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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小时候，我比较爱哭，每当这个时候，母亲就伸出右手的食指，放在嘴边，轻轻地“嘘”一声，然后看了看四周，见没人，才说：“别哭了，否则阿玲就不喜欢你了！”母亲的表情是凝重的，是严肃的，好像阿玲是一个很重要的人，或者说是跺一下脚大地都得震三下的超级重要的人。看到母亲如此严肃，我连忙噤声，慌忙地去看四周，好像阿玲已经站在我的面前。好像她不喜欢我，我会丢失什么重要东西似的。说来也怪，阿玲是什么人？我根本不知道，我怎么就这么在乎她是否喜欢我呢？
说得多了，我就有了忍不住的好奇，问母亲：“阿玲是谁啊？”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母亲说完，又叹息一声：“可惜阿玲比你大六岁，要是大个两三岁就好了。”母亲的语调里有着无法弥补的遗憾，我不知道母亲在遗憾什么。阿玲是谁？她比我大与我又有什么关系？这都是我心中挥之不去的问题。绕来绕去，解不清，那就算了吧。
那天刚好是周六，一大早，我们吃罢早饭，母亲叫住了正打算出门玩耍的我：“别出去了，明天是你外婆生日，我们今天就得过去帮忙。”我早就想去外婆家了，只是苦于已经上学，平时没什么时间去。到了周六日，做不完的作业、干不完的农活加上适当的时候，还要和本村的狐朋狗友们混一下。“狐朋狗友”这个词和我的第一次见面，是源自父亲之口。那天，我们玩得太疯，父亲爆了粗口，你不要和他们玩，那都是狐朋狗友，会带坏你的。综合以上三点原因，我上学之后就没去过外婆家了。显然，去外婆家比和狐朋狗友厮混更具有诱惑力，我明显地站住了。就在我高兴的当儿，母亲再次给我送来了一个重磅消息：“今天，你可以见到阿玲了。”
喜讯来得如此之快，平时在外惹是生非的我竟有点忐忑不安起来，就像新媳妇即将见公婆一样害臊了，在母亲的督促下，我换好了衣服，一起去了外婆家。
酒席一直是湘南地区的一大特色，过生日、老人辞世、结婚、生娃、高考……这一切都离不开酒席。再后来，酒席之风愈演愈烈，入党、当兵、加薪、升官、乔迁都要做酒，实在没有酒席可做了，也要找酒席来做，比如：高兴。今年天年好，五谷丰登，值得做酒；成绩一般的儿子考了满分，人高兴，也值得做酒……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我们这些孩子们喜欢做酒，毕竟可以吃得满嘴流油；大人们却愁死了，吃酒席得上礼。而且别人请你喝酒，你还不能推辞，否则那是看不起人家，是大不敬！好吧，既然这么多人都做酒，我也掏出了不少钱，那我也来做酒吧，怎么也得捞回点本钱吧？不想做酒，却必须做酒，所以，父老乡亲们除了在田里地里刨食，就是在做酒或者准备做酒的路上。
我们到外婆家的时候，还没有来客人。客人要晚上才来的，目前到来的就是母亲的几个姐妹以及她们的孩子们。她们和母亲一样，都是来帮忙的。做酒是一件热闹、隆重的事情。既然涉及到了隆重，肯定就少不了麻烦。你看电视上的走秀、颁奖、会议、拍卖、商业活动，隆重吧？可是你知道有多麻烦吗？有多少幕后人员在忙这一切吗？撰写文案的、布置场地的、购买物资的、端茶倒水的、打扫卫生的……你永远不知道有多少人在忙活。越是隆重、越是光鲜、幕后的付出就越多。农村做酒也不例外，需要提前买菜，虽然说大部分青菜是自家的，但是荤菜得出去买，各种配料得出去买；得洗碗筷、准备桌椅板凳并洗干净，很多时候桌椅板凳是不够的，需要把本村的桌子全部借来；还要洗菜、配菜……有女儿的人家是幸运的，每次做酒席，女儿们可以来帮忙。
我和大娘、阿姨的小孩子们有了伴儿，如脱缰的小马驹四处撒野。等我们回來的时候，母亲的身旁却多了一个女孩儿，十一二岁的样子。她穿着较为朴素，下身是一条当时非常流行的健美裤，黑色的。健美裤有弹性，把她细长的小腿绷得紧紧的，如天鹅的腿一样，细长细长的；上面是一件格尼格子衣服，在右肩处，还有一块补丁。农村人常年劳动，而右肩是绝大部分人承担重物的部位，干体力活的人都知道，那地方衣服是最容易坏的了。那块补丁与衣服如犬牙般严丝合缝，不仔细看，几乎是看不出来的，足见缝补者的手上功夫了。她留着齐肩的头发，不长不短，恰到好处；胸部隐约藏着两坨什么，好像两只振翅欲飞的白鸽，我不好意思再看。只好将目光上移，那是一张好看的脸，白净，五官恰到好处地分布在脸上，很耐看，有一种天然的质朴之美。
“这就是阿玲。”母亲打断了我的思路，“快过来叫阿玲姐。”
原来，这就是母亲一直以来吓唬我的人。我原以为她是一个五大三粗、凶神恶煞的人呢，却没想到她这么美。我甜甜地叫了一声阿玲姐。她高兴地应了，招招手，叫我过去坐。她的声音是那么地好听，脆脆地，如珠落玉盘，又如黄莺出谷。
她们正在洗菜，都是晚上要招待客人的。根据舅舅的推算，外婆的大寿会有三十桌的客人。三十桌是什么概念呢？桌是四方桌，一桌八人，这就是两百四十人了。我们把吃酒席叫“吃十个碗”，也就是说，一桌需要十个菜，如此一来起码需要三百个碗。不是精致的碟子盛菜，而是大海碗，这一切才显示出主人的豪迈来，显示出后辈的雄厚财力来。所以，不提前半天准备，根本来不及。
我和小伙伴们搬条小板凳围坐在阿玲姐的四周，看她们干活。她们有的在择菜，有的在切菜，有的在剪辣椒。阿玲姐左手拿着辣椒，右手持着剪刀，麻利地把辣椒剪得细细的一片，她双手翻飞，好看极了。青辣椒和红辣椒交相辉映，让人眼花缭乱。大家一边干活，一边聊着天，大娘向母亲打趣：“二妹子，看上阿玲了？可以定去做童养媳嘛……”阿玲的脸上飞上了一抹潮红，母亲讪讪地：“大姐，莫乱说，莫乱说，娃还小着呢。”
她们谈论的这些东西，让我似懂非懂，不由地害羞起来。就在我们准备继续去疯的时候，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奶奶健步而来：“阿玲，回家吃饭了。”原来，已经到了午饭的时分。
“她婆，这都到了吃饭的时候了，阿玲还在这里帮了一上午的忙，就在我们这里吃吧。对了，您老也在这里一起吃。”母亲说着，一把拉住准备起身回家的阿玲。
老人走得更近了，一边应承着母亲的话：“晚上再来吃，现在吃，可不像话。” 阿姨说：“她婆，不就是多添双筷子添个碗的事情吗？别说阿玲帮了一上午的忙，就是没帮忙也得吃饭。”
大娘、母亲、阿姨一齐站起来，她们各自把双手在身上的围兜上拍一拍，一起拉着婆婆和阿玲进屋了。“这怎么使得了？我什么都没帮你们做，使不得啊。”阿婆嘴上推辞着，人却跟着母亲进屋了。
