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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战理论与武器装备一样，既是军事斗争准备的重要内容，也是战争制胜的关键因素
在和平年代，作战理论常被人们称作“屠龙术”。但在国防大学战役教研部副教授李景龙的眼里，“作战理论与武器装备一样，既是军事斗争准备的重要内容，也是战争制胜的关键因素，宁可备而不用，也不可用而无备。天下并不太平，身为军人必须时刻准备打仗。”
国防大学执教15年，李景龙在军事理论创新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了不容小觑的成绩。他说，这一切都得益于老一代专家教授的传承，得益于国防大学的学术环境。同时，他也提到，维护和平是每个军人的天职，虽然没有参加过战斗是他这代军人的遗憾。
学习改变命运
“我本科学的是野战工程专业，这是全军最先尝试培养‘技指合一’军事人才的专业，其目标是培养具有工程师水平的工程兵指挥员。”1989年，李景龙以优异的成绩从军校毕业，本可留校任教的他，却选择到部队去。
来到沈阳军区某集团军工兵团任排长的第一年，部队搞劳务，他与战士们一道沿铁路线挖电缆沟。第二年，他幸运地参加了沈阳军区工程兵指挥员比武，最终赢得军区“工程兵全能指挥员”第三名，并荣立三等功。然而，正当他想以此为契机大干一番事业的时候，第三年的任务到了——到大庆修路。
“这下我开始失望了，我暗下决心：必须离开这里。在当时，唯一的方式就是考研。”李景龙相信，学习能改变命运。
为了不影响工作，他白天领兵上工，晚上挑灯学习。战士们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就用涵管在工地上修建了一个“学习室”，让他晚上按时睡觉，白天学习。就这样，李景龙不负众望，最终顺利考取战役工程保障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回想起三年的部队生活真是非常艰苦，但是又充满了向上的精神、战友的情谊，也充满了成功的喜悦。”
1996年，硕士毕业后，在专家教授的举荐下，李景龙幸运地调入国防大学军兵种教研室任教。初到这所全军最高学府，给他的第一感受就是“井底之蛙突然上岸”了。于是，学习便成为弥补差距的方式。
幸运的是，仅一年后，他便从一位老教授手中接过了一门重要课程。面对这门课程中所涉及的战术技术难题，他开始了不懈的努力，向技术要思路，向历史要经验，向装备要战斗力，向科学筹划要效率，先后请教了多位专家教授，翻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走访了多个相关科研部门，最终与老教授一道完成了相关研究报告，并及时将成果转入课堂，使这个不起眼的专题演变成有理论、有想定、有计算、有研讨的综合性课程。此后，他又跻身于向军委首长汇报重大课题的课题组。
“要想在学术领域担当主力，就必须厚积薄发。”为了弥补自己的差距，尽快胜任联合战役的教学与科研，李景龙于2001年考取了本校联合战役专业的博士生。博士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战役教研部。这时的他感到自己走上了实现理想的康庄大道。
“三尺讲台大视野，一堂小课大智慧。”李景龙认识到，在这个知识飞速更新、挑战与问题不断涌来的时代，要想在国防大学讲台上给一张张凝眉所思的面孔以较为满意的答复，所需要的不仅是知识储备的多少，更是学习速度的快慢。
成长受益于环境
近年来，李景龙先后参加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一项、一般项目一项，全军性科研课题多项。特别是在“非战争军事行动”理论和“应急军事行动”理论方面持续深入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为丰富和发展联合战役理论做出了贡献。
在军事理论创新方面，他在老专家教授们的带领下，创立了“边境地区应急军事行动”理论，主编全军第一本《边境地区应急军事行动》教材，在国防大学校内形成由基本理论、应用理论、想定作业构成的课程体系，并在沈阳、北京、成都、兰州等军区得到推广。
