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前和一国际投行的人聊天，她问我投行研究和理论研究有何区别。当时给了几个答案，都没有得到对方的肯定。这些年一直在想这个问题的准确答案。在理论探索和观察现实之间游走多年，加之和很多从事实业的朋友交流，渐渐明白了这两者的区别。
　　在我看来，理论研究考察的是问题的本质，或者说为什么会发生这个问题；而投行经济学家更看重的是会发生什么，尤其是从政府的角度看。这也是为什么投行的经济学家非常在意预测，尤其是关于政府政策的预测。明白这个区别，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理论学者经常说政府应该做什么，而投行经济学家则更热衷于谈论政府将会做什么。换句话说，理论经济学家更适合做一个独立的政府批评人，如张维迎先生一直做的；而投行经济学家则更适合做政府的褒扬者。比如摩根斯坦利的罗奇先生，就一直在夸奖中国政府在过去30多年的经济政策。这是因为，投行的经济学家只有和政府合作，才更可能获得更准确的信息，为其投资者服务。
　　因此，今天的专栏，我想来做一个尝试，从一个经济学者的角度来讨论中国经济在2011年面临的几个宏观问题。特别地，我们将同时（1）从理论学者的角度去看政府应该做什么、（2）从投行学者的角度去看政府会做什么。换句话说，我们来看看“理论”与“实际”的相同和不同之处。限于篇幅，我们仍然以通货膨胀为例来说明这个差别。
　　这个问题我们曾经在上一篇文章里面谈论过。必须承认的一个事实是，中国现在已经面临比较高的通货膨胀。无论是在菜场还是超市，你都能感受到涨价的压力。无论是回家的车票和机票、还是亲友往来的手信和红包，面值一直都在涨。 因此，现在我们的问题是要不要控制通货膨胀，政府应该做什么？在这里，理论经济学家和投行经济学家的区别就很明显地体现出来了。
　　在理论经济学家看来，通货膨胀就是一种针对所有人的强行征税，是赤裸裸的抢劫。因此，如弗里德曼这样的经济学家，会反对一切形势的通货膨胀。在政府政策上，理论经济学家会主张尽可能地控制货币的增长，从而将通货膨胀控制在非常低（通常是低于3%）的水平。因为一般来说，适度但比较低（2%左右）的通货膨胀对于维持经济的适度增长是比较合适的。而控制通货膨胀最好的办法就是提高资金的价格，也就是利息。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理论经济学家都认为中国现在应该加息的原因。只有提高资金的价格和使用成本，资金才会得到有效的配置。那些回报率比较低的项目才会退出市场，从而使得资金配置到那些回报较高的项目上去。
　　但是，投行经济学家的观点则很不一样。他们会更在意政府将做什么。政府会做什么呢？现在的中国，滞涨的苗头已经出现，就业的压力也非常地大。在这个时候，政府就会提高通胀的容忍度（事实上，已经有和政府关系比较密切的学者提出，应该将通胀的容忍水平提高到4%以上）。因此，我们在2010年看到不断提高存款准备金比率，但就是不提利息的现象。投行经济学家看到了政府的担忧，所以投行就会判断说加息的次数不会多，幅度也不会大。
　　这一判断同样适用于2011年。在2011年，理论经济学家，包括我们这些普通民众，都会认为应该较大幅度地加息，将物价控制下来。这在华北干旱、农产品必然涨价的背景下尤其重要。但是，必然的，政府不会这么做。他们的担心太多，他们想的是通吃一切。所以政府会维持高水平的货币投放，同时维持高水平的存款准备金率（这像不像州官放火和百姓点灯的故事？）我预计政府将加息2-3次，但加息的幅度不会太大。而这一做法的最终结果，一定是高通胀和低增长的长期共存。
　　我获得的，是掌声还是板砖，到年底的时候，大家来评论吧！
　　
　　钟鸿钧：现为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助教授。研究领域：产业组织和拍卖理论、管制和公共政策、中国经济。1998 年获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1998-2000 年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研究所工作。2000-2002 年在英国牛津大学经济系和纳菲尔德学院攻读并获得经济学哲学硕士学位，2002-2005年在牛津大学经济系和纳菲尔德学院攻读博士，2005 年初获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2005 年获得英国经
　　济与社会研究委员会（ESRC）博士后研究员资格，在牛津大学纳菲尔德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