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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刚,西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陕西省商业经济研究会常务理事,陕西省陕商研究会副会长,陕西省陕商理事会副理事长,西北大学陕商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陕西商帮史、陕西经济史以及西北市场史研究。
日前,李刚先生就陕商的历史变迁及重振陕商精神等话题接受了《中国商人》独家专访。以下是此次访谈实录:
《中国商人》:陕西古来为农耕文明与各游牧文明激烈冲突的前沿地区,而且是历史上的十三朝古都,那么陕西历史上不同时期都出现过哪些商业集团,其最后衰落的主要原因何在?请您介绍一下其中的情况。
李刚: 在明清时期,陕西商帮(陕商)曾垄断了中国西部贸易500年之久,并以财雄势宏被尊为“西秦大贾”或“关陕商人”,而且还一度名列我国明清时期十大商帮的前列,和晋商、徽商齐名。就连明末清初科学家宋应星也不得不感慨道“商之有本者,大抵属秦、晋与徽郡三方之人”,可见陕西商帮在当时的影响。但是,到了清代乃至近代,东南沿海一带资本主义开始萌芽,陕西商帮渐渐没落了。至于其衰落的原因说起来还是蛮复杂的,如果简略地讲有两大原因,外部原因就是1867年的一些事,内在原因我觉得是与陕商本身的素质有关的,他是农民进城。充其量是个富农,而没有转换成富商,这是陕商的悲剧。
具体来讲陕西人还有个陈旧的历史观念,陕西是十三朝文明古都,长期作为帝国主义就养成了陕西人的历史优越感,所以“老子天下第一”。他有这么一个历史文化优势,所以形成了今天陕西人的历史优越感同时也形成了历史的惰性。陕西人一讲就是周秦汉唐,就是兵马俑,陕西人永远沉浸在历史与过往中。在陕西人看来人类历史的光明不在于明天,而在于昨天或者前天,所以他老是向后看,总是走不出我们叫做“先人”的那个阴影,这种地域文化性格是历史造成的,毕竟这个民族最漫长的辉煌时期是以陕西为中心的。
杜十娘被转卖给陕西商人
《中国商人》:陕西历史上这些不同时期的商业集团,其组织形式与群体精神有没有一些共性的特点?
李刚:中国商界人士给陕西人有个提法,叫“陕棒槌”。一个是“徽骆驼”,一个是“晋算盘”,山西人善于算计,第三个就是陕棒槌,我们陕西人办事直爽。比如说清代时在四川、在康定一带,流传说陕西人在四川就跟豆腐跟狗一样多,当时四川还有一句名谣,就是要发财找陕西人。在宋之前,陕西商人乃皇家商人,这个地位是任何一个省份都不能取代的,陕西商人是帝国商人、皇家商人。 到了宋以后,尽管经济、文化中心南移,陕西成为边关地区逐渐被边缘化,但是陕西是最早产生商帮的地区,主要从事东西部的茶叶、棉布、烟草、药材、皮货以及金融业六大产业,陕西人的脚步遍布了祖国各地。
《中国商人》:明清时期,曾一度有“山陕商人”这样的说法,据您多年对陕西商人群体的研究来看,陕西有没有类似于山西平遥那样的根据地,晋商与“陕商”,在群體行为方式和精神特点上有何异同?
