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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月，刚刚被亚洲新闻台选为“年度亚洲人物”的绿色和平中国项目总监卢思骋，依然记得当年看过的一个讲述60年代美国大学校园运动的记录片中的片断：警察驱赶那些占领了行政大楼的学生，问一个穿着体面的女学生：“你想像淑女一样自己走出去，还是被拽出去？”她平静地回答：“我要像个淑女一样被拉出去。”
回顾那种热情和决绝，卢思骋说，“他们坚信‘只要我今天采取行动，明天就是新的世界’，这是我们这一代人无法理解的。我们太习惯无力感了，这可能是因为现状看起来太坚不可摧，但其实，世界并没有变得那么不一样，改变是可以达成的。”
以这样的信念，在过去几年绿色和平在中国掀起了一场环保风暴：披露香港新界地区存在国际电子垃圾转运中心；指责跨国公司在产品中使用有毒物质；反对金光集团APP在海南省采林；在中国首先揭露了电子垃圾问题，已经先后收到了索尼、诺基亚、戴尔、联想等8家公司的无毒化承诺；调查湖北省扩大种植转基因水稻，并将调查报告提交农业部；在香港和广州披露百佳超市蔬菜农药残留超标的检验结果……
尽管做到这一切需要非凡的热情和勇气，但绿色和平显然更强调毅力和聪明的方法。这也是绿色和平和许多本土NGO的不同之处：更多以科学而不是感性来说服大家；会花几年时间做一个项目的前期准备工作；不接受政府和企业的捐款；重视对员工的能力培养和热情的保持……
“脚踏实地，做不可能之事”，有意无意间，绿色和平践行着这句1968年法国学生运动的口号。
从国际NGO到中国NGO
1971年9月15日，一艘小船从加拿大温哥华出发，驶往一个氢弹试验场。这艘“菲莉丝·科马克”号船上有3人，他们的任务是见证一场潜在的灾难。绿色和平组织从此登上世界舞台。这个全球性非政府组织总部设于荷兰阿姆斯特丹，如今在40多个国家设有办事处，其成员达350万人，每年会费就收到1亿美元。
绿色和平组织触角第一次伸到中国大陆地区是1994年：一艘隶属于该组织的“彩虹勇士号”由德国籍船长驾驶到达南京港，试图上溯长江观察沿途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状况。后被中国边防、海关舰艇“礼送出境”，全国人民通过新闻媒体大多有所知晓。
绿色和平中国办事处于1997年在香港成立，2002年2月，以与中央民族大学开展合作项目为契机，绿色和平开始在北京开展活动，当时还处于不公开的状况。2004年开始，绿色和平开始公开活动，并尝试与媒体建立联系。关于登记问题，他们曾经到相关部委打招呼，但被告知“法规在完善当中，先等着”，这一等就等到了今天。“相关的部委肯定都知道绿色和平，大家也经常坐下来一起开会，工作交流很多，但就是不公开承认。”卢思骋告诉记者。
在卢思骋看来，因为政治文化的透射，国内很多NGO对政府的态度太过两极化：要么是害怕，千方百计地讨好；要么是反感和绝对的不信任。卢的看法是，政府是必须的、决定性的角色，绿色和平是要帮助、促进政府用创新的方法走上轨道，双方不是对立关系。
绿色和平甫一进入中国，就遭遇了一些本土NGO的不理解，认为绿色和平财大气粗，怎么还来和自己抢蛋糕？本土NGO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和某个NGO进行合作可能无形中得罪了另一个；再加上也一时吃不准政府的态度，怕合作会增加同行的政治风险，因此绿色和平最初选择了自己发展。
几年下来，绿色和平的成绩是看得见的，和本土NGO之间的合作也一点点开展起来，其以从做事的角度出发而不是“合得来合不来”的角度选择合作伙伴的做法，也渐渐得到了认可。许多本土NGO的态度开始变化。2006年10月的中华环保民间组织可持续发展年会上，绿色和平承担了许多协调、主办论坛的工作，这时，绿色和平已经被看作是中国的NGO，而不是外来的了。
