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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社区居民生活期盼是社区居民在满足需要和时代创新中所持续性增强的对未来生活愿景的超前预设。历史发展是时代创新的既往积淀，而时代创新不过是历史发展的当下提升。鉴于此，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历史发展和社會结构的理论诉求就是诠释生活期盼的主要方法论皈依。针对陕南移民社区居民社会心态的优化，以建构“美丽社区”为载体，以建构新移民夜校为依托，打造“社区产业园区”等，在社区产业园区的实践历练和新型城镇化的建设中，最终臻至社区移民现代化人格和自信心态的形成。
关键词：陕南移民；社会心态；生活期盼；社区归属
中图分类号：C91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7）24-0130-04
“归属感”是社区居民基于“我们共同的”“共在”的基础上所形成一种具有“同感”的日常生活的心理状态。归属感的积极形态，主要由物质生活的世俗幸福感、政治生活的主人翁责任感、文化生活的文化自信感、社会生活的价值感四大元素有机组合而成。如果说生活期盼主要表达了社区主体对自己生活状况的实然性判断，那么，归属感的强化和社会心态的优化却需要理论学习和实践基础上的应然性的努力才能达到。鉴于此，我们提出以下优化路径。
一、以建构“美丽社区”为载体，组织新移民生态修复队，夯实陕南移民归属感生成的“存在论”基础
中国传统社会学思想就讲究一个男有分和女有归。这个“分”按照荀子的说法，就是男人必须有活干，有事情做。而且这种职业选择是在尊重资源禀赋差异和既有社会分工基础上做出的理性选择。“归”字的本来含义就是女子出嫁之意。在《诗经》中称之为“于归”。就是有家有舍的意思。中国人认为，男人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女人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婆家，就表征着社会安定有序和归属感基础的具备。同时，结合十八届五中全会的新语境，我们认为要夯实陕南移民的社区归属感，就必须强化国土意识，组织新移民成立生态修复队，通过国土整治和健美“无机的身体”打造“美丽社区”，为增强“归属感”夯实“诗意栖居”的“存在论”基础。
国土整治是基于优化区域结构的科学发展的思路，由党中央近年来所做出的重大安排，也是为了强化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凸显发展的“共享性”价值诉求的必然选择。从一定意义上讲，移民的原来身份就是生态灾民。现在他们的人虽然暂时搬到了安全地带，但不能一走了之，而必须承担修复生态的伦理责任。这就要求政府把他们组织起来，有计划地实施国土整治的宏大叙事。“丽”即“离”也。根据《周易》离卦卦象的基本价值意蕴，离就是之附丽于大地之上的乔灌草生长茂盛、并生不害，立地条件、生产者子系统、消费者子系统和分解者子系统生活物质循环路径畅通、相得益彰的生态系统。从移民搬迁以前的灾害种类看，表面上是山体滑坡、泥石流肆虐、洪涝频仍，但是根本原因就是多年的滥垦滥伐导致水土流失。因此，组织他们修复业已破坏的家园植被，就是构建美丽社区的治本之策。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惟其把“同感”，譬如说“归属感”等的强化建立于我们的“共在”的基础之上，这样的归属感才是牢靠和长久的。
二、以建构新移民夜校为依托，强化学习意识，通过“内在超越”和“时间移民”，帮助新移民建构“心灵秩序”，在打造“新民社区”中，夯实增强归属感的德性基础
