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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大象已经变成一个标志（symbol），许许多多的个人、团体和机构正在借着保护大象之名推动或隐或显的议程，而他们背后的动机、他们所追求的也不一样，譬如，权力、财富、名誉、正义、知识、技能、对大象的喜爱等等。
为了应对上世纪70-80年代的大象危机，国际社会在1989年决议将非洲象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贸易公约（CITES）的附录一，全面禁止象牙的国际商业性贸易。而随后的十多年里，各个成员国都出于各种利益原因，游说不断，争论不休。
从非洲的情况看来，在非洲30多个国家内都有大象，不同国家在大象保护这个问题上立场、保护哲学（Conservation philosophy）、采取的措施都不同。各国之间存在着，“完全禁绝象牙贸易”，喊着没有贸易就没有杀戮的部分国家，也存在着希望能够允许合法贸易，禁绝非法象牙贸易的国家。
东部非洲国家生态旅游占国家经济大头，从活着的大象中获益符合经济发展的需要，比如肯尼亚，因此他们希望完全禁止象牙贸易。而在中部非洲国家的热带雨林，受限于地理气候和社会政治等因素，发展以非洲象为噱头的旅游困难重重，盗猎的状况最为严重；西非非洲的情况则是大象种群早已经在历史时期严重萎缩。南部非洲则不一样，如博茨瓦纳，大象种群大，管理较好，随着人口增长和社会经济发展，人与象在土地使用等问题上的冲突逐渐加剧。
另外，由于能给大象提供的栖息地面积是有限的，为了维持大象种群的平衡，每年会猎杀一定数量的大象，以控制种群数量。对于他们来说，每年就有一批来自缓解人象冲突和种群控制的数量可观的象牙。这些国家希望能把这些象牙卖到日本和中国，用这笔收益来支持大象保护和大象周边社区老百姓的生计发展。
1997年，CITES成员国大会将南部的博茨瓦纳、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的大象种群列入附录二，又在2000年，将南非列入附录二，这意味着这些国家的大象象牙在严格管理制度下可以进行国际贸易。2008年，在CITES的允许下，中国从这几个南部非洲国家购进62吨象牙。在很多西方保护组织的叙述中，正是这次买卖的重新开启，刺激消费，并认为如果有合法市场，黑市上的象牙就会流入，难以禁绝。
从西方社会来看，很多自然保护主义者和民众出于对大象的喜爱、对生态保护的忧虑、对后代子孙的责任感等原因，关注非洲象盗猎现象，开始发声呼吁。许多非政府组织也在不断游说。在某些机构将盗猎贩卖走私象牙的收入认定成当地恐怖组织的资金来源后，美国将象牙问题上升到了国家安全问题。去年9月，前国务卿希拉里宣布克林顿基金会将拨款启动禁止象牙非法贸易的项目，奥巴马也让内阁成立了特别工作组。当国际组织成功游说，让这个议题进入政府关注视线，就意味着新的政府拨款、来自社会的捐赠会进入这个领域，随之而来的媒体、公众的关注等，越来越多样的话题也被牵涉进来。
当这些不同的视角、叙述再放在复杂的国内、国际政治角力，非法走私团伙，非洲各国的贪污问题等背景下，无疑更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小高发现，实际上，大象已经变成一个标志（symbol），许许多多的个人、团体和机构正在借着保护大象之名推动或隐或显的议程，而他们背后的动机、他们所追求的也不一样，譬如，权力、财富、名誉、正义、知识、技能、对大象的喜爱等等。
中国的角色
中国的象牙消费究竟有多大？非法象牙贸易的情况在中国是怎样？到底是什么在促使这种非法贸易？
中国有悠久的象牙雕刻历史，可以追溯到石器时代，在明清时期达到巅峰，并形成了北京、江南、广东、福建四大象牙雕刻中心。中國社会给象牙赋予了种种价值：如文化价值、艺术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宗教价值和医疗价值。