伴随着绿色和平中国名气的上升，开始有很多人写信、发邮件、打电话来声援他们，并要求成为会员，由于相关的法律还不明晰，尽管绿色和平在其他地方都实行的会员制，但在中国还是不便开展类似的活动。
跨国公司为什么让步了？
2005年的一天，卢思骋和一个同事用10元人民币打赌，赌注是某国际电脑品牌会在一年内作出产品无毒化的承诺，当时，该公司在此问题上的态度仍很消极，但7个月后卢思骋还是赢了。绿色和平是如何迫使跨国巨头作出让步的呢？
2005年12月的一天，3名绿色和平的工作人员穿着白色防化服，戴着防毒面具出现在该跨国公司的大厦前，抗议该公司在其产品中使用有毒物质。第二天，这成了北京各大报的头版。“你可以有很激进的想法，但工作方法必须务实。我们之所以选择该公司，不是因为它是最‘毒’的，而是因为它是最有影响的、急于拓展中国市场、也肯定想不到它会在中国遭到抗议，在这种情况下行动，会让它措手不及。”这就是卢思骋一直强调的“聪明战略”。
而且，针对不同公司他们应用不同的战术，绿色和平一直在和另外一家台湾电脑生产商谈判接触，但没有借助行动或媒体施加压力。但“我们会给他暗示，‘如果你能走到同业前面，媒体会将你们作比较，你们会有一个很好的企业形象，会占有更主动的市场先机’”。这是因为“台湾公司比较好面子，如果给媒体曝光效果不见得好”。该公司最后也让步了。
转基因、气候变暖、电子污染，无一不具有专业化、技术化极强的特点，而绿色和平在这些充满挑战的领域挑战那些掌握着最多资源和权威的行业巨头，就必须也有很强的“技术”准备。
所以，在做农业项目之前，绿色和平花了4年时间做前期准备；绿色和平的一份6页报告，可能有5页是在评估、分析这样做的可行性，如果条件改变了，又该怎么办。“我们对环境问题的关注是经过筛选的，不是什么热我们做什么，甚至也不是什么重要我们做什么，我们要考虑自己的能力和可能的影响。像荒漠化，当然是很重要的问题，但它牵涉过度放牧，而我们没有足够的人力去和一个个的牧民打交道。”卢思骋分析道。
一个活动结束后，绿色和平内部会进行总结和评估，看有哪些教训可以汲取。评估还包括外部第三方的评估，甚至考虑引进专业的顾问公司。
在内部管理上，“我们需要的是有能力又有激情的人，在内地，我们的进入门槛很高，招的人也都是有思想、视野广阔的精英，这些人的发展需求是很大的，如何满足这种需求，我们还在摸着石头过河。但我们一定讲究过程的民主和个人创造性的发挥。这几年，绿色和平也有很多人员的流动，有人结婚离开了，有人找到了其他更好的发展机会，也有人是不能满足我们的工作要求离开的，但没有内讧和分裂。”
事实上，2006年，绿色和平国际联合其他10家国际NGO，签署了世界上第一份NGO“诚信宪章”，在管理透明化、员工价值、信息公开、财务公开、接受审计等方面作出了承诺。“有同行认为NGO只需要热情，不需要规矩，我不太同意这种说法。做好事也要讲究效率，NGO的管理和文化不能一直停留在过去。”卢思骋认为。
绿色和平喜欢做秀？
除了有在跨国公司总部前戴防毒面具的惊人之举，2005年5月，绿色和平的香港成员以鸡贩打扮，将盛载电子垃圾的鸡笼运至立法会大楼，讽刺电子垃圾在香港有如“无门鸡笼”般自由进出口。9月，他们又带着两名小丑演员，到立法会门前上演街头杂耍，讽刺中电、港灯和特区政府将改善空气质量的责任互相抛掷，有如“杂耍的小丑”。这些别出心裁的做法，让绿色和平得到了“喜欢做秀”的评价。
卢思骋对此的看法是：批评是好事，绿色和平在批评别人，其他人当然可以监督绿色和平，NGO并没有置身批评之外的特权。但他对“做秀”的指责颇感委屈：“不能因为我们得到媒体更多的关注和认可，就认定我们是在做秀。我们的每个活动都做得很扎实，当然我们注重和媒体的合作，因为要促进公共政策的改变，需要媒体的能见度，但我们不是为了自己出风头，而是为了促成事情的改变。”
