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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通过讨论国际政治中的几对核心概念及其内在关系,寻求当代社会对国际政治价值观的主流理解以助于新课程的日常教学。讨论的目的还在于以点带面,归纳旧课程价值观教学存在的一些问题,探求新课程价值观教学的原则和方法。
关键词:价值观教学 国际政治 普遍问题 原则和方法
中图分类号:G633.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673-1875(2008)10-056-03
教育培养怎样的人？作为教育终极目标的问题,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欧洲启蒙时代的德国哲学大家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的一句话,也许有助于我们理解教育育人的目标和追求。“有两种东西,我们愈时常、愈反复地思索,它们就给人心灌注了时时在翻新、有加无已的赞叹和敬畏:头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法则。”头上的星空是指导我们学生对自然界的探求,内心的道德法则要求塑造拥有正确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合格公民。从而我们可以理解在历史新课程改革中三维目标对落实价值观教学的强调,本文力图通过讨论国际政治中的几对核心概念及其内在关系,寻求当代社会对国际政治价值观的主流理解以助于新课程的日常教学。讨论的目的还在于以点带面,归纳旧课程价值观教学存在的一些问题,探求新课程价值观教学的原则和方法。
一、主权、人权
人权、主权都是近代以后从西方传入中国的政治概念。一般说来,人权指的是人民所天然享有的各种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基本权利,主权可以认为指的是国家。关于二者的关系我们日常习惯性告诉学生:“主权高于人权”,但许多学生在学习欧洲启蒙运动主要思想家的政治思想时,对此必然产生疑问。洛克、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启蒙思想家为近代社会构建了理性的政治秩序,他们也重点讨论了主权和人权的关系问题:国家的权力来自于人民,政府的职能在于保障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如果政府违反了与人民的契约,人民就有权利推翻它,人权高于主权。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也不缺少对于人权与主权关系的研究,甚至有极其精湛的思想。比如说孟子。作为一个2300多年前的政治哲学家,他对二者关系就有许多重要的论述。其代表性的观点就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一句话,东西方的哲人关于国内政治的论述得出结论是一致的:人权高于主权,人民是主权国家合法性的主要来源,保障人权是国家的第一要务。
那么,“主权高于人权”论断难道是错误的吗？不,这是我们从历史和经验角度考察国际政治得出的正确结论。近现代史国际关系中,以结束天主教与新教争夺权力的30年战争而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1648年)为界线,把缔结该条约后的国家与国际间关系称为近代国际关系。300多年的国际政治,无政府是其基本的生存状态,以权力为中心,追逐利益的“丛林原则”是其基本的游戏规则。“国际政治从本质上讲就是自私的,国家很少像圣徒一样行动。国家会表现出宽容大度和利他主义,但这经常带有一种加强他们国际权力和声望的目的。”[1]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国际社会,决定这场游戏规则的仍然是权力和利益。美国为首的北约1998年对于巴尔干半岛的武力介入,2003年美国不经过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西方大国都标榜着“人权”“世界和平”的道德口号,但很明显美国主导的两次武力干涉的出发点是构建美国领导下的单极“和平”世界和掠夺伊拉克的石油资源。看看今天伊拉克的现状,最起码的安全环境都无法实现,更谈不上人权保障。反观1994年卢旺达那场恐怖的流血事件,世界大国几乎没有做什么事情,大约有50万人被屠杀,惨剧甚至超过了希特勒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卢旺达地理位置偏僻,既无战略上的,也无经济上的意义,只有法国派了一些维和部队,因为法国希望扮演一个对中非拥有统治和保护权力的角色,它与那里有很强的经济、政治联系。所以在现今国际政治领域,人权不过是大国实现其利益的华丽外衣,主权是人权获得保障的前提,主权缺失的地区和国家,人权只是写在白纸上的黑字,起码的生命权、生存权都难以保障,遑论政治权利,近代中国就是明证。