2000年左右，中国开始提倡传统文化保护，曾经因国际象牙贸易禁令而几近消失的中国象牙产业终于跟着这股非物质文化遗产浪潮重新复苏，最后在2006年被列为中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获得国家的支持。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象牙的文化和艺术价值。
另一方面，2008年以后古董艺术品市场迅速火爆，作为杂项收藏的象牙仅是其中之一。与书画、陶器、和田玉等一样，象牙雕刻被认为是可以“保价”、“升值”的投资品。经济发展使越来越多的老百姓手有余钱，在房地产和股市不振的背景下，大量来自个人和专业投资公司的资金涌入艺术品投资市场。这就又提高了象牙在某些人眼中的经济价值。
在这些因素的驱使下，象牙消费在短时间内被炒作起来。尽管如此，据小高的估计，象牙制品的消费者在中国的比例估计1%都不到，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没有见到过象牙，更别提买象牙。因此，象牙在中国谈不上“畅销”，许多西方和非洲保护组织和媒体广为流传的“80%的中国中产阶级都有象牙”的说法确实是有夸大之嫌。但问题是，中国人口基数太大，即便是1%的人口也已经是相当巨大的需求了。
2004年，中国引进了一套象牙管理系统，即“合法来源象牙制品注册标记”系统。政府要求国内的象牙只能在指定加工厂雕刻，在指定经销场所销售，为每一个制品配发象牙ID，像是一个用于识别、监管的“身份证”，消费者只可以在指定经销点购买。2005年，CITES负责评估的代表团在中国考察，对中国的努力非常赞赏，并将中国定为继日本之后的第二个允许购买象牙的国家。中国终于在2008年从南部非洲国家依靠正当途径买入62吨象牙。
几个机构的调查发现，中国的这套系统中，存在着漏洞，其中就包括，合法经销店存在的非法现象，比如没有摆出制品ID，一证多用，商家愿意为不需要证件的买家降价。小高在国内的暗访也发现了类似现象。他还发现，这两年随着中国政府加大对象牙黑市的巡查力度，非法象牙贩子们正在把交易转移到网络上进行。百度贴吧，比如“牙雕”、“白塑料”吧，每天都有人在发帖卖象牙，微信上也存在买卖象牙的现象。这些行为都是违反相关法律规定的，有关部门需要严格制止。
中国的灰市
另外，小高在研究中还发现，许多西方大象保育人士和象牙贸易研究者竟然完全都没有意识到中国还存在一个牙雕拍卖市场。这是一个与之前提到的收藏热密切相关的市场。小高把它称为灰市。因为严格来说，象牙制品只能允许在指定经销场所销售的，拍卖是不允许的。但是对于收藏家来说，象牙有古董象牙和现代象牙制品之分，很多人认为，古董象牙的拍卖是合法的。中国的拍卖市场就刚起步，相关法律法规还不健全。现代制品贴成古董放到拍卖行去的现象并不少见。在拍卖场上的象牙制品可以达到天价，而这些天价象牙被媒体一报道，甚至有背后的宣传炒作，刺激了人们觉得买象牙投资象牙有利可图的心理，增长了需求。
在国家林业局的干预下，中国拍卖协会向全国的文物拍卖行发布公告，传达林业局的指示，明确提出象牙拍卖是严格禁止的。在这之后，拍卖市场大大萎缩。象牙价格上涨的趋势得到遏制。但在西方和非洲，基本上见不到关于象牙禁拍令的报道，绝大多数国外的大象保育人士和象牙研究专家对此也并不知情。
中国的象牙消费对于非洲象盗猎确实负有无可推卸的责任。西方或者非洲的保护组织常常聚焦在所谓的中国“中产阶层”，这夸大了国内的象牙市场和需求；相比较之下，很多中国人一提到象牙，就想到“暴发户”、“土豪”，认为这是只有富人才能消费得起，与普通老百姓没有关系，这在某些程度上低估了国人对象牙的消费。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对于非洲国家的许多刻板印象也造成很多国人对非洲大陆正在上演的大象盗猎有很多误读。更甚者，有些国人在对事实未加了解之前，就习惯性地给别人贴上标签，不知不觉地强化非黑即白的思维定式。
作为一个在中国、西方社会和非洲都有相关经历的研究者，小高希望涉及的各个相关方更加全面地看待问题，反思对己和对他者的假设（assumption），体会对方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和视角。他也希望他的研究能够有助于将不同的意见协调到统一的认识，推动国际社会共同合作，保护大象，捍卫全人类的共同利益。
