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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麻烦，[美]朱迪斯·巴特勒著，宋素风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
1912年4月8日的《申报·自由谈》海外奇谈专栏上登了这么一篇文章，颇有意思。
男女易形之预言
颂 斌
巴黎有研究人类变化之博士名普莲者，终日刻意研究人类各部之进化退化，迄今已三十余载矣。其发明人所不能知者，已非一端，且一经发明无不表扬之证明之，并著书立说，以供众览，而各处学者亦无不倾心于博士。近闻博士又发明一种经验及其原理，并将其心得告于众人曰：
二百年后男必变女，女必变男。世人疑吾言乎？实则证之学理考之，事实已可断言，毫无疑义。今男女之皮肤容貌虽似有别，而体内之肝脏心肺实无区别，且男化女女化男亦非倏尔幻化，乃逐代更动逐日变迁。第以人之目力不能及，复不肯悉心研究考察，故不知耳。
博士又云：不及二百年，男子必无须，而女子则于思于思，视为固然。谓予不信，请观百年前世界上男女之照像，当日男子多髭，而女子则并微毛而无之。及至今日男子无须者，比比皆是，纵或有之，不免微细，而女子有微须者，亦所习见。此非将来男女互易形体之渐乎？
初见此奇谈，多半觉得又好笑又惊奇，好笑在于普莲博士“男必变女女必变男”的预言证据太不充分，结论太过武断，大有信口开河的嫌疑；惊奇则在于博士二百年的预言及至100年后的今天又仿佛初见端倪，男有五官精致之美，女有潇洒简约之俊，审美准则悄然互换。
尚且不谈易形，先回到1912年4月8日这一天——女子参政同志会、女子后援会、女子尚武会、金陵女子同盟会等各界妇女在南京召开联合大会，组成女子参政同盟会。又正是这一年，女子参政权提案以仅有6票赞成而惨败，标志着民初女子参政运动失败。此时提出“男女易形之说”就显得意味深长了。一来，男必变女，暗藏危机，女必变男，隐含威胁，女子参政给男性话语带来一种变相的压力，变异大概只是个隐喻。二来，倘若男必变女女必变男，这调皮的倒错，仍是用力过猛地偏离了“天下大同”。
有趣的是，约莫百年之后，《新周刊》（第347期）做了一期“男人没了？”的专题：
男人不只是一种性别，男人更加是社会角色。男人应该是主流价值观的承载者，是社会道义的担当者，是家庭的基石，既有力挽狂澜的勇气，又有恢宏大度的品格。中国男性比女性多6500万人，诸多领域却“阴盛阳衰”。这是男人异化的结果。他们在取得现实世界空前胜利的同时，在精神和价值观层面多处失守。
最近又做了一期（第401期）“如何装一个男人？”：
社会角色中的男人，当精神和价值观层面多处失守，金钱共成功一色，荷尔蒙与特权齐飞，就丧失了担当，徒具性别，男人的精气神没了。
这份长期以来的隐忧告诉我们，Male这个性别还在，但男人没了，男性气质全面溃败。算是一桩大公案，各方都努力侦破，线索有几条，其中重要一条乃是“女性意识的觉醒客观造成了男人的无所适从”。至于证据嘛，一大波“女汉子”正在靠近，听闻“女汉子”正在被定义为新的第三种人。不禁又让人想起普莲博士，难道“男女易形说”当真一语中的？
一
普莲博士的预言关系到生理性别的变化，尚要再等100年才能验证，而眼下真汉子的消失与“女汉子”的涌现又告诉我们，用以明确区分的社会性别已经开始变得模糊。自从波伏娃在《第二性》里振聋发聩地提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形成的，探究女性气质是如何被塑造的就成了女性主义重要课题。历数生物学、精神分析学、历史唯物主义，仅就身体而言，男女两性不过是生物生殖繁衍的自然分工，二者之间的不同或许本身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正是在经济、政治、道德等各种因素的社会参照下，两性才被赋予了文化意义，形成了所谓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坐标。一方面，波伏娃要探究是谁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塑造了这种女性气质，使其成为第二性，另一方面，这种溯源反过来又起到了一种标记的作用，将女性作为弱项从性别矩阵中标记和展现出来，带来一种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认出这一事物是某一事物”的快感。波伏娃多少还是沮丧的，只要女性始终只能被标记为他者，寻找自我的命名之旅就只能是装扮得更漂亮的自我放逐。
