书中写道：“只有像美国无线电公司这样有经验且负责任的公司方可被授予广播执照，因为只有像这样的公司才不会辜负人们对高品质服务的期望。”
帝国与垄断者正是借着为公众利益考虑的名头，一方面对可能威胁到自己的新技术威逼利诱，一方面游说政府站到自己这一边。它的坏处是它会扼杀无数的可能性。这在经济学上是“机会成本”。我们为垄断付的费用不仅仅包括使用产品的价格，还包括垄断扼杀的那些创新带来的便利。
而信息帝国的垄断，还有另外一处更加危险的所在，那就是，越垄断，信息也就越容易被操控—无论是被谁操控。这是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分散的信息传输渠道和信息源控制起来要比单一的传输渠道和信息源难得多。如果信息传输真的有一个“总开关”，那么监控者只需要找到这个“总开关”即可。这在电影产业的发展过程中得到了验证。一位像韦尔和萨诺夫一样的人物阿道夫·朱克通过苦心经营掌控了整个好莱坞，他关心的只是拍大片、赚大钱，但他没有想到的是，“他为了赚钱而打造的产业帝国却为言论控制打开了方便之门”。那就是1920年代的《海斯法典》。它由一小群天主教活动家发起，以道德的名义对电影进行审查。它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为严苛的言论控制。而这种控制之所以能够成立，是因为“从一开始，拍摄电影的权利就捏在少数一些人手里。而少数的这些人为了继续他们的商业活动以获利，不得不将电影拍摄权中的甄审权交到一个人手里。”
当然，封闭的帝国也并非没有瓦解之时。能够瓦解帝国的力量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熊彼特所言的“破坏性创新”的力量，以及政府的有形之手。在陈述了垄断的种种弊端之后，吴修铭认为我们需要沿着开放的道路前行。开放诚然会带来混乱与不便，但是，除了它能提供的无数机会和选择权之外，还有一个选择开放的理由，那就是，集中的代价实在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