为了应对上世纪70-80年代的大象危机，国际社会在1989年决议将非洲象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贸易公约（CITES）的附录一，全面禁止象牙的国际商业性贸易。而随后的十多年里，各个成员国都出于各种利益原因，游说不断，争论不休。
从非洲的情况看来，在非洲30多个国家内都有大象，不同国家在大象保护这个问题上立场、保护哲学（Conservation philosophy）、采取的措施都不同。各国之间存在着，“完全禁绝象牙贸易”，喊着没有贸易就没有杀戮的部分国家，也存在着希望能够允许合法贸易，禁绝非法象牙贸易的国家。
东部非洲国家生态旅游占国家经济大头，从活着的大象中获益符合经济发展的需要，比如肯尼亚，因此他们希望完全禁止象牙贸易。而在中部非洲国家的热带雨林，受限于地理气候和社会政治等因素，发展以非洲象为噱头的旅游困难重重，盗猎的状况最为严重；西非非洲的情况则是大象种群早已经在历史时期严重萎缩。南部非洲则不一样，如博茨瓦纳，大象种群大，管理较好，随着人口增长和社会经济发展，人与象在土地使用等问题上的冲突逐渐加剧。
另外，由于能给大象提供的栖息地面积是有限的，为了维持大象种群的平衡，每年会猎杀一定数量的大象，以控制种群数量。对于他们来说，每年就有一批来自缓解人象冲突和种群控制的数量可观的象牙。这些国家希望能把这些象牙卖到日本和中国，用这笔收益来支持大象保护和大象周边社区老百姓的生计发展。
1997年，CITES成员国大会将南部的博茨瓦纳、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的大象种群列入附录二，又在2000年，将南非列入附录二，这意味着这些国家的大象象牙在严格管理制度下可以进行国际贸易。2008年，在CITES的允许下，中国从这几个南部非洲国家购进62吨象牙。在很多西方保护组织的叙述中，正是这次买卖的重新开启，刺激消费，并认为如果有合法市场，黑市上的象牙就会流入，难以禁绝。
从西方社会来看，很多自然保护主义者和民众出于对大象的喜爱、对生态保护的忧虑、对后代子孙的责任感等原因，关注非洲象盗猎现象，开始发声呼吁。许多非政府组织也在不断游说。在某些机构将盗猎贩卖走私象牙的收入认定成当地恐怖组织的资金来源后，美国将象牙问题上升到了国家安全问题。去年9月，前国务卿希拉里宣布克林顿基金会将拨款启动禁止象牙非法贸易的项目，奥巴马也让内阁成立了特别工作组。当国际组织成功游说，让这个议题进入政府关注视线，就意味着新的政府拨款、来自社会的捐赠会进入这个领域，随之而来的媒体、公众的关注等，越来越多样的话题也被牵涉进来。
当这些不同的视角、叙述再放在复杂的国内、国际政治角力，非法走私团伙，非洲各国的贪污问题等背景下，无疑更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小高发现，实际上，大象已经变成一个标志（symbol），许许多多的个人、团体和机构正在借着保护大象之名推动或隐或显的议程，而他们背后的动机、他们所追求的也不一样，譬如，权力、财富、名誉、正义、知识、技能、对大象的喜爱等等。
中国的角色
中国的象牙消费究竟有多大？非法象牙贸易的情况在中国是怎样？到底是什么在促使这种非法贸易？
中国有悠久的象牙雕刻历史，可以追溯到石器时代，在明清时期达到巅峰，并形成了北京、江南、广东、福建四大象牙雕刻中心。中國社会给象牙赋予了种种价值：如文化价值、艺术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宗教价值和医疗价值。
2000年左右，中国开始提倡传统文化保护，曾经因国际象牙贸易禁令而几近消失的中国象牙产业终于跟着这股非物质文化遗产浪潮重新复苏，最后在2006年被列为中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获得国家的支持。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象牙的文化和艺术价值。