新移民搬迁到新的社区，是人生的一次重大转型，必然会遇到心灵秩序的“失序”问题（罗斯，1901）。深入住户调查发现，许多人整日以酗酒消磨时光，找不到生活的意义。更有一些染上了吸毒的坏毛病。还有一些忘记了中华孝德为本的生育理性，导致家庭组织解组，更有一些人员被农村灰恶化的现实吞噬，他们被黑社会绑架，走上了拦路抢劫甚至于杀人越货的不轨之途。学习内容初步考虑分为两类：一是着力对新市民进行“实践理性”的培育。鉴于新市民普遍知识水平不高，我们认为没有必要拿着“高头讲章”对他们进行所谓系统化、正规化的理论灌输。而必须贴近他们的生活实际，以好故事和好声音为“起兴”，以图像展示和视觉形象为主要手段，以虚拟化的网络方式为媒介，进行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中的基本生命价值即实践理性的教育。在这里，本报告开篇所说的实践理性七项规定就是实施教育的重中之重。这方面的师资可以由那些文科大学的教师担任。二是着力对社区管理者进行中国先进文化所体现出的工作方式的培育。中国先进文化的代表者应该主要由社区干部来体现，这也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应有之义。初步考虑主要有以下五种规定：其一，群众路线的工作方式；其二，官民互动的办事方式；其三，善政悦治的治理方式；其四，选贤任能的流动方式；其五，实事求是的思维方式。这方面的师资可以由党校的教师担任。
三、打造“社区产业园区”，强化现代意识，让新市民在家庭化和社区化的工厂历练中强化亲和性和效能感，从而在打造“兴农社区”中建立生命自信、积极进取、开放包容的社会心态
人类无论飞得再高也不能忘记自己脚下的土地。以美国为例，他们发展航天工业也是为了振兴农业，譬如培育种子、改良土壤等等。可是，由于近几十年我们在发展中受重商主义的影响，我们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讲却是以牺牲农业、农村和农民为代价的。现在亟待回归原点，再行发展。因为“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是真理。只有不忘初心，才能善始善终，善作善成。这就要发展为农工业、为农服务业和为农工业。鉴于此，结合秦巴山区的地缘优势，借鉴发达国家兴办产业园区的成功经验，发展独具陕西特色的“社区产业园区”就势在必行。秦巴山区移民南依巴山秀水，北傍秦岭岫峰，山水資源居华夏之冠；生物多样性居华夏之冠；发展“为农产业”的可能性居华夏之冠；让移民在家门口发展现代化大农业的条件也高居华夏之冠。除了继续做好种植业以外，林、牧、副、渔的发展也具有比较优势，尤其是发展果（核桃、板栗等干果和樱桃、柿子等水果）、花、茶、油、禽、虫、药、菌、杂等业，更具有明显的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的比较优势。鉴于此，应该做好以下几个环节： 一是在思想上要把“社区产业园区”或“社区产业集群”看成拉动社区经济、县域经济和地方经济的重要载体，形成“兴农社区”的共识。当然，这样的社区产业园区在空间上要体现中国社区各种元素嵌入交叉的立体网格格局。即是說，社区产业园区不能同移民居住的家庭生活空间连成一片。而必须有区隔和适当的空间距离，这样做的好处是把“身体场”（移民居住家庭生活区）和“商场”在相互分离中容易形成彼此对待的平衡张力。防止两种不同场域价值观念的冲突和错位。可以从费孝通《乡土中国》一书中的“赶场”文化中汲取智慧。
二是要以“产、学、研自由人合作组织”为龙头，设置符合社区实际的园区规划和顶层设计，按照“后来者居上”（党治国，1990）的发展规律办事，一开始就把高技术、高工艺和高增值的“三高目标”作为发展方向。从我们实际了解的情况看，由于现有的园区没有很好照顾到当地的资源禀赋优势，导致许多园区歇业。大量的用地被闲置起来，这是一个不小的教训。鉴于此，必须对既有园区进行排列组合的改造，惟其如此，才能进一步体现园区建设上的天人合一的理路，形成人与自然永续利用和相互促进的良性发展态势。
三是把西北农林科大和有关农业科研院所的人员推举为“兴农社区”的主导，激励科研成果的就地转化和价值链条的向上提升。这几年，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及其相关科研人员为发展陕西省的现代化大农业立下了汗马功劳。譬如关中眉县猕猴桃产业一举走在周至前面，就得力于引进新品种和进行新开拓使然。陕南类似于猕猴桃的农副产品资源极为丰富，素被称为中国生物多样性的宝库。应该在发展现代核桃、板栗等农副产品的加工业再上一个台阶。譬如，可以考虑和鲁豫代言的六个核桃的大企业联袂合作，把陕南核桃等产业推向国际市场。在经营模式上，也可以借鉴温州模式的优势经验，想当年，温州人能把聚乙烯这个化学工业的万能材料变幻成纽扣，并最终成就了纽扣市场的国际垄断段地位，为什么陕南的核桃板栗产业就不能成为世界级的生产经营中心。
