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是赏心乐事，但读某些书除外。如果你不想给自己幼小而脆弱的心找抽，就不要读古代的野史，尤其明代，特别是晚明的。周作人说历史是一门残酷的学问，大约就因为晚明的野史读多了。鲁迅在《病后杂谈》里说：“真也无怪有些慈悲心肠人不愿意看野史，听故事。有些事情，真也不像人世，要令人毛骨悚然，心里受伤，永不全愈的。”他是读了写张献忠祸蜀的《蜀碧》和《蜀龟鉴》之后讲这番话的。
　　《红楼梦》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说残忍乖僻的大恶人，秉天地之邪气，应劫而生，扰乱天下，然后他从秦始皇数到秦桧。曹雪芹不想暴露这书写的是清朝的事，才没有再往下数，再数就轮到朱洪武和张献忠了。从朱洪武到张献忠，与明朝相始终的正是这股残忍、乖僻的邪戾之气。十多年前北京古籍出版社出过一套“明代野史丛书”共十一种，我曾经读了其中大半，彭遵泗《蜀碧》、吴伟业《鹿樵纪闻》、边大绶《虎口余生记》等等，心里已经受伤，痊愈也无指望。可最近又读了李洁非的《黑洞：弘光纪事》与《野哭：弘光列传》，还有他发表在《名作欣赏》上的长文《辛巳、壬午开封之围》等，想到鲁迅说过，“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就觉得中心不安，忍不住还是想说一说。
　　佛教讲因果，道教讲承负，有时候不由人不信。鲁迅感叹说，大明一朝，以剥皮始，以剥皮终，可谓始终不变。我想，正是因为有那个始，才有这个终。像崇祯帝十七年的无一时而不忧患，永历帝十六年的无一处而不颠沛，说到底都是为他们的先人埋单来着。屈大均《安龙逸史》上说，永历帝即位时，“特谕不立东厂，不选宫人。诸臣朝罢喜相谓曰：凤准龙额，中兴主也。不立东厂，不选宫人，可谓善政之始”。经过了列祖列宗那么多的虐政和荒政，到了这步田地才想到要行善政，还真能亡羊补牢呢！而且，不立东厂，不选宫人，做的只是减法，居然能称善政，可见对明朝帝王的评价，大家的标准放得多低。
　　有明一朝血腥气实在太重。而对于人的生命的贱视，正是由太祖和成祖开的头。吴梅村《鹿樵纪闻》载，李自成陷京师旋即称帝，周钟草登极诏曰：“比尧舜而多武功，迈汤武而无惭德。”有人私语周钟：“闯贼残杀太甚，恐怕难以成事。”周钟回答道：“昔太祖初起亦然。”复社名士周钟是晓得朱家底细的，但他认为杀人多少与成事大小没有什么关系，这种犬儒主义者的口吻，恰好暴露了普遍的伦理堕落。
　　比如说，永历帝就是以这种犬儒的伦理行事的。他在桂、黔、滇的小朝廷，倚赖的对象是张献忠四个养子中的三个：平东王孙可望成了他的秦王，抚南王刘文秀成了蜀王，安西王李定国成了晋王，而他们可都是张献忠屠蜀的干将。彭遵泗《蜀碧》上说，张献忠据成都时，分兵四路，挨家挨户进行“草杀”：“正月出，五月回，上功疏，可望一路杀男女若干万，文秀一路杀男女若干万，定国一路杀男女若干万……”孙可望最后降了清，被封了“义王”，历史上只留下骂名。李定国呢，因为替永历支撑残局到最后，结果黎东方写《细说清朝》还给他辟了专章，称他为“一代英雄”，真令人无语。
　　弘光帝则全无伦理只剩犬儒了。永历所谓不选宫人，就是因为前面的弘光选得太多，太不是时候，造成了权力正当性的严重透支。一个临时拼凑起来的小朝廷，一个浑浑噩噩的阿斗，完全丧失了现实感，却整天选美选得不亦乐乎，弄得闾里骚然。而且，“宫室服用，百役丛作，皆援全盛之例，费无纪极”，直把南京作北京了。
　　相形之下，崇祯帝倒不算太失德。李自成登极诏上说“君非甚暗”，这应该是他自己的说法，却也是当时的公论。但崇祯的问题是永远的失策。黎东方在《细说明朝》的最后说，崇祯十六岁即位，三十三岁自杀，没有一天不是在内忧外患中过苦日子，有心做好事而无一事做得好，终至于身死国亡。李敖曾说，蒋介石“才具不足，对乱世无能为力，却拼命使劲”，这话用在崇祯身上也挺合适。
　　可是从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起，崇祯便总揽了明末祸乱的罪责。十年前有人写《明亡三百六十年祭》便沿用了这一看法，并且认为，“像崇祯这样的独裁者，反人民、反人道的本质至死都不会变”。我不认为如此。如果说崇祯反人民、反人道，那么清人，还有李自成，特别是张献忠，只能叫做反人类了。《明史·李自成传》载李岩劝说李自成“请勿杀人，收天下心。自成从之，屠戮为减”。《蜀碧》说张献忠“初破武昌，有大志，不甚残杀”。一个从杀到不杀，一个从不杀到杀，关键在有没有“天下”之“志”。当天下还是朱姓的天下，崇祯的行事，乖戾有之，暴虐则未必，他不断地催征“辽饷”和“剿饷”，那是饮鸩止渴的不得已。郭沫若用《明季北略》的作者引用过却否定了的说法，认为崇祯敛财，以至于死后发现皇家府库中“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百两，镌有永乐字”。就算锭银都是五十两一个的元宝，也有十八亿两，天下白银加起来也没有这么多，更何况永乐年间美洲的白银还没有大批量流入中国呢。
　　乱世之可怕，在人类基本伦理的彻底丧失。从皇帝到将帅直到百姓，充天塞地的戾气简直成了有明一朝的DNA。鲁迅说永乐皇帝凶残远在张献忠之上;王士祯说左良玉杀掠甚于流贼;而周作人引述了很多明末士大夫流离中吃尽乱民苦头的事实，集中在甲申、乙酉之际的江南。“吴民喜乱，冠履倒置”，动辄鼓噪抢攘;浙西“有富室狼跋而贫户草靡者，亦多有富室株守而贫户鸱张者”。在民粹主义眼里人民是天使，但人民这个笼子里飞出来的并不都是好鸟。道旁的哄抢者无法原谅，钉子户也不一定全都无辜。钱谦益说：“劫末之后，怨怼相寻，拈草树为刀兵，指骨肉为仇敌，虫以二口自啮，鸟以两首相残。”这就是可怕的“霍布斯丛林”（Hobbesian Jungle），无情的自私结合了无限的自由后弱肉强食的战争，人人对人人。不必等到张献忠把四川杀成白地，“榛榛莽莽，似天地之初”，明末的人心早已失序。
　　有人说，我们不应该对李自成、张献忠“这些走投无路被迫铤而走险的祖先妖魔化”。问题是，究竟是谁最先把他们“妖魔化”的呢？我读过一本《明末农民军名号考录》（王纲著，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那些诨名皆非善类，读了晚上会睡不着觉的：“飞天夜叉”、“滚地狼”、“割鼻”、“剐刀总”、“长妖”、“倒坐虎”、“豹五”、“泼皮风”……。这些可不是官方的恶谥，而是他们的“营中自号”，或者“江湖上人称”。他们是很得意于这样的称呼的。周氏兄弟一想到几百年前曾经有过这样的“祖先”，骨头缝里就透出了冷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