把女人作为一种处境来剖析，没有人比波伏娃做得更详尽。所谓性别气质，无非是在约定俗成的文化里，男人作为第一性，女人作为第二性，由此形成一种二元对位。女人的压抑，正是因为必须要卡在这样的齿轮里。在“男人没了？”的系列文章里，表面上看让人失落的是男性精神的萎靡，事实上隐含的却是齿轮的变形和错位——一股“这个社会怎么了”的怨气。
什么是男人？修身齐家治国，拥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饱含责任感与正义感，这是传统文化对优秀男人的定义，也是《新周刊》的定义，当这样的品质在男性身上的刻痕变得不明显，变得被随波逐流、争名逐利代替时，我们就说男人消失了。但拥有独立人格、自由思想，享受公民权利，履行公民义务又岂止是男人的品格呢。不是男人没了，而是男人的特权失落了。时代不同了，男人能做到的，不仅女人能做到，“女汉子”们甚至做得更好。
所谓“女汉子”，网络给出的概念是指行为不拘小节，性格爽朗，工作中能和男性一样独当一面的女性，更强调在为人处世中所呈现出的不同于传统女性的气场，而不是外在形象的中性化，性格上的独立使得“女汉子”对于男性的依赖感明显减少。被公认为“女汉子”的，往往是自身条件优秀，同时具有独立个性的单身女性。她们既有修身齐家治国的能力，也有独立自由的思想，她们在汉子的前面加上“女”字，使得汉子的存在感变得模糊。
当然，时代再不同，我们也必须要说，“女汉子”不是天生的。“女汉子”诞生于新词倍出的网络时代，是现代人惯于自我名词化的又一典型案例，其出格之处，不过在于她们不那么“女人”了，不再只是屈居于被压抑的角落，不再只用腺体思考。一方面，“女汉子”的声音含蓄地表达了对男性的失望，房子、车子、票子并不能保证一种可托付的安全感。另一方面，过去在两性关系中对对方的依赖现在转为自我实现，“女汉子”又包含着朴素的女性独立意识。那么说到底，男性阴柔气质的出现，女性阳刚气质的萌发，是精神气质的位移吗？为什么不同的性别气质又会变化呢？ 女性主义自从诞生起就不得不周旋在性别二元论的桎梏里，一边要从中汲取力量打造武器，一边要努力跳脱，步履维艰。自从波伏娃提出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区隔，后者就不断被浓墨重彩地演绎——女人如何被塑造，如何发现女人，如何寻求不同性别条件之下的平等。但巴特勒的选择是退一步，退回到性别最开始的地方去回看这个框架，这便是她在《性别麻烦》中给出的可能性。
福柯在他的系谱学里把身体描述为受到事件铭刻的一个表面和场所，系谱学的任务就是要去揭露这个被历史打上烙印的身体。历史就像一支精力充沛的笔在身体这个媒介上反复不断地书写，以至于“文化”得以产生。正是这个写出的“文化”成了巴特勒返回的起点，如果身体先于文化铭刻而存在，那就假定了一种物质性。这种预先确定的物质性，把“身体”当做一个既定存在，封闭了身体所包含的系谱学探究空间，巴特勒认为，这是福柯的矛盾，所以她选择彻底放下主体。
身体的表面政治塑造出了如此不同且毋庸置疑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于是我们认真仔细地去剖析气质形成的由来、气质的表象以及气质的影响，实际上是把结果当做了原因。巴特勒认为我们所认知的男女两性呈现为两种不可转换的气质，其原因不过在于，性别的本体论身份是被建构的。她质疑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两分法，既然谁都答不出女人是如何从生理性别到社会性别进行“变化”的，那为什么要用这个两分法去拆分一个完整的性别主体？
性别化的身体是操演性的，巴特勒如是说，每一个身体，它的行动、姿态和演绎也大都是操演性的，它们意图表达的本质和身份是虚构的，是通过身体符号和其他话语手段制造并维系的。在每一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我们心照不宣地遵守不同的协议，同意去表演、生产以及维系区分明确、两极化的性别文化虚构。