我们日常关于价值观的教学往往沦为简单的政治说教,无法使学生信服,最多是增加了他们的记忆负担。价值观的教学本身是启发学生理性思考、细致分析的过程,但我们的课堂往往是激情有余,理性不足,偏激的口号、肤浅的结论、政治的说教充斥课堂,感觉又回到了文革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我们培养的不是具有现代意识、世界眼光的合格公民,而是言论偏激的网络愤青,崇尚武力的“暴民”。人类追求的价值是多元的,自由、民主、平等、法治、安全、和谐等,这些价值都获得现代社会的普遍的认可。但问题在于价值的排序问题,不同的民族、群体、人对价值的选择次序存在差异。“有些文化比另一些文化更珍惜政治自由,穷人可能把体面的生活条件看得比政治权利更重要,宗教、伦理体系、文化的其他因素和经济条件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和道德判断,只有科学能够帮助我们澄清关于价值的看法。”[2]价值观的教学就是要把这些价值追求结合特殊的时空进行理性的分析以得出正确的结论,教会学生在多元化的社会思考历史与现实,认同人类社会的主流价值,憧憬人类的未来。价值次序的选择与人类所处的时代和地区紧密联系,价值观在人类社会的架构中显然归属上层建筑,决定于社会的经济基础,超越时空的抽象价值理念凤毛麟角,因而价值观选择具有时代性和地域性的特点。同样,主权、人权的次序在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中我们所做的选择也有所差别。
二、权力、道德
自古以来对现实的国际关系的分析研究中,存在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两种截然不同的立场,它们的传统思想至今仍然在发挥着作用,并交错的出现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历史中。“根据现实主义的看法,一个民族国家互相竞争的体系基本上是无政府主义的,实际上就是一个没有政府或统治权威的体系。国家间为权力而彼此争斗,总是照顾他们自己的利益,最终不得不依赖自助,不可能为执行国际法而诉诸更高一级的权威。”[3]权力和利益是现实主义研究模式的核心概念,我们旧教材的很多历史结论可以作为这种观点最好的注脚,例如“落后就要挨打”、“弱国无外交”、“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理想主义者的立场则主要从善意出发,强调国家之间的合作,“人们把国际主义视作一种慈善行为,设想建立一个世界联邦那种超国家的国际机构,进而认为通过建立世界政府可以维持世界和平。”[3]早在文艺复兴时代,但丁在他的《论君主制度》最先强烈呼吁建立由一个世界统治者领导的国际组织,这个统治者垄断军事权力,维持各国之间的和平,但不干涉各个政治实体的内部自治。康德1795年发表的《永久和平论》中指出“共和宪政的国家应基于权利的原则而不是武力,逐渐地扩展和平的地域。放弃战争和相互间的军备竞赛,建设一个法治的自由国家组成的联邦。”[4]这些理想主义的政策主张在一战后付诸实践,试图通过建立普遍性的国际组织和相应的国际法则,使国际政治摆脱零和博弈的丛林状态,进入“法治”层面,以此来维护和巩固世界和平。
两种理论体系显然都无法全面阐述国际政治的现实,抛弃权力或道德的任何一者对国际政治的解读必将是片面的。从旧教材的相关论述考察,现实主义无疑是旧教材国际关系问题的理论根基,道德因素被严重忽视。例如对于国联和联合国（前期）的评价以负面价值为主,在文本的表述中二者被认定为大国推行霸权的工具,忽视它们对构建法治国际社会的象征和现实意义。价值观的教学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要基于现实又要超越现实,抽象价值也许不能使我们获得现实的利益,但道德原则还是提供了我们值得努力争取的目标。现实主义对国际关系研究强调权力因素的传统来自于意大利的思想家马基雅维利,“马基雅维利成了最早把握现代国际体系的权势竞争性质的思想家”,[5]而马基雅维利强调权力主要由于他特殊的研究方法——抛弃道德束缚,从历史和经验出发。因此,旧教材过分强调权力和利益,冷落道德是可以理解的,我们毕竟是历史学科。但从另一方面讲,正是由于历史学,我们的教学就更应该克服自己学科在价值观教学方面的缺陷,超越历史和现实,转换角度,更多从人类未来的高度和人性道德角度分析、认识国际政治,使学生认同和接受充满人性、民主、法治的国际政治新秩序。
三、世界、国家