中午还没有来客人，就外公外婆、舅舅一家再加上我们，满满地坐了两桌子。大人一桌，我们小孩子一桌。阿玲被强行拉到大人那一桌去了。
席间，我听见母亲说：“她婆啊，阿玲才十二岁，这书还得继续读啊。”
阿婆沉默了一下，说：“有啥子办法呢，我们两把老骨头现在别说赚钱，就是地上有钱捡，也捡不到了。她三个舅舅能力有限，生活压力也大，那几个弟弟读书都困难，自然照顾不到她了……唉，要怪只怪她父母死得早……认命吧。”
这句话是很不合时宜的，场面显得有点尴尬。我别过脑袋望去，阿玲正在扒饭的手停顿了，她的双眼有些痛苦的神色，她凝固的手臂与背影，形成一个忧伤的剪影，让人看着，心里堵得慌。
还是外婆打破了冷场：“她婆，我这女儿不懂事，您别介意。女孩子嘛，有条件就多读书；没条件，就算了。您给她一口饭吃，也是对得起她死去的爹娘了。”
“阿玲这么漂亮，现在男多女少，将来不知道有多少人家求着要呢，您老家的门槛都会被踏破的。那时候，您就享福啦。”大娘笑着对阿玲的阿婆说。
场面瞬间就热闹了起来。
事后我才知道，这个阿婆是阿玲的外婆。阿玲的父母去世得早，作为重男轻女思想严重的农村，女儿在他们眼里就是赔钱货，谁肯带着这么一个女娃儿呢？阿玲的父亲没有兄弟姐妹，是独苗。所以，父亲那边的亲戚自然是无法收养她了。剩下的只能让母亲这边的亲戚来收养了，然而，阿玲的几个舅舅却是推三阻四，有的说自己已经三个孩子了，实在没能力了；有的说，自己虽然目前就一个孩子，但是未来怎么说还得再生一个；一个说，我身体不好，自己家庭忒困难了，哪里能养活她？
阿玲成了众人都不肯接手的烫手山芋。两个老人家破口大骂，你们这群没良心的，这可是你们姐妹的唯一苗子啊，你们都不管，要啃倒我们两把老骨头吗？骂归骂，三个儿子除了低头不语，却就是没有收养的意思，老人家没辙了，只好自己带着。这一带，就到了读书的年龄，村人纷纷说，老人家没钱就算了，女孩子不读书也没事。老人家挡住别人的闲言闲语，送阿玲去读书；读到三年级之后，老人家实在无力再送，只得去求几个儿子，一年学杂费四百多块钱，你们平均分摊下来，也就是每人一年给一百多块，平均下来一天只出四毛多钱就够了，她的生活费我来解决……三个儿子勉为其难地送阿玲读了一年书，在这一年里，他们更加喜欢使唤阿玲了，帮大舅放了牛，怎么说也得帮二舅喂猪吧？既然老大老二的事情都做了，怎么也得帮三舅割鱼草吧？阿玲忙得陀螺转，三个舅妈还不满意。
一年后，他们没有继续再送的意思，就在外婆准备去继续找三个儿子理论的时候，阿玲选择了放弃，她阻止了阿婆，她不想再上学了。唯一跳出农门的希望被亲手扼杀了。准备地说，是被无形之手扼杀的。就算外婆去求舅舅又有什么用呢？舅舅就一定要承担起她上学的责任吗？法律好像并没有这样规定吧？
阿玲成了家里的一双手，每天跟着外公外婆在地里转，还要承担起帮舅舅看护孩子的责任以及其他临时安排的各种农活，阿玲懂事，外公外婆老了，已经没有能力种田了，就种点地，三个舅舅每人一年给老人家四百斤谷，这只能让自己和外公外婆饿不死。至于生活上的零花钱，就需要自己去赚了，比如摘金银花、摘山苍子，卖花生、大豆，这些都是自己去賺的。既然自己吃的饭是三个舅舅供给的，自己怎么能不帮他们干活呢？
她辍学的那一年，刚好十二岁。
二
此后的日子里，我和阿玲很少见面。毕竟我的事情也挺多的，然而阿玲的身影却一直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多么听话、多么懂事的小姐姐啊。其实，这个词“听话、懂事”是母亲强行给我灌输的，我小小年纪，哪里懂这个呢。在我不听话的时候，母亲就说：“你得学习一下你阿玲姐，你看人家多懂事！”“跟你说，以后找老婆就要找阿玲这样的，肯定是一个孝顺的孩子，婆媳关系就好相处了。”母亲补充说。
母亲说得太多，我隐约地感觉，阿玲将会成为我未来找媳妇的标准。
我才多大啊？我是一个六岁的孩子，一个刚刚上学的孩子，母亲未免太深谋远虑，太高瞻远瞩了。其实，农村这种“高瞻远瞩”的女人多得是，她们跟自己玩得好的朋友在怀孕的时候就开始指腹为婚；或者在孩子几岁的时候，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把婚姻定下来。当然，他们还是很正式的，交定金、立字据，甚至请公证人。他们把孩子当成了玩具般的私有财产，丝毫不觉得自己违背了道德和人性。这后来，有的人确实顺理成章地走进了婚姻，也有幸福的，更多的是不幸。孩子长大了，有的人后来有了更好的对象，就开始反悔，如此一来，双方难免要扯皮。
我八岁那年，又到了外婆过生日的时间，我急切地想去外婆家，想去见见阿玲姐，我很是想念那个漂亮的小姐姐。母亲告诉我，阿玲已经出去打工了。母亲叹口气：“阿玲真懂事，这么小就出去给家里赚钱了。”是啊，阿玲太懂事了，她才十四岁，标准的童工。阿玲是去亲戚的饭店打工的，一个远房亲戚在湖南与广东交界处的高速服务区开了一个小饭店，专门做长途司机的生意。亲戚对阿玲的外公外婆说，孩子在家打鱼草能赚多少钱呢？一年能赚到一千块吗？累死也不行，不如去给我帮忙，洗洗碗筷，上菜什么的，包吃住，我给她两百块钱一个月！两百块钱，外公的眼睛亮了。外婆说，她还小，这不合适吧？
外公打断了老伴，你懂啥。人家说行就行！
阿玲就这样跟着从未见面的亲戚去了遥远的远方。最初的新奇很快就被整天的洗洗刷刷代替了，当然，阿玲是知足的，管吃住，一个月还有两百块钱呢。这是她之前想都不敢想象的。
和阿玲一起做事的还有一个男孩子，比阿玲大两岁，来自贵州一个贫寒家庭。他在厨房帮忙，给厨师们洗菜、配菜，经常受大厨的刁难。由于年龄相仿，再加上相同的经历，两颗心很快就走到了一起。这也是正常的，从小缺少父母之爱的女孩子最容易醉倒在关怀她的男性怀抱里。 在亲戚的店里，还有一些浓妆艳抹的女服务员，她们做事少，主要工作就是和男客人聊天，每次好像聊得很投机，很多时候，还会去房间，悉悉索索地不知道干些什么。出来的时候，女服务员的脸上一片潮红，男人的脸上尽是满足的神色。
我再次见到阿玲的时候，她已经十五岁了，那是在她的婚礼上。和她结婚的是一个比她大十岁的男人，男人是我隔壁村庄的，我曾经见过。男人的脸上写满了自豪，阿玲的美貌足以让任何一个拥有她的男人为之骄傲、为之自豪。男人的眼睛里发出狡黠而亮堂的光。那天，阿玲姐穿着洁白的婚纱、高跟鞋和高挽的发髻衬托出她出尘的高雅。略施粉黛的脸上有一点潮红，却掩饰不住苍白的痕迹。她身材高挑，鹤立鸡群般将一干乡下女人都压了下去。
这分明是一朵含苞欲放的花蕾，还没完全盛开就被别人摘走了，我心里有着一阵莫名地难受，好像自己的稀世珍宝被别人抢走了。
