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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浸在酣甜的梦境里，被母亲一把从被窝里揪起来，我很不情愿地睁开眼，看见窗外一片白。打开厨房门，一股冷风钻进来，和我撞了个满怀。地上白花花的，但不是雪，我们这里的人称它为“白头霜”——它一夜之间白了树的头，白了青菜和萝卜的腰身。我生火做饭，灶膛里没了细长的松针，我只好用一把未干透彻的毛柴叶点火，浓烟一下子冒出来，呛得我直咳嗽。“烟子烟儿，莫烟我，搭根梯子，你上青天……”我念着祖母教的童谣，饭煮慢慢地熟了，菜也熟了。
吃过早饭，斜挎着黄书包，我一只脚踏在青石门槛上，弯腰捡起门角落里的一根父亲早已备好的防滑草绳，紧紧绑在“解放”牌胶鞋上，绑好之后一溜烟跑出去。村口，同几个伙伴碰了头，我们一起往乡中学赶去。满头黄毛的喜毛在吃烤红薯，这家伙肯定又偷懒，没来得及做早饭吃。路上结冰，滑溜，我们走得十分小心，生怕摔个人仰马翻。
一向喜欢说笑的海平不顾脚下打滑，一本正经地说：“看啊，喜毛的耳朵在动！”我们齐刷刷地回过头去，只见喜毛腾出一只手，摸了一下自己的耳朵。我们大笑，喜毛上当了——猪吃食，耳朵动——喜毛明白自己吃了亏，要挤上前来打海平。我们正走在两边覆着一层薄冰的田埂上，谁也不让，喜毛无可奈何。
从村子里到乡中学有八里路，平常我们疾步走只需四十分钟，下雪结冰时就耗时多了。今天，我们才走到乡政府，就听到半山腰上的中学里传来早读铃声。我们使出全身力气，一路跑过五星大桥，滑下乡水电站斜坡，再跑过一段青石子机耕道，冲上一座半坡，半坡上就是我们的学校。我们的学校只有两栋房子，前面一栋是教室，后面一栋是教师和学生宿舍，最后面还有一个小棚子，是食堂。我们分头钻进各自的教室，各班的班主任跟着就走进来。
学校里有部分寄宿生，都是些家住至少距学校十五里开外的学生，他们迫不得已才寄宿。寝室里连木床都没有，席子铺在地上，被子搁在席子上，木箱子放在枕头边。吃饭时掉落的饭粒，走动时带起的灰尘，还有各种被褥散发的气味以及臭袜子味……全挤在小小的寝室里。
我一开始也寄宿，钱都交了，不到半学期，我的嘴巴因为吃多了干菜、酸菜而起泡，开始是红肿，后来是糜烂；身上也传染上了疥疮，痒得我像一头牛一样见墙就想蹭几下。我于是放弃寄宿跑通学，浪费了家里的钱。为此，母亲狠批了我一顿，父亲的脸色一连几天不清透，弥漫着阴云。
简陋的教室里，地面凹凸不平，窗户连玻璃都没装，西北风“呼啦啦”地刮过来刮过去，我们像寒号鸟一样打着哆嗦。有些时候，我都听不见讲台上老师在讲什么，尽听到风声。
一下课，同学们涌到教室后边，靠着墙壁“挤暖和”，一个个你挤我我挤你，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女同学不好意思参加，就看着我们男同学挤。有时候，个别同学没摆好姿势，挤得“哇哇”大叫，前后夹击，脱不开身，最后竟被挤哭了。一散开来，哭鼻子的同学成为了笑谈——笑谈归笑谈，不久他又重返队伍，挤得比谁都卖力。这种带着温度的快乐，在各个教室里弥漫着。
第四节课下课，寄宿生像发了疯的牛一样奔向食堂。我们没寄宿的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他们去吃饭，任饥饿感一寸一寸地加厚。家里只有烤红薯可带，这东西充饥好，可天寒地冻，带来也冷得像铁疙瘩；并且，不带烤红薯，还因为不想被同学们嘲笑为“制臭机”——尽管那时候年少懵懂，可我也知道要给女同学留个好印象。