李刚:早在明清时期,陕商就形成以泾阳、三原为中心,覆盖陕西、西部地区的市场网络体系,垄断了西部贸易。其中,三原是当时的“中国西部华尔街”,民间甚至有“宁要三原,不要西安”的说法。
相比晋商,陕西商人身上有着许多优秀的特质,比如实在、纯朴、勤劳、坚忍、反对铺张浪费,但我们也不能回避缺点。其中,缺乏市场运作能力及意识、不抱团、不重视细节是陕商最主要的三大弊病,也是陕西商帮渐渐没落的原因。
我们陕西有个人叫赵公明,是中国的镇财人,这个财神不光是陕西的,同时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是我们这个民族要求发财致富,要求改变贫困面貌,走向富裕的精神需求,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引爆点。再比如我上次讲的类似于会馆这样的东西,陕西人讲《乔家大院》唯独没有写组织奋斗史,谁来组织呢?会馆。而天下会馆属陕西。明清时期,在全国盖的会馆最多的是陕西。我抓这个题目,很可能又抓了一个当时中国商界最有价值的商业标志符号,又能抓住全国人的眼球。
再比如下腰缠十万下扬州,当时我们陕西人也好,山西人也好,安徽人也好,这三大商帮都是在扬州发财致富,扬州是他们共同发财致富的历史原点,那么商人发财以后呢?也就带动了扬州服务业的发展,我们讲的什么呢?叫扬州的秦淮河畔,比如你们熟知的杜十娘,那里面文人李嘉(音)把杜十娘转卖给一个陕西人,这个故事都和陕西人有关系。所以陕西必须要走高端文化路线,我们只有陕西有这样的资源,有这样厚重的历史条件,别的地方就没有。哪个地方是十三朝文明古都,北京才五百年,上海一百年,深圳三十年,陕西多少年呢?五千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我们这个民族最辉煌的历史不是在北京渡过的,而是在陕西这一块土地上渡过的,这就是震惊了世界的汉唐历史。
陕西企业家应学习老祖宗的市场运作意识
《中国商人》:一个商人(或企业家),一个商帮(或商业集团),总是要面对各种包括政治、军事等外部营商环境的剧烈变化,同时他们要必须面对商业与一般的道德与人性的考验,陕西商帮和其中的代表性人物,他们在这些考验中表现出的经营谋略和营商思想,有哪些值得今天的陕西企业家学习和继承?
李刚:明清之间,陕西巨商蜂起,而最富盛名的商户多来自那些经过世代积累、经过了漫长时间考验的商贾家族,他们分布在西安周边的渭南、大荔、韩城等区县,而不是西安近郊及中心地区。如今在陕西的区域经济中,渭南当时是备受瞩目的地区。渭南的赵家、严家、柳家、詹家是当时的“关中巨富”、“盖省财东”,围绕着他们的众多商业家族,则是巨龙身上的参差鳞甲。渭南赵家由富而贵,或者竟有一个子孙在科考中一举夺魁、高居榜首,从而演变为一个“政治家族”。
与赵家相得益彰,渭南阳郭镇贺家洼村的贺家依托自己的主体产业钱庄和典当,开始了“品牌经营”和“全国性扩张”,并有了规模化的资本经营和金融活动。贺家的钱庄和典当铺可以影响到整个地区的商业活动。近到四川,远至新疆,均有贺家的字号。从明到清,上下500多年,有战乱,有天灾,有人祸,有全国各大商帮之间的市场攻伐,贺家留下了自己独特的品牌传奇。
当前,陕西企业家最应该注重学习和继承的是老祖宗的市场运作意识。
《中国商人》:我们了解到陕西当地政府正在通过各种方式推动各地陕西商会的横向联合,而且像陕西商界人士也有“复兴陕商”这样的使命感,您对此种共识的形成有何看法?
李刚:明在元行省基础上,设立了陕西布政使司,所辖地区包括今陕西全境、甘肃嘉峪关以东各地、宁夏和内蒙古伊克昭盟的大都、青海湖以东部分。因此,我个人觉得叫“陕商”是不正确的,应该叫“陕商”。
当然,“复兴陕商”这样的使命感能促使陕西商帮的再次凝集,有利于挖掘和提升陕商文化内涵,合力推动陕商企业的健康成长,以及企业的宣传、推介,扩大陕商企业的市场影响力和竞争力。
《中国商人》:就城市标志性项目的开发来说,西安有曲江新区;就社会保障制度的变革来讲,神木推出了倍受关注的全民免费医疗,您对这两个被外界视为“陕西创造”的代表性项目有何评价?