一个周日，我在院子里做作业。母亲在和邻居婶子一边打毛线，一边在聊天。婶子感慨着：“你说，这么好的一个姑娘，咋就嫁给了强呢。”
母亲接过话茬：“强这人，不行，好吃懒做，家里还有一个厉害的婆婆，阿玲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呢？”
强就是阿玲姐的男人。
母亲顿了顿，继续说：“有什么办法呢，她就是被那个亲戚所害，所谓带她去打工，帮助她，其实就是看上了阿玲已经含苞欲放的身体。”母亲压低了声音，好像和邻居婶婶在密谋。不过我还是听得一清二楚。虽然对这些事情不太懂，但是结合联想，我还是隐约地得出了事情的大致轮廓。
原来，阿玲在南方打工的时候，虽然和那个男孩子有了感情，但是仅仅是限于心灵上的彼此取暖，一旦涉及到了将身子给对方，她是万万不干的。当然，后来她很后悔这个决定。
那天，来了一拨客人，其中一个领头的男人看到正在上菜的阿玲，不禁感慨不已，我走南闯北那么多年，还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女孩子。你看，她纤细的双腿，走路夹得紧紧的，想必还没开苞。
男人的话引来其他人的浪笑：“哥，看上了？那就把老板叫过来，开个价。”
远房亲戚过来了，凑近领头的耳朵，说：“她还是一个雏儿呢，性子烈，没有这个数儿，绝不可能。”说着，伸出了一个指头。
领头问：“一千？成交！”
“在后面加个零，一万！”
“你打劫啊？你这里服务员，最多也就五百，她凭啥要一万？”领头很不服气。
“那些五百的，身子都不知道被多少男人上过了。这个还不到十五岁，开苞还可以带来好运呢。”远房亲戚神秘地一笑：“她现在正在谈男朋友，你下手可要快，要是被那个穷小子吃了头槽食，可就后悔莫及了。”
领头的心思被拨弄得痒痒的：“五千，一口价！”
阿玲的第一次就这样被亲戚在谈笑之中出卖了。
亲戚叫阿玲陪领头喝酒。阿玲不喝酒，领头很是善解人意，“不喝酒没事，可以喝饮料代替嘛。”亲戚的店里很多饮料，阿玲第一天到的时候，亲戚给她喝过一瓶，后来再也没有喝过。阿玲喜欢那甜甜的味道。她就喝了饮料，喝完没多久，她就感到头晕，远房亲戚把她扶到了房间休息，她昏沉沉地睡了过去。等她醒来，发现下体火辣辣的疼，已经晚了。
婶婶说：“老乡见老乡，背后来一枪。这亲戚禽兽不如！对，咋不去告她呢？”
“告啥？咱们普通老百姓，根本就不懂法律，也不知道法院的门往哪开。再说了，自古以来，衙门就是有理无钱莫进来。”母亲的话里是极度的愤慨！
“好白菜都被猪拱了！其实那贵州男娃子还真不错，阿玲的身子都没了，他没有嫌弃，还千里迢迢地追到了这里。”婶婶有点羡慕地说。
“这还不怪阿玲那几个舅舅，说什么贵州远，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两银，嫁过去也会受苦。人家阿玲愿意跟着贵州仔走，可是他几个舅舅硬是喊打喊杀地把人家赶走了。妈的，还不是怕捞不到钱！嫁在近处，聘礼可不少，那些没有管过她死活的舅舅却在这事情上打了主意。”母亲愤愤不平。
三
再次见到阿玲的时候，我十岁，她十六岁。那天，她抱着孩子来到了我家。我为她感到震惊，十六岁，很多人才刚初中毕业，或者读高一，她都已经是一个孩子的妈了。印象中，阿玲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记得一年前，她虽然没钱，穿着朴素，但是打扮得干干净净、漂亮极了，好像电影里面的明星。现在，她的身上被孩子尿得花花绿绿，尿渍印泛着盐花儿，衣服上，喂孩子掉的飯粒儿干巴巴的粘着，一层又一层，就像开了酱油铺子。孩子突然闹腾起来了，想必是饿了。阿玲当着众人的面掀开了衣服开始奶孩子，粉嫩的半截身子就这样露出外面，暴露在众人的眼帘里，她丝毫没有做姑娘时的那份羞涩；记得四年前刚认识她的时候，一句话玩笑话都会让阿玲脸色绯红。她的头发也不再是油光水滑，而是胡乱地披散着；曾经洁白的脸上也不再保养得清秀红晕，而是胡乱涂抹了两块钱一瓶的雪花膏，乱糟糟的。如此模样，她居然还怡然自得地可以出来见人。
阿玲对我母亲说：“婶，我这日子没法过了。”
母亲劝她：“不管怎么说，日子还不都得过。”
阿玲犹豫了半响，说：“这日子还怎么过？人家结婚了，都是媳妇当家，婆婆做甩手掌柜。我们家却完全相反，我一分钱的家都当不了，连每月买卫生巾的钱都需要问她要。”
我问：“买卫生巾干嘛？”
“大人说话，小孩子不要插嘴。”母亲白了我一眼。
我低着头，努着嘴，很不服气。就在这时，吃着奶的孩子又哭了起来。阿玲的脸上升起了厌恶之色：“都是你这个讨债鬼，你害死我了！”她把生活的不顺一股脑发泄在孩子身上。
母亲继续劝慰她：“孩子还小，哪里懂做母亲的苦。”
阿玲哭了，母子同时放声大哭。
哭声让我的心为了一颤。该有多大的委屈，才能发出这样撕心裂肺的哭声？
“他一个大男人，就不为你想想吗？”母亲问。 “他嫌我脏。”阿玲的声音细如蚊呐。
“也不看看他自己是什么货色，凭他那好吃懒做的样子，就不该娶妻生子。既然娶了，就不要嫌弃。”
“婶，别说了。”
阿玲回去的时候，母亲给她送了一袋鸡蛋。阿玲不要。母亲生气了：“她死小器，连自家的鸡蛋都不给你吃，还要拿去卖钱。你现在还在奶孩子，身体要紧。”那个“她”，显然是阿玲的婆婆。
“我带回去也会被她拿走，我也吃不到，我真的不要了。”阿玲的话才出口，母亲的脸煞白煞白：“她狠毒到了这个地步？这可不是她的啊。”
“哪有媳妇作践自家婆婆的呢？没有这样的事情，我肯定不会乱说的。外婆瞒着几个舅舅给我带来的那些鸡蛋，我是一个都没吃到。”阿玲泪又流了下来。
“可怜的孩子，你从小没妈，要是不嫌弃，就把我当妈吧，每天到我家里来，我给你做。”
“真的不用了。我在外面跑，她会骂我的，说我不干家务，好吃懒做。我得走了。”阿玲挡开了母亲的鸡蛋，背影越走越远。
邻居婶婶探出头来，“唉，这么小，就这么遭罪了。她那婆婆还很年轻，这罪不知道要遭到什么时候去了。”显然，母亲和阿玲的话她都听在耳朵里。
“女人的身子很重要啊，一旦丢了，就不值钱了。”母亲感慨着。
“切，那可不一定，还不是她那几个舅舅害的？如果她跟了那个贵州仔，没准现在过着幸福日子呢。贵州仔可没嫌弃她失去的身子。”婶婶反驳道。
两个女人就在院子里有一搭没一搭地聊起天来。
四
我初中毕业后就离开了家乡外出打工，这是我们那里绝大部分孩子的出路。打工潮已然兴起，在家种田已经没了盼头。去读高中的没几个，能够进入大学的就更少了。反正读了大学也找不到什么好工作，还不如早几年去打工挣钱。这是大家普遍的思想。