《性别麻烦》写于1990年，巴特勒感到她的疑问放在排他性异性恋矩阵中几乎相当于陷入解释学循环，因此不得不跳出矩阵之外，用性别操演理论来对强制性异性恋秩序进行问责和反思，如果说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概念已经固化，那么解剖学意义上的身体和被表演的性别之间的关系则带来了新的思考。
性别不是表达性的而是操演性的，这个区分至关重要，操演的身体不存在一个先在的身份或衡量依据，不会有正确与错误、真实与扭曲之分，所谓真实性别身份的假定将被证明只是一种管控性的虚构。
由此看来“男人没了”和“女汉子”自然也成了伪命题。其实男性从来都没有消失，至少在社会角色分工中始终是中流砥柱。比如每年一进入就业期，无数的女毕业生都将经历阵痛和难产，找工作带来的沮丧让她们再一次在社会中被标记出来，以至于自己都难免替用人单位考虑，女人实在是麻烦。而“女汉子”也不过是想象女人的方式之一。许多自称“女汉子”的不仅没得到赞许，反而还引来了反感，因为她们被认为不过是一些做不成白富美的单身女青年在无病呻吟，既不真正爽朗，也不真正独立，话里话外还隐含着单身需要人照顾的潜台词。在这个意义上，对女人而言所谓“女汉子”“女王”“女神”，分享的都是同一种想象模式。
“男人”如果真的没了，或许可以由此来反思我们曾经在形塑一种社会性别的时候到底做了些什么，得到和失去的又是什么，倒也可能是一种进步。而倘若姑娘们不加拣选地都成了“女汉子”，那说明我们操演出了一种新的性别范畴，可能也算是一种进步。但问题是操演在这里又出现了分歧，当我们站在这个矛盾重重的节点上往回看，不得不承认生活语境中男人和女人处境变化并没有改变太多，但文化语境中叙述男人和女人的方式却正在发生明显的位移，出现了一种中性向心力。
于是问题终于转换到表演情境上来，巴特勒问，什么样的表演情境将迫使我们重新思考男性与女性范畴的位置和稳定性？我们问，为什么绑定好的性别气质会发生位移和偏差？是什么样的文化设置促成了铭刻和身体之间以这种方式相遇，产生了一种中性向心力？
二
不只是“男人”消失了，“女汉子”上位了，时尚流行文化也越来越多中性元素，男装更多低胸、V领的柔美气息，女装则彰显干练、简约的硬朗风格。看看时尚圈的大牌设计师们，性别于设计而言早就不再是范畴，不过是元素之一。在今天，如果一种美在性别上具有明显的排他性，那么这种排他性就会产生比过去更强的自我限制。“中性”成了一个高频词语，一方面它代表了一种新审美观的兴起，在这种审美观里蕴涵着自由、叛逆、无拘束的诉求；但另一方面，“中性”又并非无装扮，新的装扮方式对传统审美的挑战和碰撞每天都在进行。普莲博士的未竟事业实则一直没有停止，但应该关心的却并不只是中性作为一种审美方式。
戴锦华在《涉渡之舟》中解读了新中国成立之后以国家之名宣布女性解放的政治修辞学。当国家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新旧社会两重天，妇女解放的姿态便以完成时代写就，以民族国家之名出现的父权形象取代了零散化而又无所不在的男权，女性本应有的自我探索和解放之路失去了立论依据，幽然关闭。“男同志能做到的事情，女同志一样能做到”的话语，事实上是以男性为标准，进行了一次气质平均。半个世纪过去了，被平均的气质演变为了“男人没了”和“女汉子”之间的纷争，源头其实在这里。解放妇女的政治修辞学预设了一种抹去女性性别差异的主体建构模式，而这个去性别化的模式如今正在孕育一个中性社会。
文化语境中，男人正变得越来越柔和，女人则显得充满力量，我们惊奇地发现曾经用以标记不同性别的不同语言架构在叙述方式和叙述内容上竟然出现了重叠，中性审美的流行正是这种重叠的外部标记之一。但往里看，就会发现中性社会本身还包含了两层含义。
一层是巴特勒意义上的关心主体的中性社会。她通过不断地提问和返回来告诉我们，不要再用限制性的性别框架来规定一种性别应该如何操演了，对于一个主体的人来说，不是他应该是什么样子，而是他本来是什么样子。以异性恋为预设的认知体制（the epistemic regime）的面具如果被摘下，就会显示出其实是它生产和物化了这些表面的本体范畴。于是巴特勒问，当我们看清这一点时，主体以及性别范畴的稳定性会有什么变化？不是要用同性恋来代替或者对抗异性恋，她说，但是我们必须回到现场，看清操演，才能真正理解铭刻与身体的相遇，主体才能最终成全自己。20年后的今天，想摘下异性恋矩阵面具的理性依然是一种奢侈，但是我们在操演模式中看到了一种重叠的趋势，看到了性别范畴在话语上松动的可能性。