当我们今天讨论国际经济和政治问题,有一个词语是无可回避的,那就是“全球化”。全球化的进程使以往坚实的国界失去了意义,商品、资本、人员、信息逐渐实现无国界流动,导致我们的生活方式普遍一致的变化。而且全球化不仅影响了世界各国的经济运行模式和民众的日常生活,国际政治也在全球化的冲击下悄然的改变着。全球化“引来国际和地区一体化,政治稳定与合作机制,国际组织与国际治理的发展,社会运动与全球市民社会的建构,等等。”[6]但另一方面,我们更应该看到传统的国际政治格局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革,主权国家仍然是国际关系的行为主体,虽然它的行动受到了其它组织如国际组织、跨国公司、非政府的民间组织诸多限制,但其国际政治的主导地位犹存。由此看来我们今天对国际政治的判断可以这样表述:它处于模式转型的初级阶段。
站在历史的拐点处,我们开始了新课程的改革,其本身也是我们民族应对全球化变革的组成部分。大时代要要大思想,面对大变局,我们价值观教学应该选择怎样的观点和立场,世界主义、民族主义抑或调和二者？针对上述特殊的形势,我们学生应该做好一个国家的合格公民,也要成为一个拥有全球意识的世界公民,做到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统一。我们生活的时代,我们生来注定具有双重身份。我们属于某个民族,某个国家,但同时也是人类的一员。所以,现代公民承担着双重义务:一个是对自己的民族或国家;一个是对人类,我们需正确把握这两者的关系。首先,我们必须勇敢的维护国家主权,培育健康、理性的爱国主义情感。“民族构成人类的基本单位,每个民族都有自身的利益、权利和尊严,维护自己民族的利益、权利和尊严,符合人类利益。没有各个民族的利益,人类的利益就是空洞的。”“如果民族的权利受到践踏,民族的自由受到侵犯,民族的尊严受到侮辱,也就是我们自己的权利、自由和尊严被践踏、侵犯和侮辱。”[7]但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有些统治者以民族代表自居,对内体现专制独裁,对外对外制造冲突和战争,危害人类的共同利益。所以,民族主义既可以成为压迫个人的帮凶,也能够成为危害人类的祸首。健康、理性的民族主义应该是将爱自己的民族、尊重其他民族和热爱人类结合起来,理性理解他国的正当利益诉求,宽容它们的文化,与其它民族和平相处,建设人类的共同家园。其次,全球治理和全球文明正在形成中,我们应该就有全球的视野和开放的心态,关心人类的公共事务和共同命运,努力成为一个合格的世界公民。作为世界公民,应该以一个健康的心态面对世界。我们的国家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一直走处在世界发展的前列,拥有高度的物质、政治、精神文明,再加上长期对外隔绝,由此养成了“天朝”心态:孤傲、自大、虚荣、封闭、不善于与其它国家平等交往。在近代上百年中,我们又屡遭外国的侵略和欺侮,由此形成了以自卑为特征的民族情结。这种心态妨碍我们走向世界,融入国际社会大家庭。这要求我们必须正视自我的不足,站世界历史发展的高度,学习他人长处 ,迎合世界发展潮流,实现民族的复兴。此外,面对屈辱历史,“我们不应该忘记那段屈辱的历史,并要格外珍惜国家的独立和尊严,但我们也不应该被历史的梦魇死死地攫住,陷入自虐心态的泥潭,从阴暗、多疑、过分敏感的心理阴影中走出来,培育起自信、自尊、开放的健康心理,从而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7]
四、战争、和平
国际政治讨论的终极目标是通过历史经验教训总结,寻求维护世界和平的制度安排,真正实现先哲所期盼的“千年和平”,战争由此往往也成为国际政治研究的核心问题。战争能否永久的被从国际关系体系中消除？也成为国际政治研究的最大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理性地分析产生国际战争的根源,对症下药,才能得到解决之道。主流的国际政治理论把战争原因分为三个层次:个人,国家和国际体系。个人的层次主要是介入战争主要国家领导人的心理要素如他（她）的思想、性格、作风等,个人要素并不是影响战争的主导因素,因为国际政治的性质是由国家决定的而非个人决定的,但不是说个人作用是可有可无的。况且人作为具体的存在,国家领导人往往是一个民族思想积淀的化身,呈现出一个时代乃至更长时期民族的精神状态。当然,战争的发生还与一国内部发展问题紧密联系,20世界30年代世界性经济危机导致各国特别是德国、日本的社会政治危机,两国也成为二战欧洲和亚洲的策源地。“正如康德在其‘永久和平’蓝图中指出的那样,和平、政治正义、经济正义是紧密相关的三者一起构成了人类安全的基本要素。”[8]