我要去打工的事情被阿玲知道了，她特地来到了我家里：“听姐的，打工没出息的，好好去读书吧，那是你跳出农门的唯一路子。”她说的情深意切，这时候的阿玲，一副严重营养不良的样子，脸上也看不到什么肉了。她都这样了，还关心着我。我的眼角湿润了，但还是去了远方。
打工生活的苦楚，我不想过多地言说。一年后，我回到了离别已久的故乡。故乡在我面前已然生疏了，才一年的光景，我和故鄉已经格格不入。那栉风沐雨、历尽沧桑的大树还在，然而树上的鸟窝却没了；那当年滋润一村庄人的深井，此时已经干枯，如大地望向苍穹的一只没有眼泪的盲目；而瓷砖、茶几、沙发、冰箱……这些城里的物事已经成为生活不可阻挡的激流进入了农村，包括城里的思想，性解放、嫖娼、六合彩、赌博、白粉、拐卖儿童……古老的农耕文化已然消亡。这一切，让我惊慌失措。
我魂牵梦萦的田园牧歌的故乡已经彻底消失，让我恨不得马上逃离。
我回来的那天，阿玲也来了。那年我十七岁，阿玲刚好二十三岁。这是一般人刚刚大学毕业的年龄，是朝阳刚刚升起的年龄，是最具朝气蓬勃的年龄。阿玲却已经枯萎了，她骨瘦如柴。她拉着孩子的手，孩子的脸上如猫抓过似的，纵横交错，脏兮兮地，人怯怯地站在阿玲的后面。阿玲手里提着一个布包，抖抖索索了很久，从布包里拿出一袋子鸡蛋来。“婶婶，这是给贤中的，他现在正处于长身子的时候，这土鸡蛋很不错。”
母亲坚决不要：“你哪来的钱买鸡蛋？”听得出来，母亲没有责怪，而是关心。
“婶婶，这是我偷偷藏的。每次母鸡生蛋的时候，我就悄悄地藏一个。家里鸡多，她发现不了的。”
我记得，阿玲说过，家里她连一分钱的家都当不了。这一袋子鸡蛋怎么也有三十多个吧？也就是说，阿玲起码收集了一个多月，才攒齐了这些鸡蛋。这哪是鸡蛋啊，分明是沉甸甸的爱，也是不可言说的血泪。我的心为了一痛。
母亲紧紧地抓着阿玲的手：“这些鸡蛋我是万万不能要的。你给孩子吃吧。”
阿玲也握紧了母亲的手，许多话都在不言中。
吃完午饭，母亲让我帮忙带一下阿玲的孩子，小孩子刚开始比较害羞，跟我混了一会儿，也就熟稔了，带着并不吃力。母亲和阿玲在隔壁房间叙话。
“婶婶，我就是吃了没有妈的亏，要是当年一狠心跟小平走就好了。”小平是那个贵州仔。“那是我这辈子唯一爱过的男人。”回忆的伏流在她的心头闪过，滋润着那颗已经干枯的心。
“年轻的时候，谁能看得到这么远呢？那时候，也没人为你做主，你几个舅舅喊打喊杀，刘家和媒婆又连哄带骗，把你推进了刘家这个火坑。”母亲把这一切看得清清楚楚。
“我真后悔，为什么要把这身子留着呢？我要是早给小平，什么事都没有了。”阿玲又哭了。
“叔叔，妈妈又哭了。”阿玲姐的孩子仰着头，对我说。
“妈妈经常哭吗？”
“嗯。”
“走，叔叔带你去玩。”我带着孩子出了房间。
远远地，我还听见母亲说：“女大三，抱金砖；女大五，晒老母。我当年要是把你留下就好了。”
“婶，这使不得，我比他贤中大那么大，何况，我的身子脏了。”阿玲有点忸怩。
我走出槽门院子，外面是延绵的群山，这巍峨的群山啊，你们阻断了人们的视野，让人们局限在这小小的一城一池之得失上。那条唯一通向山外的路，比高考千军万马挤独木桥还要拥堵，又有几个人可以走出去呢？我为阿玲的命运感到深深地悲哀。一年的打工生活，也让我对自己的模糊的未来产生了莫名的担忧。
“叔叔，你在想什么呢？”
我说：“我想拥有一双翅膀。”
回到家的时候，母亲和阿玲叙话已毕。阿玲带着孩子回去了。我责怪母亲：“您怎么没有打发阿玲任何东西呢？”
“打发她东西是没有用的，她根本拿不到。没准回去还要吵架，她婆婆肯定怀疑她偷了家里的东西给我，否则我怎么会打发她东西？”母亲说：“你放心，我硬塞了两百块钱给她，她真不容易，一分钱都没有啊。买卫生巾都得问老公要钱。” “她老公真是个废物，他是要跟他娘过一辈子还是跟阿玲姐过一辈子？”我很是生氣。
“天下总会有一些无能的男人。唉，她婆婆太厉害了。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有些话，说不清呢。”
五
我又去了广东。大概半年的光景吧，母亲给我打来了电话：阿玲疯了。
我心头一颤：“怎么疯的？”
母亲支支吾吾，却不说清楚。
这个当年高傲得如女神的女子怎么就疯了呢？我心烦意乱。这才半年的时间，上次见到她的时候，虽然她脸上苍白得毫无血色，但是头脑还是清醒的，怎么就疯了呢？我连忙给故乡其他人打了电话，终于弄明白了事情的真相。
阿玲和同村早年一个垂涎她美色已久的男人睡到了一起，并且被她婆婆发现了。这下可是炸了马蜂窝。婆婆疯狂地打她，那个好吃懒做的男人更加嫌弃她了，叫她滚。他们还闹到了阿玲的外公外婆家和舅舅家里。外公外婆老了，没脸见人，闭门不出。几个舅舅推卸责任，她是死是活，与我们没关系。
渐渐地，大家发现阿玲的神经不太正常了。她开始在村庄里晃荡：“我是不肯的啊，我是被迫的啊。”说着说着，她淌下眼泪来，声音也呜咽了。这故事倒颇有效，男人听到这里，往往眉开眼笑，“阿玲，要不我们也跟你睡一觉？”女人们却不宽恕她，脸上立刻改换了鄙薄的神气，“贱货，我怎么没见有人强奸我？”“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十五岁就被人强奸了，还有脸说。”有些老女人没有在村里听到她的话，便特意寻来，要她讲当年被强奸的悲惨经历。直到她说到呜咽，她们才叹息一番，满足地去了。
阿玲絮絮叨叨地神经质地在外面说，婆婆和男人嫌她把脸面都丢尽了。
但没过不久，大家也都听得纯熟了，没有人陪她流眼泪了，后来全村的人们几乎都能背诵她的话，一听到就烦厌得头痛。
“我是不同意的，我是被迫的。”她们说。
“阿玲，你又来了。”大家不耐烦的看着她的脸，说：“我问你，你不是被强迫的吗？后来怎么就依了呢？”
“我喝了饮料，晕过去了。”阿玲说。
“我是说你和本村人睡觉的事情。”大家帮他纠正。“我想，这总是你自己愿意才行，不然人家怎么进得去！”
“你不知道他力气多么大呀，死死地压着我。他用双手抓住我的双手，双腿压住我的双腿，然后就进去了。”阿玲比划着。
阿玲神经质地和大家辩解着，却越描越黑。然而，她乐此不疲。却不知道，大家听着笑话，都在隔岸观火。
那次，我在看书，当读到“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这句话时，眼前又闪动着阿玲当姑娘时的情景：她处子苗条的身材，走起路来如春风摆柳，婷婷袅袅，脚步轻盈；她的嗓音美妙甘甜，听着如饮甘甜；她的微笑灿烂纯真，令人陶醉；那双杏眼好像会说话，光泽明亮，如一弯新月，一泓秋水。我不禁感慨，神女真的会无恙吗？