在成果创新方面，他参与完成的全军“十一五”课题《边境地区应急军事行动研究》（专著）获国防大学2007年度优秀科研成果奖；主持完成的课题《应急动员问题研究》被评为2008年国家国防动员委员政策理论优秀课题；完成全军军事案例库建设项目《苏丹本提乌地区维和行动突发事件的处置》获2009年获全军优秀案例奖；完成的系列研究报告《应对重大突发事件武装力量运用问题2011年度跟踪研究》荣获国防大学2011年度优秀科研成果奖；撰写的研究报告《依托军地联合培训机制加强中高级领导干部联合应突能力培训》被国家社科基金办公室《成果要报》转发，引起中央部门领导重视；撰写的研究报告《全面应对恐怖组织报复行动的威胁》被《国内动态清样》转发，得到中央领导批示；主编的《边海防部队信息化装备建设初探》一书，作为“全军边海防信息化装备建设试点”的理论成果之一，即将向全军边海防部队发放使用；参与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应对国家重大突发事件武装力量运用研究》，由于取得了高质量的阶段性成果，最终获得免于鉴定通过……
作为“国防大学优秀中青年骨干”，李景龙由衷地感谢国防大学为教研人员提供的丰富资源和良好环境，“国防大学享有全军独一无二的丰富的学术资源，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中，你将保持着活跃的思维和开阔的视野。”
创新来源于实践
从事作战理论研究，李景龙从不满足纸上谈兵，他深知“实践出真知”的道理，抓住每一次参与重大军事活动的机会。他笑称，每个军人都必须具备“给点儿阳光就灿烂、给点儿洪水就泛滥、找到支点就把地球撬转”的“战机意识”。
2004年，李景龙有幸随校首长、教研部领导赴某边境地区进行调研。一路上，深入哨所、踏勘边界、访问座谈，详细了解了边境地区的边情、社情、当面情况以及战区军事斗争准备的实际。这次调研使他强烈意识到，随着我国边界的划定，边境地区爆发武装冲突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威胁边境地区安全稳定的主要方式将是境内外各类突发事件，因而边境地区应急军事行动将成为边境地区军事斗争的重要方式。
于是，在教研室领导和老专家教授的带领下，他积极投身到边境地区应急军事行动理论的研究之中，参与完成多份咨询报告、多项科研成果，并在校内创立了“边境地区应急军事行动”课程体系。
2006年，作为军事观察员，他参加了联合国苏丹维和行动。在“7.7”枪击事件中，他与另一名我军事观察员一道，积极协调联合国维和部队各级指挥官，成功地将维和区内中资企业的56名员工转移到维和部队营院加以保护，安全地度过了最为危险的两天，受到员工的感谢和其他维和人员的赞誉。这件事对李景龙启发很大，“随着我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将会有更多的人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如何确保他们的安全便成为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回国后，他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积极上报咨询报告，提出改进维和人员的选拔机制、增派作战部队、加强党组织建设、鼓励维和人员采取适当方式保护当地国人等建议；主编全军非战争军事行动系列教材之一《国际维和行动》；将自己的亲身经历改编为全军军事案例用于研究生教学，并获得了全军优秀案例奖。
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他被借调到北京奥运会安全保卫工作反恐防暴指挥部帮助工作。这期间，他积极参加各赛区场馆安保部署的检查督导、重要物品的监管、全国重点地区治安督察、重大演习组织准备等工作。完成任务后，他立即投入到相关问题的研究之中，先后主编了全军第一本《安保警戒行动》教材，为国防大学武警部队军师职领导干部进修班讲授《北京奥运会安保警戒行动经验与启示》大课，开发《孟买恐怖袭击事件案例》并用于教学，多次应邀参加相关部门关于反恐防范方面的咨询会，很快成为在安保警戒和反恐方面的行家里手。
“实践渴望理论的指导，而理论渴望实践的养分。作为作战理论研究者，我无缘参战，只想参加更多的重大军事活动。”李景龙说。
强国必须强军
《中华儿女》：近年来，您积极投身边境地区应急军事行动理论的研究，请您谈谈目前我国边境地区的安全形势。