上述两个层面分析战争爆发的原因从逻辑和经验看都存在欠缺,国际体系是预测战争最值信赖的方法。大国崛起在强权的国际政治时代往往会冲击原有的国际体系结构,使国际政治权力布局重新洗牌,原有的世界霸权掌握者又不愿轻易放弃既得利益,战争就成为世界战略布局的最后选择。两次世界大战,欧洲的“问题儿童”德国迅速崛起要求分享世界权力,英国代表的传统大国通过各种方式企图予以遏制,新旧强国只能通过战争决定未来世界霸权的归属。通过当今世界国际体系的考察,我们也就不难理解美国对华政策在“遏制”和“接触”之间摇摆不定的原因,也可以理解西方大国和周边邻国对中国崛起的疑虑。但并不意味着大国崛起打破原有的力量格局就必然导致国际战争,大国兴衰更替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以何种方式实现世界领导权的变更还在于人类的选择,是否能够像国内政治政权和平更迭一样,促使国际政治制度化、民主化,以实现世界领导权的和平过渡。
知识的讲述、传授本身也是价值观认同接受的过程,我们过往的教学中常常忽略这一点。知识讲授偏重逻辑分析,体系构建,语言生涩,缺乏感染力。逻辑的展开,分析的次序是教师思想的一种深化,附之于生动的语言其效果远远胜过单纯的价值观归纳。我们从国际战争原因的逻辑分析,学生自然认识到民族精神重塑、民主政治建设、国际政治制度化的对维护世界和平的必要性,从而做到以史为鉴,展望未来。
新课程对教学目标的重新定义要求我们教师转化教育教学的理念,历史课堂不单是知识讲解,构建知识体系,还在于使学生学会认识当代大事件的方法,认同人类的普世价值,成为国家和世界的合格公民。价值观的教学是新课程的难点之一,相信也会引发学界的热议,成为热点、亮点。本文通过国际政治价值观的探讨抛砖引玉,希望大家指正、批评。
参考文献:
[1](美)罗斯金,等.政治科学[M].华夏出版社,2000.7:410
[2](美)拉西特,(美)斯塔尔.世界政治[M].华夏出版社,2001.1:35
[3](日)浦野起央.国际关系理论导论[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11:35
[4](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M].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12:12
[5]时殷弘.关于国际关系的历史理解[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10）
[6](日)星野昭吉.全球政治学[M].新华出版杜,2000.10
[7]丛日云.我是世界公民.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8](美)拉西特,(美)斯塔尔.世界政治[M].华夏出版社,2001.1:431
关键词:价值观教学 国际政治 普遍问题 原则和方法
中图分类号:G633.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673-1875(2008)10-056-03
教育培养怎样的人？作为教育终极目标的问题,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欧洲启蒙时代的德国哲学大家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的一句话,也许有助于我们理解教育育人的目标和追求。“有两种东西,我们愈时常、愈反复地思索,它们就给人心灌注了时时在翻新、有加无已的赞叹和敬畏:头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法则。”头上的星空是指导我们学生对自然界的探求,内心的道德法则要求塑造拥有正确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合格公民。从而我们可以理解在历史新课程改革中三维目标对落实价值观教学的强调,本文力图通过讨论国际政治中的几对核心概念及其内在关系,寻求当代社会对国际政治价值观的主流理解以助于新课程的日常教学。讨论的目的还在于以点带面,归纳旧课程价值观教学存在的一些问题,探求新课程价值观教学的原则和方法。
一、主权、人权
人权、主权都是近代以后从西方传入中国的政治概念。一般说来,人权指的是人民所天然享有的各种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基本权利,主权可以认为指的是国家。关于二者的关系我们日常习惯性告诉学生:“主权高于人权”,但许多学生在学习欧洲启蒙运动主要思想家的政治思想时,对此必然产生疑问。洛克、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启蒙思想家为近代社会构建了理性的政治秩序,他们也重点讨论了主权和人权的关系问题:国家的权力来自于人民,政府的职能在于保障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如果政府违反了与人民的契约,人民就有权利推翻它,人权高于主权。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也不缺少对于人权与主权关系的研究,甚至有极其精湛的思想。比如说孟子。作为一个2300多年前的政治哲学家,他对二者关系就有许多重要的论述。其代表性的观点就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一句话,东西方的哲人关于国内政治的论述得出结论是一致的:人权高于主权,人民是主权国家合法性的主要来源,保障人权是国家的第一要务。