小时候，我比较爱哭，每当这个时候，母亲就伸出右手的食指，放在嘴边，轻轻地“嘘”一声，然后看了看四周，见没人，才说：“别哭了，否则阿玲就不喜欢你了！”母亲的表情是凝重的，是严肃的，好像阿玲是一个很重要的人，或者说是跺一下脚大地都得震三下的超级重要的人。看到母亲如此严肃，我连忙噤声，慌忙地去看四周，好像阿玲已经站在我的面前。好像她不喜欢我，我会丢失什么重要东西似的。说来也怪，阿玲是什么人？我根本不知道，我怎么就这么在乎她是否喜欢我呢？
说得多了，我就有了忍不住的好奇，问母亲：“阿玲是谁啊？”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母亲说完，又叹息一声：“可惜阿玲比你大六岁，要是大个两三岁就好了。”母亲的语调里有着无法弥补的遗憾，我不知道母亲在遗憾什么。阿玲是谁？她比我大与我又有什么关系？这都是我心中挥之不去的问题。绕来绕去，解不清，那就算了吧。
那天刚好是周六，一大早，我们吃罢早饭，母亲叫住了正打算出门玩耍的我：“别出去了，明天是你外婆生日，我们今天就得过去帮忙。”我早就想去外婆家了，只是苦于已经上学，平时没什么时间去。到了周六日，做不完的作业、干不完的农活加上适当的时候，还要和本村的狐朋狗友们混一下。“狐朋狗友”这个词和我的第一次见面，是源自父亲之口。那天，我们玩得太疯，父亲爆了粗口，你不要和他们玩，那都是狐朋狗友，会带坏你的。综合以上三点原因，我上学之后就没去过外婆家了。显然，去外婆家比和狐朋狗友厮混更具有诱惑力，我明显地站住了。就在我高兴的当儿，母亲再次给我送来了一个重磅消息：“今天，你可以见到阿玲了。”
喜讯来得如此之快，平时在外惹是生非的我竟有点忐忑不安起来，就像新媳妇即将见公婆一样害臊了，在母亲的督促下，我换好了衣服，一起去了外婆家。
酒席一直是湘南地区的一大特色，过生日、老人辞世、结婚、生娃、高考……这一切都离不开酒席。再后来，酒席之风愈演愈烈，入党、当兵、加薪、升官、乔迁都要做酒，实在没有酒席可做了，也要找酒席来做，比如：高兴。今年天年好，五谷丰登，值得做酒；成绩一般的儿子考了满分，人高兴，也值得做酒……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我们这些孩子们喜欢做酒，毕竟可以吃得满嘴流油；大人们却愁死了，吃酒席得上礼。而且别人请你喝酒，你还不能推辞，否则那是看不起人家，是大不敬！好吧，既然这么多人都做酒，我也掏出了不少钱，那我也来做酒吧，怎么也得捞回点本钱吧？不想做酒，却必须做酒，所以，父老乡亲们除了在田里地里刨食，就是在做酒或者准备做酒的路上。
我们到外婆家的时候，还没有来客人。客人要晚上才来的，目前到来的就是母亲的几个姐妹以及她们的孩子们。她们和母亲一样，都是来帮忙的。做酒是一件热闹、隆重的事情。既然涉及到了隆重，肯定就少不了麻烦。你看电视上的走秀、颁奖、会议、拍卖、商业活动，隆重吧？可是你知道有多麻烦吗？有多少幕后人员在忙这一切吗？撰写文案的、布置场地的、购买物资的、端茶倒水的、打扫卫生的……你永远不知道有多少人在忙活。越是隆重、越是光鲜、幕后的付出就越多。农村做酒也不例外，需要提前买菜，虽然说大部分青菜是自家的，但是荤菜得出去买，各种配料得出去买；得洗碗筷、准备桌椅板凳并洗干净，很多时候桌椅板凳是不够的，需要把本村的桌子全部借来；还要洗菜、配菜……有女儿的人家是幸运的，每次做酒席，女儿们可以来帮忙。
我和大娘、阿姨的小孩子们有了伴儿，如脱缰的小马驹四处撒野。等我们回來的时候，母亲的身旁却多了一个女孩儿，十一二岁的样子。她穿着较为朴素，下身是一条当时非常流行的健美裤，黑色的。健美裤有弹性，把她细长的小腿绷得紧紧的，如天鹅的腿一样，细长细长的；上面是一件格尼格子衣服，在右肩处，还有一块补丁。农村人常年劳动，而右肩是绝大部分人承担重物的部位，干体力活的人都知道，那地方衣服是最容易坏的了。那块补丁与衣服如犬牙般严丝合缝，不仔细看，几乎是看不出来的，足见缝补者的手上功夫了。她留着齐肩的头发，不长不短，恰到好处；胸部隐约藏着两坨什么，好像两只振翅欲飞的白鸽，我不好意思再看。只好将目光上移，那是一张好看的脸，白净，五官恰到好处地分布在脸上，很耐看，有一种天然的质朴之美。
“这就是阿玲。”母亲打断了我的思路，“快过来叫阿玲姐。”
原来，这就是母亲一直以来吓唬我的人。我原以为她是一个五大三粗、凶神恶煞的人呢，却没想到她这么美。我甜甜地叫了一声阿玲姐。她高兴地应了，招招手，叫我过去坐。她的声音是那么地好听，脆脆地，如珠落玉盘，又如黄莺出谷。
她们正在洗菜，都是晚上要招待客人的。根据舅舅的推算，外婆的大寿会有三十桌的客人。三十桌是什么概念呢？桌是四方桌，一桌八人，这就是两百四十人了。我们把吃酒席叫“吃十个碗”，也就是说，一桌需要十个菜，如此一来起码需要三百个碗。不是精致的碟子盛菜，而是大海碗，这一切才显示出主人的豪迈来，显示出后辈的雄厚财力来。所以，不提前半天准备，根本来不及。
我和小伙伴们搬条小板凳围坐在阿玲姐的四周，看她们干活。她们有的在择菜，有的在切菜，有的在剪辣椒。阿玲姐左手拿着辣椒，右手持着剪刀，麻利地把辣椒剪得细细的一片，她双手翻飞，好看极了。青辣椒和红辣椒交相辉映，让人眼花缭乱。大家一边干活，一边聊着天，大娘向母亲打趣：“二妹子，看上阿玲了？可以定去做童养媳嘛……”阿玲的脸上飞上了一抹潮红，母亲讪讪地：“大姐，莫乱说，莫乱说，娃还小着呢。”
她们谈论的这些东西，让我似懂非懂，不由地害羞起来。就在我们准备继续去疯的时候，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奶奶健步而来：“阿玲，回家吃饭了。”原来，已经到了午饭的时分。
“她婆，这都到了吃饭的时候了，阿玲还在这里帮了一上午的忙，就在我们这里吃吧。对了，您老也在这里一起吃。”母亲说着，一把拉住准备起身回家的阿玲。
老人走得更近了，一边应承着母亲的话：“晚上再来吃，现在吃，可不像话。” 阿姨说：“她婆，不就是多添双筷子添个碗的事情吗？别说阿玲帮了一上午的忙，就是没帮忙也得吃饭。”
大娘、母亲、阿姨一齐站起来，她们各自把双手在身上的围兜上拍一拍，一起拉着婆婆和阿玲进屋了。“这怎么使得了？我什么都没帮你们做，使不得啊。”阿婆嘴上推辞着，人却跟着母亲进屋了。
中午还没有来客人，就外公外婆、舅舅一家再加上我们，满满地坐了两桌子。大人一桌，我们小孩子一桌。阿玲被强行拉到大人那一桌去了。