家里条件比较好的同学，有时会带个法饼来充饥。圆圆的法饼散发诱人的麦香，闻其香而不能吃，更令我坐立不安。我前排那个姓钟的女同学，她爸爸在县印刷厂工作，每天带一个法饼来，一到吃饭时间，就低着头伏在桌子下面一小口一小口地吃。我给她取了个外号叫“小老鼠”。“小老鼠”其实长得很可爱，我记得她给过我法饼，吃没吃居然不记得了。
我和喜毛不喜欢在午饭时间呆在教室里，就上街去转悠。桥头老供销社的一楼门口，有个卖包子、馍馍的供销社家属，矮矮胖胖的，白皙的脸上泛着油光，喜毛叫她“大包子”。确实，她就像一个走动着的大包子。每每路过包子店门口，我和喜毛的步子变得极其缓慢，眼睛紧盯着包子，喉咙里仿佛伸出了一只只手，急切地抓向包子。
喜毛比我胆大，有回“大包子”被人叫上楼去，剩下香喷喷的包子放在门口。当时周围正好没人，喜毛悄声对我说：“我去拿两个包子！”他话未说完，脚已迈出去，我一把拽住他的肩膀，生生把他扯回来。喜毛回过神来，吞下口水，跟着我回学校。
回到半坡上，我发现一只小黑鸟孤零零地站在长长的电线上，一声不响，好像电线打了一个结。我和喜毛望了好一会儿，觉得小黑鸟此刻是与我们惺惺相惜的朋友。几声“咩——咩——”入耳，不远处，一只小白羊正在啃食残留着冰碴的地面。地面上的小草连黄色的草叶都没有了，小白羊啃不到什么，干脆伫立在风里，一动不动，好像一朵不知回家的云。
天欲黑，我们放学了，一个个急匆匆地往家里赶，饥寒交迫，早没了清晨上学时的精气神。走在长长的田埂上，我一个不留神，差点儿滑进水田里，是喜毛一把抓住了我。我惊出一身汗，朝他送上一个感激的微笑。天全黑下来，我们走到了村口，看见自家堂屋里那盏五瓦的灯泡已经亮起。
三年跑通学，跑着跑着，同行的女同学都先后消失了——或留在家里干农活，或跟随亲戚外出打工，甚至有些早早出嫁——那个叫桃花的女同学，我后来在县城遇到，她身边一个小女孩儿怯生生地叫我叔叔；跑着跑着，喜毛去学修手表了，好不容易学成出师，但越来越少的人戴手表，他后来在广东的化工厂里打工；跑着跑着，只有我一个人上了县城的重点高中……
吃过早饭，斜挎着黄书包，我一只脚踏在青石门槛上，弯腰捡起门角落里的一根父亲早已备好的防滑草绳，紧紧绑在“解放”牌胶鞋上，绑好之后一溜烟跑出去。村口，同几个伙伴碰了头，我们一起往乡中学赶去。满头黄毛的喜毛在吃烤红薯，这家伙肯定又偷懒，没来得及做早饭吃。路上结冰，滑溜，我们走得十分小心，生怕摔个人仰马翻。
一向喜欢说笑的海平不顾脚下打滑，一本正经地说：“看啊，喜毛的耳朵在动！”我们齐刷刷地回过头去，只见喜毛腾出一只手，摸了一下自己的耳朵。我们大笑，喜毛上当了——猪吃食，耳朵动——喜毛明白自己吃了亏，要挤上前来打海平。我们正走在两边覆着一层薄冰的田埂上，谁也不让，喜毛无可奈何。
从村子里到乡中学有八里路，平常我们疾步走只需四十分钟，下雪结冰时就耗时多了。今天，我们才走到乡政府，就听到半山腰上的中学里传来早读铃声。我们使出全身力气，一路跑过五星大桥，滑下乡水电站斜坡，再跑过一段青石子机耕道，冲上一座半坡，半坡上就是我们的学校。我们的学校只有两栋房子，前面一栋是教室，后面一栋是教师和学生宿舍，最后面还有一个小棚子，是食堂。我们分头钻进各自的教室，各班的班主任跟着就走进来。
学校里有部分寄宿生，都是些家住至少距学校十五里开外的学生，他们迫不得已才寄宿。寝室里连木床都没有，席子铺在地上，被子搁在席子上，木箱子放在枕头边。吃饭时掉落的饭粒，走动时带起的灰尘，还有各种被褥散发的气味以及臭袜子味……全挤在小小的寝室里。