李景龙：我国处于一个非常独特的地缘环境之中，突出表现为：公开宣称有核武器的8个国家中有4个在我国周边（印度、巴基斯坦、俄罗斯、朝鲜），5个世界热点地区中的4个在我国周边（中亚、南亚次大陆、台湾海峡、朝鲜半岛）。特殊的地缘环境，潜藏着多种安全威胁；特殊的时代背景不仅会带来新的安全威胁，也会激发潜在的威胁。
当前和今后时期，世界经济持续低迷，美国战略重心重返亚太，而中国和平发展也进入关键时期，这必将激活潜在威胁、激化各种矛盾，从而使我国边境地区的安全形势日趋复杂。一是多种威胁因素相互交织，主要包括边界、领土争端，海域划界矛盾和岛屿争端，邻国的战争和内乱，“三股势力”的分裂和恐怖活动，美军的战略包围与牵制等。二是多种威胁方式并存，可能面对边境武装冲突、边境恐怖活动、边境暴乱骚乱、邻国难民涌入等。从而可能导致多种危机事态发生，比如台海危机、边境危机、海上危机、邻国危机等。
上述危机事态，既可能单独出现，也可能组合发生；既可能引发“连锁反应”，也可能发生“聚合效应”，特别是在美国介入的情况下，我军应对纷繁复杂危机事态的难度将显著增大。由此可见，我国边境地区表面看和平、安全、稳定和发展，但深远地看则充满矛盾、威胁和危机。作为军人，我们必须保持和提高警惕。
《中华儿女》：谈到应急军事行动，对于近几年我国军队参加应对国内突发事件的应急行动，您有何评价？
李景龙：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各类突发事件的频发，我军组织实施应急军事行动的规模、数量和频度不断增大。归纳起来主要包括边境封控、应急救援、反恐怖维稳、国际维和、维护权益等类型。
为了更好地履行新世纪新阶段军队的历史使命，军队全面加强了应急能力建设，建立健全了军队处置突发事件组织领导体系，初步构建了军队应急预案体系，组建了8类5万人的国家级应急专业力量，指导各军区组建了9类4．5万人的省级应急专业力量，形成了规模适度、布局合理的应急专业力量体系。
随着应急能力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军队将在应急指挥、应急专业力量、应急装备器材、应急后勤保障、应急训练设施、应急法规理论和思想政治等方面继续得到加强，信息获取、快速反应、战略投送、应急处置、组织指挥、行动支持和政治工作等方面的能力将得到显著提高，也将带动和促进军队核心能力的提高，从而形成“应急”、“应战”能力的同步、协调提高。
《中华儿女》：前不久，中菲黄岩岛对峙，我国为保护自己的海洋权益，所采取的以行政执法为主、外交手段为辅、经济手段策应、军事手段为后盾的维权方式被称作是“黄岩岛模式”，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李景龙：我认为这种模式应成为今后维护海洋岛礁主权和海上权益较为有效的模式，不仅在南海，在东海、黄海也值得推广。在各种非军事手段均无效的情况下，军事手段则必然成为主要的维权手段。但是运用军事手段并不意味要采取战争方式，很多非战争军事行动也是海上维权的重要方式，比如亚丁湾护航等。战争方式则是最后、决定性方式。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我们一定要坚持“慎战”的原则，防止误入强国的“战争陷阱”之中。当然，“慎战”并非“惧战”，如果相关国家真的将我们逼到非战不可的底线，那么打一仗又有何妨呢？
《中华儿女》：请您展望未来我国的军事实力及其发展目标。
李景龙：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国防和军队建设先后经历了“忍耐期”、“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期”，并迎来了“军民融合发展”的新时期，相信国防和军队建设定将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国防和军队实力必将取得显著提高。这一点已经从“神九”对接、“蛟龙”深潜中得到彰显。
中华民族具有不畏强敌、抗御强敌、战胜强敌的历史和传统，“外敌越威胁、内部越团结”是我们的民族性格。中国要实现和平崛起的战略目标，必然遭受世界和地区强国的遏制、牵制、封堵，我周边安全环境也必将日益复杂、恶化。因此，我国必须坚定不移地在加强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加快国防和军队建设，形成与我国国力和国际地位相称的军事实力。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维护政权稳定、国家统一、主权权益和世界和平。
