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善心无国别，但现代的“慈善事业”依旧是舶来品，好在国内有识有品的财富先行者不甘落后，今天我就以老牛基金会秘书长雷永胜的角度，来讲一讲中国慈善史上绕不过去的“老牛基金会”，它的创始人就是著名的牛根生先生。
牛根生先生对自己的人生有这样一个规划：前半生经商，通过度己来度人：后半生行善，通过度人来度己。进一步，他又将人生细化为三个阶段：0到20岁是学习阶段，20到50岁是创业阶段，50岁之后是贡献阶段。
根据这一规划，他从2008年起，便逐步淡出商界，从企业家转为慈善家。他希望将一手创立的老牛基金会力喊“中国式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并使它平稳健康地传承发展下去，推动、促进引领中国现代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
1借鉴国际经验
怎么樣才能实现这一目标呢？老牛基金会酝酿成立之初，国内企业家设立家庭基金会尚无先例，更别说基金会的治理和运作机制了。所以，牛根生先生带领一个团队先后赴欧美考察了数十个家族和个人基金会，包括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英国查尔斯王子慈善基金会等。
为什么这些基金会能够代际相传？为什么它们能够对人类社会做出这么重大的贡献？带着这些问题，边认真走访，边仔细研究，边虚心学习它们的文化理念、治理机制、运行模式和成功经验。
这一过程中学到了许多。其中重要一点是，它们之所以能够长久而健康地存在和发展，离不开一个有效的治理结构一这是它们共同具备的一项优秀基因，且经过了上百年的实践检验。
以此为鉴，我们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和中国国情，规划、设计并完善了老牛基金会的治理结构。目前，老牛基金会已经发展成为中国颇具影响力的家族基金会之一，在国际上也被视作中国家族基金会的一个品牌，与洛克菲勒基金会、保尔森基金会、美国东西方中心、布莱尔非洲治理倡议等机构都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2建立治理机制
那么，老牛基金会的治理结构和机制是怎样的？大致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点，牛根生先生仅担任荣誉会长，全程参与基金会理事会活动，但并不干预基金会日常业务。更多的是从社会责任、慈善理念、发展规划等大方向为基金会提供指导。
他这么做主要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首先，为了解除公众的误会，避免不必要的矛盾。当年牛根生先生一宣布捐出财产做慈善，社会上很快就出现了铺天盖地的质疑；他为什么要捐？他想干什么？正是这样，牛根生先生在捐出财产后，选择不参与基金会的决策和管理，尽可能减少公众的误会。
另一方面，他考虑到“我不是一个专业做慈善出身的，如果我起决定性作用，让基金会跟着我的思路走，这样对不对呢？所以，他在全职投身公益慈善事业之后，一边学习现代公益慈善理念和经验，一边在老牛基金会起着参谋和顾问的作用。这种身在公益慈善行业之中却又置身基金会之外的身份，反而使他对基金会看得更为清楚。
一般来说，家族基金会成立后便独立于家族，家族财富转变成社会财富；但出于对捐赠者意愿和权利的尊重，家族基金会的理事会中应该有家族代表，代表家族发表意见并参与表决。
3建立后代培养体系
牛根生先生的愿望是让牛氏家族成为一个世代传承的慈善家族，对于牛氏家族成员，尤其是牛氏家族的后代。仅仅靠列席理事会活动以及参与基金会项目，锻炼和发挥的平台是远远不够的。那怎么办呢？
国际家族慈善事业发展的成熟案例再次给我们带来了启示。2015年3月，在牛根生先生的鼓励和支持下，他的儿子牛奔和女儿牛琼学习、借鉴美国“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经验和模式，创立了“老牛兄妹公益基金会”。这是中国现代家族慈善理念和实践的又一次开拓。