那么,“主权高于人权”论断难道是错误的吗？不,这是我们从历史和经验角度考察国际政治得出的正确结论。近现代史国际关系中,以结束天主教与新教争夺权力的30年战争而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1648年)为界线,把缔结该条约后的国家与国际间关系称为近代国际关系。300多年的国际政治,无政府是其基本的生存状态,以权力为中心,追逐利益的“丛林原则”是其基本的游戏规则。“国际政治从本质上讲就是自私的,国家很少像圣徒一样行动。国家会表现出宽容大度和利他主义,但这经常带有一种加强他们国际权力和声望的目的。”[1]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国际社会,决定这场游戏规则的仍然是权力和利益。美国为首的北约1998年对于巴尔干半岛的武力介入,2003年美国不经过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西方大国都标榜着“人权”“世界和平”的道德口号,但很明显美国主导的两次武力干涉的出发点是构建美国领导下的单极“和平”世界和掠夺伊拉克的石油资源。看看今天伊拉克的现状,最起码的安全环境都无法实现,更谈不上人权保障。反观1994年卢旺达那场恐怖的流血事件,世界大国几乎没有做什么事情,大约有50万人被屠杀,惨剧甚至超过了希特勒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卢旺达地理位置偏僻,既无战略上的,也无经济上的意义,只有法国派了一些维和部队,因为法国希望扮演一个对中非拥有统治和保护权力的角色,它与那里有很强的经济、政治联系。所以在现今国际政治领域,人权不过是大国实现其利益的华丽外衣,主权是人权获得保障的前提,主权缺失的地区和国家,人权只是写在白纸上的黑字,起码的生命权、生存权都难以保障,遑论政治权利,近代中国就是明证。
我们日常关于价值观的教学往往沦为简单的政治说教,无法使学生信服,最多是增加了他们的记忆负担。价值观的教学本身是启发学生理性思考、细致分析的过程,但我们的课堂往往是激情有余,理性不足,偏激的口号、肤浅的结论、政治的说教充斥课堂,感觉又回到了文革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我们培养的不是具有现代意识、世界眼光的合格公民,而是言论偏激的网络愤青,崇尚武力的“暴民”。人类追求的价值是多元的,自由、民主、平等、法治、安全、和谐等,这些价值都获得现代社会的普遍的认可。但问题在于价值的排序问题,不同的民族、群体、人对价值的选择次序存在差异。“有些文化比另一些文化更珍惜政治自由,穷人可能把体面的生活条件看得比政治权利更重要,宗教、伦理体系、文化的其他因素和经济条件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和道德判断,只有科学能够帮助我们澄清关于价值的看法。”[2]价值观的教学就是要把这些价值追求结合特殊的时空进行理性的分析以得出正确的结论,教会学生在多元化的社会思考历史与现实,认同人类社会的主流价值,憧憬人类的未来。价值次序的选择与人类所处的时代和地区紧密联系,价值观在人类社会的架构中显然归属上层建筑,决定于社会的经济基础,超越时空的抽象价值理念凤毛麟角,因而价值观选择具有时代性和地域性的特点。同样,主权、人权的次序在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中我们所做的选择也有所差别。
二、权力、道德
自古以来对现实的国际关系的分析研究中,存在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两种截然不同的立场,它们的传统思想至今仍然在发挥着作用,并交错的出现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历史中。“根据现实主义的看法,一个民族国家互相竞争的体系基本上是无政府主义的,实际上就是一个没有政府或统治权威的体系。国家间为权力而彼此争斗,总是照顾他们自己的利益,最终不得不依赖自助,不可能为执行国际法而诉诸更高一级的权威。”