责任编辑 董颖
在和平年代，作战理论常被人们称作“屠龙术”。但在国防大学战役教研部副教授李景龙的眼里，“作战理论与武器装备一样，既是军事斗争准备的重要内容，也是战争制胜的关键因素，宁可备而不用，也不可用而无备。天下并不太平，身为军人必须时刻准备打仗。”
国防大学执教15年，李景龙在军事理论创新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了不容小觑的成绩。他说，这一切都得益于老一代专家教授的传承，得益于国防大学的学术环境。同时，他也提到，维护和平是每个军人的天职，虽然没有参加过战斗是他这代军人的遗憾。
学习改变命运
“我本科学的是野战工程专业，这是全军最先尝试培养‘技指合一’军事人才的专业，其目标是培养具有工程师水平的工程兵指挥员。”1989年，李景龙以优异的成绩从军校毕业，本可留校任教的他，却选择到部队去。
来到沈阳军区某集团军工兵团任排长的第一年，部队搞劳务，他与战士们一道沿铁路线挖电缆沟。第二年，他幸运地参加了沈阳军区工程兵指挥员比武，最终赢得军区“工程兵全能指挥员”第三名，并荣立三等功。然而，正当他想以此为契机大干一番事业的时候，第三年的任务到了——到大庆修路。
“这下我开始失望了，我暗下决心：必须离开这里。在当时，唯一的方式就是考研。”李景龙相信，学习能改变命运。
为了不影响工作，他白天领兵上工，晚上挑灯学习。战士们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就用涵管在工地上修建了一个“学习室”，让他晚上按时睡觉，白天学习。就这样，李景龙不负众望，最终顺利考取战役工程保障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回想起三年的部队生活真是非常艰苦，但是又充满了向上的精神、战友的情谊，也充满了成功的喜悦。”
1996年，硕士毕业后，在专家教授的举荐下，李景龙幸运地调入国防大学军兵种教研室任教。初到这所全军最高学府，给他的第一感受就是“井底之蛙突然上岸”了。于是，学习便成为弥补差距的方式。
幸运的是，仅一年后，他便从一位老教授手中接过了一门重要课程。面对这门课程中所涉及的战术技术难题，他开始了不懈的努力，向技术要思路，向历史要经验，向装备要战斗力，向科学筹划要效率，先后请教了多位专家教授，翻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走访了多个相关科研部门，最终与老教授一道完成了相关研究报告，并及时将成果转入课堂，使这个不起眼的专题演变成有理论、有想定、有计算、有研讨的综合性课程。此后，他又跻身于向军委首长汇报重大课题的课题组。
“要想在学术领域担当主力，就必须厚积薄发。”为了弥补自己的差距，尽快胜任联合战役的教学与科研，李景龙于2001年考取了本校联合战役专业的博士生。博士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战役教研部。这时的他感到自己走上了实现理想的康庄大道。
“三尺讲台大视野，一堂小课大智慧。”李景龙认识到，在这个知识飞速更新、挑战与问题不断涌来的时代，要想在国防大学讲台上给一张张凝眉所思的面孔以较为满意的答复，所需要的不仅是知识储备的多少，更是学习速度的快慢。
成长受益于环境
近年来，李景龙先后参加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一项、一般项目一项，全军性科研课题多项。特别是在“非战争军事行动”理论和“应急军事行动”理论方面持续深入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为丰富和发展联合战役理论做出了贡献。
在军事理论创新方面，他在老专家教授们的带领下，创立了“边境地区应急军事行动”理论，主编全军第一本《边境地区应急军事行动》教材，在国防大学校内形成由基本理论、应用理论、想定作业构成的课程体系，并在沈阳、北京、成都、兰州等军区得到推广。
