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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7世纪开始，华商到东南亚去的人数越来越多，18世纪有了相当大的影响。18世纪，整个东南亚的所有港口，都有华人团体，荷兰人和英国人利用华商，在港口跟本地居民做小生意，再经过东印度公司，或者西班牙在菲律宾的势力，直接跟中国通商。
本文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所长王赓武先生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讲演整理而成。
18世纪，东南亚华商的崛起
秦汉以前，哪里算中国也是个问题。到了东周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包括楚国和吴越、长江流域，境外是百越，现在的华南省市都是越族的地方。汉人分了好几次南进，秦汉走得最远，秦国一直打到现在的越南中部，也算是过去的象郡。秦汉之后有一个南越国，汉武帝把南越也打下来，就成为汉朝的郡县。之后汉人不停地南移，渐渐地把华南地方都汉化了。南方人到现在都自称为“唐人”，不称“汉人”，因为华南是唐朝时候才被汉化的。
秦汉之后，中国到了华南的沿海地方，就不再南进了。在海上经商的人，多数来自广东、福建，最有本事、胆子最大的还是闽南人。闽国的时候，泉州就变成一个很有用的海港，渐渐发展到宋朝就非常了不起。南宋的首都在杭州，泉州到杭州用海路走非常方便，广州反而不方便，所以在贸易、商业发展方面，泉州的地势比广州好。
一直到16世纪，东南亚各地商人活跃，贸易、经济上的关系非常稳定，没什么大的战争，只是些贸易上的小争执。海洋上也有以爪哇、苏门答腊、马六甲海峡为主的海洋帝国，但是并没有发展成什么了不起的海军势力。
福建本来是有条件的，郑和下西洋的时候，海舰那么大，比欧洲的要大多了，还比他们早100多年。宋朝的海军非常强，元朝的蒙古大帝忽必烈汗用宋朝的海军去打日本、爪哇，但后来中国在海上退缩了。当时，闽南在海上经商的人非常有经验，他们到远海做生意，是绝对没有問题的。但明朝郑和以后的政策，把他们限制住了，不让他们出去，根本不能跟外国经商，而是靠外国人到中国来，用朝贡制度，到中国来经商。
最早在海上打仗的军舰，荷兰的最厉害，英国人是因为打荷兰才发展起来的，这两个国家的海军势力扩张到东南亚来，基本上都是想做中国的生意;但是中国不欢迎他们，不让他们来。当时所有的西方商人，都要经过澳门，完全由葡萄牙人垄断。英国人和荷兰人非常懊恼，想尽各种方法跟中国经商。
这个时期的华商数量越来越多，过去因为受明朝和清朝海禁政策影响，人数有限，后来越来越多，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是西方来了之后，就非常欢迎中国人到他们的海港去，帮他们跟中国做生意，尤其闽南人，西班牙人欢迎他们到现在的菲律宾去，荷兰人非常欢迎他们到爪哇去。
到明朝末年，闽南的华商借机建立了很多商团，郑成功这个集团建立了一个很大的海军，华商的海军最后就变成了反清朝的势力，后来就占领了台湾。虽然清朝也有海禁，但清政府也知道，这个势力太大了，而且也能带来很多贸易方面的好处，清朝到了华南地区，也渐渐把政策放松一点。这两方面，一方面可以说是外来的压力，另一方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
从17世纪开始，华商到东南亚去的人数越来越多，18世纪有了相当大的影响。18世纪，整个东南亚的所有港口，都有华人团体，荷兰人和英国人利用华商，在港口跟本地居民做小生意，再经过东印度公司，或者西班牙在菲律宾的势力，直接跟中国通商。
东南亚华人的选择
这种情况下，华人的角色有点复杂。对西方帝国主义政府来说，华商非常有用，他们可以利用华商跟中国经商，当然，不给华商任何政权，只是让他们赚钱。另外一点，对当地土著人来说，中国人地位比他们高，一是西方殖民者看不起当地居民，而且他们也不懂做生意。这样就建立了一种矛盾关系，一方面华商要跟本地居民来往，靠土产做生意，同时，他们也要跟荷兰、英国、西班牙的官员进行交涉，才能维持地位，这两方面都要照顾到。所以到现在为止，华商在东南亚的地位依然非常特殊，就是因为当时作为中间人的角色很难做，上面不信任，下面又恨他们，矛盾非常深，有几百年了。二战后，西方殖民地帝国主义退出之后，所有东南亚国家都建立起新型国家，在这个过程中，民族、国籍等问题越来越严重。因此，华商、华工、华人在这些新型国家的地位就成为严重的政治问题。