1912年4月8日的《申报·自由谈》海外奇谈专栏上登了这么一篇文章，颇有意思。
男女易形之预言
颂 斌
巴黎有研究人类变化之博士名普莲者，终日刻意研究人类各部之进化退化，迄今已三十余载矣。其发明人所不能知者，已非一端，且一经发明无不表扬之证明之，并著书立说，以供众览，而各处学者亦无不倾心于博士。近闻博士又发明一种经验及其原理，并将其心得告于众人曰：
二百年后男必变女，女必变男。世人疑吾言乎？实则证之学理考之，事实已可断言，毫无疑义。今男女之皮肤容貌虽似有别，而体内之肝脏心肺实无区别，且男化女女化男亦非倏尔幻化，乃逐代更动逐日变迁。第以人之目力不能及，复不肯悉心研究考察，故不知耳。
博士又云：不及二百年，男子必无须，而女子则于思于思，视为固然。谓予不信，请观百年前世界上男女之照像，当日男子多髭，而女子则并微毛而无之。及至今日男子无须者，比比皆是，纵或有之，不免微细，而女子有微须者，亦所习见。此非将来男女互易形体之渐乎？
初见此奇谈，多半觉得又好笑又惊奇，好笑在于普莲博士“男必变女女必变男”的预言证据太不充分，结论太过武断，大有信口开河的嫌疑；惊奇则在于博士二百年的预言及至100年后的今天又仿佛初见端倪，男有五官精致之美，女有潇洒简约之俊，审美准则悄然互换。
尚且不谈易形，先回到1912年4月8日这一天——女子参政同志会、女子后援会、女子尚武会、金陵女子同盟会等各界妇女在南京召开联合大会，组成女子参政同盟会。又正是这一年，女子参政权提案以仅有6票赞成而惨败，标志着民初女子参政运动失败。此时提出“男女易形之说”就显得意味深长了。一来，男必变女，暗藏危机，女必变男，隐含威胁，女子参政给男性话语带来一种变相的压力，变异大概只是个隐喻。二来，倘若男必变女女必变男，这调皮的倒错，仍是用力过猛地偏离了“天下大同”。
有趣的是，约莫百年之后，《新周刊》（第347期）做了一期“男人没了？”的专题：
男人不只是一种性别，男人更加是社会角色。男人应该是主流价值观的承载者，是社会道义的担当者，是家庭的基石，既有力挽狂澜的勇气，又有恢宏大度的品格。中国男性比女性多6500万人，诸多领域却“阴盛阳衰”。这是男人异化的结果。他们在取得现实世界空前胜利的同时，在精神和价值观层面多处失守。
最近又做了一期（第401期）“如何装一个男人？”：
社会角色中的男人，当精神和价值观层面多处失守，金钱共成功一色，荷尔蒙与特权齐飞，就丧失了担当，徒具性别，男人的精气神没了。
这份长期以来的隐忧告诉我们，Male这个性别还在，但男人没了，男性气质全面溃败。算是一桩大公案，各方都努力侦破，线索有几条，其中重要一条乃是“女性意识的觉醒客观造成了男人的无所适从”。至于证据嘛，一大波“女汉子”正在靠近，听闻“女汉子”正在被定义为新的第三种人。不禁又让人想起普莲博士，难道“男女易形说”当真一语中的？
一
普莲博士的预言关系到生理性别的变化，尚要再等100年才能验证，而眼下真汉子的消失与“女汉子”的涌现又告诉我们，用以明确区分的社会性别已经开始变得模糊。自从波伏娃在《第二性》里振聋发聩地提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形成的，探究女性气质是如何被塑造的就成了女性主义重要课题。历数生物学、精神分析学、历史唯物主义，仅就身体而言，男女两性不过是生物生殖繁衍的自然分工，二者之间的不同或许本身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正是在经济、政治、道德等各种因素的社会参照下，两性才被赋予了文化意义，形成了所谓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坐标。一方面，波伏娃要探究是谁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塑造了这种女性气质，使其成为第二性，另一方面，这种溯源反过来又起到了一种标记的作用，将女性作为弱项从性别矩阵中标记和展现出来，带来一种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认出这一事物是某一事物”的快感。波伏娃多少还是沮丧的，只要女性始终只能被标记为他者，寻找自我的命名之旅就只能是装扮得更漂亮的自我放逐。