在成果创新方面，他参与完成的全军“十一五”课题《边境地区应急军事行动研究》（专著）获国防大学2007年度优秀科研成果奖；主持完成的课题《应急动员问题研究》被评为2008年国家国防动员委员政策理论优秀课题；完成全军军事案例库建设项目《苏丹本提乌地区维和行动突发事件的处置》获2009年获全军优秀案例奖；完成的系列研究报告《应对重大突发事件武装力量运用问题2011年度跟踪研究》荣获国防大学2011年度优秀科研成果奖；撰写的研究报告《依托军地联合培训机制加强中高级领导干部联合应突能力培训》被国家社科基金办公室《成果要报》转发，引起中央部门领导重视；撰写的研究报告《全面应对恐怖组织报复行动的威胁》被《国内动态清样》转发，得到中央领导批示；主编的《边海防部队信息化装备建设初探》一书，作为“全军边海防信息化装备建设试点”的理论成果之一，即将向全军边海防部队发放使用；参与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应对国家重大突发事件武装力量运用研究》，由于取得了高质量的阶段性成果，最终获得免于鉴定通过……
作为“国防大学优秀中青年骨干”，李景龙由衷地感谢国防大学为教研人员提供的丰富资源和良好环境，“国防大学享有全军独一无二的丰富的学术资源，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中，你将保持着活跃的思维和开阔的视野。”
创新来源于实践
从事作战理论研究，李景龙从不满足纸上谈兵，他深知“实践出真知”的道理，抓住每一次参与重大军事活动的机会。他笑称，每个军人都必须具备“给点儿阳光就灿烂、给点儿洪水就泛滥、找到支点就把地球撬转”的“战机意识”。
2004年，李景龙有幸随校首长、教研部领导赴某边境地区进行调研。一路上，深入哨所、踏勘边界、访问座谈，详细了解了边境地区的边情、社情、当面情况以及战区军事斗争准备的实际。这次调研使他强烈意识到，随着我国边界的划定，边境地区爆发武装冲突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威胁边境地区安全稳定的主要方式将是境内外各类突发事件，因而边境地区应急军事行动将成为边境地区军事斗争的重要方式。
于是，在教研室领导和老专家教授的带领下，他积极投身到边境地区应急军事行动理论的研究之中，参与完成多份咨询报告、多项科研成果，并在校内创立了“边境地区应急军事行动”课程体系。
2006年，作为军事观察员，他参加了联合国苏丹维和行动。在“7.7”枪击事件中，他与另一名我军事观察员一道，积极协调联合国维和部队各级指挥官，成功地将维和区内中资企业的56名员工转移到维和部队营院加以保护，安全地度过了最为危险的两天，受到员工的感谢和其他维和人员的赞誉。这件事对李景龙启发很大，“随着我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将会有更多的人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如何确保他们的安全便成为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回国后，他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积极上报咨询报告，提出改进维和人员的选拔机制、增派作战部队、加强党组织建设、鼓励维和人员采取适当方式保护当地国人等建议；主编全军非战争军事行动系列教材之一《国际维和行动》；将自己的亲身经历改编为全军军事案例用于研究生教学，并获得了全军优秀案例奖。
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他被借调到北京奥运会安全保卫工作反恐防暴指挥部帮助工作。这期间，他积极参加各赛区场馆安保部署的检查督导、重要物品的监管、全国重点地区治安督察、重大演习组织准备等工作。完成任务后，他立即投入到相关问题的研究之中，先后主编了全军第一本《安保警戒行动》教材，为国防大学武警部队军师职领导干部进修班讲授《北京奥运会安保警戒行动经验与启示》大课，开发《孟买恐怖袭击事件案例》并用于教学，多次应邀参加相关部门关于反恐防范方面的咨询会，很快成为在安保警戒和反恐方面的行家里手。
“实践渴望理论的指导，而理论渴望实践的养分。作为作战理论研究者，我无缘参战，只想参加更多的重大军事活动。”李景龙说。
强国必须强军
《中华儿女》：近年来，您积极投身边境地区应急军事行动理论的研究，请您谈谈目前我国边境地区的安全形势。
李景龙：我国处于一个非常独特的地缘环境之中，突出表现为：公开宣称有核武器的8个国家中有4个在我国周边（印度、巴基斯坦、俄罗斯、朝鲜），5个世界热点地区中的4个在我国周边（中亚、南亚次大陆、台湾海峡、朝鲜半岛）。特殊的地缘环境，潜藏着多种安全威胁；特殊的时代背景不仅会带来新的安全威胁，也会激发潜在的威胁。