四是强化和培育大国工匠精神，在社区举办技术学校，把能培养一大批留得住、能致富、能出彩、能发家的工匠队伍，作为共襄盛举的主体目标。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工匠精神是支撑这个生产力的主体力量。挖掘大国工匠精神，就要到中国墨家哲学思想中寻求智慧，同时又要总结中国老字号历久不衰的秘密。并且也要筛选相应的师资力量来承担这方面的授课任务，可以从农业技术职业学校和一部分从事科技哲学的教师中凝聚队伍。
五是“让爱回家”，盘活既有家礼文化资源，打造社区人的人文情怀。使得每一个人都成为两种文化的复合体，一方面，在“我—你”模式（存在于家庭生活和家族交往的“身体场”的核心价值）中培育仁爱美德和“交往理性”（这一“理性”其实是以家庭伦理亲情为本体的，因而本质上讲并非“认死理”的理性和仇恨，而是超越“买卖公平”和“等价交换”的商业价值的仁爱）；另一方面，又能在“我—他”模式（存在于社区产业园区“工作场”或“商场”的核心价值）中生成公正品格和经济理性。从事这一宏大叙事的师资力量可以从那些既有西方个案社会工作经验，又有中国传统家礼文化根底，并熟悉地方文化的乡贤中选拔（即类似于《白鹿原》中的白嘉轩那样的人物）。
六是建立多元资金融通机制，建构体现创新、开放、绿色、协调、共享的优势社区产业，以实现社区合作多方的可持续性发展。这是十八届五中全会新的发展理念的时代体现。资金融通是现代化事业的血液。可以注意调动多方面的积极性，由以政府出资为主，带动民间人士投资，也可以吸引外资投入，从而形成多元投资主体收益，多渠道融资机制整合，多方合作共赢和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局面。
七是建构和线下平台有机互动的虚拟物联网社区产业园区平台，整合现代化农业生产力内部人、财、物和产、供、销的要素，以实现移民社区经济发展的整体功能和社会效益。借助于“互联网加”的平台，克服以往各自为战和整体效益极差的局面就有了保障，就是这样的虚拟物联网平台。只有这样的平台，才能极大解放和调动社区现代化农业生产力的内部诸要素和各种非生产力所独占或独有的要素，譬如科研人员、管理者和教育者的积极性，使得他们的聪明才智都能在共襄移民社区发展的伟业中得到极大砥砺！
四、在社区产业园区的实践历练和新型城镇化的建设中，最终臻至社区移民现代化人格和自信心态的形成
社区产业园区的本质就是社区家庭伦理和工厂企业的有机结合。我们认为，从主体维度审视，移民社区城镇化的最重要标志，就是移民现代化人格养成和现代化社会心态的建构。优化社会心态既是十八大语境下的热门话题，也是本课题小组成员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通过我们和移民群众直接交谈可以看出，广大移民的既有社会心态距离一个现代化人格应该具有的社会性格（弗洛姆語）还有不少差距。这种社会心态主要产生于自我评估的偏差：自我评估偏低就会产生“丝心态”；自我评估偏高就会产生“巨婴心态”。我们认为，前现代农耕文明恰恰是培育以上两级心态的温床。丝心态主要表现在一般移民身上；巨婴心态则往往是乡镇一级，尤其是村组一级干部（“巨婴”就是巨大的婴儿，类似于封建帝王时代皇帝把自己标榜为“奉天承运”的“天子”一样。事实上，在现阶段，有相当多的村干部就把自己看成是“土皇帝”）来体现。这两种社会心态已经成为制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主要瓶颈。当然，村干部毕竟占据移民的少数比例。我们重点要考察的是广大普通移民的丝心态。如前所述，随着移民生活的转向，这种心态已经得到极大扬弃，但是深究依然不难发现，还是有以下四种表现：
一是表现为对自身能力的怀疑心态。譬如，有许多移民才刚刚年过四十，就给人以老气横秋的感觉，他们总是存在等、靠、要的思想，巴望老天爷风调雨顺，期望清官能关注他们的命运，人身依附性比较强烈。