李刚:曲江和神木反映了新的态势。神木是靠煤矿资源支撑高福利,实行免费医疗。但资源总会枯竭,要想一直对老百姓有高福利,神木必须抓紧调整产业结构,将卖资源转化为卖产品,加强新产业的支撑;曲江新区具有市场运作优势,被文化部首批授予“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区内汇集了大唐芙蓉园、曲江池、唐城墙等一批极其珍贵的旅游资源,可以说曲江开创了一种独特的运营模式。
日前,李刚先生就陕商的历史变迁及重振陕商精神等话题接受了《中国商人》独家专访。以下是此次访谈实录:
《中国商人》:陕西古来为农耕文明与各游牧文明激烈冲突的前沿地区,而且是历史上的十三朝古都,那么陕西历史上不同时期都出现过哪些商业集团,其最后衰落的主要原因何在?请您介绍一下其中的情况。
李刚: 在明清时期,陕西商帮(陕商)曾垄断了中国西部贸易500年之久,并以财雄势宏被尊为“西秦大贾”或“关陕商人”,而且还一度名列我国明清时期十大商帮的前列,和晋商、徽商齐名。就连明末清初科学家宋应星也不得不感慨道“商之有本者,大抵属秦、晋与徽郡三方之人”,可见陕西商帮在当时的影响。但是,到了清代乃至近代,东南沿海一带资本主义开始萌芽,陕西商帮渐渐没落了。至于其衰落的原因说起来还是蛮复杂的,如果简略地讲有两大原因,外部原因就是1867年的一些事,内在原因我觉得是与陕商本身的素质有关的,他是农民进城。充其量是个富农,而没有转换成富商,这是陕商的悲剧。
具体来讲陕西人还有个陈旧的历史观念,陕西是十三朝文明古都,长期作为帝国主义就养成了陕西人的历史优越感,所以“老子天下第一”。他有这么一个历史文化优势,所以形成了今天陕西人的历史优越感同时也形成了历史的惰性。陕西人一讲就是周秦汉唐,就是兵马俑,陕西人永远沉浸在历史与过往中。在陕西人看来人类历史的光明不在于明天,而在于昨天或者前天,所以他老是向后看,总是走不出我们叫做“先人”的那个阴影,这种地域文化性格是历史造成的,毕竟这个民族最漫长的辉煌时期是以陕西为中心的。
杜十娘被转卖给陕西商人
《中国商人》:陕西历史上这些不同时期的商业集团,其组织形式与群体精神有没有一些共性的特点?
李刚:中国商界人士给陕西人有个提法,叫“陕棒槌”。一个是“徽骆驼”,一个是“晋算盘”,山西人善于算计,第三个就是陕棒槌,我们陕西人办事直爽。比如说清代时在四川、在康定一带,流传说陕西人在四川就跟豆腐跟狗一样多,当时四川还有一句名谣,就是要发财找陕西人。在宋之前,陕西商人乃皇家商人,这个地位是任何一个省份都不能取代的,陕西商人是帝国商人、皇家商人。 到了宋以后,尽管经济、文化中心南移,陕西成为边关地区逐渐被边缘化,但是陕西是最早产生商帮的地区,主要从事东西部的茶叶、棉布、烟草、药材、皮货以及金融业六大产业,陕西人的脚步遍布了祖国各地。
《中国商人》:明清时期,曾一度有“山陕商人”这样的说法,据您多年对陕西商人群体的研究来看,陕西有没有类似于山西平遥那样的根据地,晋商与“陕商”,在群體行为方式和精神特点上有何异同?