席间，我听见母亲说：“她婆啊，阿玲才十二岁，这书还得继续读啊。”
阿婆沉默了一下，说：“有啥子办法呢，我们两把老骨头现在别说赚钱，就是地上有钱捡，也捡不到了。她三个舅舅能力有限，生活压力也大，那几个弟弟读书都困难，自然照顾不到她了……唉，要怪只怪她父母死得早……认命吧。”
这句话是很不合时宜的，场面显得有点尴尬。我别过脑袋望去，阿玲正在扒饭的手停顿了，她的双眼有些痛苦的神色，她凝固的手臂与背影，形成一个忧伤的剪影，让人看着，心里堵得慌。
还是外婆打破了冷场：“她婆，我这女儿不懂事，您别介意。女孩子嘛，有条件就多读书；没条件，就算了。您给她一口饭吃，也是对得起她死去的爹娘了。”
“阿玲这么漂亮，现在男多女少，将来不知道有多少人家求着要呢，您老家的门槛都会被踏破的。那时候，您就享福啦。”大娘笑着对阿玲的阿婆说。
场面瞬间就热闹了起来。
事后我才知道，这个阿婆是阿玲的外婆。阿玲的父母去世得早，作为重男轻女思想严重的农村，女儿在他们眼里就是赔钱货，谁肯带着这么一个女娃儿呢？阿玲的父亲没有兄弟姐妹，是独苗。所以，父亲那边的亲戚自然是无法收养她了。剩下的只能让母亲这边的亲戚来收养了，然而，阿玲的几个舅舅却是推三阻四，有的说自己已经三个孩子了，实在没能力了；有的说，自己虽然目前就一个孩子，但是未来怎么说还得再生一个；一个说，我身体不好，自己家庭忒困难了，哪里能养活她？
阿玲成了众人都不肯接手的烫手山芋。两个老人家破口大骂，你们这群没良心的，这可是你们姐妹的唯一苗子啊，你们都不管，要啃倒我们两把老骨头吗？骂归骂，三个儿子除了低头不语，却就是没有收养的意思，老人家没辙了，只好自己带着。这一带，就到了读书的年龄，村人纷纷说，老人家没钱就算了，女孩子不读书也没事。老人家挡住别人的闲言闲语，送阿玲去读书；读到三年级之后，老人家实在无力再送，只得去求几个儿子，一年学杂费四百多块钱，你们平均分摊下来，也就是每人一年给一百多块，平均下来一天只出四毛多钱就够了，她的生活费我来解决……三个儿子勉为其难地送阿玲读了一年书，在这一年里，他们更加喜欢使唤阿玲了，帮大舅放了牛，怎么说也得帮二舅喂猪吧？既然老大老二的事情都做了，怎么也得帮三舅割鱼草吧？阿玲忙得陀螺转，三个舅妈还不满意。
一年后，他们没有继续再送的意思，就在外婆准备去继续找三个儿子理论的时候，阿玲选择了放弃，她阻止了阿婆，她不想再上学了。唯一跳出农门的希望被亲手扼杀了。准备地说，是被无形之手扼杀的。就算外婆去求舅舅又有什么用呢？舅舅就一定要承担起她上学的责任吗？法律好像并没有这样规定吧？
阿玲成了家里的一双手，每天跟着外公外婆在地里转，还要承担起帮舅舅看护孩子的责任以及其他临时安排的各种农活，阿玲懂事，外公外婆老了，已经没有能力种田了，就种点地，三个舅舅每人一年给老人家四百斤谷，这只能让自己和外公外婆饿不死。至于生活上的零花钱，就需要自己去赚了，比如摘金银花、摘山苍子，卖花生、大豆，这些都是自己去賺的。既然自己吃的饭是三个舅舅供给的，自己怎么能不帮他们干活呢？
她辍学的那一年，刚好十二岁。
二
此后的日子里，我和阿玲很少见面。毕竟我的事情也挺多的，然而阿玲的身影却一直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多么听话、多么懂事的小姐姐啊。其实，这个词“听话、懂事”是母亲强行给我灌输的，我小小年纪，哪里懂这个呢。在我不听话的时候，母亲就说：“你得学习一下你阿玲姐，你看人家多懂事！”“跟你说，以后找老婆就要找阿玲这样的，肯定是一个孝顺的孩子，婆媳关系就好相处了。”母亲补充说。
母亲说得太多，我隐约地感觉，阿玲将会成为我未来找媳妇的标准。
我才多大啊？我是一个六岁的孩子，一个刚刚上学的孩子，母亲未免太深谋远虑，太高瞻远瞩了。其实，农村这种“高瞻远瞩”的女人多得是，她们跟自己玩得好的朋友在怀孕的时候就开始指腹为婚；或者在孩子几岁的时候，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把婚姻定下来。当然，他们还是很正式的，交定金、立字据，甚至请公证人。他们把孩子当成了玩具般的私有财产，丝毫不觉得自己违背了道德和人性。这后来，有的人确实顺理成章地走进了婚姻，也有幸福的，更多的是不幸。孩子长大了，有的人后来有了更好的对象，就开始反悔，如此一来，双方难免要扯皮。
我八岁那年，又到了外婆过生日的时间，我急切地想去外婆家，想去见见阿玲姐，我很是想念那个漂亮的小姐姐。母亲告诉我，阿玲已经出去打工了。母亲叹口气：“阿玲真懂事，这么小就出去给家里赚钱了。”是啊，阿玲太懂事了，她才十四岁，标准的童工。阿玲是去亲戚的饭店打工的，一个远房亲戚在湖南与广东交界处的高速服务区开了一个小饭店，专门做长途司机的生意。亲戚对阿玲的外公外婆说，孩子在家打鱼草能赚多少钱呢？一年能赚到一千块吗？累死也不行，不如去给我帮忙，洗洗碗筷，上菜什么的，包吃住，我给她两百块钱一个月！两百块钱，外公的眼睛亮了。外婆说，她还小，这不合适吧？
外公打断了老伴，你懂啥。人家说行就行！
阿玲就这样跟着从未见面的亲戚去了遥远的远方。最初的新奇很快就被整天的洗洗刷刷代替了，当然，阿玲是知足的，管吃住，一个月还有两百块钱呢。这是她之前想都不敢想象的。
和阿玲一起做事的还有一个男孩子，比阿玲大两岁，来自贵州一个贫寒家庭。他在厨房帮忙，给厨师们洗菜、配菜，经常受大厨的刁难。由于年龄相仿，再加上相同的经历，两颗心很快就走到了一起。这也是正常的，从小缺少父母之爱的女孩子最容易醉倒在关怀她的男性怀抱里。 在亲戚的店里，还有一些浓妆艳抹的女服务员，她们做事少，主要工作就是和男客人聊天，每次好像聊得很投机，很多时候，还会去房间，悉悉索索地不知道干些什么。出来的时候，女服务员的脸上一片潮红，男人的脸上尽是满足的神色。
我再次见到阿玲的时候，她已经十五岁了，那是在她的婚礼上。和她结婚的是一个比她大十岁的男人，男人是我隔壁村庄的，我曾经见过。男人的脸上写满了自豪，阿玲的美貌足以让任何一个拥有她的男人为之骄傲、为之自豪。男人的眼睛里发出狡黠而亮堂的光。那天，阿玲姐穿着洁白的婚纱、高跟鞋和高挽的发髻衬托出她出尘的高雅。略施粉黛的脸上有一点潮红，却掩饰不住苍白的痕迹。她身材高挑，鹤立鸡群般将一干乡下女人都压了下去。
这分明是一朵含苞欲放的花蕾，还没完全盛开就被别人摘走了，我心里有着一阵莫名地难受，好像自己的稀世珍宝被别人抢走了。
一个周日，我在院子里做作业。母亲在和邻居婶子一边打毛线，一边在聊天。婶子感慨着：“你说，这么好的一个姑娘，咋就嫁给了强呢。”