中国解放之后，也考虑过这些问题，其实中华民国也面对过同样的问题。最初的名称是华商、华工，清末民初时，非常重视海外华人，就叫作华侨。基本概念就是，中国人暂时在国外，接受中国官方的保护，也要效忠中国。
国籍的概念也是新的，是采用西方的国际法。在跟西方签的许多条约里，允许外国人在中国侨居，那么中国人在他们的地方，也是侨居。虽然很多华侨在外国已生活了好几代，仍是保留中国人的身份，无所谓国籍。
二战之后，问题严重起来。这些新型的国家就会问，“我们现在建立新的国家，你到底是什么国籍？”在这种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万隆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就宣布，当地华人可以选择当中国侨民，回国非常欢迎，要留下，就是中国侨民，一定要遵守当地的法律，同时也可以选择入其他国籍。
对当时的华侨来讲，这是个很重要的决定。我们年轻一代，没什么别的选择，既然不会回中国去，留下来入当地国籍，都被认为很自然;但老一辈人就非常伤心，认为中国好像把他们放弃了，失去了与中国的联系。
50年代到60年代之间，中国方面有改变，东南亚方面也有改变。有很多年轻的中学生，就认同中国，回到中国来了，根本不认同当地的政权，不入籍。大部分华人则留在那里。当时有很多其他困难，从“大跃进”到“文革”，许多海外华人不能回来也不愿意回来，在那种情况下，有些不得已入了籍。然而，当地人不欢迎华人，给他们各种各样的限制条件。
现在，中国崛起了，又是一个新的变化，东南亚各国家要考虑如何跟中国建立新的关系。
全球化时代，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
在全球化经济中，海运的重要性非常明显，国家的海线要保护，非常困难。东海比较简单，基本上是中国和日本的关系，南中国海这边，跟东南亚还有许多问题。
东南亚本身性质完全变了，从前是一边大陆、一边海洋，各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政权、不同的宗教，完全不合作、不来往，仅仅在商业上有简单的贸易关系，政治上没有什么特别的来往，没有一个集团能够对抗外来的势力。现在不同了，有三个国家是相当强大的，像印尼、越南、泰国;缅甸还言之过早，不过也有可能。菲律宾还是个小国，虽然人数很多，但是还比较贫穷，要长久依靠美国。
这十多个国家对中国的看法，跟以前完全不同了。现在有一种新的契约感，新的契约建立了东盟，这个背景很有趣。本来是因为反共而建立东盟的，当时，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新加坡都是反共国家。现在不同了，冷战之后变成10个国家，越南、老挝是共产党国家，柬埔寨有共产党背景，缅甸虽然是反共的，但也有很多独立的观点。现在大家成了东盟十国，怎么对付中国、美国、印度，都要建立统一的契约。基本的概念就是，每个小国在这个复杂的全球化经济里是无法生存的，在某方面有共同的声音、有话语权，才能够生存，这是他们成立同盟的出发点。
这种情况下，中国怎样跟他们建立新关系非常重要。朱镕基当时的政策非常有效，影响很大，但惊醒了外国势力的注意，因此他们用反共的方法，限制中国和东盟的特别关系，不停地活动。现在，中国与东盟的关系越来越复杂了。南中国海只是一个借口，本身并不是多么严重的问题，因为有主权问题的争论，以此为借口，影响中国和东盟的关系。
东南亚国家也不是要亲美或者亲中，他们基本的希望就是能够有一个独立、统一的东盟。东盟的将来对中国来说非常重要，从中国的角度来看，统一的东盟不是坏事，是件好事。我不敢说每个国家有同样的政策，但总的趋势是，大家都认为在亚洲新型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东盟充当了很重要的角色，最主要的理由就是它在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间。