老牛兄妹公益基金会正式注册成立后，牛奔担任理事长，牛琼担任副理事长，牛奔的妻子陈霄鹏担任秘书长。这个基金会致力于“通过支持儿童成长和青年创业项目关注下一代发展，有创新慈善理念引领社会进步”。这既避免了与老牛基金会业务范围的重叠，又比较充分地满足了牛氏家族“关注未来”的慈善“兴趣点”。
4专业人士进行管理
综合考量代表性、结构性，老牛基金会理事、监事由来自全国各地不同行业热心公益的人士组成。理事会中有管理团队的负责人；有各专业领域的专家，例如环境保护是我们主要业务领域之一，就是要有懂得环境保护方面的专业人士；有投资理财方面的专业人士代表，家庭基金会要可持续发展，资产的保值增值是必不可少的一环；还有法务方面的代表，帮助基金会盯住法律红线。
老牛基金会从正式成立那天起，便是“理事会领导下的秘书长负责制”，由秘书长具体签署决策性文件。因此，出于公平、透明考虑，由秘书长这个实际“签字人”而非不参与日常管理运营的理事长法定代表人，承担基金会动作过程中的责任。
牛根生先生与基金会之间有一个定期会商机制，就基金会动作进行沟通并听取建议和战略指导。如果在会商中发现某些工作存在问题，便将会商的建议提交到理事会，然后进一步讨论和决策；作为家族代表，牛根生先生也会把一些问题带回去，与家族成员进行沟通。
建立这种会商机制主要出于三方面考虑，第一，通过约定机制，厘清家族与基金会之间的权责利，避免矛盾、特权和腐败。第二，虽然牛根生先生把财产捐赠出来成立了基金会，财产不再属于牛氏家族而属于全社会，但作为治理者，仍然应该尊重创始家族的意愿。第三，牛根生先生是企业家，曾经指挥过“千军万马”，借助其智慧和创造力可以获得指导启发，并通过品牌效应，取得更多资源。
这种会商机制能否起作用，取决于两个方面；—方面，这个家族开明、睿智、阳光和好沟通；如果相反，那么很多机制都难以实现。另一方面，作为秘书长，需要把握好全局，平衡好家族、基金会以及社会三方面的权益。
随着基金会的成长，家庭的发展，社会环境的变化，从阶段性考虑，所有机制也都会不断改进、完善。
牛根生先生对自己的人生有这样一个规划：前半生经商，通过度己来度人：后半生行善，通过度人来度己。进一步，他又将人生细化为三个阶段：0到20岁是学习阶段，20到50岁是创业阶段，50岁之后是贡献阶段。
根据这一规划，他从2008年起，便逐步淡出商界，从企业家转为慈善家。他希望将一手创立的老牛基金会力喊“中国式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并使它平稳健康地传承发展下去，推动、促进引领中国现代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
1借鉴国际经验
怎么樣才能实现这一目标呢？老牛基金会酝酿成立之初，国内企业家设立家庭基金会尚无先例，更别说基金会的治理和运作机制了。所以，牛根生先生带领一个团队先后赴欧美考察了数十个家族和个人基金会，包括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英国查尔斯王子慈善基金会等。
为什么这些基金会能够代际相传？为什么它们能够对人类社会做出这么重大的贡献？带着这些问题，边认真走访，边仔细研究，边虚心学习它们的文化理念、治理机制、运行模式和成功经验。
这一过程中学到了许多。其中重要一点是，它们之所以能够长久而健康地存在和发展，离不开一个有效的治理结构一这是它们共同具备的一项优秀基因，且经过了上百年的实践检验。
以此为鉴，我们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和中国国情，规划、设计并完善了老牛基金会的治理结构。目前，老牛基金会已经发展成为中国颇具影响力的家族基金会之一，在国际上也被视作中国家族基金会的一个品牌，与洛克菲勒基金会、保尔森基金会、美国东西方中心、布莱尔非洲治理倡议等机构都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2建立治理机制