另一方面，2008年以后古董艺术品市场迅速火爆，作为杂项收藏的象牙仅是其中之一。与书画、陶器、和田玉等一样，象牙雕刻被认为是可以“保价”、“升值”的投资品。经济发展使越来越多的老百姓手有余钱，在房地产和股市不振的背景下，大量来自个人和专业投资公司的资金涌入艺术品投资市场。这就又提高了象牙在某些人眼中的经济价值。
在这些因素的驱使下，象牙消费在短时间内被炒作起来。尽管如此，据小高的估计，象牙制品的消费者在中国的比例估计1%都不到，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没有见到过象牙，更别提买象牙。因此，象牙在中国谈不上“畅销”，许多西方和非洲保护组织和媒体广为流传的“80%的中国中产阶级都有象牙”的说法确实是有夸大之嫌。但问题是，中国人口基数太大，即便是1%的人口也已经是相当巨大的需求了。
2004年，中国引进了一套象牙管理系统，即“合法来源象牙制品注册标记”系统。政府要求国内的象牙只能在指定加工厂雕刻，在指定经销场所销售，为每一个制品配发象牙ID，像是一个用于识别、监管的“身份证”，消费者只可以在指定经销点购买。2005年，CITES负责评估的代表团在中国考察，对中国的努力非常赞赏，并将中国定为继日本之后的第二个允许购买象牙的国家。中国终于在2008年从南部非洲国家依靠正当途径买入62吨象牙。
几个机构的调查发现，中国的这套系统中，存在着漏洞，其中就包括，合法经销店存在的非法现象，比如没有摆出制品ID，一证多用，商家愿意为不需要证件的买家降价。小高在国内的暗访也发现了类似现象。他还发现，这两年随着中国政府加大对象牙黑市的巡查力度，非法象牙贩子们正在把交易转移到网络上进行。百度贴吧，比如“牙雕”、“白塑料”吧，每天都有人在发帖卖象牙，微信上也存在买卖象牙的现象。这些行为都是违反相关法律规定的，有关部门需要严格制止。
中国的灰市
另外，小高在研究中还发现，许多西方大象保育人士和象牙贸易研究者竟然完全都没有意识到中国还存在一个牙雕拍卖市场。这是一个与之前提到的收藏热密切相关的市场。小高把它称为灰市。因为严格来说，象牙制品只能允许在指定经销场所销售的，拍卖是不允许的。但是对于收藏家来说，象牙有古董象牙和现代象牙制品之分，很多人认为，古董象牙的拍卖是合法的。中国的拍卖市场就刚起步，相关法律法规还不健全。现代制品贴成古董放到拍卖行去的现象并不少见。在拍卖场上的象牙制品可以达到天价，而这些天价象牙被媒体一报道，甚至有背后的宣传炒作，刺激了人们觉得买象牙投资象牙有利可图的心理，增长了需求。
在国家林业局的干预下，中国拍卖协会向全国的文物拍卖行发布公告，传达林业局的指示，明确提出象牙拍卖是严格禁止的。在这之后，拍卖市场大大萎缩。象牙价格上涨的趋势得到遏制。但在西方和非洲，基本上见不到关于象牙禁拍令的报道，绝大多数国外的大象保育人士和象牙研究专家对此也并不知情。
中国的象牙消费对于非洲象盗猎确实负有无可推卸的责任。西方或者非洲的保护组织常常聚焦在所谓的中国“中产阶层”，这夸大了国内的象牙市场和需求；相比较之下，很多中国人一提到象牙，就想到“暴发户”、“土豪”，认为这是只有富人才能消费得起，与普通老百姓没有关系，这在某些程度上低估了国人对象牙的消费。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对于非洲国家的许多刻板印象也造成很多国人对非洲大陆正在上演的大象盗猎有很多误读。更甚者，有些国人在对事实未加了解之前，就习惯性地给别人贴上标签，不知不觉地强化非黑即白的思维定式。
作为一个在中国、西方社会和非洲都有相关经历的研究者，小高希望涉及的各个相关方更加全面地看待问题，反思对己和对他者的假设（assumption），体会对方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和视角。他也希望他的研究能够有助于将不同的意见协调到统一的认识，推动国际社会共同合作，保护大象，捍卫全人类的共同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