二是政治上“身份认同”心态欠缺。虽然看到自己利益受损，但就是缺乏为自己维权而奔走呼号的政治勇气。他们看到政府并没有一视同仁的对待他们。因为原住民有建房补助，而他们没有；原住民创业巧借地缘优势立足于自家门口，发展类似于老字号的文化旅游产业很成功，而他们则还在为找到工作而苦恼。他们不善于表达利益受损的苦恼，找不到申诉的渠道，把问题埋在心里很窝火和焦虑。 三是文化上的封闭心态。由于历史上有一段时间我们没有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的政策，像秦巴山区这样的地理环境更趋封闭，这样就丢掉了历史上作为“南北结合部”地带曾经拥有的开放情怀（云盖寺在历史上被称之为“小上海”，可见当时是多么开放），因而导致秦巴山区居民的弱智化问题特别严重。西北大学的张富昌教授还就这个问题就主持过一个课题。直到现在，部分移民身上的愚昧无知还比较严重：具体表现为一部分移民迷信思想严重，对适应新的环境和继续社会化心存畏难情绪。
四是家园生活的自私心态。主要表现为对社区公益性活动缺乏自觉，交往半径狭小，考虑自家利益多，考虑公众利益少等多个方面。以上四大问题恰恰也是晏阳初在20世纪三四年代在河北正定举办乡村建设时所发现的问题。我们认为，正像幸福生活的实现不能抱着“宁受家穷，不争外富”的超验主义态度一样，摆脱上述四大负面心态，优化具有现代化人格的社会心态，就必须坚持经验主义的立场。鉴此，我们提出“社区工厂锻炼法”的建言献策。根据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的观点，工厂就是锻炼人的现代性的一所大学校。所以，相对于第二条的蓄养德性必须通过社区夜校的途径类似，我们认为养成现代人的社会性格就必须通过社区产业园区即家门口工厂生活来“浸淫”。
英格尔斯曾经在他的现代人理论中罗列了现代化人格必然具备的社会性格的十四个特质。结合中国家庭主义的伦理价值诉求，我们认为，以“我们的家园”为依托的社区产业园区，可以使置身其间的人员获有以下十六项主体特性，它们分别是：诗意栖居、合和平健、自主创新、变革包容、注重未来、守时持戒、悦纳乐感、计划品性、学习意识、家人文化、诚信友爱、组织渴求、普遍主义、代际理解、相对平等、信息观念。基于这种观念的掌握，我们的工人就臻至懂得自我时间管控和自我实现的境界。这就是掌握自己命运的效能感的生成和自信心的形成。自信心被英格尔斯看成是现代人格的首要品格，能否通过家庭化和社区化的产业园区的实践历练养成这种自信心，就是衡量是否具有健全社会心态的首要标准。
五、组织政治工作组常驻社区，帮助社区居民建构多元要素互相嵌入的“网格有机社区”，形成“有机团结”和“有序民主”的相得益彰的社区政社环境，为移民最终实现人生梦想创设良好的社会风气和政治氛围
鉴于三地移民社区融入地方的能力欠佳和社会交往障碍普遍存在的现实，我们建议组织工作组进驻社区很有必要。这个工作组可以由省、市、县、乡（镇）五个层级的干部组成。其目的就是为了形成社区居民和社区管理者的双向互动和合作与共赢。这个工作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通过工作组的努力，在优化变化了的社区人口结构中形成“有机团结”的网格结构。因为移民新社区的人口结构事实上并非原先结构的复制。如果说原来的社区人口结构极其相似于马克思所描述的法国农村的“同名数相加”的“一麻袋马铃薯”那样的单质性的机械结构的话，那么，现在的新结构则是体现五姓杂处，以地缘纽带为媒介的和而不同的有机结构。有机结构的良性演进，基于居民有机团结基础上的价值結构的呵护。而这个价值结构，譬如社区居民共同的人生理想，共同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新形态，譬如说对“三大自信话语”的后现代性转换而生成的实践生命理性自信，这个如前所述，此处不再重复），共同的社区情感和共同的社区伦理，就需要工作组成员的着力总结、提炼、筛选与制定。二是通过工作组的努力，可以形成一個瞬间回应居民新期待的亲民、为民和惠民的基层机构，中国传统社会治理有一个朴素观点，即：“天生民有欲，无主则乱。”社区居民政治参与的有序推进，依赖这样的组织维系。
参考文献：
[1] 吴广庆.社区归属感的自发与自觉[J].社会工作：学术版，2011，（11）.