5年下来，卢思骋最感遗憾的是当年的APP事件：当初绿色和平将事件通知媒体，就有很多媒体说APP是大客户，不能报；后来一些官方组织在接受了APP的赞助后，对APP改变了态度。这让卢思骋更深切认识到中国NGO的外部环境：不仅要面对政府，还有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
回顾那种热情和决绝，卢思骋说，“他们坚信‘只要我今天采取行动，明天就是新的世界’，这是我们这一代人无法理解的。我们太习惯无力感了，这可能是因为现状看起来太坚不可摧，但其实，世界并没有变得那么不一样，改变是可以达成的。”
以这样的信念，在过去几年绿色和平在中国掀起了一场环保风暴：披露香港新界地区存在国际电子垃圾转运中心；指责跨国公司在产品中使用有毒物质；反对金光集团APP在海南省采林；在中国首先揭露了电子垃圾问题，已经先后收到了索尼、诺基亚、戴尔、联想等8家公司的无毒化承诺；调查湖北省扩大种植转基因水稻，并将调查报告提交农业部；在香港和广州披露百佳超市蔬菜农药残留超标的检验结果……
尽管做到这一切需要非凡的热情和勇气，但绿色和平显然更强调毅力和聪明的方法。这也是绿色和平和许多本土NGO的不同之处：更多以科学而不是感性来说服大家；会花几年时间做一个项目的前期准备工作；不接受政府和企业的捐款；重视对员工的能力培养和热情的保持……
“脚踏实地，做不可能之事”，有意无意间，绿色和平践行着这句1968年法国学生运动的口号。
从国际NGO到中国NGO
1971年9月15日，一艘小船从加拿大温哥华出发，驶往一个氢弹试验场。这艘“菲莉丝·科马克”号船上有3人，他们的任务是见证一场潜在的灾难。绿色和平组织从此登上世界舞台。这个全球性非政府组织总部设于荷兰阿姆斯特丹，如今在40多个国家设有办事处，其成员达350万人，每年会费就收到1亿美元。
绿色和平组织触角第一次伸到中国大陆地区是1994年：一艘隶属于该组织的“彩虹勇士号”由德国籍船长驾驶到达南京港，试图上溯长江观察沿途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状况。后被中国边防、海关舰艇“礼送出境”，全国人民通过新闻媒体大多有所知晓。
绿色和平中国办事处于1997年在香港成立，2002年2月，以与中央民族大学开展合作项目为契机，绿色和平开始在北京开展活动，当时还处于不公开的状况。2004年开始，绿色和平开始公开活动，并尝试与媒体建立联系。关于登记问题，他们曾经到相关部委打招呼，但被告知“法规在完善当中，先等着”，这一等就等到了今天。“相关的部委肯定都知道绿色和平，大家也经常坐下来一起开会，工作交流很多，但就是不公开承认。”卢思骋告诉记者。
在卢思骋看来，因为政治文化的透射，国内很多NGO对政府的态度太过两极化：要么是害怕，千方百计地讨好；要么是反感和绝对的不信任。卢的看法是，政府是必须的、决定性的角色，绿色和平是要帮助、促进政府用创新的方法走上轨道，双方不是对立关系。
绿色和平甫一进入中国，就遭遇了一些本土NGO的不理解，认为绿色和平财大气粗，怎么还来和自己抢蛋糕？本土NGO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和某个NGO进行合作可能无形中得罪了另一个；再加上也一时吃不准政府的态度，怕合作会增加同行的政治风险，因此绿色和平最初选择了自己发展。
几年下来，绿色和平的成绩是看得见的，和本土NGO之间的合作也一点点开展起来，其以从做事的角度出发而不是“合得来合不来”的角度选择合作伙伴的做法，也渐渐得到了认可。许多本土NGO的态度开始变化。2006年10月的中华环保民间组织可持续发展年会上，绿色和平承担了许多协调、主办论坛的工作，这时，绿色和平已经被看作是中国的NGO，而不是外来的了。
伴随着绿色和平中国名气的上升，开始有很多人写信、发邮件、打电话来声援他们，并要求成为会员，由于相关的法律还不明晰，尽管绿色和平在其他地方都实行的会员制，但在中国还是不便开展类似的活动。
跨国公司为什么让步了？
