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多考一二十分，孩子们要多做练习，要多学几个星期。等他们长大后，当初多得的这一二十分没有起到好的作用，反而起了坏作用。
　　
　　中国科技大学前任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朱清时曾经遭遇过一次“张冠李戴”的事情：自己明明是成都一所普通中学——成都十三中的毕业生，可当地的媒体却问也不问，想当然地认为他是成都最好的中学——成都七中的毕业生，并且让这一错误说法见诸报端。公众也认为这是理所应当的。
　　对此朱清时有些哭笑不得：自己从来不为自己曾就读的中学感到不好意思，媒体，甚至公众为什么一定要让自己毕业于名校呢？实际上，成都十三中这所中学尽管普通，却培养出两名中科院院士：63届的毕业生朱清时和64届的毕业生陈霖。
　　“当今社会的心态有些浮躁，好像只有名校出来的学生才能成才。”朱清时不认可这种说法，“名校容易出人才，主要是因为它们集中了最优秀的教师与学生，这一点其他学校不可比。如果各类教师和学生都公平地分布在所有学校，则追求考高分的名校教育其实最不利于出人才。”
　　朱清时感慨道：“名校的高分压力使得很多优秀的人才被扼杀了。”
　　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很多学生非名牌大学不上。在现行的高考体制下，要上名牌大学一定要有高分。有时，几分之差，就会把一个优秀的学生从重点大学甩到地方的非重点大学。
　　已故著名数学家陈省身先生曾给中国科技大学的少年班题词：不要考100分。这让很多家长不理解：谁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考满分啊？朱清时理解陈先生这句话的含义是，少年班的学生做学问，掌握精髓要义，考个七八十分，就可以了，不要为了考100分在细枝末节上浪费时间。
　　这句话同样适用于所有的学生。朱清时用种地过度施肥来形象地解释这多得的一二十分。他记得自己小时候，农民种地不施化肥，亩产四五百斤。后来施化肥，亩产提高到五六百斤。施过两三遍化肥后，田地的亩产就很难再提高上去了。而且，因为过度施肥，土壤板结，也不能种稻子了。“四川最好的水稻亩产五百斤就差不多了，施化肥短期可以增产一二百斤，但是长期下来，那土壤就要弄坏了。”
　　1963年，朱清时考入中科大时，分数并不算高，460多分。其中，最高分是数学，考了93分，物理79分。而现在高考的普通重点线都比朱清时的分数高，这让他很感慨。那时的高考没有过度“施肥”：朱清时中学上完课复习了一个月就高考了。“那时复习也没有像现在这么紧张，大家都没有去训练如何应付考试，自然而然地考了460多分。”
　　“为了多考一二十分，孩子们要多做练习，要多学几个星期。等他们长大后，当初多得的这一二十分没有起到好的作用，反而起了坏作用。”朱清时说，“不要为了这一二十分，摧残了孩子的创新能力，浪费聪明才智，让人格、品德扭曲僵化，让他们沦为考试的机器。”
　　朱清时说：“1957年我上初中时，政府要中学按就近的区域招生，学习成绩不等的学生都进了同一所学校，而且优秀教师都服从上级分配，每所中学都有，那时的中学教育状况有利于人才培养。后来教育却走上了越来越功利的道路，各级领导急于出人才，让优秀教师和学生都集中在少数重点中学，结果却在整体上阻碍了人才涌现。这个教训值得深思。”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 编辑/韩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