[2] 单菁菁.社区情感与社区建设[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3] 张静晓，石昌林，田曙安.新型城镇化下陕南移民搬迁规划建设问题[J].开放导报，2015，（3）.
[4] Bogue，Donald J.The Study of Population：An Inventory Appraisal.Internal Migration，1959.
[5] 冯明放.陕南移民搬迁的制度经济学分析[J].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
[责任编辑 刘兆峰]
关键词：陕南移民；社会心态；生活期盼；社区归属
中图分类号：C91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7）24-0130-04
“归属感”是社区居民基于“我们共同的”“共在”的基础上所形成一种具有“同感”的日常生活的心理状态。归属感的积极形态，主要由物质生活的世俗幸福感、政治生活的主人翁责任感、文化生活的文化自信感、社会生活的价值感四大元素有机组合而成。如果说生活期盼主要表达了社区主体对自己生活状况的实然性判断，那么，归属感的强化和社会心态的优化却需要理论学习和实践基础上的应然性的努力才能达到。鉴于此，我们提出以下优化路径。
一、以建构“美丽社区”为载体，组织新移民生态修复队，夯实陕南移民归属感生成的“存在论”基础
中国传统社会学思想就讲究一个男有分和女有归。这个“分”按照荀子的说法，就是男人必须有活干，有事情做。而且这种职业选择是在尊重资源禀赋差异和既有社会分工基础上做出的理性选择。“归”字的本来含义就是女子出嫁之意。在《诗经》中称之为“于归”。就是有家有舍的意思。中国人认为，男人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女人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婆家，就表征着社会安定有序和归属感基础的具备。同时，结合十八届五中全会的新语境，我们认为要夯实陕南移民的社区归属感，就必须强化国土意识，组织新移民成立生态修复队，通过国土整治和健美“无机的身体”打造“美丽社区”，为增强“归属感”夯实“诗意栖居”的“存在论”基础。
国土整治是基于优化区域结构的科学发展的思路，由党中央近年来所做出的重大安排，也是为了强化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凸显发展的“共享性”价值诉求的必然选择。从一定意义上讲，移民的原来身份就是生态灾民。现在他们的人虽然暂时搬到了安全地带，但不能一走了之，而必须承担修复生态的伦理责任。这就要求政府把他们组织起来，有计划地实施国土整治的宏大叙事。“丽”即“离”也。根据《周易》离卦卦象的基本价值意蕴，离就是之附丽于大地之上的乔灌草生长茂盛、并生不害，立地条件、生产者子系统、消费者子系统和分解者子系统生活物质循环路径畅通、相得益彰的生态系统。从移民搬迁以前的灾害种类看，表面上是山体滑坡、泥石流肆虐、洪涝频仍，但是根本原因就是多年的滥垦滥伐导致水土流失。因此，组织他们修复业已破坏的家园植被，就是构建美丽社区的治本之策。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惟其把“同感”，譬如说“归属感”等的强化建立于我们的“共在”的基础之上，这样的归属感才是牢靠和长久的。
二、以建构新移民夜校为依托，强化学习意识，通过“内在超越”和“时间移民”，帮助新移民建构“心灵秩序”，在打造“新民社区”中，夯实增强归属感的德性基础