我一开始也寄宿，钱都交了，不到半学期，我的嘴巴因为吃多了干菜、酸菜而起泡，开始是红肿，后来是糜烂；身上也传染上了疥疮，痒得我像一头牛一样见墙就想蹭几下。我于是放弃寄宿跑通学，浪费了家里的钱。为此，母亲狠批了我一顿，父亲的脸色一连几天不清透，弥漫着阴云。
简陋的教室里，地面凹凸不平，窗户连玻璃都没装，西北风“呼啦啦”地刮过来刮过去，我们像寒号鸟一样打着哆嗦。有些时候，我都听不见讲台上老师在讲什么，尽听到风声。
一下课，同学们涌到教室后边，靠着墙壁“挤暖和”，一个个你挤我我挤你，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女同学不好意思参加，就看着我们男同学挤。有时候，个别同学没摆好姿势，挤得“哇哇”大叫，前后夹击，脱不开身，最后竟被挤哭了。一散开来，哭鼻子的同学成为了笑谈——笑谈归笑谈，不久他又重返队伍，挤得比谁都卖力。这种带着温度的快乐，在各个教室里弥漫着。
第四节课下课，寄宿生像发了疯的牛一样奔向食堂。我们没寄宿的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他们去吃饭，任饥饿感一寸一寸地加厚。家里只有烤红薯可带，这东西充饥好，可天寒地冻，带来也冷得像铁疙瘩；并且，不带烤红薯，还因为不想被同学们嘲笑为“制臭机”——尽管那时候年少懵懂，可我也知道要给女同学留个好印象。
家里条件比较好的同学，有时会带个法饼来充饥。圆圆的法饼散发诱人的麦香，闻其香而不能吃，更令我坐立不安。我前排那个姓钟的女同学，她爸爸在县印刷厂工作，每天带一个法饼来，一到吃饭时间，就低着头伏在桌子下面一小口一小口地吃。我给她取了个外号叫“小老鼠”。“小老鼠”其实长得很可爱，我记得她给过我法饼，吃没吃居然不记得了。
我和喜毛不喜欢在午饭时间呆在教室里，就上街去转悠。桥头老供销社的一楼门口，有个卖包子、馍馍的供销社家属，矮矮胖胖的，白皙的脸上泛着油光，喜毛叫她“大包子”。确实，她就像一个走动着的大包子。每每路过包子店门口，我和喜毛的步子变得极其缓慢，眼睛紧盯着包子，喉咙里仿佛伸出了一只只手，急切地抓向包子。
喜毛比我胆大，有回“大包子”被人叫上楼去，剩下香喷喷的包子放在门口。当时周围正好没人，喜毛悄声对我说：“我去拿两个包子！”他话未说完，脚已迈出去，我一把拽住他的肩膀，生生把他扯回来。喜毛回过神来，吞下口水，跟着我回学校。
回到半坡上，我发现一只小黑鸟孤零零地站在长长的电线上，一声不响，好像电线打了一个结。我和喜毛望了好一会儿，觉得小黑鸟此刻是与我们惺惺相惜的朋友。几声“咩——咩——”入耳，不远处，一只小白羊正在啃食残留着冰碴的地面。地面上的小草连黄色的草叶都没有了，小白羊啃不到什么，干脆伫立在风里，一动不动，好像一朵不知回家的云。
天欲黑，我们放学了，一个个急匆匆地往家里赶，饥寒交迫，早没了清晨上学时的精气神。走在长长的田埂上，我一个不留神，差点儿滑进水田里，是喜毛一把抓住了我。我惊出一身汗，朝他送上一个感激的微笑。天全黑下来，我们走到了村口，看见自家堂屋里那盏五瓦的灯泡已经亮起。
三年跑通学，跑着跑着，同行的女同学都先后消失了——或留在家里干农活，或跟随亲戚外出打工，甚至有些早早出嫁——那个叫桃花的女同学，我后来在县城遇到，她身边一个小女孩儿怯生生地叫我叔叔；跑着跑着，喜毛去学修手表了，好不容易学成出师，但越来越少的人戴手表，他后来在广东的化工厂里打工；跑着跑着，只有我一个人上了县城的重点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