[3]权力和利益是现实主义研究模式的核心概念,我们旧教材的很多历史结论可以作为这种观点最好的注脚,例如“落后就要挨打”、“弱国无外交”、“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理想主义者的立场则主要从善意出发,强调国家之间的合作,“人们把国际主义视作一种慈善行为,设想建立一个世界联邦那种超国家的国际机构,进而认为通过建立世界政府可以维持世界和平。”[3]早在文艺复兴时代,但丁在他的《论君主制度》最先强烈呼吁建立由一个世界统治者领导的国际组织,这个统治者垄断军事权力,维持各国之间的和平,但不干涉各个政治实体的内部自治。康德1795年发表的《永久和平论》中指出“共和宪政的国家应基于权利的原则而不是武力,逐渐地扩展和平的地域。放弃战争和相互间的军备竞赛,建设一个法治的自由国家组成的联邦。”[4]这些理想主义的政策主张在一战后付诸实践,试图通过建立普遍性的国际组织和相应的国际法则,使国际政治摆脱零和博弈的丛林状态,进入“法治”层面,以此来维护和巩固世界和平。
两种理论体系显然都无法全面阐述国际政治的现实,抛弃权力或道德的任何一者对国际政治的解读必将是片面的。从旧教材的相关论述考察,现实主义无疑是旧教材国际关系问题的理论根基,道德因素被严重忽视。例如对于国联和联合国（前期）的评价以负面价值为主,在文本的表述中二者被认定为大国推行霸权的工具,忽视它们对构建法治国际社会的象征和现实意义。价值观的教学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要基于现实又要超越现实,抽象价值也许不能使我们获得现实的利益,但道德原则还是提供了我们值得努力争取的目标。现实主义对国际关系研究强调权力因素的传统来自于意大利的思想家马基雅维利,“马基雅维利成了最早把握现代国际体系的权势竞争性质的思想家”,[5]而马基雅维利强调权力主要由于他特殊的研究方法——抛弃道德束缚,从历史和经验出发。因此,旧教材过分强调权力和利益,冷落道德是可以理解的,我们毕竟是历史学科。但从另一方面讲,正是由于历史学,我们的教学就更应该克服自己学科在价值观教学方面的缺陷,超越历史和现实,转换角度,更多从人类未来的高度和人性道德角度分析、认识国际政治,使学生认同和接受充满人性、民主、法治的国际政治新秩序。
三、世界、国家
当我们今天讨论国际经济和政治问题,有一个词语是无可回避的,那就是“全球化”。全球化的进程使以往坚实的国界失去了意义,商品、资本、人员、信息逐渐实现无国界流动,导致我们的生活方式普遍一致的变化。而且全球化不仅影响了世界各国的经济运行模式和民众的日常生活,国际政治也在全球化的冲击下悄然的改变着。全球化“引来国际和地区一体化,政治稳定与合作机制,国际组织与国际治理的发展,社会运动与全球市民社会的建构,等等。”[6]但另一方面,我们更应该看到传统的国际政治格局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革,主权国家仍然是国际关系的行为主体,虽然它的行动受到了其它组织如国际组织、跨国公司、非政府的民间组织诸多限制,但其国际政治的主导地位犹存。由此看来我们今天对国际政治的判断可以这样表述:它处于模式转型的初级阶段。
站在历史的拐点处,我们开始了新课程的改革,其本身也是我们民族应对全球化变革的组成部分。大时代要要大思想,面对大变局,我们价值观教学应该选择怎样的观点和立场,世界主义、民族主义抑或调和二者？针对上述特殊的形势,我们学生应该做好一个国家的合格公民,也要成为一个拥有全球意识的世界公民,做到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统一。我们生活的时代,我们生来注定具有双重身份。我们属于某个民族,某个国家,但同时也是人类的一员。所以,现代公民承担着双重义务:一个是对自己的民族或国家;一个是对人类,我们需正确把握这两者的关系。首先,我们必须勇敢的维护国家主权,培育健康、理性的爱国主义情感。“民族构成人类的基本单位,每个民族都有自身的利益、权利和尊严,维护自己民族的利益、权利和尊严,符合人类利益。没有各个民族的利益,人类的利益就是空洞的。”“如果民族的权利受到践踏,民族的自由受到侵犯,民族的尊严受到侮辱,也就是我们自己的权利、自由和尊严被践踏、侵犯和侮辱。”[7]但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有些统治者以民族代表自居,对内体现专制独裁,对外对外制造冲突和战争,危害人类的共同利益。所以,民族主义既可以成为压迫个人的帮凶,也能够成为危害人类的祸首。健康、理性的民族主义应该是将爱自己的民族、尊重其他民族和热爱人类结合起来,理性理解他国的正当利益诉求,宽容它们的文化,与其它民族和平相处,建设人类的共同家园。其次,全球治理和全球文明正在形成中,我们应该就有全球的视野和开放的心态,关心人类的公共事务和共同命运,努力成为一个合格的世界公民。作为世界公民,应该以一个健康的心态面对世界。我们的国家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一直走处在世界发展的前列,拥有高度的物质、政治、精神文明,再加上长期对外隔绝,由此养成了“天朝”心态:孤傲、自大、虚荣、封闭、不善于与其它国家平等交往。