2005年的一天，卢思骋和一个同事用10元人民币打赌，赌注是某国际电脑品牌会在一年内作出产品无毒化的承诺，当时，该公司在此问题上的态度仍很消极，但7个月后卢思骋还是赢了。绿色和平是如何迫使跨国巨头作出让步的呢？
2005年12月的一天，3名绿色和平的工作人员穿着白色防化服，戴着防毒面具出现在该跨国公司的大厦前，抗议该公司在其产品中使用有毒物质。第二天，这成了北京各大报的头版。“你可以有很激进的想法，但工作方法必须务实。我们之所以选择该公司，不是因为它是最‘毒’的，而是因为它是最有影响的、急于拓展中国市场、也肯定想不到它会在中国遭到抗议，在这种情况下行动，会让它措手不及。”这就是卢思骋一直强调的“聪明战略”。
而且，针对不同公司他们应用不同的战术，绿色和平一直在和另外一家台湾电脑生产商谈判接触，但没有借助行动或媒体施加压力。但“我们会给他暗示，‘如果你能走到同业前面，媒体会将你们作比较，你们会有一个很好的企业形象，会占有更主动的市场先机’”。这是因为“台湾公司比较好面子，如果给媒体曝光效果不见得好”。该公司最后也让步了。
转基因、气候变暖、电子污染，无一不具有专业化、技术化极强的特点，而绿色和平在这些充满挑战的领域挑战那些掌握着最多资源和权威的行业巨头，就必须也有很强的“技术”准备。
所以，在做农业项目之前，绿色和平花了4年时间做前期准备；绿色和平的一份6页报告，可能有5页是在评估、分析这样做的可行性，如果条件改变了，又该怎么办。“我们对环境问题的关注是经过筛选的，不是什么热我们做什么，甚至也不是什么重要我们做什么，我们要考虑自己的能力和可能的影响。像荒漠化，当然是很重要的问题，但它牵涉过度放牧，而我们没有足够的人力去和一个个的牧民打交道。”卢思骋分析道。
一个活动结束后，绿色和平内部会进行总结和评估，看有哪些教训可以汲取。评估还包括外部第三方的评估，甚至考虑引进专业的顾问公司。
在内部管理上，“我们需要的是有能力又有激情的人，在内地，我们的进入门槛很高，招的人也都是有思想、视野广阔的精英，这些人的发展需求是很大的，如何满足这种需求，我们还在摸着石头过河。但我们一定讲究过程的民主和个人创造性的发挥。这几年，绿色和平也有很多人员的流动，有人结婚离开了，有人找到了其他更好的发展机会，也有人是不能满足我们的工作要求离开的，但没有内讧和分裂。”
事实上，2006年，绿色和平国际联合其他10家国际NGO，签署了世界上第一份NGO“诚信宪章”，在管理透明化、员工价值、信息公开、财务公开、接受审计等方面作出了承诺。“有同行认为NGO只需要热情，不需要规矩，我不太同意这种说法。做好事也要讲究效率，NGO的管理和文化不能一直停留在过去。”卢思骋认为。
绿色和平喜欢做秀？
除了有在跨国公司总部前戴防毒面具的惊人之举，2005年5月，绿色和平的香港成员以鸡贩打扮，将盛载电子垃圾的鸡笼运至立法会大楼，讽刺电子垃圾在香港有如“无门鸡笼”般自由进出口。9月，他们又带着两名小丑演员，到立法会门前上演街头杂耍，讽刺中电、港灯和特区政府将改善空气质量的责任互相抛掷，有如“杂耍的小丑”。这些别出心裁的做法，让绿色和平得到了“喜欢做秀”的评价。
卢思骋对此的看法是：批评是好事，绿色和平在批评别人，其他人当然可以监督绿色和平，NGO并没有置身批评之外的特权。但他对“做秀”的指责颇感委屈：“不能因为我们得到媒体更多的关注和认可，就认定我们是在做秀。我们的每个活动都做得很扎实，当然我们注重和媒体的合作，因为要促进公共政策的改变，需要媒体的能见度，但我们不是为了自己出风头，而是为了促成事情的改变。”
5年下来，卢思骋最感遗憾的是当年的APP事件：当初绿色和平将事件通知媒体，就有很多媒体说APP是大客户，不能报；后来一些官方组织在接受了APP的赞助后，对APP改变了态度。这让卢思骋更深切认识到中国NGO的外部环境：不仅要面对政府，还有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