那么，老牛基金会的治理结构和机制是怎样的？大致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点，牛根生先生仅担任荣誉会长，全程参与基金会理事会活动，但并不干预基金会日常业务。更多的是从社会责任、慈善理念、发展规划等大方向为基金会提供指导。
他这么做主要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首先，为了解除公众的误会，避免不必要的矛盾。当年牛根生先生一宣布捐出财产做慈善，社会上很快就出现了铺天盖地的质疑；他为什么要捐？他想干什么？正是这样，牛根生先生在捐出财产后，选择不参与基金会的决策和管理，尽可能减少公众的误会。
另一方面，他考虑到“我不是一个专业做慈善出身的，如果我起决定性作用，让基金会跟着我的思路走，这样对不对呢？所以，他在全职投身公益慈善事业之后，一边学习现代公益慈善理念和经验，一边在老牛基金会起着参谋和顾问的作用。这种身在公益慈善行业之中却又置身基金会之外的身份，反而使他对基金会看得更为清楚。
一般来说，家族基金会成立后便独立于家族，家族财富转变成社会财富；但出于对捐赠者意愿和权利的尊重，家族基金会的理事会中应该有家族代表，代表家族发表意见并参与表决。
3建立后代培养体系
牛根生先生的愿望是让牛氏家族成为一个世代传承的慈善家族，对于牛氏家族成员，尤其是牛氏家族的后代。仅仅靠列席理事会活动以及参与基金会项目，锻炼和发挥的平台是远远不够的。那怎么办呢？
国际家族慈善事业发展的成熟案例再次给我们带来了启示。2015年3月，在牛根生先生的鼓励和支持下，他的儿子牛奔和女儿牛琼学习、借鉴美国“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经验和模式，创立了“老牛兄妹公益基金会”。这是中国现代家族慈善理念和实践的又一次开拓。
老牛兄妹公益基金会正式注册成立后，牛奔担任理事长，牛琼担任副理事长，牛奔的妻子陈霄鹏担任秘书长。这个基金会致力于“通过支持儿童成长和青年创业项目关注下一代发展，有创新慈善理念引领社会进步”。这既避免了与老牛基金会业务范围的重叠，又比较充分地满足了牛氏家族“关注未来”的慈善“兴趣点”。
4专业人士进行管理
综合考量代表性、结构性，老牛基金会理事、监事由来自全国各地不同行业热心公益的人士组成。理事会中有管理团队的负责人；有各专业领域的专家，例如环境保护是我们主要业务领域之一，就是要有懂得环境保护方面的专业人士；有投资理财方面的专业人士代表，家庭基金会要可持续发展，资产的保值增值是必不可少的一环；还有法务方面的代表，帮助基金会盯住法律红线。
老牛基金会从正式成立那天起，便是“理事会领导下的秘书长负责制”，由秘书长具体签署决策性文件。因此，出于公平、透明考虑，由秘书长这个实际“签字人”而非不参与日常管理运营的理事长法定代表人，承担基金会动作过程中的责任。
牛根生先生与基金会之间有一个定期会商机制，就基金会动作进行沟通并听取建议和战略指导。如果在会商中发现某些工作存在问题，便将会商的建议提交到理事会，然后进一步讨论和决策；作为家族代表，牛根生先生也会把一些问题带回去，与家族成员进行沟通。
建立这种会商机制主要出于三方面考虑，第一，通过约定机制，厘清家族与基金会之间的权责利，避免矛盾、特权和腐败。第二，虽然牛根生先生把财产捐赠出来成立了基金会，财产不再属于牛氏家族而属于全社会，但作为治理者，仍然应该尊重创始家族的意愿。第三，牛根生先生是企业家，曾经指挥过“千军万马”，借助其智慧和创造力可以获得指导启发，并通过品牌效应，取得更多资源。
这种会商机制能否起作用，取决于两个方面；—方面，这个家族开明、睿智、阳光和好沟通；如果相反，那么很多机制都难以实现。另一方面，作为秘书长，需要把握好全局，平衡好家族、基金会以及社会三方面的权益。
随着基金会的成长，家庭的发展，社会环境的变化，从阶段性考虑，所有机制也都会不断改进、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