新移民搬迁到新的社区，是人生的一次重大转型，必然会遇到心灵秩序的“失序”问题（罗斯，1901）。深入住户调查发现，许多人整日以酗酒消磨时光，找不到生活的意义。更有一些染上了吸毒的坏毛病。还有一些忘记了中华孝德为本的生育理性，导致家庭组织解组，更有一些人员被农村灰恶化的现实吞噬，他们被黑社会绑架，走上了拦路抢劫甚至于杀人越货的不轨之途。学习内容初步考虑分为两类：一是着力对新市民进行“实践理性”的培育。鉴于新市民普遍知识水平不高，我们认为没有必要拿着“高头讲章”对他们进行所谓系统化、正规化的理论灌输。而必须贴近他们的生活实际，以好故事和好声音为“起兴”，以图像展示和视觉形象为主要手段，以虚拟化的网络方式为媒介，进行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中的基本生命价值即实践理性的教育。在这里，本报告开篇所说的实践理性七项规定就是实施教育的重中之重。这方面的师资可以由那些文科大学的教师担任。二是着力对社区管理者进行中国先进文化所体现出的工作方式的培育。中国先进文化的代表者应该主要由社区干部来体现，这也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应有之义。初步考虑主要有以下五种规定：其一，群众路线的工作方式；其二，官民互动的办事方式；其三，善政悦治的治理方式；其四，选贤任能的流动方式；其五，实事求是的思维方式。这方面的师资可以由党校的教师担任。
三、打造“社区产业园区”，强化现代意识，让新市民在家庭化和社区化的工厂历练中强化亲和性和效能感，从而在打造“兴农社区”中建立生命自信、积极进取、开放包容的社会心态
人类无论飞得再高也不能忘记自己脚下的土地。以美国为例，他们发展航天工业也是为了振兴农业，譬如培育种子、改良土壤等等。可是，由于近几十年我们在发展中受重商主义的影响，我们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讲却是以牺牲农业、农村和农民为代价的。现在亟待回归原点，再行发展。因为“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是真理。只有不忘初心，才能善始善终，善作善成。这就要发展为农工业、为农服务业和为农工业。鉴于此，结合秦巴山区的地缘优势，借鉴发达国家兴办产业园区的成功经验，发展独具陕西特色的“社区产业园区”就势在必行。秦巴山区移民南依巴山秀水，北傍秦岭岫峰，山水資源居华夏之冠；生物多样性居华夏之冠；发展“为农产业”的可能性居华夏之冠；让移民在家门口发展现代化大农业的条件也高居华夏之冠。除了继续做好种植业以外，林、牧、副、渔的发展也具有比较优势，尤其是发展果（核桃、板栗等干果和樱桃、柿子等水果）、花、茶、油、禽、虫、药、菌、杂等业，更具有明显的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的比较优势。鉴于此，应该做好以下几个环节： 一是在思想上要把“社区产业园区”或“社区产业集群”看成拉动社区经济、县域经济和地方经济的重要载体，形成“兴农社区”的共识。当然，这样的社区产业园区在空间上要体现中国社区各种元素嵌入交叉的立体网格格局。即是說，社区产业园区不能同移民居住的家庭生活空间连成一片。而必须有区隔和适当的空间距离，这样做的好处是把“身体场”（移民居住家庭生活区）和“商场”在相互分离中容易形成彼此对待的平衡张力。防止两种不同场域价值观念的冲突和错位。可以从费孝通《乡土中国》一书中的“赶场”文化中汲取智慧。
二是要以“产、学、研自由人合作组织”为龙头，设置符合社区实际的园区规划和顶层设计，按照“后来者居上”（党治国，1990）的发展规律办事，一开始就把高技术、高工艺和高增值的“三高目标”作为发展方向。从我们实际了解的情况看，由于现有的园区没有很好照顾到当地的资源禀赋优势，导致许多园区歇业。大量的用地被闲置起来，这是一个不小的教训。鉴于此，必须对既有园区进行排列组合的改造，惟其如此，才能进一步体现园区建设上的天人合一的理路，形成人与自然永续利用和相互促进的良性发展态势。
三是把西北农林科大和有关农业科研院所的人员推举为“兴农社区”的主导，激励科研成果的就地转化和价值链条的向上提升。这几年，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及其相关科研人员为发展陕西省的现代化大农业立下了汗马功劳。譬如关中眉县猕猴桃产业一举走在周至前面，就得力于引进新品种和进行新开拓使然。陕南类似于猕猴桃的农副产品资源极为丰富，素被称为中国生物多样性的宝库。应该在发展现代核桃、板栗等农副产品的加工业再上一个台阶。譬如，可以考虑和鲁豫代言的六个核桃的大企业联袂合作，把陕南核桃等产业推向国际市场。在经营模式上，也可以借鉴温州模式的优势经验，想当年，温州人能把聚乙烯这个化学工业的万能材料变幻成纽扣，并最终成就了纽扣市场的国际垄断段地位，为什么陕南的核桃板栗产业就不能成为世界级的生产经营中心。