母亲接过话茬：“强这人，不行，好吃懒做，家里还有一个厉害的婆婆，阿玲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呢？”
强就是阿玲姐的男人。
母亲顿了顿，继续说：“有什么办法呢，她就是被那个亲戚所害，所谓带她去打工，帮助她，其实就是看上了阿玲已经含苞欲放的身体。”母亲压低了声音，好像和邻居婶婶在密谋。不过我还是听得一清二楚。虽然对这些事情不太懂，但是结合联想，我还是隐约地得出了事情的大致轮廓。
原来，阿玲在南方打工的时候，虽然和那个男孩子有了感情，但是仅仅是限于心灵上的彼此取暖，一旦涉及到了将身子给对方，她是万万不干的。当然，后来她很后悔这个决定。
那天，来了一拨客人，其中一个领头的男人看到正在上菜的阿玲，不禁感慨不已，我走南闯北那么多年，还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女孩子。你看，她纤细的双腿，走路夹得紧紧的，想必还没开苞。
男人的话引来其他人的浪笑：“哥，看上了？那就把老板叫过来，开个价。”
远房亲戚过来了，凑近领头的耳朵，说：“她还是一个雏儿呢，性子烈，没有这个数儿，绝不可能。”说着，伸出了一个指头。
领头问：“一千？成交！”
“在后面加个零，一万！”
“你打劫啊？你这里服务员，最多也就五百，她凭啥要一万？”领头很不服气。
“那些五百的，身子都不知道被多少男人上过了。这个还不到十五岁，开苞还可以带来好运呢。”远房亲戚神秘地一笑：“她现在正在谈男朋友，你下手可要快，要是被那个穷小子吃了头槽食，可就后悔莫及了。”
领头的心思被拨弄得痒痒的：“五千，一口价！”
阿玲的第一次就这样被亲戚在谈笑之中出卖了。
亲戚叫阿玲陪领头喝酒。阿玲不喝酒，领头很是善解人意，“不喝酒没事，可以喝饮料代替嘛。”亲戚的店里很多饮料，阿玲第一天到的时候，亲戚给她喝过一瓶，后来再也没有喝过。阿玲喜欢那甜甜的味道。她就喝了饮料，喝完没多久，她就感到头晕，远房亲戚把她扶到了房间休息，她昏沉沉地睡了过去。等她醒来，发现下体火辣辣的疼，已经晚了。
婶婶说：“老乡见老乡，背后来一枪。这亲戚禽兽不如！对，咋不去告她呢？”
“告啥？咱们普通老百姓，根本就不懂法律，也不知道法院的门往哪开。再说了，自古以来，衙门就是有理无钱莫进来。”母亲的话里是极度的愤慨！
“好白菜都被猪拱了！其实那贵州男娃子还真不错，阿玲的身子都没了，他没有嫌弃，还千里迢迢地追到了这里。”婶婶有点羡慕地说。
“这还不怪阿玲那几个舅舅，说什么贵州远，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两银，嫁过去也会受苦。人家阿玲愿意跟着贵州仔走，可是他几个舅舅硬是喊打喊杀地把人家赶走了。妈的，还不是怕捞不到钱！嫁在近处，聘礼可不少，那些没有管过她死活的舅舅却在这事情上打了主意。”母亲愤愤不平。
三
再次见到阿玲的时候，我十岁，她十六岁。那天，她抱着孩子来到了我家。我为她感到震惊，十六岁，很多人才刚初中毕业，或者读高一，她都已经是一个孩子的妈了。印象中，阿玲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记得一年前，她虽然没钱，穿着朴素，但是打扮得干干净净、漂亮极了，好像电影里面的明星。现在，她的身上被孩子尿得花花绿绿，尿渍印泛着盐花儿，衣服上，喂孩子掉的飯粒儿干巴巴的粘着，一层又一层，就像开了酱油铺子。孩子突然闹腾起来了，想必是饿了。阿玲当着众人的面掀开了衣服开始奶孩子，粉嫩的半截身子就这样露出外面，暴露在众人的眼帘里，她丝毫没有做姑娘时的那份羞涩；记得四年前刚认识她的时候，一句话玩笑话都会让阿玲脸色绯红。她的头发也不再是油光水滑，而是胡乱地披散着；曾经洁白的脸上也不再保养得清秀红晕，而是胡乱涂抹了两块钱一瓶的雪花膏，乱糟糟的。如此模样，她居然还怡然自得地可以出来见人。
阿玲对我母亲说：“婶，我这日子没法过了。”
母亲劝她：“不管怎么说，日子还不都得过。”
阿玲犹豫了半响，说：“这日子还怎么过？人家结婚了，都是媳妇当家，婆婆做甩手掌柜。我们家却完全相反，我一分钱的家都当不了，连每月买卫生巾的钱都需要问她要。”
我问：“买卫生巾干嘛？”
“大人说话，小孩子不要插嘴。”母亲白了我一眼。
我低着头，努着嘴，很不服气。就在这时，吃着奶的孩子又哭了起来。阿玲的脸上升起了厌恶之色：“都是你这个讨债鬼，你害死我了！”她把生活的不顺一股脑发泄在孩子身上。
母亲继续劝慰她：“孩子还小，哪里懂做母亲的苦。”
阿玲哭了，母子同时放声大哭。
哭声让我的心为了一颤。该有多大的委屈，才能发出这样撕心裂肺的哭声？
“他一个大男人，就不为你想想吗？”母亲问。 “他嫌我脏。”阿玲的声音细如蚊呐。
“也不看看他自己是什么货色，凭他那好吃懒做的样子，就不该娶妻生子。既然娶了，就不要嫌弃。”
“婶，别说了。”
阿玲回去的时候，母亲给她送了一袋鸡蛋。阿玲不要。母亲生气了：“她死小器，连自家的鸡蛋都不给你吃，还要拿去卖钱。你现在还在奶孩子，身体要紧。”那个“她”，显然是阿玲的婆婆。
“我带回去也会被她拿走，我也吃不到，我真的不要了。”阿玲的话才出口，母亲的脸煞白煞白：“她狠毒到了这个地步？这可不是她的啊。”
“哪有媳妇作践自家婆婆的呢？没有这样的事情，我肯定不会乱说的。外婆瞒着几个舅舅给我带来的那些鸡蛋，我是一个都没吃到。”阿玲泪又流了下来。
“可怜的孩子，你从小没妈，要是不嫌弃，就把我当妈吧，每天到我家里来，我给你做。”
“真的不用了。我在外面跑，她会骂我的，说我不干家务，好吃懒做。我得走了。”阿玲挡开了母亲的鸡蛋，背影越走越远。
邻居婶婶探出头来，“唉，这么小，就这么遭罪了。她那婆婆还很年轻，这罪不知道要遭到什么时候去了。”显然，母亲和阿玲的话她都听在耳朵里。
“女人的身子很重要啊，一旦丢了，就不值钱了。”母亲感慨着。
“切，那可不一定，还不是她那几个舅舅害的？如果她跟了那个贵州仔，没准现在过着幸福日子呢。贵州仔可没嫌弃她失去的身子。”婶婶反驳道。
两个女人就在院子里有一搭没一搭地聊起天来。
四
我初中毕业后就离开了家乡外出打工，这是我们那里绝大部分孩子的出路。打工潮已然兴起，在家种田已经没了盼头。去读高中的没几个，能够进入大学的就更少了。反正读了大学也找不到什么好工作，还不如早几年去打工挣钱。这是大家普遍的思想。