大家都认为，统一的东盟是好事，对大家都有益，所有的国家都尽量想办法，能够在这种情况下，维持东盟统一。我所了解到的是，所有东南亚国家的的领导人，基本都同意这样一点，就是东盟的前途要靠统一，要有共同的对外政策，这样亚洲将来的发展，才是最有希望的。（澎湃新闻 2015.8.15）
本文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所长王赓武先生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讲演整理而成。
18世纪，东南亚华商的崛起
秦汉以前，哪里算中国也是个问题。到了东周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包括楚国和吴越、长江流域，境外是百越，现在的华南省市都是越族的地方。汉人分了好几次南进，秦汉走得最远，秦国一直打到现在的越南中部，也算是过去的象郡。秦汉之后有一个南越国，汉武帝把南越也打下来，就成为汉朝的郡县。之后汉人不停地南移，渐渐地把华南地方都汉化了。南方人到现在都自称为“唐人”，不称“汉人”，因为华南是唐朝时候才被汉化的。
秦汉之后，中国到了华南的沿海地方，就不再南进了。在海上经商的人，多数来自广东、福建，最有本事、胆子最大的还是闽南人。闽国的时候，泉州就变成一个很有用的海港，渐渐发展到宋朝就非常了不起。南宋的首都在杭州，泉州到杭州用海路走非常方便，广州反而不方便，所以在贸易、商业发展方面，泉州的地势比广州好。
一直到16世纪，东南亚各地商人活跃，贸易、经济上的关系非常稳定，没什么大的战争，只是些贸易上的小争执。海洋上也有以爪哇、苏门答腊、马六甲海峡为主的海洋帝国，但是并没有发展成什么了不起的海军势力。
福建本来是有条件的，郑和下西洋的时候，海舰那么大，比欧洲的要大多了，还比他们早100多年。宋朝的海军非常强，元朝的蒙古大帝忽必烈汗用宋朝的海军去打日本、爪哇，但后来中国在海上退缩了。当时，闽南在海上经商的人非常有经验，他们到远海做生意，是绝对没有問题的。但明朝郑和以后的政策，把他们限制住了，不让他们出去，根本不能跟外国经商，而是靠外国人到中国来，用朝贡制度，到中国来经商。
最早在海上打仗的军舰，荷兰的最厉害，英国人是因为打荷兰才发展起来的，这两个国家的海军势力扩张到东南亚来，基本上都是想做中国的生意;但是中国不欢迎他们，不让他们来。当时所有的西方商人，都要经过澳门，完全由葡萄牙人垄断。英国人和荷兰人非常懊恼，想尽各种方法跟中国经商。
这个时期的华商数量越来越多，过去因为受明朝和清朝海禁政策影响，人数有限，后来越来越多，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是西方来了之后，就非常欢迎中国人到他们的海港去，帮他们跟中国做生意，尤其闽南人，西班牙人欢迎他们到现在的菲律宾去，荷兰人非常欢迎他们到爪哇去。
到明朝末年，闽南的华商借机建立了很多商团，郑成功这个集团建立了一个很大的海军，华商的海军最后就变成了反清朝的势力，后来就占领了台湾。虽然清朝也有海禁，但清政府也知道，这个势力太大了，而且也能带来很多贸易方面的好处，清朝到了华南地区，也渐渐把政策放松一点。这两方面，一方面可以说是外来的压力，另一方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
从17世纪开始，华商到东南亚去的人数越来越多，18世纪有了相当大的影响。18世纪，整个东南亚的所有港口，都有华人团体，荷兰人和英国人利用华商，在港口跟本地居民做小生意，再经过东印度公司，或者西班牙在菲律宾的势力，直接跟中国通商。
东南亚华人的选择
这种情况下，华人的角色有点复杂。对西方帝国主义政府来说，华商非常有用，他们可以利用华商跟中国经商，当然，不给华商任何政权，只是让他们赚钱。另外一点，对当地土著人来说，中国人地位比他们高，一是西方殖民者看不起当地居民，而且他们也不懂做生意。这样就建立了一种矛盾关系，一方面华商要跟本地居民来往，靠土产做生意，同时，他们也要跟荷兰、英国、西班牙的官员进行交涉，才能维持地位，这两方面都要照顾到。所以到现在为止，华商在东南亚的地位依然非常特殊，就是因为当时作为中间人的角色很难做，上面不信任，下面又恨他们，矛盾非常深，有几百年了。二战后，西方殖民地帝国主义退出之后，所有东南亚国家都建立起新型国家，在这个过程中，民族、国籍等问题越来越严重。因此，华商、华工、华人在这些新型国家的地位就成为严重的政治问题。