四是强化和培育大国工匠精神，在社区举办技术学校，把能培养一大批留得住、能致富、能出彩、能发家的工匠队伍，作为共襄盛举的主体目标。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工匠精神是支撑这个生产力的主体力量。挖掘大国工匠精神，就要到中国墨家哲学思想中寻求智慧，同时又要总结中国老字号历久不衰的秘密。并且也要筛选相应的师资力量来承担这方面的授课任务，可以从农业技术职业学校和一部分从事科技哲学的教师中凝聚队伍。
五是“让爱回家”，盘活既有家礼文化资源，打造社区人的人文情怀。使得每一个人都成为两种文化的复合体，一方面，在“我—你”模式（存在于家庭生活和家族交往的“身体场”的核心价值）中培育仁爱美德和“交往理性”（这一“理性”其实是以家庭伦理亲情为本体的，因而本质上讲并非“认死理”的理性和仇恨，而是超越“买卖公平”和“等价交换”的商业价值的仁爱）；另一方面，又能在“我—他”模式（存在于社区产业园区“工作场”或“商场”的核心价值）中生成公正品格和经济理性。从事这一宏大叙事的师资力量可以从那些既有西方个案社会工作经验，又有中国传统家礼文化根底，并熟悉地方文化的乡贤中选拔（即类似于《白鹿原》中的白嘉轩那样的人物）。
六是建立多元资金融通机制，建构体现创新、开放、绿色、协调、共享的优势社区产业，以实现社区合作多方的可持续性发展。这是十八届五中全会新的发展理念的时代体现。资金融通是现代化事业的血液。可以注意调动多方面的积极性，由以政府出资为主，带动民间人士投资，也可以吸引外资投入，从而形成多元投资主体收益，多渠道融资机制整合，多方合作共赢和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局面。
七是建构和线下平台有机互动的虚拟物联网社区产业园区平台，整合现代化农业生产力内部人、财、物和产、供、销的要素，以实现移民社区经济发展的整体功能和社会效益。借助于“互联网加”的平台，克服以往各自为战和整体效益极差的局面就有了保障，就是这样的虚拟物联网平台。只有这样的平台，才能极大解放和调动社区现代化农业生产力的内部诸要素和各种非生产力所独占或独有的要素，譬如科研人员、管理者和教育者的积极性，使得他们的聪明才智都能在共襄移民社区发展的伟业中得到极大砥砺！
四、在社区产业园区的实践历练和新型城镇化的建设中，最终臻至社区移民现代化人格和自信心态的形成
社区产业园区的本质就是社区家庭伦理和工厂企业的有机结合。我们认为，从主体维度审视，移民社区城镇化的最重要标志，就是移民现代化人格养成和现代化社会心态的建构。优化社会心态既是十八大语境下的热门话题，也是本课题小组成员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通过我们和移民群众直接交谈可以看出，广大移民的既有社会心态距离一个现代化人格应该具有的社会性格（弗洛姆語）还有不少差距。这种社会心态主要产生于自我评估的偏差：自我评估偏低就会产生“丝心态”；自我评估偏高就会产生“巨婴心态”。我们认为，前现代农耕文明恰恰是培育以上两级心态的温床。丝心态主要表现在一般移民身上；巨婴心态则往往是乡镇一级，尤其是村组一级干部（“巨婴”就是巨大的婴儿，类似于封建帝王时代皇帝把自己标榜为“奉天承运”的“天子”一样。事实上，在现阶段，有相当多的村干部就把自己看成是“土皇帝”）来体现。这两种社会心态已经成为制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主要瓶颈。当然，村干部毕竟占据移民的少数比例。我们重点要考察的是广大普通移民的丝心态。如前所述，随着移民生活的转向，这种心态已经得到极大扬弃，但是深究依然不难发现，还是有以下四种表现：
一是表现为对自身能力的怀疑心态。譬如，有许多移民才刚刚年过四十，就给人以老气横秋的感觉，他们总是存在等、靠、要的思想，巴望老天爷风调雨顺，期望清官能关注他们的命运，人身依附性比较强烈。