在近代上百年中,我们又屡遭外国的侵略和欺侮,由此形成了以自卑为特征的民族情结。这种心态妨碍我们走向世界,融入国际社会大家庭。这要求我们必须正视自我的不足,站世界历史发展的高度,学习他人长处 ,迎合世界发展潮流,实现民族的复兴。此外,面对屈辱历史,“我们不应该忘记那段屈辱的历史,并要格外珍惜国家的独立和尊严,但我们也不应该被历史的梦魇死死地攫住,陷入自虐心态的泥潭,从阴暗、多疑、过分敏感的心理阴影中走出来,培育起自信、自尊、开放的健康心理,从而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7]
四、战争、和平
国际政治讨论的终极目标是通过历史经验教训总结,寻求维护世界和平的制度安排,真正实现先哲所期盼的“千年和平”,战争由此往往也成为国际政治研究的核心问题。战争能否永久的被从国际关系体系中消除？也成为国际政治研究的最大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理性地分析产生国际战争的根源,对症下药,才能得到解决之道。主流的国际政治理论把战争原因分为三个层次:个人,国家和国际体系。个人的层次主要是介入战争主要国家领导人的心理要素如他（她）的思想、性格、作风等,个人要素并不是影响战争的主导因素,因为国际政治的性质是由国家决定的而非个人决定的,但不是说个人作用是可有可无的。况且人作为具体的存在,国家领导人往往是一个民族思想积淀的化身,呈现出一个时代乃至更长时期民族的精神状态。当然,战争的发生还与一国内部发展问题紧密联系,20世界30年代世界性经济危机导致各国特别是德国、日本的社会政治危机,两国也成为二战欧洲和亚洲的策源地。“正如康德在其‘永久和平’蓝图中指出的那样,和平、政治正义、经济正义是紧密相关的三者一起构成了人类安全的基本要素。”[8]
上述两个层面分析战争爆发的原因从逻辑和经验看都存在欠缺,国际体系是预测战争最值信赖的方法。大国崛起在强权的国际政治时代往往会冲击原有的国际体系结构,使国际政治权力布局重新洗牌,原有的世界霸权掌握者又不愿轻易放弃既得利益,战争就成为世界战略布局的最后选择。两次世界大战,欧洲的“问题儿童”德国迅速崛起要求分享世界权力,英国代表的传统大国通过各种方式企图予以遏制,新旧强国只能通过战争决定未来世界霸权的归属。通过当今世界国际体系的考察,我们也就不难理解美国对华政策在“遏制”和“接触”之间摇摆不定的原因,也可以理解西方大国和周边邻国对中国崛起的疑虑。但并不意味着大国崛起打破原有的力量格局就必然导致国际战争,大国兴衰更替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以何种方式实现世界领导权的变更还在于人类的选择,是否能够像国内政治政权和平更迭一样,促使国际政治制度化、民主化,以实现世界领导权的和平过渡。
知识的讲述、传授本身也是价值观认同接受的过程,我们过往的教学中常常忽略这一点。知识讲授偏重逻辑分析,体系构建,语言生涩,缺乏感染力。逻辑的展开,分析的次序是教师思想的一种深化,附之于生动的语言其效果远远胜过单纯的价值观归纳。我们从国际战争原因的逻辑分析,学生自然认识到民族精神重塑、民主政治建设、国际政治制度化的对维护世界和平的必要性,从而做到以史为鉴,展望未来。
新课程对教学目标的重新定义要求我们教师转化教育教学的理念,历史课堂不单是知识讲解,构建知识体系,还在于使学生学会认识当代大事件的方法,认同人类的普世价值,成为国家和世界的合格公民。价值观的教学是新课程的难点之一,相信也会引发学界的热议,成为热点、亮点。本文通过国际政治价值观的探讨抛砖引玉,希望大家指正、批评。
参考文献:
[1](美)罗斯金,等.政治科学[M].华夏出版社,2000.7:410
[2](美)拉西特,(美)斯塔尔.世界政治[M].华夏出版社,2001.1:35
[3](日)浦野起央.国际关系理论导论[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11:35
[4](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M].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12:12
[5]时殷弘.关于国际关系的历史理解[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10）
[6](日)星野昭吉.全球政治学[M].新华出版杜,2000.10
[7]丛日云.我是世界公民.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8](美)拉西特,(美)斯塔尔.世界政治[M].华夏出版社,2001.1:4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