我要去打工的事情被阿玲知道了，她特地来到了我家里：“听姐的，打工没出息的，好好去读书吧，那是你跳出农门的唯一路子。”她说的情深意切，这时候的阿玲，一副严重营养不良的样子，脸上也看不到什么肉了。她都这样了，还关心着我。我的眼角湿润了，但还是去了远方。
打工生活的苦楚，我不想过多地言说。一年后，我回到了离别已久的故乡。故乡在我面前已然生疏了，才一年的光景，我和故鄉已经格格不入。那栉风沐雨、历尽沧桑的大树还在，然而树上的鸟窝却没了；那当年滋润一村庄人的深井，此时已经干枯，如大地望向苍穹的一只没有眼泪的盲目；而瓷砖、茶几、沙发、冰箱……这些城里的物事已经成为生活不可阻挡的激流进入了农村，包括城里的思想，性解放、嫖娼、六合彩、赌博、白粉、拐卖儿童……古老的农耕文化已然消亡。这一切，让我惊慌失措。
我魂牵梦萦的田园牧歌的故乡已经彻底消失，让我恨不得马上逃离。
我回来的那天，阿玲也来了。那年我十七岁，阿玲刚好二十三岁。这是一般人刚刚大学毕业的年龄，是朝阳刚刚升起的年龄，是最具朝气蓬勃的年龄。阿玲却已经枯萎了，她骨瘦如柴。她拉着孩子的手，孩子的脸上如猫抓过似的，纵横交错，脏兮兮地，人怯怯地站在阿玲的后面。阿玲手里提着一个布包，抖抖索索了很久，从布包里拿出一袋子鸡蛋来。“婶婶，这是给贤中的，他现在正处于长身子的时候，这土鸡蛋很不错。”
母亲坚决不要：“你哪来的钱买鸡蛋？”听得出来，母亲没有责怪，而是关心。
“婶婶，这是我偷偷藏的。每次母鸡生蛋的时候，我就悄悄地藏一个。家里鸡多，她发现不了的。”
我记得，阿玲说过，家里她连一分钱的家都当不了。这一袋子鸡蛋怎么也有三十多个吧？也就是说，阿玲起码收集了一个多月，才攒齐了这些鸡蛋。这哪是鸡蛋啊，分明是沉甸甸的爱，也是不可言说的血泪。我的心为了一痛。
母亲紧紧地抓着阿玲的手：“这些鸡蛋我是万万不能要的。你给孩子吃吧。”
阿玲也握紧了母亲的手，许多话都在不言中。
吃完午饭，母亲让我帮忙带一下阿玲的孩子，小孩子刚开始比较害羞，跟我混了一会儿，也就熟稔了，带着并不吃力。母亲和阿玲在隔壁房间叙话。
“婶婶，我就是吃了没有妈的亏，要是当年一狠心跟小平走就好了。”小平是那个贵州仔。“那是我这辈子唯一爱过的男人。”回忆的伏流在她的心头闪过，滋润着那颗已经干枯的心。
“年轻的时候，谁能看得到这么远呢？那时候，也没人为你做主，你几个舅舅喊打喊杀，刘家和媒婆又连哄带骗，把你推进了刘家这个火坑。”母亲把这一切看得清清楚楚。
“我真后悔，为什么要把这身子留着呢？我要是早给小平，什么事都没有了。”阿玲又哭了。
“叔叔，妈妈又哭了。”阿玲姐的孩子仰着头，对我说。
“妈妈经常哭吗？”
“嗯。”
“走，叔叔带你去玩。”我带着孩子出了房间。
远远地，我还听见母亲说：“女大三，抱金砖；女大五，晒老母。我当年要是把你留下就好了。”
“婶，这使不得，我比他贤中大那么大，何况，我的身子脏了。”阿玲有点忸怩。
我走出槽门院子，外面是延绵的群山，这巍峨的群山啊，你们阻断了人们的视野，让人们局限在这小小的一城一池之得失上。那条唯一通向山外的路，比高考千军万马挤独木桥还要拥堵，又有几个人可以走出去呢？我为阿玲的命运感到深深地悲哀。一年的打工生活，也让我对自己的模糊的未来产生了莫名的担忧。
“叔叔，你在想什么呢？”
我说：“我想拥有一双翅膀。”
回到家的时候，母亲和阿玲叙话已毕。阿玲带着孩子回去了。我责怪母亲：“您怎么没有打发阿玲任何东西呢？”
“打发她东西是没有用的，她根本拿不到。没准回去还要吵架，她婆婆肯定怀疑她偷了家里的东西给我，否则我怎么会打发她东西？”母亲说：“你放心，我硬塞了两百块钱给她，她真不容易，一分钱都没有啊。买卫生巾都得问老公要钱。” “她老公真是个废物，他是要跟他娘过一辈子还是跟阿玲姐过一辈子？”我很是生氣。
“天下总会有一些无能的男人。唉，她婆婆太厉害了。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有些话，说不清呢。”
五
我又去了广东。大概半年的光景吧，母亲给我打来了电话：阿玲疯了。
我心头一颤：“怎么疯的？”
母亲支支吾吾，却不说清楚。
这个当年高傲得如女神的女子怎么就疯了呢？我心烦意乱。这才半年的时间，上次见到她的时候，虽然她脸上苍白得毫无血色，但是头脑还是清醒的，怎么就疯了呢？我连忙给故乡其他人打了电话，终于弄明白了事情的真相。
阿玲和同村早年一个垂涎她美色已久的男人睡到了一起，并且被她婆婆发现了。这下可是炸了马蜂窝。婆婆疯狂地打她，那个好吃懒做的男人更加嫌弃她了，叫她滚。他们还闹到了阿玲的外公外婆家和舅舅家里。外公外婆老了，没脸见人，闭门不出。几个舅舅推卸责任，她是死是活，与我们没关系。
渐渐地，大家发现阿玲的神经不太正常了。她开始在村庄里晃荡：“我是不肯的啊，我是被迫的啊。”说着说着，她淌下眼泪来，声音也呜咽了。这故事倒颇有效，男人听到这里，往往眉开眼笑，“阿玲，要不我们也跟你睡一觉？”女人们却不宽恕她，脸上立刻改换了鄙薄的神气，“贱货，我怎么没见有人强奸我？”“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十五岁就被人强奸了，还有脸说。”有些老女人没有在村里听到她的话，便特意寻来，要她讲当年被强奸的悲惨经历。直到她说到呜咽，她们才叹息一番，满足地去了。
阿玲絮絮叨叨地神经质地在外面说，婆婆和男人嫌她把脸面都丢尽了。
但没过不久，大家也都听得纯熟了，没有人陪她流眼泪了，后来全村的人们几乎都能背诵她的话，一听到就烦厌得头痛。
“我是不同意的，我是被迫的。”她们说。
“阿玲，你又来了。”大家不耐烦的看着她的脸，说：“我问你，你不是被强迫的吗？后来怎么就依了呢？”
“我喝了饮料，晕过去了。”阿玲说。
“我是说你和本村人睡觉的事情。”大家帮他纠正。“我想，这总是你自己愿意才行，不然人家怎么进得去！”
“你不知道他力气多么大呀，死死地压着我。他用双手抓住我的双手，双腿压住我的双腿，然后就进去了。”阿玲比划着。
阿玲神经质地和大家辩解着，却越描越黑。然而，她乐此不疲。却不知道，大家听着笑话，都在隔岸观火。
那次，我在看书，当读到“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这句话时，眼前又闪动着阿玲当姑娘时的情景：她处子苗条的身材，走起路来如春风摆柳，婷婷袅袅，脚步轻盈；她的嗓音美妙甘甜，听着如饮甘甜；她的微笑灿烂纯真，令人陶醉；那双杏眼好像会说话，光泽明亮，如一弯新月，一泓秋水。我不禁感慨，神女真的会无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