把女人作为一种处境来剖析，没有人比波伏娃做得更详尽。所谓性别气质，无非是在约定俗成的文化里，男人作为第一性，女人作为第二性，由此形成一种二元对位。女人的压抑，正是因为必须要卡在这样的齿轮里。在“男人没了？”的系列文章里，表面上看让人失落的是男性精神的萎靡，事实上隐含的却是齿轮的变形和错位——一股“这个社会怎么了”的怨气。
什么是男人？修身齐家治国，拥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饱含责任感与正义感，这是传统文化对优秀男人的定义，也是《新周刊》的定义，当这样的品质在男性身上的刻痕变得不明显，变得被随波逐流、争名逐利代替时，我们就说男人消失了。但拥有独立人格、自由思想，享受公民权利，履行公民义务又岂止是男人的品格呢。不是男人没了，而是男人的特权失落了。时代不同了，男人能做到的，不仅女人能做到，“女汉子”们甚至做得更好。
所谓“女汉子”，网络给出的概念是指行为不拘小节，性格爽朗，工作中能和男性一样独当一面的女性，更强调在为人处世中所呈现出的不同于传统女性的气场，而不是外在形象的中性化，性格上的独立使得“女汉子”对于男性的依赖感明显减少。被公认为“女汉子”的，往往是自身条件优秀，同时具有独立个性的单身女性。她们既有修身齐家治国的能力，也有独立自由的思想，她们在汉子的前面加上“女”字，使得汉子的存在感变得模糊。
当然，时代再不同，我们也必须要说，“女汉子”不是天生的。“女汉子”诞生于新词倍出的网络时代，是现代人惯于自我名词化的又一典型案例，其出格之处，不过在于她们不那么“女人”了，不再只是屈居于被压抑的角落，不再只用腺体思考。一方面，“女汉子”的声音含蓄地表达了对男性的失望，房子、车子、票子并不能保证一种可托付的安全感。另一方面，过去在两性关系中对对方的依赖现在转为自我实现，“女汉子”又包含着朴素的女性独立意识。那么说到底，男性阴柔气质的出现，女性阳刚气质的萌发，是精神气质的位移吗？为什么不同的性别气质又会变化呢？ 女性主义自从诞生起就不得不周旋在性别二元论的桎梏里，一边要从中汲取力量打造武器，一边要努力跳脱，步履维艰。自从波伏娃提出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区隔，后者就不断被浓墨重彩地演绎——女人如何被塑造，如何发现女人，如何寻求不同性别条件之下的平等。但巴特勒的选择是退一步，退回到性别最开始的地方去回看这个框架，这便是她在《性别麻烦》中给出的可能性。
福柯在他的系谱学里把身体描述为受到事件铭刻的一个表面和场所，系谱学的任务就是要去揭露这个被历史打上烙印的身体。历史就像一支精力充沛的笔在身体这个媒介上反复不断地书写，以至于“文化”得以产生。正是这个写出的“文化”成了巴特勒返回的起点，如果身体先于文化铭刻而存在，那就假定了一种物质性。这种预先确定的物质性，把“身体”当做一个既定存在，封闭了身体所包含的系谱学探究空间，巴特勒认为，这是福柯的矛盾，所以她选择彻底放下主体。
身体的表面政治塑造出了如此不同且毋庸置疑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于是我们认真仔细地去剖析气质形成的由来、气质的表象以及气质的影响，实际上是把结果当做了原因。巴特勒认为我们所认知的男女两性呈现为两种不可转换的气质，其原因不过在于，性别的本体论身份是被建构的。她质疑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两分法，既然谁都答不出女人是如何从生理性别到社会性别进行“变化”的，那为什么要用这个两分法去拆分一个完整的性别主体？
性别化的身体是操演性的，巴特勒如是说，每一个身体，它的行动、姿态和演绎也大都是操演性的，它们意图表达的本质和身份是虚构的，是通过身体符号和其他话语手段制造并维系的。在每一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我们心照不宣地遵守不同的协议，同意去表演、生产以及维系区分明确、两极化的性别文化虚构。
《性别麻烦》写于1990年，巴特勒感到她的疑问放在排他性异性恋矩阵中几乎相当于陷入解释学循环，因此不得不跳出矩阵之外，用性别操演理论来对强制性异性恋秩序进行问责和反思，如果说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概念已经固化，那么解剖学意义上的身体和被表演的性别之间的关系则带来了新的思考。