当前和今后时期，世界经济持续低迷，美国战略重心重返亚太，而中国和平发展也进入关键时期，这必将激活潜在威胁、激化各种矛盾，从而使我国边境地区的安全形势日趋复杂。一是多种威胁因素相互交织，主要包括边界、领土争端，海域划界矛盾和岛屿争端，邻国的战争和内乱，“三股势力”的分裂和恐怖活动，美军的战略包围与牵制等。二是多种威胁方式并存，可能面对边境武装冲突、边境恐怖活动、边境暴乱骚乱、邻国难民涌入等。从而可能导致多种危机事态发生，比如台海危机、边境危机、海上危机、邻国危机等。
上述危机事态，既可能单独出现，也可能组合发生；既可能引发“连锁反应”，也可能发生“聚合效应”，特别是在美国介入的情况下，我军应对纷繁复杂危机事态的难度将显著增大。由此可见，我国边境地区表面看和平、安全、稳定和发展，但深远地看则充满矛盾、威胁和危机。作为军人，我们必须保持和提高警惕。
《中华儿女》：谈到应急军事行动，对于近几年我国军队参加应对国内突发事件的应急行动，您有何评价？
李景龙：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各类突发事件的频发，我军组织实施应急军事行动的规模、数量和频度不断增大。归纳起来主要包括边境封控、应急救援、反恐怖维稳、国际维和、维护权益等类型。
为了更好地履行新世纪新阶段军队的历史使命，军队全面加强了应急能力建设，建立健全了军队处置突发事件组织领导体系，初步构建了军队应急预案体系，组建了8类5万人的国家级应急专业力量，指导各军区组建了9类4．5万人的省级应急专业力量，形成了规模适度、布局合理的应急专业力量体系。
随着应急能力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军队将在应急指挥、应急专业力量、应急装备器材、应急后勤保障、应急训练设施、应急法规理论和思想政治等方面继续得到加强，信息获取、快速反应、战略投送、应急处置、组织指挥、行动支持和政治工作等方面的能力将得到显著提高，也将带动和促进军队核心能力的提高，从而形成“应急”、“应战”能力的同步、协调提高。
《中华儿女》：前不久，中菲黄岩岛对峙，我国为保护自己的海洋权益，所采取的以行政执法为主、外交手段为辅、经济手段策应、军事手段为后盾的维权方式被称作是“黄岩岛模式”，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李景龙：我认为这种模式应成为今后维护海洋岛礁主权和海上权益较为有效的模式，不仅在南海，在东海、黄海也值得推广。在各种非军事手段均无效的情况下，军事手段则必然成为主要的维权手段。但是运用军事手段并不意味要采取战争方式，很多非战争军事行动也是海上维权的重要方式，比如亚丁湾护航等。战争方式则是最后、决定性方式。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我们一定要坚持“慎战”的原则，防止误入强国的“战争陷阱”之中。当然，“慎战”并非“惧战”，如果相关国家真的将我们逼到非战不可的底线，那么打一仗又有何妨呢？
《中华儿女》：请您展望未来我国的军事实力及其发展目标。
李景龙：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国防和军队建设先后经历了“忍耐期”、“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期”，并迎来了“军民融合发展”的新时期，相信国防和军队建设定将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国防和军队实力必将取得显著提高。这一点已经从“神九”对接、“蛟龙”深潜中得到彰显。
中华民族具有不畏强敌、抗御强敌、战胜强敌的历史和传统，“外敌越威胁、内部越团结”是我们的民族性格。中国要实现和平崛起的战略目标，必然遭受世界和地区强国的遏制、牵制、封堵，我周边安全环境也必将日益复杂、恶化。因此，我国必须坚定不移地在加强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加快国防和军队建设，形成与我国国力和国际地位相称的军事实力。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维护政权稳定、国家统一、主权权益和世界和平。
责任编辑 董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