二是政治上“身份认同”心态欠缺。虽然看到自己利益受损，但就是缺乏为自己维权而奔走呼号的政治勇气。他们看到政府并没有一视同仁的对待他们。因为原住民有建房补助，而他们没有；原住民创业巧借地缘优势立足于自家门口，发展类似于老字号的文化旅游产业很成功，而他们则还在为找到工作而苦恼。他们不善于表达利益受损的苦恼，找不到申诉的渠道，把问题埋在心里很窝火和焦虑。 三是文化上的封闭心态。由于历史上有一段时间我们没有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的政策，像秦巴山区这样的地理环境更趋封闭，这样就丢掉了历史上作为“南北结合部”地带曾经拥有的开放情怀（云盖寺在历史上被称之为“小上海”，可见当时是多么开放），因而导致秦巴山区居民的弱智化问题特别严重。西北大学的张富昌教授还就这个问题就主持过一个课题。直到现在，部分移民身上的愚昧无知还比较严重：具体表现为一部分移民迷信思想严重，对适应新的环境和继续社会化心存畏难情绪。
四是家园生活的自私心态。主要表现为对社区公益性活动缺乏自觉，交往半径狭小，考虑自家利益多，考虑公众利益少等多个方面。以上四大问题恰恰也是晏阳初在20世纪三四年代在河北正定举办乡村建设时所发现的问题。我们认为，正像幸福生活的实现不能抱着“宁受家穷，不争外富”的超验主义态度一样，摆脱上述四大负面心态，优化具有现代化人格的社会心态，就必须坚持经验主义的立场。鉴此，我们提出“社区工厂锻炼法”的建言献策。根据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的观点，工厂就是锻炼人的现代性的一所大学校。所以，相对于第二条的蓄养德性必须通过社区夜校的途径类似，我们认为养成现代人的社会性格就必须通过社区产业园区即家门口工厂生活来“浸淫”。
英格尔斯曾经在他的现代人理论中罗列了现代化人格必然具备的社会性格的十四个特质。结合中国家庭主义的伦理价值诉求，我们认为，以“我们的家园”为依托的社区产业园区，可以使置身其间的人员获有以下十六项主体特性，它们分别是：诗意栖居、合和平健、自主创新、变革包容、注重未来、守时持戒、悦纳乐感、计划品性、学习意识、家人文化、诚信友爱、组织渴求、普遍主义、代际理解、相对平等、信息观念。基于这种观念的掌握，我们的工人就臻至懂得自我时间管控和自我实现的境界。这就是掌握自己命运的效能感的生成和自信心的形成。自信心被英格尔斯看成是现代人格的首要品格，能否通过家庭化和社区化的产业园区的实践历练养成这种自信心，就是衡量是否具有健全社会心态的首要标准。
五、组织政治工作组常驻社区，帮助社区居民建构多元要素互相嵌入的“网格有机社区”，形成“有机团结”和“有序民主”的相得益彰的社区政社环境，为移民最终实现人生梦想创设良好的社会风气和政治氛围
鉴于三地移民社区融入地方的能力欠佳和社会交往障碍普遍存在的现实，我们建议组织工作组进驻社区很有必要。这个工作组可以由省、市、县、乡（镇）五个层级的干部组成。其目的就是为了形成社区居民和社区管理者的双向互动和合作与共赢。这个工作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通过工作组的努力，在优化变化了的社区人口结构中形成“有机团结”的网格结构。因为移民新社区的人口结构事实上并非原先结构的复制。如果说原来的社区人口结构极其相似于马克思所描述的法国农村的“同名数相加”的“一麻袋马铃薯”那样的单质性的机械结构的话，那么，现在的新结构则是体现五姓杂处，以地缘纽带为媒介的和而不同的有机结构。有机结构的良性演进，基于居民有机团结基础上的价值結构的呵护。而这个价值结构，譬如社区居民共同的人生理想，共同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新形态，譬如说对“三大自信话语”的后现代性转换而生成的实践生命理性自信，这个如前所述，此处不再重复），共同的社区情感和共同的社区伦理，就需要工作组成员的着力总结、提炼、筛选与制定。二是通过工作组的努力，可以形成一個瞬间回应居民新期待的亲民、为民和惠民的基层机构，中国传统社会治理有一个朴素观点，即：“天生民有欲，无主则乱。”社区居民政治参与的有序推进，依赖这样的组织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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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刘兆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