李刚:早在明清时期,陕商就形成以泾阳、三原为中心,覆盖陕西、西部地区的市场网络体系,垄断了西部贸易。其中,三原是当时的“中国西部华尔街”,民间甚至有“宁要三原,不要西安”的说法。
相比晋商,陕西商人身上有着许多优秀的特质,比如实在、纯朴、勤劳、坚忍、反对铺张浪费,但我们也不能回避缺点。其中,缺乏市场运作能力及意识、不抱团、不重视细节是陕商最主要的三大弊病,也是陕西商帮渐渐没落的原因。
我们陕西有个人叫赵公明,是中国的镇财人,这个财神不光是陕西的,同时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是我们这个民族要求发财致富,要求改变贫困面貌,走向富裕的精神需求,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引爆点。再比如我上次讲的类似于会馆这样的东西,陕西人讲《乔家大院》唯独没有写组织奋斗史,谁来组织呢?会馆。而天下会馆属陕西。明清时期,在全国盖的会馆最多的是陕西。我抓这个题目,很可能又抓了一个当时中国商界最有价值的商业标志符号,又能抓住全国人的眼球。
再比如下腰缠十万下扬州,当时我们陕西人也好,山西人也好,安徽人也好,这三大商帮都是在扬州发财致富,扬州是他们共同发财致富的历史原点,那么商人发财以后呢?也就带动了扬州服务业的发展,我们讲的什么呢?叫扬州的秦淮河畔,比如你们熟知的杜十娘,那里面文人李嘉(音)把杜十娘转卖给一个陕西人,这个故事都和陕西人有关系。所以陕西必须要走高端文化路线,我们只有陕西有这样的资源,有这样厚重的历史条件,别的地方就没有。哪个地方是十三朝文明古都,北京才五百年,上海一百年,深圳三十年,陕西多少年呢?五千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我们这个民族最辉煌的历史不是在北京渡过的,而是在陕西这一块土地上渡过的,这就是震惊了世界的汉唐历史。
陕西企业家应学习老祖宗的市场运作意识
《中国商人》:一个商人(或企业家),一个商帮(或商业集团),总是要面对各种包括政治、军事等外部营商环境的剧烈变化,同时他们要必须面对商业与一般的道德与人性的考验,陕西商帮和其中的代表性人物,他们在这些考验中表现出的经营谋略和营商思想,有哪些值得今天的陕西企业家学习和继承?
李刚:明清之间,陕西巨商蜂起,而最富盛名的商户多来自那些经过世代积累、经过了漫长时间考验的商贾家族,他们分布在西安周边的渭南、大荔、韩城等区县,而不是西安近郊及中心地区。如今在陕西的区域经济中,渭南当时是备受瞩目的地区。渭南的赵家、严家、柳家、詹家是当时的“关中巨富”、“盖省财东”,围绕着他们的众多商业家族,则是巨龙身上的参差鳞甲。渭南赵家由富而贵,或者竟有一个子孙在科考中一举夺魁、高居榜首,从而演变为一个“政治家族”。
与赵家相得益彰,渭南阳郭镇贺家洼村的贺家依托自己的主体产业钱庄和典当,开始了“品牌经营”和“全国性扩张”,并有了规模化的资本经营和金融活动。贺家的钱庄和典当铺可以影响到整个地区的商业活动。近到四川,远至新疆,均有贺家的字号。从明到清,上下500多年,有战乱,有天灾,有人祸,有全国各大商帮之间的市场攻伐,贺家留下了自己独特的品牌传奇。
当前,陕西企业家最应该注重学习和继承的是老祖宗的市场运作意识。
《中国商人》:我们了解到陕西当地政府正在通过各种方式推动各地陕西商会的横向联合,而且像陕西商界人士也有“复兴陕商”这样的使命感,您对此种共识的形成有何看法?
李刚:明在元行省基础上,设立了陕西布政使司,所辖地区包括今陕西全境、甘肃嘉峪关以东各地、宁夏和内蒙古伊克昭盟的大都、青海湖以东部分。因此,我个人觉得叫“陕商”是不正确的,应该叫“陕商”。
当然,“复兴陕商”这样的使命感能促使陕西商帮的再次凝集,有利于挖掘和提升陕商文化内涵,合力推动陕商企业的健康成长,以及企业的宣传、推介,扩大陕商企业的市场影响力和竞争力。
《中国商人》:就城市标志性项目的开发来说,西安有曲江新区;就社会保障制度的变革来讲,神木推出了倍受关注的全民免费医疗,您对这两个被外界视为“陕西创造”的代表性项目有何评价?
李刚:曲江和神木反映了新的态势。神木是靠煤矿资源支撑高福利,实行免费医疗。但资源总会枯竭,要想一直对老百姓有高福利,神木必须抓紧调整产业结构,将卖资源转化为卖产品,加强新产业的支撑;曲江新区具有市场运作优势,被文化部首批授予“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区内汇集了大唐芙蓉园、曲江池、唐城墙等一批极其珍贵的旅游资源,可以说曲江开创了一种独特的运营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