性别不是表达性的而是操演性的，这个区分至关重要，操演的身体不存在一个先在的身份或衡量依据，不会有正确与错误、真实与扭曲之分，所谓真实性别身份的假定将被证明只是一种管控性的虚构。
由此看来“男人没了”和“女汉子”自然也成了伪命题。其实男性从来都没有消失，至少在社会角色分工中始终是中流砥柱。比如每年一进入就业期，无数的女毕业生都将经历阵痛和难产，找工作带来的沮丧让她们再一次在社会中被标记出来，以至于自己都难免替用人单位考虑，女人实在是麻烦。而“女汉子”也不过是想象女人的方式之一。许多自称“女汉子”的不仅没得到赞许，反而还引来了反感，因为她们被认为不过是一些做不成白富美的单身女青年在无病呻吟，既不真正爽朗，也不真正独立，话里话外还隐含着单身需要人照顾的潜台词。在这个意义上，对女人而言所谓“女汉子”“女王”“女神”，分享的都是同一种想象模式。
“男人”如果真的没了，或许可以由此来反思我们曾经在形塑一种社会性别的时候到底做了些什么，得到和失去的又是什么，倒也可能是一种进步。而倘若姑娘们不加拣选地都成了“女汉子”，那说明我们操演出了一种新的性别范畴，可能也算是一种进步。但问题是操演在这里又出现了分歧，当我们站在这个矛盾重重的节点上往回看，不得不承认生活语境中男人和女人处境变化并没有改变太多，但文化语境中叙述男人和女人的方式却正在发生明显的位移，出现了一种中性向心力。
于是问题终于转换到表演情境上来，巴特勒问，什么样的表演情境将迫使我们重新思考男性与女性范畴的位置和稳定性？我们问，为什么绑定好的性别气质会发生位移和偏差？是什么样的文化设置促成了铭刻和身体之间以这种方式相遇，产生了一种中性向心力？
二
不只是“男人”消失了，“女汉子”上位了，时尚流行文化也越来越多中性元素，男装更多低胸、V领的柔美气息，女装则彰显干练、简约的硬朗风格。看看时尚圈的大牌设计师们，性别于设计而言早就不再是范畴，不过是元素之一。在今天，如果一种美在性别上具有明显的排他性，那么这种排他性就会产生比过去更强的自我限制。“中性”成了一个高频词语，一方面它代表了一种新审美观的兴起，在这种审美观里蕴涵着自由、叛逆、无拘束的诉求；但另一方面，“中性”又并非无装扮，新的装扮方式对传统审美的挑战和碰撞每天都在进行。普莲博士的未竟事业实则一直没有停止，但应该关心的却并不只是中性作为一种审美方式。
戴锦华在《涉渡之舟》中解读了新中国成立之后以国家之名宣布女性解放的政治修辞学。当国家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新旧社会两重天，妇女解放的姿态便以完成时代写就，以民族国家之名出现的父权形象取代了零散化而又无所不在的男权，女性本应有的自我探索和解放之路失去了立论依据，幽然关闭。“男同志能做到的事情，女同志一样能做到”的话语，事实上是以男性为标准，进行了一次气质平均。半个世纪过去了，被平均的气质演变为了“男人没了”和“女汉子”之间的纷争，源头其实在这里。解放妇女的政治修辞学预设了一种抹去女性性别差异的主体建构模式，而这个去性别化的模式如今正在孕育一个中性社会。
文化语境中，男人正变得越来越柔和，女人则显得充满力量，我们惊奇地发现曾经用以标记不同性别的不同语言架构在叙述方式和叙述内容上竟然出现了重叠，中性审美的流行正是这种重叠的外部标记之一。但往里看，就会发现中性社会本身还包含了两层含义。
一层是巴特勒意义上的关心主体的中性社会。她通过不断地提问和返回来告诉我们，不要再用限制性的性别框架来规定一种性别应该如何操演了，对于一个主体的人来说，不是他应该是什么样子，而是他本来是什么样子。以异性恋为预设的认知体制（the epistemic regime）的面具如果被摘下，就会显示出其实是它生产和物化了这些表面的本体范畴。于是巴特勒问，当我们看清这一点时，主体以及性别范畴的稳定性会有什么变化？不是要用同性恋来代替或者对抗异性恋，她说，但是我们必须回到现场，看清操演，才能真正理解铭刻与身体的相遇，主体才能最终成全自己。20年后的今天，想摘下异性恋矩阵面具的理性依然是一种奢侈，但是我们在操演模式中看到了一种重叠的趋势，看到了性别范畴在话语上松动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