中国解放之后，也考虑过这些问题，其实中华民国也面对过同样的问题。最初的名称是华商、华工，清末民初时，非常重视海外华人，就叫作华侨。基本概念就是，中国人暂时在国外，接受中国官方的保护，也要效忠中国。
国籍的概念也是新的，是采用西方的国际法。在跟西方签的许多条约里，允许外国人在中国侨居，那么中国人在他们的地方，也是侨居。虽然很多华侨在外国已生活了好几代，仍是保留中国人的身份，无所谓国籍。
二战之后，问题严重起来。这些新型的国家就会问，“我们现在建立新的国家，你到底是什么国籍？”在这种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万隆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就宣布，当地华人可以选择当中国侨民，回国非常欢迎，要留下，就是中国侨民，一定要遵守当地的法律，同时也可以选择入其他国籍。
对当时的华侨来讲，这是个很重要的决定。我们年轻一代，没什么别的选择，既然不会回中国去，留下来入当地国籍，都被认为很自然;但老一辈人就非常伤心，认为中国好像把他们放弃了，失去了与中国的联系。
50年代到60年代之间，中国方面有改变，东南亚方面也有改变。有很多年轻的中学生，就认同中国，回到中国来了，根本不认同当地的政权，不入籍。大部分华人则留在那里。当时有很多其他困难，从“大跃进”到“文革”，许多海外华人不能回来也不愿意回来，在那种情况下，有些不得已入了籍。然而，当地人不欢迎华人，给他们各种各样的限制条件。
现在，中国崛起了，又是一个新的变化，东南亚各国家要考虑如何跟中国建立新的关系。
全球化时代，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
在全球化经济中，海运的重要性非常明显，国家的海线要保护，非常困难。东海比较简单，基本上是中国和日本的关系，南中国海这边，跟东南亚还有许多问题。
东南亚本身性质完全变了，从前是一边大陆、一边海洋，各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政权、不同的宗教，完全不合作、不来往，仅仅在商业上有简单的贸易关系，政治上没有什么特别的来往，没有一个集团能够对抗外来的势力。现在不同了，有三个国家是相当强大的，像印尼、越南、泰国;缅甸还言之过早，不过也有可能。菲律宾还是个小国，虽然人数很多，但是还比较贫穷，要长久依靠美国。
这十多个国家对中国的看法，跟以前完全不同了。现在有一种新的契约感，新的契约建立了东盟，这个背景很有趣。本来是因为反共而建立东盟的，当时，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新加坡都是反共国家。现在不同了，冷战之后变成10个国家，越南、老挝是共产党国家，柬埔寨有共产党背景，缅甸虽然是反共的，但也有很多独立的观点。现在大家成了东盟十国，怎么对付中国、美国、印度，都要建立统一的契约。基本的概念就是，每个小国在这个复杂的全球化经济里是无法生存的，在某方面有共同的声音、有话语权，才能够生存，这是他们成立同盟的出发点。
这种情况下，中国怎样跟他们建立新关系非常重要。朱镕基当时的政策非常有效，影响很大，但惊醒了外国势力的注意，因此他们用反共的方法，限制中国和东盟的特别关系，不停地活动。现在，中国与东盟的关系越来越复杂了。南中国海只是一个借口，本身并不是多么严重的问题，因为有主权问题的争论，以此为借口，影响中国和东盟的关系。
东南亚国家也不是要亲美或者亲中，他们基本的希望就是能够有一个独立、统一的东盟。东盟的将来对中国来说非常重要，从中国的角度来看，统一的东盟不是坏事，是件好事。我不敢说每个国家有同样的政策，但总的趋势是，大家都认为在亚洲新型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东盟充当了很重要的角色，最主要的理由就是它在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间。
大家都认为，统一的东盟是好事，对大家都有益，所有的国家都尽量想办法，能够在这种情况下，维持东盟统一。我所了解到的是，所有东南亚国家的的领导人，基本都同意这样一点，就是东盟的前途要靠统一，要有共同的对外政策，这样亚洲将来的发展，才是最有希望的。（澎湃新闻 2015.8.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