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中华民国走到了第十个年头，国内政治仍是一地鸡毛，以至于1917年回国时曾高调表示“二十年不谈政治”的胡適，不到五年就忍不下去了。
　　 1921年5月21日，胡适把北京大学地质调查所所长丁文江、北京大学教育系教授蒋梦麟等人招到家中“讨论组织一个小会的事儿”，胡适草拟了组织大纲，大家均表同意，这便是“努力会”的缘起。
　　 到了1922年5月14日，由胡适起草，蔡元培领衔，陶行知、丁文江、胡适等16人签署的《我们的政治主张》，在“努力会”创办的《努力周报》上发表，该文认为中国的政治军阀混战，国无宁日，全是因为好人自命清高，不愿参与政治，让坏人当道。因此提出由知识分子中的“好人”组成“好人政府”，形成社会的重心，一点一滴地改造社会，创造出一个完美的“大我”。
　　 其实，所谓“好人政府”并非胡适、丁文江等人原创，最初的提出者是大哲学家罗素。1920年10月，罗素应梁启超之邀来华讲学，丁文江是总招待。罗素不想谈自己不甚了解的中国问题，可当时中国人总是希望他发表些“中国向何处去”的建议，无奈之下罗素只好谈了些“走到哪里都不会有错的真理”：“中国要有一打好人，敢于承担责任，敢于将自己的思想付诸实践。”据说罗素回国后曾对人说：“丁文江是我所见中国人中最有才最有能力的人。”很显然，丁文江就是罗素眼中的“一打好人”之一了。
　　 历史有时会以喜剧的形式，与人们开一个悲催的玩笑。1922年9月，由于军阀派系的矛盾，吴佩孚等支持王宠惠出来组织内阁，署理国务总理，罗文干任财政总长，汤尔和任教育总长。他们三人都曾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上签名，因此，这届内阁被人称为“好人政府”。
　　 胡适、丁文江大喜过望，叫上傅斯年等人，全力以赴地支持和指导王、罗、汤三人如何治理国家，提出来一揽子治国方略。可惜“好人内阁”并无实权，只不过是军阀手里的一种工具与装饰，王宠惠等整天忙碌，向外国乞讨借款，主要是给军阀做内战经费，因此引起人民的不满。又因为军费分配不均，引起直系内部纠纷，王宠惠自然倾向吴佩孚为首的“洛（阳）派”，给他们提供较多的军费，因而引起以曹锟为首的“保（定）派”的极大不满。
　　 最终，吴佩孚迫于形势与曹锟妥协。王宠惠等人失了后台，被迫于1922年11月29日宣布下台，罗文干还因“贪污”落得个锒铛入狱。“好人政府”仅仅两个月零六天便“倒阁”了。（摘自《中国人大》 纪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